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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战探析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张志永 吴刚   2022-09-29 09:01:20

  摘要: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同日伪军进行军事、经济等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激烈的对敌文化战,它大致经历了宣传动员、对敌政治攻势和群众性文化战三个阶段,参战主体从军队、专业剧社扩大为边区全体军民,宣传重点从动员群众、瓦解敌伪军逐渐发展为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并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它充分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有效地弥补了边区物质方面的劣势,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既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对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文化战

  作者简介:张志永(1964-),男,河北新乐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对敌文化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但迄今人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很少,并大多流于政策解读或泛泛评价,鲜见具体、详细的区域研究,至于对敌文化战方面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这远没有反映出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本文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区域研究对象,根据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对敌文化战的发展演变过程,客观地评价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除了军事侵略外,还非常注意利用 文化征服中国人心。早在抗战以前,日本曾明确提出,“中日之间,不必专事研究陈腐学问,或做考古学的研究,应先实行 为中日两国国民亲善之工作”试图利用文化认同的 纽带来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抗战爆发后,日军通常都 配有随军宣抚班,其工作“重点放在使中国军民懂得其一切 幸福的获得,必须反共叛蒋,依靠亲日防共的新政权”,华北伪政权成立后,提出“绝对排除容共政策”,以体现东亚道义 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准,与邻邦友好相处,谋求真正的亲善合作。在沦陷区强力推行奴化教育和反共宣 传,以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思想,从精神上灭亡 中国。

  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立即进行了各种宣传动员工作,大量刷写标语、张贴布告和散发传单等,迅速把华北民众发动起来,掀起了抗日运动高潮;同时。还向日军散发八路军总部的《告日本士兵书》,其中指出,日军士兵也是工农出身,不要替日本军阀卖命;只有打倒日本军阀,工农才能获得解放。以此启发其阶级觉悟,分化、争取日军。不过,这仅是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动员民众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宣传,还不是自觉地进行文化战。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华北各地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的指示后,晋察冀军区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工作可以激发“反战情绪,削弱以至瓦解敌人的战斗力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便命令各部队“制发大量的宣传品、画报、传单,最好是简短的东西”,结合当地敌伪军实际情形,编写“具体的宣传材料”,“在各地尤其边区散发、张贴,利用小贩、居民送进敌区去,利用邮寄、河流、风向散布宣传。”在作战或与敌军对峙尤其撤退转移时,更要大量散发张贴、画写,并且有计划地组织喊话、唱歌”。

  此后,晋察冀军区逐渐加强了对敌政治宣传工作,还改进了说教式宣传方法,更注重用情感诱导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1939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发布了《告日本士兵书》和 《告在敌寇压迫下的武装同胞》,前者在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和“独霸远东”的阴谋后说,“两年来华作战,福利于君何有;战争担负既重,老幼妇孺谁看;天伦之乐长绝,战争滋味饱尝;生也等于死别,死也葬于他乡……故国远隔重洋,不堪回首扶桑”,指出造成这些痛苦的根源是日本法西斯军阀,中、 日人民本是朋友,不应当自相惨杀,应当“共同打倒日阀,彼此始得解放。”后者则策略性地把“伪军”称之为“在敌寇压迫下的武装同胞”,以血浓于水的亲情化解对立情绪;同时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列举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宣传中华民族光荣历史,用传统的“忠”奸”对比的褒贬模式号召这些同胞“趁机反正”,为国尽忠,并提出一些优待政策。晋察冀军区加强对敌军宣传工作后初步收到较好效果,如 1939年5月大龙华战斗中一些受武士道精神毒害颇深的日军士兵开始自愿缴械,十多名日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回去后,都说八路军好;在7月另一次围歼俘虏所在部队时,日军“多为不战四散逃窜,其后有数日兵举手缴枪。”至于伪军投诚、反正事件更是屡屡发生,仅8月份伪军反正者就有约一千二百人。

  一

  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各级党、政机关均设置了文化部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文化工作者救亡协会等文化团体,各军(分)区和一些地方政府、群众团体也纷纷组建了专业剧社,如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分别组建了抗敌剧社、火线剧社,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了铁血剧社等,这些团体剧社积极推动了边区各项文化建设工作,同时也参加了各种政治宣传工作,成为对敌文化战中又一支生力军。至此,边区对敌文化战初具规模。各剧社经常在边区各地甚至深入到敌占区,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由于华北农村人们绝大多数是文盲,看不懂书摇标语,故。艺术性的宣传和带娱乐性的宣传是宣传工作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事实是常常这样,开会讲两点钟话不如演一个好剧起的作用大,上一次课不如开一个晚会的效果多”。冀中七分区前进剧社多次到敌占区甚至无极,深泽县城边缘村庄突击演出,他们都是在出发前化好妆,天黑后由部队掩护进村,搭起简易舞台,拉开幕就开演,演完后迅速撤回才卸妆。每次演出剧社都根据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需要,排练短小精悍的节目,用艺术的形式宣扬民族精神,揭露敌人欺骗群众、惨杀人民的罪行,受到敌占区受苦难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1940年“百团大战”开始后,有的剧社直接参加了战斗。如晋东北大众剧社响应“扩大解放区” 的号召,分成5个小队,越过封锁线,深入到五台、繁峙、崞县、定襄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每个小队都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作了许多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等项工作。边区专业剧社以文艺为武器,直接到游击区、敌占区开展政治宣传活动,堪称中外文艺史上的一大创举。

  边区发动对敌文化战后,明确地区隔了敌我界限,唤起了边区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争取了许多落后的群众组织,吸引他们参加到抗El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过去在敌人欺骗、压迫下的群众,今天多已摆脱出来,有的开始动摇。许多汉奸政权已经被我们摧毁,一部分伪军在我们宣传号召之下反正过来”。不过,晋察冀边区尚处于初创时期,还没有把文化战作为对敌工作的重点,故文化战仅属于辅助性质,参战主体限于军队和专业剧社,形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这实际上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化战,因此,在瓦解敌伪军方面“成绩是微弱的”。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了巩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连续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力战”,把思想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其中心号是“反共” 与“建立东亚新秩序”,提倡封建、落后的顺民主义,灌输奴化思想,以图麻醉、消灭人民抗日的民族意识。他们一方面组织县城小学生队、妇女队、戏班子下乡,在警备队等伪军掩护下流动宣传,演旧戏,演电影,召集庙会,开赛马会,开庆祝会或在敌伪军出发时召集群众讲话,作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大量印发《建设报》等宣传品,伪造边区《抗敌报》、《堡垒报》、 《北岳导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八路军已被消灭”等谎言,迷惑群众,再加上El伪军残酷大扫荡后,晋察冀边区面积大幅度缩减,处于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致使许多人思想非常苦闷,混乱,。其为敌占区者,群众对我不了解,敌我观念模糊,对抗战亦不了解巩”,甚至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

  为了粉碎日伪军治安强化运动,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边区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宣传工作,特别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英等国对日宣战,“使我们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的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敌占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此后,晋察冀边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了对敌政治攻势,分别在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1942年3月至7月、8月至12 月掀起了三期对敌政治攻势高潮。

  具体来说,政治攻势是以文化为武器,对沦陷区群众、日伪军发动思想、心理等攻势,。不仅是狭隘的政治宣传与组织工作,它必然要包括有武装活动,以及民运的、经济的、锄奸的等等斗争成分在内,同时它是为着进行各种具体斗争而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不是以直接消灭敌人为目的,但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政治攻势“是促成着抗战胜利的条件”,“也是我们今后坚持敌后抗战和坚持根据地的一个重要保证”。政治攻势开始后,各主力兵团、各区队与各分区直属队一般以专业剧社为主组织武装宣传队,“在分区的领导下,统一的有计划的进行工作……队员10人至15人为最少,多至30一40左右”。他们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经常深入敌占区,以文艺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同时配合其他斗争,打击敌人,振奋沦陷区人们的精神。

  首先,文艺宣传。武装宣传队经常深入敌占区村镇,突击开展文艺宣传,这是政治攻势最常见的形式。“老百姓在危险之下看我们的戏,他们来不但是因为苦难压抑着,为了来找点快乐,更要紧的,是为了来听点什么看点什么。要“八路军和共产党告诉我,这日子怎样过”。故武装宣传队除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等保留节目外,还针对当地斗争形势,根据当地真实事件临时排演了许多节目。这些地区性小事件虽然不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但对于交通信息闭塞的偏僻农村地区而言,发生在身边的真切小事件反而比全国性大事件更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如西战团取材于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集体屠杀灵寿县东城南村男女老幼八百多人的事件,突击排演了《东城南》一剧,揭露了日伪军借开会为名溢杀无辜的罪行,用血的事实教育人们,在残暴的法西斯面前,放弃抵抗、做亡国奴是没有好结果的,只有奋起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有效地激起了灵寿及其附近数县沦陷区人民对日伪军的仇恨心理和复仇的情绪,增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据不完全统计,“在三次政治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火线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7个剧团,曾先后在游击区及敌占区演出350次,展览180次,写大标语234件,街头宣传250次,吸引观众12 万5千余人,编大小剧本188篇。歌曲91个。通讯、报告、宣传诗等154篇,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深入游击区、敌占区,走遍了几十个县、几百个村,在极度紧张的流动环境中,不断的演出,此尚为第一次”。

  其次,开会、演讲和喊话等。武装宣传队除了文艺宣传外,还召开多种形式的会议或进行家庭访问等,根据不同对象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如对伪村长、报告员、保甲长、青训生等施以短期训练教育,与他们建立秘密工作联系;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宣传党的宽大政策,要求他们劝告伪军改过自新;召开敌占区士绅座谈会,茶话会,广泛介绍边区的建设成就和边区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等,打消他们对边区的误解和疑虑。武装宣传队不放过每个可作宣传的机会,并根据不同对象适当调整宣传内容。以适合其觉悟程度,“多利用风俗习惯和民众形式”,避免过左的行动或污蔑他们的行为,尽量减少敌占区人们的抵触情绪,从而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沦陷区社会各阶层人士,动员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喊话则是同据点、炮楼内日伪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主要是讲解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促成其反战,厌战、悲观失望的情绪,并警告日伪军不许残害百姓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期政治攻势中武装宣传队就召开各种座谈会258次,共7 800余人参加。许多群众说:听你们这一讲,我们心里都明白了,日子有熬头了。

  另外,为了使宣传收到长期效果,边区还大量印发《日军之友》和《实话报》两份周刊和布告、传单、标语、图画等宣传品,宣传内容简单明了,大多采取了街头诗、歌谣、故事等通俗宣传形式,尤其注意从感情上、切身问题与生活体验上感化日伪军。如1942年新年时,边区给日军据点送去装着宣传品和食品的慰问袋,其中有传单、日文学校招生广告、通行证、歌集、游戏棋、贺年片等,甚至还把宣传品送进了保定城,日军大为恐慌,连续戒严3天,紧闭城门,到处搜查。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边区1942年“一年共作宣传小册子约164万份(部队的、中日文在内);共出《实话报》43期,12万9千份;共出《日军之友》、《战友》33期,76 500份,共制发慰问袋240 个,《活路》10期,5000份(朝鲜文).……起了其他宣传不能代替的重大作用”。

  敌我双方在文化战线上斗争非常激烈,经常会打起遭遇战。例如,1942年春抗敌尉社深入敌占区腹地定襄、忻县、崞县一带开展政治攻势,恰逢日伪军带着旧剧班、小学生下乡宣传;日伪军在自家庄演戏,抗敌剧社就在南庄演戏,双方警戒哨互相可以望见。日伪军邀请山西三流的戏班子—— 九岁红、十六红挂头牌,三天戏码是《春秋配》、《大劈棺》,《花子拾金》、《玉虎坠)、《哭灵堂》等封建戏剧,另外还有日本人训话、新民会演讲和话剧讲习所毕业生的文明戏等。抗敌剧社演出了《人间地狱》、《弃暗投明》等抗战戏剧和歌曲、相声等节目,举办了美术、照片展览。“敌人在自家庄唱戏的花费:包银3天,900元整,招待费800元又400元,纸烟费 (料面,大烟)600元整,慰劳品折洋320元整,共支白洋 3 020元,自家庄等4村摊派。”而抗敌剧社仅花费“煤油8 斤,洋蜡1包、火柴1包。合洋边币42元整。”两相比较,抗敌剧社不仅在宣传内容上有道义优势,还在经济上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双方文化战远远超出了口水战、笔墨战的范围,甚至“写标语……竟是一种流血的战斗”,一块墙上擦标语和写标语反复多次,“敌人写完‘剿灭共产党八路军’去了,我们的人来了,只把‘剿灭’两字涂去,另换上‘拥护’两字,整条标语就变成‘拥护共产党八路军’。随后,敌人又把‘拥护’改成‘剿灭’,我们又把‘剿灭’改成‘拥护’,敌人一怒,就要杀害我们的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不怕杀,还要写”。

  晋察冀边区发起大规模政治攻势后,彻底戳穿了敌人散布的八路军已被消灭等谎言,使人民知道了做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有效地唤起人们的悲情意识,提高了抗战情绪,增强了斗争意志,对边区渡过抗战最困难时期起到了巨大作用。八路军政治部表扬道,“你们成绩是很好的,无论在力量的动员上,组织领导上,以及对敌伪及敌占区群众的宣传上,每次都是有进步的”。不过,由于当时军事形势极为严峻,政治攻势主要由军队及专业文化团体参加,尚未发展成为群众性文化战;政治攻势也属于突击性质,没有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三

  1943年以后,国际形势对日本明显不利,日本被迫调整对华战略,表面上提出“不干涉中国内政”等1口号,实际上更隐蔽地运用“思想战”来愚弄、控制中国人民,日军除了加紧新闻封锁以掩盖失败真相外,还继续鼓吹所谓“大亚洲主义”、“大东亚战争”,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妄想达到“综合一亿华北民众物心总力,完成大东亚圣战之目的”。

  为了粉碎日军新阴谋,1943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提出“动员一切力量(党、政、军、民),展开向敌人的全面的进攻。”特别是1943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最后一次大“扫荡”失败以后,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扫荡”了,被迫采取守势,这更为我根据地开展对敌文化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边区迅速地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投入到政治攻势中去,采取了武装斗争与政治宣传工作相结合、突击宣传与经常宣传相结合等方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文化战,“这就是当前准备反攻的一个实际步骤,一个迫切任务”。并分别在1944年春季、夏季、秋季以及1945 年春季掀起4次政治攻势高潮。

  群众性文化战的突出特点就是参战队伍数量空前扩大。除了各分区武装宣传队继续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外,边区军民也都动员起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文化宣传工作。边区内部普遍掀起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组织广大群众利用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期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抨击日伪军的各种欺骗宣传和封建迷信落后的思想。广泛宣扬边区人民的幸福、快乐生活;这与沦陷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心理上对沦陷区群众产生了强烈的“磁吸”效应。如1944年12月灵邱县五十多个村剧团开展新年文艺活动后,吸引了大批敌占区老百姓来边区过新年,他们观看了村剧团演出的戏剧后,感叹说:“咱们在川下就是这样受罪的!看边区多快乐。”同时。边区民兵利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优势,常常深人敌占区继续发动政治攻势。如 1944年4月16日夜间,龙(关)崇(礼)赤(城)县统一发起了群众性政治攻势,区干部率领民兵进入敌占区,“在炮楼及大乡的围墙上,贴满了传单和布告……并在接敌区的几个村庄召开群众大会,给当地人民讲解目前抗战形势,散发抗日传单”。甚至一些沦陷区村庄的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涂改日伪军标语。如寿榆一区45个行政村,一夜间把敌伪标语全部换成了抗日标语,当日军命令伪村长擦掉标语时,破天荒地遭到了伪村长们的集体抵制,说害怕“八路来了,我死了死了的有”。

  在抗战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共倾向日益明显,故边区文化战除了宣传抗战之外,还有意识地增加了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内容。以提高人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用具体事实和各方面的舆论宣传我党我军伟大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蒙蔽及一部分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强调“只要有中国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中国……就一定能够胜利”,“民主、自由、和平的新世界和新中国一定要实现”。例如在对伪军宣传中着重说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前途,批驳“曲线救国论”,“反对其‘变天’ (‘战后仍是蒋介石的天下’)思想。扩大反法西斯的宣传…… 加强关于我党我军的政策与实际力量的宣传,争取人心向我”等,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争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范围,主要是破除人们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当然,对日军宣传仍然以促其厌战、反战为主,但方法更加成熟,“切忌生硬与提出过左的口号(如‘反对天皇’),应将日本士兵眼前的、部分的、经济的、政治的要求与总的、长期的要求密切地生动地联系起来,火力应对准日本法西斯军部,逐渐提高日本士兵的政治觉悟”。

  另外,随着边区的恢复和参战队伍的扩大,文化战的宣传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敌伪军,而要扩大到所有伪组织、新民会、反共支部,以及敌占区、游击区的广大人民,并针对这些不同的对象,给以具体的宣传”。文化战的地域范围从北岳区扩大到冀中、冀东和冀热察等地区,尤其是扩大到过去宣传工作难以深入的敌占区腹心地带,如在北平、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大城市中建立了秘密宣传站,散发《实话报》等宣传品。到1945年上半年,“在我根据地周围各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较前已有很大发展”。

  边区开展群众性文化战后,全面宣扬了党的政治主张和边区的幸福生活,强化了边区的民族主义形象和正当性基础,彻底打败了日伪军的思想战;广大群众抗战胜利信心日益增强,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则普遍感到前途迷茫,甚至求助于鬼神保佑。如浑源城日伪军竟然到关帝庙里抽签问卜,“一个老和尚给他们解说要他们‘逃活’(意思是逃活命),但这群混蛋听成了‘淘河’,因此在浑源川下抓了800民夫淘起浑河来了,敌寇恐怖狼狈的败像,已完全无法掩盖了,所谓 ‘皇军威风’,早已丢光了。川下同胞互相传言,‘日本人不顶事了!’”从这件小事上折射出日军完全丧失了战争初期的骄狂,流露出败局已定的惶恐心理。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日双方实力不对称的民族战争,日本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等物质力量,中国则据有道义、政治等优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就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晋察冀边区对敌文化战是战争通过文化形式的继续,它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首先,开展大众文化启蒙运动,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思想支柱。文化战主要是对民意的争夺,由于边区过去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抗战初始一般民众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并无切身的认识和感受,再加上日伪军的大肆欺骗宣传,使一些人产生了亡国论和顺民思想。日军不无蔑视地说,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

  晋察冀边区开展文化战以后,充分利用了政治、道义和心理等优势因素,通过对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等的宣传解释,营造了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革命意志等“软实力”氛围,它不仅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启蒙和近代意识的提高,还有效地发挥了文化的“粘合剂”效应,整合了边区各阶层利益,将一盘散沙般的大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战,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一些国际友人看到“中国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居然能大谈抗日国事”后,对“人们的政治意识的进步”“感到惊奇不已”。日军承认,“他们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是有着相当成就的。这和组织民众的武装,成为中共坚持存在于山间冷地的两个有力因素”。

  其次,粉碎了敌军的欺骗宣传,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不仅继承了古代。心战”的传统,还从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扬长避短,把“心战”从战术层面提高到“战略意义的”地位,最终发展为群众性文化战。他们娴熟地运用了戏剧、音乐、美术、报纸等一切文化形式,开展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宣传活动,并在不同时期不断地调整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不仅戳穿了日伪军鼓吹的奴役文化、封建反动的文化和欺骗宣传,还彻底粉碎了他们“以华制华”的阴谋,有效地唤醒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的民族意识,唤起了群众民族认同感和同仇敌忾的情绪,使边区人民始终充满着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抗战必胜的自信和自强精神,从而最广泛地团结了边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成为边区人民坚持八年敌后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边区文化战也向国内外人民宣传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激起了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帮助。许多汉奸文人哀叹道,写文章时“如果没有抗日的字句,那读者都不读了”。

  第三,分化、瓦解了日伪军,支援了边区军事斗争。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扭转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是胜利的关键。文化战就是借助各种攻心手段,发挥思想、精神、心理上的“涣散荆”效应,在不知不觉中分化、削弱敌人的对抗意识,从而降低敌人的战斗力和组织力。抗战初期日军极端狂妄自大,“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军在我政治攻势下厌战情绪继续普遍加深”,“伪军伪组织更加动摇,敌占区人民以及伪军伪组织中对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信念差不多一半是肯定的。”到1943年后,日伪军厌战反战情绪更是普遍增长,1944年日军前线士兵自动投降与逃亡的人数激增(自动投降者占去日俘虏总数48%,等于1940年的7倍),“与我军类似联欢形式的事件已在局部地区炮楼喊话中逐渐形成,对我慰问袋、信等开始乐于回答,反抗上级事件不断发生”。日军承认,“战争的长期化、缺乏物资、治安不良、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等等,使日本人的信念受到压力,从而产生败战的意识。”由此可见,边区文化战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强弱转化,有力地配合了边区军事斗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比起这些直接的抗战效果而言,边区文化战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奠定了人们基本的政治心态结构。它不仅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诠释了边区政权的合法性,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与日伪军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不断深入传播开来,还唤醒了边区民众的阶级意识,“各阶层人民已逐渐了解了必须团结抗日的具体真理,已逐渐了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最适合于今天中国国情的政治,而共产党则是真正的人民之友”。从而长久地维持民众对共产党和边区政权的认同,也动摇了人们奉国民党政府为正统的心理观念。

  总之,晋察冀边区文化战是以非暴力形式开辟的另一个抗日战场,它不是简单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而是对边区民众进行了现代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灌输。它充分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有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同仇敌忾感,涣散了敌军斗志,极大地弥补了边区物质力量不足的缺点,不仅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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