多视角下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解析
来源：《台湾研究》 作者：修春萍    2022-09-05 16:42:39

　　【摘要】台湾问题的属性是中国内政问题，其之所以复杂有时甚至棘手，究其原委，是因为它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及外部因素的涉入。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日本仅次于美国因素，日本因历史、地缘等原因对台湾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和想象。相较于美国因素，日本因素以其特有的形式存在于台湾问题之中，深入到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其存在形式、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影响在不断演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中日矛盾、摩擦增多，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逐渐显性化。这其中有中日关系紧张、台湾岛内政局变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相关战略力量角力加剧的作用。这些历史、地缘、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复杂而且特殊。

　　【关键词】台湾问题 日本因素 多视角 Taiwan Issue Japanese Factor Multi-perspective

　　台湾问题是一个有着复杂国际背景的内政问题。正是囿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若干外部因素的扰动，事关中国统一的台湾问题才一直延宕至今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在影响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美国是最大、最主要的因子，日本则次之。相较于美国基于建构全球霸权体系介入中国内战进而延伸到台湾问题，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则显得更为复杂和特殊。出于历史、地缘、现实等原因，日本因素以其特有的形式存在于台湾问题之中，并深入到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1949年以来，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其存在形式、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影响在不断演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中日竞争态势加剧，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意向明显上升，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日益凸显。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将从历史、地缘以及现实三个维度，对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进行多方位观察，分析各种要素的演化在日本因素上的折射及产生的综合作用，力求对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做出一个较全面、客观，更贴近现实的分析。

　　一、历史视角

　　在历史视角下观察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将有助于我们追根求源，了解、认识和解释当今台湾问题中日本因素各种表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近代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这段历史虽然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结束，但日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未消失，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又被人为地激活、放大，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更是出现了被肯定和美化的现象。与此同时，日本一些人的“台湾情结”也渐次被“唤起”，那些焦虑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右翼人士，开始聚焦于曾被日本占领过的台湾。他们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史，在台湾“发现”“挖掘”失落的“日本精神”，与岛内分裂势力共同重建日台之间的历史联结。这些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现象，将隐形于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逐渐显性化出来。日本因素在台湾社会长期存在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显性化发展，有其历史渊源，更有在特定政治氛围下，与历史相关的日本因素被利用和操作的显著特点。

　　日本半个世纪的对台殖民统治史，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民众反抗运动的残酷镇压，以掠夺为目的的殖民地建设，以及强化殖民统治的“皇民化运动”。

　　殖民地建设。中日甲午战后，日本强行占领台湾。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中，日本对台湾地区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建设。日本占领台湾后，强制没收土地、森林，有组织地将日本剩余农村人口向台湾地区移民，同时利用从清政府强取的赔款以及从台湾征收的高额税金，进行殖民地建设。占领初期，日本将中日战后“中国的3亿6千万日元赔款中的1200万日元，用作‘台湾经营费’”。①除战争赔款外，日本在台湾经营建设殖民地的费用，更多的是来自对台湾地区的榨取和掠夺。仅以税收为例，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地区的征税额，比日本国内要多出33%(日本国内的税赋为3円34钱3厘，台湾为4円45钱4厘)。②日本用这些税收在台湾修筑道路、铺设铁路、修建港口;修建水坝、灌溉、排水设施，进行农作物的品种改良、施肥。这些建设客观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建立和改善了岛内的交通运输体系。

　　但是，日本在台所有投入和建设的目的，在于巩固其殖民统治和进行殖民掠夺。日据时期，日本曾在台湾修建了若干水利设施，其中知名的有于1930年完工的乌头山水库——“嘉南大圳”。水库建成后，1933-1934年嘉南平原农作物开始增产，但增产的农作物大多低价运往了日本。1939年，台湾运往日本的农作物占到岛内农作物产量的51.8%，也就在这一年，主持和设计“嘉南大圳”的日本人八田与一，因台湾地区运往日本的农作物增加而获得日本天皇的四等瑞宝勋章。③日据时期，日本在台修建道路、铺设铁路、建设港口等，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北、中、南部的茶、米、糖以及木材等物资，运回日本，满足日本进行工业化和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

　　时至今日，日本对台湾地区的殖民压榨已成为历史，但为强化殖民统治而修建的许多设施和建筑还在，日本和台湾地区一些人刻意掩盖那段伴随着镇压、掠夺与榨取的殖民历史，让一些不明就里的年轻人嗅不到这些建设存留上的血腥，并形成日本对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错觉。

　　“同化”政策与“皇民化运动”。1895年以后，日本殖民者对连绵不断的台湾人民反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台湾同胞并未屈服，此起彼伏的武装抗暴仍给予日本殖民统治以重创。为此，日本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同时在岛内推行所谓“同化”方针。1919年11月，第八任总督田健治郎在其施政重点中明确表示，“(对)台湾的统治方针，要以日本精神为出发点，把台湾的民众当作帝国的臣民，使其效忠天皇，又需要培养对国家的义务观念，因此要致力于教化与诱导”④，通过扩充与普及台湾的高等教育等，加以“同化融合”。但在林献堂、蒋渭水等抗日领袖的努力下，“日帝的‘同化’政策不但无效，而且更激起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和反抗”。⑤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将台湾纳入其侵略战争体系中，“要求全岛居民支援战争”。为使台湾人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力，“殖民者推出了一个企图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的皇民化运动”，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的思想。⑥其重点有：“废止报纸上的汉文栏;推行常用国语运动;参拜神社;废止或禁止旧历年的礼俗;废止寺庙”。⑦1940年以后，日本统治者加大推动“皇民化运动”力度，强迫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推行“国语常用家庭”认定制度，强迫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日本化，试图从思想、宗教信仰，到语言、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对台湾人进行彻底的日本化改造。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遭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持久的抵制，“大部分台湾人表现上假装支持皇民化，而私底下还是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⑧面对台湾民众的心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将“皇民化”的重点放到青少年身上。他们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进行敬仰天皇、崇敬日本国旗活动，强化“皇民思想教育”。

　　从“同化”政策到“皇民化运动”，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了20多年在认知上“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改造，久而久之也培养出一批对日本抱有好感，愿意为日本殖民统治效力的人，并使得一部分从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人弱化了对祖国的认知和自身的民族意识，“自认为是日本人”。

　　台湾回归与“去殖民化”。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日本对台50年殖民统治终结，在台湾的45万左右的日本人包括15万军人及其家属被遣返回国。国民政府随即在台湾进行“去殖民化”行动。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后，进一步加大了清除日本殖民主义影响、摒除殖民文化的力度，包括拆除桦山、儿玉等日本统治者铜像及象征日本殖民统治的石碑、神社等，“禁止在学校使用日语教学、取缔宣传日本殖民文化思想的图书、撤除各种报刊杂志的日本版”⑨，以及重新命名行政区划和街道名称，一些曾经象征着殖民政权的建筑被转为他用等。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当局的“去殖民化”有其局限性，不仅有形的殖民地痕迹四处可见，人们生活中的日式习惯、思想中的日本方式、意识中的日本情结仍广泛地存在于台湾社会，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日常生活中日本元素比比皆是，包括日式陈设和生活习性，在会话中夹杂着诸如欧吉桑、欧巴桑、汤(温泉)等日语等。殖民地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残留在某些特定人群的潜意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元素在台湾地区活化、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中逐渐显性化的社会基础。

　　沉渣泛起。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逐渐显性化。究其原因，至少有三股力量在同时发挥作用：一是成长于日本殖民时期，深受日本“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影响的一部分人。他们多出生于上层社会家庭，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对祖国和民族的认同弱化，对日本抱有特殊好感。国民党当局迁台后，其中一些人虽然或为当局所用，或得到协助与支持，但对国民党当局处理省籍问题，及不信任、不重用当地人心怀不满与怨恨，如李登辉等。这些人在取得社会地位甚至掌握大权后，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其亲日态度，力图将日本因素引入台湾地区，为其对抗大陆寻求外力支持。二是形形色色的“台独”势力。老一代的“台独”分子，早前是以日本为大本营进行“台独”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居住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在岛内政治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活跃起来，力推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在岛内，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为寻求日本的协助与支持，竭力讨好、拉拢日本，不惜歪曲、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史，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的“辉煌成就”，抹灭日本殖民统治的恶行，选择性重建台湾社会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处心积虑地向年轻一代灌输错误史观。三是日本右翼亲台势力。日本长期存在着亲台势力，其中一些人具有相当浓厚的“台湾情结”，受中日关系友好整体氛围的限制，过去一段时期在涉台事务上表现得较为隐忍、低调。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环境、中日关系以及岛内政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他们的“台湾情结”被激活，关注参与台湾事务的热度大升。他们因日本发展停滞、优势感丧失而备感失落，试图从台湾这个前殖民地寻求“日本曾经拥有，目前却已失去的特质，重塑日本的生命”⑩，寄望于台湾在牵制中国崛起中发挥作用。他们鼓吹“日台命运共同体”，密切与岛内分裂势力的联系，支持、参与“台独”活动。

　　近十多年来，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明显增多，与上述三方面因素在特定时空环境下浮上水面，同时发生作用与影响有着直接关系。而这些因素与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史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纠葛。

　　二、地缘政治视角

　　地缘政治简单地说是空间或地理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现象。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首先提出地缘政治学概念以来，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给出各自的定义，人们的关注点不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不过，多数人同意这样的定义，即“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11)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伯纳德·科恩(Saul Bernard Cohen)认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真正价值是对构成国际关系基础和影响政治互动的地理因素的学术分析。”。(12)

　　当我们多维度观察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时，地缘政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台湾问题的产生且至今未能解决，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因素长期存在其中，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缘战略价值有着密切关系。

　　台湾的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角色。台湾岛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距陆地75至200海里，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东北方向是琉球群岛，距冲绳岛约335海里;南面是巴士海峡，与菲律宾吕宋岛相距约195海里，正处于西太平洋地区的中心位置，是连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南北重要枢纽。台湾于中国是防御海上来犯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是陆权与海权在东亚地区碰撞的交汇点。这一地理特点，使得东西方列强百余年来一直将其作为进入和遏制中国的桥头堡，从而成为他们觊觎、侵占的对象。

　　早在17世纪，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海权国家在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太平洋殖民扩张时，就认为台湾“西面正对着当年大陆东南两个重要海上贸易商港——月港和南澳港，占领台、澎(澎湖)就可以控制中国商品的货源，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台、澎向北可航行到日本、朝鲜各国，向南可抵达南洋各地，是太平洋西海岸航道的咽喉”。(13)日本在17世纪中叶丰臣秀吉时期便将台湾地区纳入了其对外扩张的视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将台湾视为向大陆扩张的跳板。当时就有人将中国视为“亚洲必争之地”，“不得此地则危，苟得此地则形成占据亚洲之形势”。(14)而在日本扩张的路线图中，有着中国“东南七省之藩篱”之称的台湾，成为其首先要夺取的要地。日本前首相松方正义曾称，“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我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此一门户不可”。(15)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地区。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一年后逼迫战败的清政府割让台湾，致使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南进东南亚的基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台湾地区才终于回归中国版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世界旧有格局，战后经过重组，最终形成了东西两大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版图，并开启了东西方冷战。在东亚，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最终被纳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在内战中失败的蒋介石政权退踞台湾，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也被纳入西方阵营。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太平洋西岸构筑起的封锁、围堵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岛链。这条岛链，从南到北，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台湾地区、琉球群岛、日本、朝鲜半岛，台湾地区作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美国东亚战略中扮演特殊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东西方冷战态势下的太平洋西岸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台湾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使用价值有所弱化，但地缘战略价值并未发生变化。从1970年日本配合美国在联合国搞“双重承认”，劝说蒋介石当局接受“两个中国”，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都可以清晰反映出日本对台湾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日本外务省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席位前夕，佐藤内阁就曾劝说蒋介石当局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这与日本长期以来企图肢解中国，解除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思维是一致的。

　　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与日本。中日是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是地理上的近邻，更是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两大主角和天然对手。中国是大陆国家。地缘政治学创立人之一的英国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大陆国家从它们所占领的领土来获取力量，其力量的大小与其所占领的领土的数量成比例。处于亚洲大陆的中国，有着辽阔土地、丰富资源，能够提供能源、原材料和食物，在地缘政治学家眼中，具有陆权国家的一切潜力。麦金德在其1919年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写到，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海岸线兼跨热带和温带，将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并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一种“既非东方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新文明。(16)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洲大陆国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影响辐射到东北亚、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甚至远至伊朗、欧洲。

　　日本位于西太平洋的北部，亚欧大陆板块的边缘，与中国一衣带水，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陆地面积狭小，约37.7万平方公里，且以山地为主。日本有着诸多海湾和良港，鱼类资源丰富，但同时又是一个国土面积狭窄、能源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地缘政治学家看来，国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区域、自然资源、生态状况、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空间因素的影响”。(17)大陆中国和海洋日本，完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塑造了两个民族的不同特性，也决定了两个国家大相径庭的地缘政治思想和政策选择，更深刻影响到两国关系。在中日长达数千年的关系中，曾经有过日本向强盛的中国学习、取经的历史，也有过积极对外扩张的日本侵略衰落的中国的经验。地理位置是不变的，但地缘政治格局却是变化的，因为“地缘环境与政治过程都是动态的，每一方影响着另一方，又被另一方影响”。(18)中日两国关系在变化的地缘环境中发生着改变，同时也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中日两强并立局面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一夜之间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称霸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冷战格局下被束缚的各主要战略力量的政治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着新世界地缘政治的重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呈现出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中日两强的并立。战后的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借助美国因朝鲜战争的大量采购，开始了经济的全面复兴和起飞，经过不到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到1968年日本已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长时间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领头雁”的角色。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持续数十年的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对外交流交往不断扩大，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在地区事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东亚地区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局面。

　　越来越开放、与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中国，在地缘政治学家眼中，“作为东亚的中心，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以海洋为导向的经济基础，其与它的大陆性质结合在一起，使它能够开辟出一个单独的大陆海洋兼具的地缘战辖区”。(19)而近代以来一直以亚洲地区唯一现代化国家自居的日本，全然不能适应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挑战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地位，甚至可能威胁到日本的战略安全。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无论是日本官方公开的文件中越来越露骨地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还是日本自卫队将防卫重心从北方转向西南方向，都可以看出其对中国的战略猜忌。中日关系开始进入相互不信任度上升、竞争加剧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台湾地区对于日本而言，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或如著名的地理学者罗伯特·D.卡普兰所言，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冷战结束后在防范中国崛起中继续发挥作用，“在第一岛链这个海上‘反向长城’的所有守卫塔中，台湾地区处于最高和最核心的位置。一旦台湾地区回到中国大陆怀抱，它所扮演的海上长城和要塞的作用就戛然而止，而中国海军就会立刻处于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国家的能量，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能量，将急剧地向外投射，达到现在不可想象的程度”。(20)日本对进出口依赖度很高，海上通道是日本的生命线。而台湾地区是日本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的必经之路，正扼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要冲。因此，日本有人声称，“台湾如被日本以外的国家控制，就等于给日本的脖子套上一条可以随时勒紧的绳索”。(21)维持台海两岸分隔状态，不仅是日本的安全利益需求，而且是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台湾是中国进出太平洋的重要门户，早在100多年前就已具有海权意识的日本，当然会看重台湾在阻止中国走向海洋、发展壮大的重要价值。这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插手台海事务的意愿增大，进而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一段时期中日关系中相对隐性存在的台湾问题日益显性化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但在东亚地区，中日两个强国的地缘政治摩擦却在加剧。虽然中日未来的竞争与摩擦将如何演化尚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中日间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不会停止，甚至可能升级。

　　三、台海现实视角

　　日本因素长期存在于台湾问题之中并产生影响，除了历史与地缘政治背景外，台湾岛内以及围绕台湾海峡的诸多现实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台湾内部势力对日本的借助与拉拢。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为了与大陆对抗，无论是以“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为目标的蒋氏父子政权，还是谋求“台独”的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当局，以及主张“不独、不统、不武”的马英九当局，虽然政治立场大相径庭，政策目标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争取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日本的支持，以抗拒大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单就两岸力量对比看，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期，若没有美国等外力的介入，台湾当局根本无法阻挡中国政府统一全中国的步伐，台湾问题也不可能迟至今日未能解决。换言之，台湾当局一直存在拉拢、争取日本与大陆抗衡的意愿，这是台湾问题中日本因素长期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不过，由于岛内不同执政当局在两岸政策上的基本立场不同，引入并利用日本因素的侧重点有明显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因素在台湾问题中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程度。蒋氏父子当局，将日本视为其抗衡大陆的助力，对日本有限利用，也限制了日本因素在台湾地区的存在。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将日本作为其“谋独拒统”的重要外力，全面推行亲日、媚日政策，大力发展台日关系，造成了日本因素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渗入。在两岸实力对比继续拉大、两岸经济社会不断融合的大背景下，2016年上台的蔡英文当局为抗拒来自大陆的统一压力、谋求台湾的“事实独立”，对日本的依赖更重，竭力争取日本对其政治上“事实台独”政策、经济上疏离大陆政策、国际上提升实质关系与拓展活动空间政策等给予全面支持。台湾当局主动投靠日本，无疑给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更多机会。

　　此外，岛内社会逐渐蔓延的分离意识也为日本因素渗入台湾地区提供了条件。台海两岸分隔长达60多年，在此期间，两岸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也存在不小差异，客观上容易造成相互间的隔阂和疏离。但导致台湾多数民众对大陆产生不同程度的误解和不信任，特别是台湾社会的分离意识增长，更主要的是台湾当局的刻意引导。李登辉、陈水扁相继主政20年，大力推行分裂国家政策、推动“去中国化”，尤其在青年人中制造与大陆对立的本土意识，从而使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国家认同错乱，具有或多或少的“台湾主体意识”、分离意识。面对两岸力量悬殊对比进一步扩大，大陆越来越强有力地主导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一些台湾民众包括年轻人对两岸日益接近抱有疑虑，甚至恐惧现有生活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在此社会氛围下，无论是“谋独”还是“拒统”，都迫切需要获得外力的支持与依靠，而与台湾有着特殊关系且在担心中国大陆崛起有共同利益的日本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他们投靠日本，迎合日本右翼肢解中国等的主张，主动将日本因素引入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两岸关系之中，为“谋独拒统”寻求靠山和精神支持。这也是台湾问题中日本因素显现并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中日竞争态势加剧。中日两国是地缘上的天然对手，而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又在两国间深深埋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虽然两国政府都强调发展友好关系，但是一些问题和矛盾诸，如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其中，台湾问题一直是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筹码，而如何使用这个筹码则取决于中日关系状况以及日本政府采取何种对华政策。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近20年时间里，日本也在进行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努力，两种不同的诉求进入21世纪后开始正面遭遇。一方面，日本在经过10多年的经济停滞之后，推动“正常大国化”、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力度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步伐越来越快，在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愈重要。2010年中国GDP达到6.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还在加速，2016年中国GDP达到11万亿美元，日本为4.38亿美元。中日实力对比的逆转，引发了相互关系的微妙变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友好主旋律开始变调，中日关系出现了向坏的趋向。对此，日本学者分析认为，“这是中国相对于日本地位上升局面出现后的表现。日本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而感到冲击的实质在于日本至今未跳脱‘日本=优者，中国=劣者的构图’”。(22)这仅仅只是揭示了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心理层面的不适应，而在现实层面上则表现为日本对中国越来越明显的战略猜忌和防范。这种对华的战略猜忌和防范，与日本维持在东亚地区既有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交织在一起，推高了中日之间的摩擦与竞争。

　　在此背景下，“台湾牌”在日本对华牵制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迅速提升。日本政界、学界有关“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的存在对日本的安全非常重要”“中国一旦统一，控制西太平洋海域，中国在战略上将比日本明显处于优势”等言论逐渐升温，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井严喜露骨表示，“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考量，要维持日本繁荣，独立自由的台湾相当重要。如果中国威胁台湾独立现状，将影响到日本。台湾与日本可谓是生命共同体”。(23)日本政府一改过往谨慎处理对台关系的做法，转而更加主动、积极介入台湾事务与两岸关系。小泉政府以来，日本政府虽多次换届，但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有增无减。安倍政府第二次上台后，在中日竞争态势加剧，日本对华政策更趋强硬的背景下，台湾在日本对华牵制战略中的使用价值进一步上升在所难免。事实上，安倍政府已经加大调整对台政策的力度，日台关系快速升温，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可以预期的是，中日竞争态势将持续一段时期，这意味着日本对台湾战略价值的重视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日本为确保台海战略格局维持在对日有利的态势，将进一步增大对台湾事务的介入，提高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力，强化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能力。

　　美国角色。战后以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直在西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强势影响东亚事务。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重要盟国。长期以来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在美国维持东亚战略格局、牵制中国的亚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地理学家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和日本还在太平洋上进行夺岛恶战之际，就已建议美国“与日本结成战后联盟，以对付苏联等大陆强权，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这个强大的东亚海上岛国在远东可以发挥同英国在欧洲一样的作用。”(24)事实上，二战结束后，被美军占领的日本很快就被纳入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之中，变成美国围堵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的远东大本营，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

　　美国是影响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也是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和操纵者。由美国一手操纵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而不是“归还”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埋下伏笔，也成为日本历届政府拒不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重要借口。而这只是开始，《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日本吉田茂政府与退踞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日华和平条约”，承认蒋介石政权;上世纪70年代前后，日本在联合国配合美国推动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即中国取得在联合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同的席位，台湾当局仍以一般会员国的身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等活动都是在美国的操控、安排下进行的。此外，自1951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日美同盟关系以来，台湾地区一直被公开或隐晦地纳入美日共同防卫的范围之内。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一段时期，日本虽然在配合美国台海政策方面保持不变，但在涉台问题上相对谨慎，较为顾忌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2000年以后，随着美国加大对华牵制力度，推动日本介入台海事务的力度也不断增加。2005年，美日首次公开将“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目标”。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称，“美国强烈关切此事，对日本而言，其中并无特别新的成分”(25)，暗示是美国的坚持。由于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国家利益、战略考虑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并且还受到中日关系的牵制，日本有时也不完全与美国保持同一步调。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日本在与台湾地区断绝官方关系，恢复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就走了在美国前面。陈水扁主政时期，进行“台独”冒险行为，造成台海局势高度紧张，损害到美国台海利益，引起小布什政府严重不满，美国政府多次对陈水扁的“台独”挑衅发出严厉警告，但日本政府却始终不对“台独”问题做明确表态。不过，值得重视的动向是，近年来，随着中日竞争加剧，台湾地区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使用价值上升，日本表现出积极配合美国台海政策，有时主动借助美国力量，甚至暗地里推动美国加大介入台湾事务，加强对台湾影响力的趋向。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方面仍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通过多视角审视，可以对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大致总结出三大特质：

　　复杂性。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相较于任何外来因素包括美国因素，都更容易渗入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容易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发生连接，日本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因此而相对广泛、深层次。

　　长期性。从根本上说，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包括日本在内的外部因素就会存在一天，台湾就会是其手中对付中国的一个筹码。就中日关系看，走过相互适应彼此变化、降低战略猜忌与竞争，进而建立起健康、稳定、互信的两国关系还需要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日本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在介入台湾问题、影响台湾事务、干扰两岸统一方面的主观意愿只强不弱，相关措施也不会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将伴随两岸走向统一的全过程。

　　影响的递减性。这是由中国大陆主导、塑造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越来越强决定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措施越来越有效，两岸经济社会不断融合，日本因素对于对台湾问题的影响逐渐减弱是必然趋势。

　　注释：

　　①[日]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8页，转引自许介鳞著：《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版，第27页。

　　②[日]北山富九次郎：《豐かな臺灣の財政》，《台北帝国大学政学科研究年报》第一辑，第96-108页，转引自许介鳞著：《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版，第38-39页。

　　③许介鳞：《日本殖民统治赞美论总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版，第38-39页。

　　④[日]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译，刘文甫监译：《台湾历史——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四六年 五十年的轨迹)》，致良出版社，2012年11月二版，第244页。

　　⑤王晓波：《台湾史与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68页。

　　⑥参见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第217-218页。

　　⑦[日]铃木满男著，蔡恩林译：《日本人在台湾做了什么》，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212页。

　　⑧[日]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译，刘文甫监译：《台湾历史——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四六年 五十年的轨迹)》，致良出版社，2012年11月二版，第403页。

　　⑨参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6年工作报告》，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第234-235页。

　　⑩[日]中村胜范编著，钟宪译：《日美台协防内幕》，台北：正文书局有限公司，2000年第1版，第299页。

　　(1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12)[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二版，第14-15页。

　　(13)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第20页。

　　(14)殷允凡等合著：《发现台湾》上册，天下杂志社，1992年2月版，第177页。

　　(15)转引自丁名楠：《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6页。

　　(16)[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203页。

　　(17)[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政治地理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8)[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9)[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8页。

　　(20)[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21)孙云：《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浅析》，《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

　　(22)[日]家近亮子、松田康博等编著：《岐路に立つ日中关系——過去との封話·未来への模索》，晃洋书房，2007年版，第3页。

　　(23)《日美保安事务局长：中共渐崩解的帝国》，台湾《联合报》2002年8月17日。

　　(24)[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25)《美坚持台湾纳入安保声明》，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