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文：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事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
来源：《党的文献》公众号   2022-11-26 09:29:20

　　外事战线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并实施正确的外交战略策略，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开展反投降斗争。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国内和国际的投降主义倾向也愈来愈严重。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分析抗战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

　　为了打退投降主义，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国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同国民党的投降行径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外事战线上注重与苏联、共产国际、其他国家共产党加强沟通协作，积极开展反投降斗争。本文拟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事战线上的反投降斗争进行梳理，并以此反映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所谓“调解”和“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斗争

　　在抗战中，一些西方国家基于自身私利与日寇沆瀣一气，试图以所谓“调解”为名劝诱或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寇妥协投降。1937年底，德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调解”中日战事。1938年9月，继英、法、德、意制造牺牲捷克利益的“慕尼黑阴谋”后，西方国家多次如法炮制针对中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对此，中国共产党态度鲜明，“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牺牲中国以与日寇妥协的阴谋，坚持外交独立自主之方针”，并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积极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立场，披露与谴责投降妥协行径，引领国内国际舆论走向。

　　其一，坚决反对德意等国的“调解”阴谋。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下，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于是，日军让德意居间“调解”，试图通过诱降国民党政府，“不战而屈人之兵”。德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应允日本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1937年11月、12月两次在日本东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奔走“调解”。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迅即反应。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反对“德意”调解》的文章，向中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指出，所谓“调解”实为日本侵略者的缓兵之计，同时深刻揭露德、意以“调解”为名行劝降之实的阴谋。文章还揭露了在关键敏感时刻国民党的暧昧态度，唤起全体中国人民同心拯救危局。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严正声明：“我们必须站在更鲜明的立场，站在国际和平阵线的旗帜下，加紧暴露日本的阴谋，断然反对德意以至一切国家的以中国为牺牲的调解，无情的打击一切响应日本阴谋的亲日派活动，坚决反对亲日派的活动，坚决反对亲日派拉拢德意的行动!”数月后，《解放》周刊又发表《纵容侵略者就是祸害人民》一文，向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感谢，同时指斥有些国家对法西斯侵略的纵容政策以及对中日之间的所谓“调解”。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揭露和抗争下，德意“调解”最终流产。

　　其二，坚决反对英日、法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1939年7月24日，英日两国在东京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以认可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及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换取日本保存其在中国的利益，企图劝服和压迫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谈和”，形成了“东方慕尼黑阴谋”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当时对英国抱有获得金融支持的极大幻想，因而英国的“劝和”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具有较大吸引力。

　　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示》指出，“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并提出了四点反投降斗争措施：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议英国首相张伯伦牺牲中国利益与日妥协;强调抗战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外交路线，避免受制于人;把张伯伦的政策和英国人民分开，尽力争取英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保持必胜信心，正确估计英国与日寇妥协对抗战形势的影响，努力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

　　1939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对英的外交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1940年6月，法国维希政府为了保护其在越南的殖民利益与日本达成交易，封锁滇越铁路，致使途经滇越铁路的大量战略物资不能及时运输回国，给中国抗战造成极大困难。1940年 7月，英国与日本签订《英日缅甸协定》，试图通过封锁在滇越铁路被封锁后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逼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屈服。英国、法国的这种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

　　1940年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慕尼黑》，指出：“英国停止滇缅路运输，而以三个月内中日议和为条件。但全国人民，对于这样出卖中国的勾当，曾给以严重的抗议”，“英法在远东的投降政策，并不能使中国投降，只能更进一步刺激日寇侵略的食欲，更进一步威迫在华的利益”。此文向全国人民指出了“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实质和危害，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英日、法日演绎“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强烈愤慨和谴责。

　　其三，反对美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1941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美国一度有与日本妥协并说服中国与日本“谈和”的迹象。对此，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掌握美日关系动态，积极部署反对美日“远东慕尼黑阴谋”。《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密集发声，披露和批评美国对日本的暧昧态度及妥协倾向，以此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1941年5月21日，《解放日报》刊发《莫斯科报纸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一文，披露了相关消息：“日本要求美国调停中日战事。该消息谓，东京作此要求作为其美日妥协之提议之一部分。据称日本并已同意苟能得到经济上之让步及美国之贷款，则不在南洋进行战事。”5月23日，《解放日报》又发文《赫尔对美日妥协说不加否认但拒绝发表意见》，指出日本要求美“调解”中日战事，有制造“远东慕尼黑”之嫌。5月24日，《解放日报》文章《真理报揭露远东慕尼黑阴谋真象》披露，华盛顿答应考虑日本的提议，充当调解中日战事之角色，并要求“取消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声明，该声明中宣称日本不以蒋介石作为谈判对手”。

　　文章还指出，日本一贯对中国作军事进攻与诱降阴谋交相为用，某些西方国家则是对我国抗战给以微弱援助与劝降并用，国民党则是“一方面继续抗战局面，另方面却还没有阻塞妥协的门路;一方面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另方面又还不放弃反共政策，不肯给八路军接济，并继续制造反共谣言”。因此，克服此种局面的关键是国民党当局毅然放弃有害抗战局面的两面政策。

　　5月25日，毛泽东发布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号召人们揭穿和反对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同日，毛泽东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在谈及美日妥协诱迫国民党投降时指出，“远东慕尼黑阴谋”有死灰复燃的可能。5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5月27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于“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新东方慕尼黑阴谋”进行揭露和反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发扬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与投降主义者。5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及《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一文。

　　《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指出，美日在欧洲和远东新局势下有制造“远东新慕尼黑阴谋”的巨大风险，因为此时的日本陷入中国抗战的泥坑难以自拔，欲求暂时谋“和”的势力有所增长，“这给美国张伯伦以极好的机会，来动员其日本的喽啰们，制造东方慕尼黑，以期达到太平洋专力对付希特勒的目的”。《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一文则明确指出，“远东慕尼黑深堪注意”，罗斯福 5月27日炉边谈话包含日美妥协牺牲中国利益的极大阴谋，并批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丧失警惕性，“口口声声‘感激’罗斯福，全无警惕之意，实属不妥。在美国没有最后证明放弃远东慕尼黑阴谋以前，吾人之任务乃在提防被人出卖，至于‘感激’，尽可不忙云”。

　　1941年6月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代论《论时局中的暗流》，指出：“在东方，中日直接妥协的暗流久成过去，而新的一股暗流却在日美的少数人中渐渐的生长起来。他们企图或承认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事”，而“我们在东方，指出这种暗流，反对这种暗流，是绝对必需的”。6月5日至11日，《解放日报》又接连发表《评松冈谈话》《赫尔对记者承认日美曾进行非正式谈判》《地中海烽火与太平洋暗云》等文章，跟踪揭示美国欲与日本签订所谓“和平协定”以及“调解”中日战事一事。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直接针对可能的美日“远东慕尼黑阴谋”发表关于时局的广播演讲，告诫“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应对。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议和斗争下，随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美日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的企图最终失败。

　　二、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反投降斗争的帮助和支持

　　外事战线上开展反投降斗争，离不开国际支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国际帮助，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

　　其一，积极争取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了有效应对抗战中的劝降、诱降和投降妥协阴谋，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沟通与协调，争取支持。1938年7月，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七月号刊发《全力援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文，提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六点措施。1938年1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 21周年发表宣言，对于全世界的“慕尼黑阴谋”和投降政策予以批驳。宣言指出：“现在，当几百万人自问摆脱慕尼黑阴谋造成的处境之出路何在时，我们共产党人说：投降政策并没有拯救也拯救不了和平。它已导致了战争。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满洲和中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对法西斯主义实行让步政策的血的标志。”

　　1939年，国际形势更加波谲云诡，各种矛盾纠缠交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由军事进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在各种场合表明他的反共立场，同时希望“汪蒋合流”。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决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冷静应对，一方面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沟通和联系。5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国民党迫害共产党很可能是准备投降的组成部分。5月30日，季米特洛夫在与任弼时谈话时再次谈到对付投降派的重要性问题，建议中国共产党应把主要火力用来“集中对付投降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当时，在国际上，英美集团和德意集团都在试图拉拢蒋介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无论加入其中哪一方，都意味着投降，而在日德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蒋介石集团向日本投降的可能性更大。

　　1939年底，周恩来赴苏联就抗战形势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沟通交流。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和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支持，周恩来于 1939年12月29日准备了一份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周恩来指出，在抗战第二阶段上，“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可能，成了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尽管有一段时间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似乎有一些沉寂，然而投降与分裂的一些基本因素，例如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中国内部投降派的活动、国民党反共与反民主思想的存在，所有这些现象尚未受到坚决打击，因此抗战局面恶化的可能性并未消失，还存在投降和分裂的危险”。周恩来向共产国际的汇报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局势。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承认中国国内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的投降危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因此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40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又作出《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特别是由于抗日阵线内部有投降派和妥协派分子，投降正在成为直接的现实危险。”这些决议表达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投降斗争形势判断的认同以及对斗争策略的具体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积极宣传苏联新闻媒体对反投降斗争的支持。汪精卫投降后，苏联主流媒体刊发大量文章，揭露日本与汪精卫勾结的本质和黑幕，表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加强宣传，《新华日报》等党的新闻媒体刊发大量文章，介绍苏联新闻媒体对汪精卫投降日本的批判。例如，《新华日报》刊载《真理报评汪逆阴谋破灭》一文指出：“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问题，决非一个新问题。然汪精卫企图执行其日本主人之训令，所作一切努力，迄今尽成泡影。”

　　1940年3月29日，《新中华报》报道称，苏联《真理报》等许多外国媒体评论汪伪“胜利”烟幕后实隐藏日本国内之危机，并揭露日汪勾结的虚伪本质。1940年5月6日，《新华日报》刊发文章《敌亟图诱我投降》，披露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中国为独立而奋斗》一文已经明确指出，日本所谓“和平方案”及“和平之计划”的实质，就是让中国沦为日本附庸，而汪精卫的投降事敌最终必然归于失败。

　　从总体上看，全面抗战时期通过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一些支持和帮助，对自身开展反投降斗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实际情况缺乏完全详尽的了解，且苏联不少时候思考和处理问题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其政策时有变化。比如，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中站到了苏联方面，苏联更期望以国民党的力量拖住日本，避免日本北进进攻苏联，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反投降斗争的支持热度一度发生微妙变化。1941年 11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不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尽管蒋介石时常动摇，但他仍未决心走上投降日本的道路”，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力避国共军队之间的冲突。因此，全面抗战时期，在争取外援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的抗日战略和政策为基础，同时有效利用外部援助，为争取反投降斗争的最大胜利作出了不懈努力。

　　三、争取全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对反投降斗争的支持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开展反投降斗争中积极争取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其一，争取日本共产党对反投降斗争的支持。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反战同盟”，在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诱降欺骗图谋等方面作出过可贵贡献。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共产党人在中国领导开展的反战运动给予了有力支持。比如，1938年 12月 8日，“据《广西日报》载，周恩来同志于八日下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茶会，并作报告。接着鹿地亘也发言，指出东亚共同体的欺骗”。

　　“东亚共同体”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以及诱降的遮羞布，也是汪精卫投降日本所标榜的“大亚洲主义”的依据。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积极开展的反战工作，对于揭穿日本侵略阴谋，揭露汪精卫等傀儡组织的投降本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斗争。

　　其二，争取越南、朝鲜等国共产党对反投降斗争的支援。全面抗战时期，朝鲜、越南等国也都遭受着侵略或殖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积极领导本国人民开展了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及反投降斗争给予了一些支持。据《新中华报》文章《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记载，越南的共产党在反投降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他们的报纸“天天大量登载拥护中国抗战的论文和抗战的胜利消息，并曾打击汪逆在越的卖国活动及顽固分子，指出‘救中国就是救自己’”，越南人民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朝鲜的部分共产党员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朝鲜义勇军、朝鲜独立同盟、朝鲜革命干部学校等革命组织还参加了华北、华中等地的抗战，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斗争，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等。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反投降斗争中也十分注重争取英美等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声援，在抗战和反投降问题上时时互通情报。194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廖承志，“询问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和英、美共产党”。该致电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反投降斗争中也注意争取英、美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

　　四、争取西方国家及民众、新闻媒体对反投降斗争的支持

　　在反投降斗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开展外交沟通，寻求西方国家及民众的支持。早在 1938年 7月 2日，毛泽东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就谈到中国如何抗战到底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立场。他指出，“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

　　1940年3月30日，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汪精卫希望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以实现“汪蒋合流”。9月，德意日轴心国同盟正式形成，美英与德意日之间争相拉拢蒋介石。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始。”“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蒋介石的动向，如果蒋介石投降到德意日阵营，必然掀起反共高潮，破坏团结抗战的局面。

　　对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周恩来及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商讨对策，指出美英与德意日在中国的争夺白热化，全党应充分准备，“把重点要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11月 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积极联络外国驻华使节、外国新闻记者，设法将事变真相公之于世。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终被击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出，这一事件“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搜集西方国家民众及新闻界声援中国抗战的信息，并通过《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宣传介绍这些国外舆论信息，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以及反投降斗争增添声势。例如，1940年3月12日，《新华日报》介绍了美报文章中关于汪精卫伪南京政府即将成立的评论。该评论认为，汪伪政府的成立将严重危害中国，汪精卫同日本商定的媾和条件“即使仅有半数付诸实施，中国所余独立主权，较之波国被德占领后所享受者，相差甚微”。再如，1941年1月2日，《新华日报》刊载吴克坚的文章《反对汪逆投降的一年》透露，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霍尔康伯在《密勒氏评论》上描述汪精卫戒备森严、院落高深的住所，说汪“实际上真成了侵略者的囚徒”。

　　综上可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事战线上领导开展的反投降斗争，有效打击了国内国际形形色色的投降主义，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抗战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持续坚决的反投降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将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事战线的反投降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具体体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本领和智慧。

　　作者：周玉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