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机|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   2023-05-05 11:17:53

　　[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加紧发动国内边疆民族，积极联络西部边疆及毗邻各国各族支持抗日。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各项要职的朱家骅在拉拢边民过程中扮演要角，力图扩大国民党的边政事务范围，提高边政决策的学术水平。顾颉刚受邀暂代弟子韩儒林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网罗边疆民族语言专家，努力促进边疆和内地文化交流，构建各族交融一体的新中华民族文化。韩儒林设想提升边疆研究的学术水平，扭转国民党片面强调边民服从中央、忽略了解尊重边民的边疆政策导向。他们的愿望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仍反映了国统区政学精英为团结抗战和边疆开发，合力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态势。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国民党 边疆 朱家骅 顾颉刚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加紧发动境内边疆民族参加抗战建国，同时派人联络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和东南亚邻国，争取他们支持抗日斗争。学者从政、精明强干的朱家骅战前便与边疆民族精英频繁往还，战时出任各项要职，成为国民党推动沟通和拉拢边民之要角。朱家骅努力将国民党的边政范围从蒙藏回扩大到西部边疆甚至毗邻各国各族，尝试整合党政学边疆研究机构，为边政决策提供参考。邀请历史学家顾颉刚、韩儒林加盟充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简称边语会)，便是其中一环。比勘各种史料，可以厘清边语会的机构性质、活动概况和历史影响，丰富我们对国民党边疆政策的基本理念及其战时实践得失的认识。

　　一、边语会的渊源和充实

　　顾颉刚回忆称边语会是抗战时期由朱家骅创办，邱树森所撰韩儒林年谱还突出顾颉刚建言的作用，均与史实不无出入。顾、韩参与边语会的历史机缘和活动限度，只有明了国民党边疆政策的整体脉络，并梳理边语会的性质和渊源，才能合理解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在思想上努力构建全体国民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甚至鼓吹一元论，藉此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国民党极力把重心在东南的中央政令与影响力渗入广大边疆，努力使定义模糊的边疆转变为界限固定的实际边界。国民党五全大会准备抗日，惟边疆地区鞭长莫及，尚未建立党部，故有针对性提出“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纲领。引导边疆民族拥护国民政府，强调团结一致对外，自然提上国民党中央的日程。

　　联络和组织边疆民族，首先面临语言障碍，必须设法沟通。1935年7月，国民党中执委会鉴于其主义、政纲、政策，以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种科学名词，译成蒙藏文辞，每多一人一义，凌乱不一，不但有失原来意义，而且辗转讹错，使得宣传主义、敷布政令都产生诸多贻误，拟组织“蒙藏语文研究委员会”。翌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附设蒙藏语文研究会，“以精密研究蒙藏语文，并整理审定汉蒙藏互译一切新旧名辞，以促进蒙藏语文之改进与内地学术之贯通”为宗旨，部长兼任主任委员，秘书史秉麟(蒙古族);下分蒙古语文、西藏语文研究组，组长尹德钦(蒙古族)、喜饶嘉措(藏族);研究委员若干人，除聘任军政各关系机关擅长蒙藏语文人员外，还指派或函聘边疆地区擅长蒙藏语文者担任。该会随后着手翻译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名称，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经济名词大辞典》。

　　七七事变后，各族人民命运相系、团结抗战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在边疆民族精英中得到有力呼应。边疆民族代表先后组织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团、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到抗日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并且发表通电和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表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日、奋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1938年4月7日，巴文峻、李永新、吴云鹏、达密林多尔济、何永信、贡觉仲尼、罗桑坚赞、格桑泽仁、刘家驹、冯云仙、黄正清、麦斯武德、尧乐博士、艾沙等蒙古、藏康、新疆各族代表，在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组织代表团，向蒋介石和前线高级将领献旗。国民党为加强组织和宣传，适时将中央组织部边区党务科扩大为边疆党务处，蒙古族李永新任处长，分设组织、指导和编纂三科。1938年7月起，恢复淞沪会战后无形停顿的蒙藏语文研究会，确定每月经费1400元。

　　蒙藏语文研究会于全面抗战前增聘麦斯武德负责“回文”编译，研究委员达到四十余人，范围涵盖蒙藏回。恢复后侧重编译，改称边区语文编译委员会，正式增设“回回”语文组。该会曾把蒋介石的抗战言论与著述，及国民党中央对于抗战建国之重要文告，陆续刊行汉蒙、汉藏、汉回合璧单行本，散发边区同胞。喜饶嘉措曾组织抗战宣传团，派往甘青蒙藏地区进行为期5个月的抗日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为此准备了大批藏文宣传品，包括该会印行的各种宣传小册。截至1940年1月，该会还出版了《蒙古语文研究专刊》三集和《西藏语文研究专刊》一集。

　　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朱家骅承诺组织部先办边语会，将来“可扩大为亚洲史地研究所，隶中央研究院”，所以“予方欣然接受副主任委员职务”。离开边语会后，顾颉刚又在日记中说，边疆党务处本来负有翻译国民党中央重要文告为边疆文字进行宣传的职责，朱家骅试图成立一个学术机关，故从中“析出”边语会。由此可见朱家骅的学术理念，以及充实边语会的缘由。

　　抗战期间，西部地区成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重心。为彻底了解边疆民族语言文化及风土民情，1941年4月，朱家骅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建议，由教育部指定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文学院分别增设边疆语文系，分蒙藏回(阿拉伯与缠回)及安南、泰国、缅甸、马来等两大系，兼授边政各学科。同时指定中研院设立西北文化研究所(分蒙藏回)及西南文化研究所(分西南边区与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等组)，研究语言、文化、地理、经济，每年提供资料给党政及教育机关参考。全会最后决议，指定相当大学增设边疆及毗邻各邦语文课程或学系，中研院则设置“边疆文化研究所”。

　　朱家骅本来建议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语言学专家李方桂或凌纯声领军，增设有关边疆民俗、民族、语言、文化之研究所。边疆文化研究所与其初衷有多处重要差别，如“边疆”二字即原提案所无。朱家骅嫌此名词欠妥，既不科学，又不能包括一切，是“开杂货铺之办法”。且国民党初衷是发挥政治作用，并欲速效，有违学院派的“清净法门”和“实事求是”精神，遭到傅斯年、李方桂、凌纯声、吴定良等人反对。不过，此事既已奉国民党中央决议而行，朱家骅又已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书面报告筹备进展，事关中研院颜面，朱家骅不得已召集院内各所长会商三小时，最后提出“决意不办”，转而加强史语所已有的边疆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同时地质所注意边疆地质，社会所注意边疆经济，且向蒋介石申请补助边疆考察经费等。此外，朱家骅接受傅斯年建议，提出由教育部从速筹设亚洲研究院，内分蒙、藏、回、朝鲜、缅甸、泰国、越南、马来、印度、波斯、土耳其、阿拉伯等语言部，将来俟有基础，再于中研院内分设各种研究所。

　　教育部因无力办“亚洲研究院”，拟先在云南大理办一个东方语言研究所。无奈CC派缺乏人才储备，只好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委托史语所研究员罗常培草拟办法。罗主张以“研究边疆语言，沟通各族属间之文化，筹划推行边政”为宗旨，暂设藏缅语组、掸语组、苗傜语组、越语组、蒲语组。因仍以学术为依托，而史语所无法倾力支持，罗无意承担。

　　西南联大史学教授姚从吾是朱家骅办理联大党务的心腹干将，得知边语会改组，罗常培不愿脱离史语所、接受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邀请赴云南大理创办东方语文学院的消息，便于1942年2月22日自昆明致函朱家骅，建议扩充边语会，将罗“收为党用”。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亚及南太平洋局面即将大变，中国边疆地区日益重要，边疆语言文字的研究与编译势须扩大深进。建议边语会利用史语所人才，召集若干专家，如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傅斯年等设计改组，分为语言部、研究部、调查部;语言部、研究部与史语所合作，培养实用与研究人才，聘请专门学者主持;调查部与政治配合，办理联络交际之事，聘请闻人或忠实同志主持。同时反对辛树帜推荐顾颉刚主持边语会，因顾系学术界“闻人”，不是“专家”，“既不通现代语言，又无语音语言之天才与素养”，“实属用违其材”。并认为边语会最终应改为边疆语言文字文化研究会或边疆语言文化研究处，与史语所及各大学语言组合作，目的是培养实用翻译人员，选拔高深研究人才，翻译“总理遗教”与“总裁言论”，调查边疆实际状况。4月27日，朱家骅接函后当即回复解释设立边疆语言研究机构的夙愿，但目前客观环境限制，唯有明确支持罗负责筹办东方语文学院，并前往大理长期主持，边语会决约韩儒林负责，顾颉刚不过暂代数月。同时详告中研院不办边疆文化研究所的苦衷，为了打消其疑虑，对韩大为赞赏：“此人留学法国，长蒙文且闻英法文均好，在华西大学教书有年，向来研究边疆问题，因病须二三个月后能来，由顾暂代，系韩之意。现方开始工作，弟已一再将鄙意告诸顾兄，并请其必须严格注重学术，不可稍有通俗或边疆会馆化。此系弟之主旨，必如此方能有益于党国，否则亦不能立足也。”

　　边语会本身也跟不上国民党边疆党务发展的需求，必须充实。1941年6月17日，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组部工作会报上指出：“边疆党务处之名称，本有问题，过去工作，亦觉不够。其工作范围，不必以蒙藏等地方为限，自应扩大。沿边境各地方，其种族、文化、生活、习尚息息相通，夙有渊源。即如临近各国，因交通文化关系，亦均密切，应当尽力量所及，对于各地史地，经济，宗教，语言，文化，以及生活习尚，力求深切了解，才能增进亲族睦邻的工作。将来边疆党务处调整分科时，更要注意及此。”除了蒙藏，尤需加强西南和西北边境或毗邻各族的科室设置、情报调查和材料编译，因此指示：“至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应再加充实。”9月17日，又指示编译人员“可向青海等处物色充实”。朱家骅不欲原拟边疆学术计划完全搁浅，而充实边语会兼有善后取消边疆文化研究所和加强边疆党务编译的双重考量。

　　1942年3月17日，韩儒林复函顾颉刚，表示“乐就”边语会职务。理由有二：一是归国后“常思得一接触边人机会，借以深考其语言文字之学，惜为倭寇所扰，迄未如愿”。二是解决生计窘况问题。“总之，吾人喜谈边事，理宜得一边疆文化机关备顾问，今既遇此良机，万勿轻易放过。”韩认为国民政府办理边事，侧重“在边人如何明了中央”，只有成立研究所专门研究，才能“深知边疆民族之语言、文字、历史、宗教”。他相信经过逐渐酝酿和宣传鼓吹，不难在三两年内达到了解边疆民族之目的。3月21日，顾颉刚致函朱家骅，转达韩函，建议自己暂时代理两三月。考虑到边语会办公地点在悦来场，地处农村，非常偏僻，自己还兼任《文史杂志》总编辑和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出版部主任等职务，时间不敷分配，顾向国民党中组部提出给予滑竿一乘、轿夫三名的要求。4月7日，朱家骅复函称边语会主任向例由部长兼任，顾暂代副主任委员，已经先行发表，同时同意顾的滑竿和韩的路费请求。

　　但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不放韩儒林离去，朱家骅三次去函强调边语会负责人的重要性，“静候已半载”，且“前过蓉时曾与晤谈，亦已面允”，“此事不能久悬，仍请转促早日来渝”;“因有成约在先，未便中途更变”。同时指示顾颉刚、李永新，因韩儒林、纳忠、杨兆钧等均将偕眷先后来渝，暂将高堰房屋作为边语会办公室及驻家之用，所需三大木床及必需家具，则以边语会节余经费购置。韩儒林养病期间原本负责在蓉购书，而边语会需人孔亟，朱家骅指示李永新，“电催速来”。寒假之后，韩儒林于1943年1月中旬携眷前往重庆。

　　顾颉刚1942年4月有11天时间筹备边语会，有时办公竟日。大致情形是，先与朱家骅及其亲信辛树帜、蒋子英沟通妥善，然后多次到国民党中组部和李永新细商租借房屋等事。同时负责草拟职员名单及略历、组织系统表、预算及实际支出各表，随时向朱汇报。此外，多次与边疆党务处的何兆麟、东北满族人赵石溪畅谈边语会事宜。5月1日，改组大致完成，顾在日记中谈到边语会次数明显减少。

　　边语会基本宗旨不变，仅在章程增补“编译蒙藏回文图书”一项。内容有所调整扩展，如聘请副主任委员一人;下设蒙古语文、回藏语文、土耳其语文、阿拉伯语文及边事研究五组;全体委员会议时，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当然出席。1941年每月经费增至2000元，1942年4月后每月预算17000元，“拟俟办有成绩，再行徐图扩充”。

　　二、边语会的人员和工作

　　当时学界舆论谓顾颉刚发动重庆、成都两地边疆研究学者协助编译工作，但就网罗编译人员而言，朱家骅作用更大，只是具体交由顾、韩负责，各自工作重心和实际表现有所不同。

　　顾潮曾经列举边语会人员，有李永新、杨质夫、冯云仙、李得贤等，实不止此数。据《中央党部职员录》，除未见冯云仙外，秘书为李永新，专任委员有史秉麟(热河潮阳)、杨质夫(青海互助)、陈翊周(内蒙古)、赵石溪(辽宁沈阳)、梁寄凡(广东文昌)、杨兆钧(北平)、梅公毅(广东顺德)、李春先(西藏拉萨)。专任编译有杨质夫、史秉麟，编译委员有纳忠(云南昆明)、李咏林(河南息县)、穆罕默德·伊敏(新疆和阗)、章熙林(浙江绍兴)，总干事白洁琛(内蒙古)，干事杜光简(山东聊城)、林宣(广东丰顺)、祁子玉(青海互助)、曾建民(四川泸县)、郑味虚(河南罗山，韩儒林夫人)、杨福龄(青海乐都)。

　　专任委员和编译委员学术水准有所提升。杨质夫是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员，喜饶嘉措的学生，藏汉翻译家，早年协助西宁道尹黎丹编成《藏汉大词典》。1938年8月，杨质夫跟随喜饶嘉措到重庆，经常与顾颉刚、卫聚贤、吴文藻、李安宅、任乃强、黄文弼、黄奋生等学者一起讨论青藏史地文化，参加了顾颉刚发起的成都中国边疆学会，同时受到国民党高层戴季陶、朱家骅、陈立夫等人器重，先后被任命为边疆党务处总干事、编译委员、藏文组长兼蒙藏委员会专员、军事委员会上校谘议等，工作主要是翻译抗日宣传品以及党政文件，审订小学藏文课本等。例如，翻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义》为藏文，由国民党中组部大量印行，在藏族文化界颇有影响。李咏林曾在《禹贡》发表《十三世纪前期的蒙鲜关系》，并任云南大学先修班历史教员(1939年8月到校)。祁子玉则是韩儒林好友，后曾任西北民族学院教授。李春先，藏名曲吉洛卓，曾任职蒙藏委员会，亦曾受于道泉邀请，以标准拉萨口音教授王尧学习藏文。赵石溪曾任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研究组副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员、东北大学讲师等职。

　　不少人为朱家骅等国民党高层罗致，如泰国华侨梁寄凡抗战期间在重庆组织中泰文化协会，以“注重争取泰国人民对我抗战之了解，正确泰国人民对东亚和平之切实认识，以及对泰国各种问题作有系统之研究与介绍”为主要工作，并派出赴印度工作小组，筹组中泰文化交流协会，主要任务是联络泰人、设法资接来渝，选择和部署经常情报人员，附带收集泰国材料，包括购买与泰国问题有关的图书，接触缅越留印人士及英印人士，搜集情报。工作小组在加尔各答、新德里和孟买三个地方开展工作。杨兆钧曾用名杨涤新、杨迪心，经名萨迪，北京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伊斯兰学者，早年留学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曾任西北大学、青海民族学院、云南大学教授。梅公毅曾侨居越南多年，参与筹备在桂林成立的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担任中方理事之一，任越南独立同盟会桂林办事处副主任，著有《越南新志》。章熙林毕业于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曾任中山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尼泊尔新志》。此外，还特聘由中缅文化协会邀请来华的缅文教授淑宇巴格里，以缅文翻译《三民主义》，并寄往缅甸付印。

　　白寿彝亦曾是国民党中央的笼络对象。白寿彝、杨敬之、谢澄波等在桂林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宗旨是阐扬伊斯兰文化，翻译、介绍伊斯兰教著作。1941年“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更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二十余人。据白寿彝之子白至德说，国民党中组部鉴于白寿彝在“回教”学界的影响，邀其入党，牵头发起组织“伊斯兰国际文化协会”，并到边语会任职，遭到白寿彝拒绝。其实，杨敬之是朱家骅派往华北考察“回教徒”抗战情绪和组织联络的中统密探，白寿彝也曾向朱家骅示好。白寿彝由顾颉刚介绍晋谒，但朱家骅因事外出。白寿彝前往云南之前，于1939年3月24日致函朱家骅，指出国民党对于“回教”文化事业虽有提倡，但仅限于补助“回教”学校、津贴“回教”刊物等细末枝节，结果在“回教”文化、国家学术及政治意义上作用甚为微小。白建议国民党中央扶植建立“回教”文化的中心组织，网罗具备现代知识的“回教”学术人才，分门别类专攻研究。白认为此举既可促进“回教”文化研究的“科学化”，亦能为中国与近东各国朝野交流情感开创渠道。朱家骅对白寿彝已有戒心，复函称希望将来有机会再畅聆其关于“回教”文化“左右逢源”的雅言。1942年3月16日，白寿彝致函顾颉刚，鉴于世风日益败坏，青年学生志气消沉，敦请顾颉刚倡导新学风，联合同道成为一个集团，由某个干部负责联络。顾颉刚复函请白到重庆辅助。8月29日，顾颉刚到边语会办公，杨敬之来访，“谈白寿彝事”。12月11日，白寿彝访顾颉刚，同至李永新处谈话。可见白寿彝与国民党仍有联络，只是并未实质增进关系。

　　白寿彝的同道纳忠通阿拉伯文、法文。通过朱家骅秘密派往中东访问“回教”各国的艾沙介绍，纳忠、海维谅(籍贯湖南宝庆，印度回教国民大学毕业，通阿拉伯文、印度文、波斯文、英文，专攻“回教”史)、马坚(别号子实，籍贯云南蒙自，埃及国立爱资哈尔大学哲学院修业、国立阿拉伯文专科大学毕业，通阿拉伯文、英文，专攻阿拉伯文学、“回教”哲学)三人拟回国服务，设想取道土耳其、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兰(今伊朗)、中亚苏俄联邦、阿富汗、印度、缅甸等地考察文化，共同致函朱家骅争取经费支持。纳忠回国后为边语会吸收，并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擅长亚洲史和“回教”史，曾在《禹贡》载文，也是伊斯兰文化学会成员。

　　韩儒林来渝后，顾颉刚自称“予可稍息”，并未立即脱离边语会。两人曾一起到国民党中组部，与李永新讨论派遣章熙林赴印度一事。1943年底，教育部报送次年1月召开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四届委员名单，顾、韩均以边语会委员身份参加。

　　1944年1月14日，韩儒林在教育部边教会议提出充实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部、设立西北文化研究所、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与大学合作等三个议案。前两者与朱家骅的边疆学术理念合拍，后者背景则是1942年初蒋介石访问印度回国后，教育部决定创办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形式上借鉴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德国慕尼黑大学政治地理学院。1942年4月，教育部与军令部合作，先在大理合办“东方语言训练班”，招收侨胞为学员，为中国入缅抗日远征军培训政工人员和翻译人员，科目侧重政治和翻译，以应急需。6月筹备东方语专，9月开学。地点原拟设大理，后改设云南呈贡，旋迁昆明附近南村水月庵，暂分设印、缅、泰、越四科，修业两年，后拟增马来语、阿拉伯语等科，再改学院。东方语专办理过程困难重重，如经费预算报到国防最高委员会，至12月才获批。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招生，往来交通梗阻，仅招到70多名学生，迟至11月正式上课。教员难觅，当时国内懂越文、泰文、缅文的教员固然不少，但兼通中文且教授法又好的则寥寥无几。据说懂印度文的国内仅二人，一位在重庆用印语广播，另一位被东方语专网罗。教材同样难获，缅文、越文字典总算找到，而印度文、泰文则“决无办法”。东方语专虽有接近抗战前线之地利，勉强提供军政急需之译才，却因未与大学合作，无法提升和扩大影响。韩儒林真正可以努力的，唯有在边语会充实边文图书。

　　边语会活动主要有三项。其一，日常工作，如购买图书，搜集资料。具体编译事项由杨质夫负责，同人“均极用功，迥异部内其他部分”。朱家骅曾在国民党中组部业务会议上指出：“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研究材料太缺乏，惟在此时期搜集匪易。除随时注意努力征购外，可向中央图书馆等处商酌借用一部分。”顾颉刚经常为边语会购买图书，如石印《资治通鉴》。李永新、顾颉刚受朱派遣，曾往访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托其买书。傅秉常与李永新“谈内外蒙古近况，多所未闻者，并及边疆党务处工作情形”，“允代觅资料”。傅秉常到莫斯科后复函朱家骅，称苏联出版界战时停印，各书店遍觅未得，当托人设法搜集，如有当陆续寄奉，同时附上出使苏联随员胡济邦撰写的外蒙古近况报告。朱家骅指示属下抄送戴季陶转呈蒋介石参考，并抄送边疆党务处和边语会。

　　其二，开展文化交流。1942年11月起，每周在国民党中组部内举行学术会议一次，由党员训练处处长田培林召集。1943年9月，顾颉刚在中央大学第三次“中国社会与文化”座谈会及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讲习会讲演《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谈及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时说：“从古以来，边疆的文化，不断输入中原，同时中原的文化也常传播到边地去……现在我们要重新在边胞中间建立起信用以扫除所有的隔阂，我们要请边民常到内地来，内地人也常往边地去。”并表示自己要做两件事，一是编撰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改变以往单纯以汉族为中心的编撰体例，叙述汉族和边族的全部活动，二是把各教教义编成读本，以求相互了解。基本宗旨是：“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倾注融化的大集团。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即是我们民族屹峙天地间的一个保障。”

　　其三，协助国民党中组部开展边疆工作。顾颉刚为国民党中组部或朱家骅起草、修改的文件、信函、讲话，主要有《中国边疆文化协会缘起》(1941年7月11日)、《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1941年8月10日)、《告河西、湟川、黔江三中学校学生须注重史地书》(1941年12月12日)、《告边疆民众书》(1942年9月3日)。《告边疆民众书》历经四个月酝酿、修改，成为1942年10月21日朱家骅在国民党中组部招待边疆人士茶话会上的讲话稿。该讲话稿强调中国各族人民有几千年共同生活史，荣辱与共，“内地和边疆，断不是两个对立的或分立的名词，而是一体的，充其极也只能说是一体的两面”，边语会目的就是使边疆同胞都能认识本国的固有文化和现代世界文化的伟大，同时使内地同胞都能接受边疆同胞的“高超文化”。顾颉刚坚持各族相互尊重、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的边疆文教观，明显得到朱家骅认可。

　　国民党员朱登中辑有《新疆揽要》，向朱家骅索序。朱指示韩儒林审阅。韩儒林嘉其用半月之力钩稽志乘，内容甚为扼要，鉴于“我国边陲概观之作，目前尚不甚多”，建议“题此短序，借资奖励”。朱家骅在1943年3月国民党中组部招待第二次赴新疆工作同志茶会席上的讲话《去新疆后》，详述新疆种族、历史、语言、宗教，从内容推测，当出自韩儒林之手。

　　三、边语会的成效和影响

　　1944年5月，陈果夫接替朱家骅任边语会主任委员，韩儒林即于8月求去。11月，朱家骅与陈立夫互换岗位，朱调掌教育部。边语会本为国民党中央辅助边疆党务组织与宣传的机关，朱家骅试图注入学术元素，故其工作成效应该分别党务和学术两个方面来分析。

　　边语会党义编译和宣传的效果，或可从边疆党务的发展变化情形管窥一二。据国民党中组部统计，截至1939年2月，蒙藏回各族人口9882117人，国民党员仅247人，约占1/40009。为扩展边疆党务，国民党中组部草拟六个月工作计划，要求非汉族党员暂分三期征求，1939年征求741人，1940年征求2306人，1941年征求6588人，合计9635人。对象包括“蒙藏回苗傜夷”各族部中有地位者及青年，先从宗教领袖和青年着手，再普及于群众。为配合起见，以蒙藏回文字继续翻译“最高领袖及党国先进随时发表之重要文告”“三民主义浅说”“建国大纲”“五中全会宣言”“总裁严斥近卫声明”“勉全国士绅及教育界推行兵役开发经济书”，汇刊为单行小册;修审第一、二、三集《蒙古语文研究专刊》;翻译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军事、商业、文学等各种名词，每两个月蒙译名词440条，藏译名词360条。

　　边语会翻译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文告和政治、经济、法律名词，被国民党舆论喻为“沟通边疆文化之津梁”。1942年9月，边语会在工作概中要指出：“历年以来，经以蒙、藏、回文译印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中枢重要文告，并厘定译印科学名词，分发边地，颇收边民循率之效，边疆党务之得以顺利开展，获助至多。本年四月间，本会组织奉中央核定，经费预算，亦予增加。”一年来主要工作如下：“甲、丛书翻译。除此前译就的蒙文《三民主义》一种审校完竣刊发外，全部译就的还有蒙文《建国大纲》(附重要宣言)、《实业计划》，藏文《三民主义》，合约19万字。国民党总裁训示及中枢重要文告的翻译，此前译就220余种，刊行100余册。因边疆工作愈形开展，此类组训书刊，益感切要，因而督饬加紧移译。一年来计蒙译总裁1942年元旦告军民书等20种，藏译总裁告印度民书等20种，回译九中全会宣言等5种，合共45种。乙、名词厘定。此前审定蒙译82000余条，藏译9000余条。一年来继续厘定蒙译2713条，藏译3260余条，合共5973条。丙、书刊印行。边语会各种丛书，以往多系油印，未能大量发行。1942年改为石印，最近又改铅印，以求精美。一年来计发行蒙文《三民主义》上中下三巨册(含同宣传部办理)，《蒙译名词选辑》及蒙藏回文总裁训示、中枢文告等组训丛书36册，合共40册，均已分发边地。其余译稿正在分别筹印。丁、资料搜集。除多方设法罗致边疆语文编译专才外，还依照新订计划积极推进研究工作。近经指拨专款，多方设法搜集资料，计已搜得各种图书资料五百余种，均分别提要编存，用备参考。”

　　截至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组部直属边疆党部有9个，县级党部(各蒙旗党部)72个，区级党部10个，区分部356个，边民党员11154人。边疆党务小有发展，与抗战时期开始设置边疆党部，国民政府各机关都注重招揽各族精英和青年有密切关系。其中，编译宣传有鼓动边民、密切交流的作用。诚如国民党中央党务机关1944年的工作成绩考核报告，在“充实边疆党务”一项提到：“宣传部之发展边疆新闻，尚未办理，惟组织部译发中央重要文告四十一种，稍收宣传之效。”不过，边语会编译仍然偏重蒙藏回文字，未见泰缅越文字材料，证明后期党义工作未能完全实现预想。

　　至于边语会的学术研究，现实与初衷距离甚大。顾颉刚回忆说：“这个会在我计划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计划是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C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极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一百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事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顾颉刚只是暂代副主委，离任不等于辞职。边语会不能如顾、韩所愿，原因复杂。首先，边语会本职系党义编译和宣传。诚如叶圣陶1942年5月7日访顾颉刚后在日记所写，边语会职责在于“翻译党义文件，编撰常识书报，俾边疆各族之人与他地人同其文化水准”。可见，顾颉刚清楚其非学术性质的机构定位。

　　其次，通货膨胀，经费紧缺。顾颉刚原以为得到朱家骅和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信任，在边语会和中央大学史学系都可以放手做去。“而今日钱不值钱，购置一物恒较战前加数十倍，而两先生手头又无钱，竟有走不通之苦。我费了十分气力，竟得不到一分效果，奈何!”

　　再次，边语会组织上隶属边疆党务处，却又另委主持，难以避免派系斗争和人事掣肘。国民党以边疆地区缺乏有效统治力量，把发展文教机构作为推动党务的重要手段。国民党中组部、蒙藏委员会、教育部、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央政治学校等各关系机关纷纷在西北办理边疆教育事业。国民党中组部在西康巴安、甘肃拉卜楞、宁夏阿拉善旗等地设立职业学校，党部和学校看起来是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畜牧场、消费合作社、卫生试验所等组织，亦为党务发展服务。边疆教育多头办理，出现分工不清，不能合作之弊。教育部长陈立夫推动统一边教管理，既有边教统筹的客观要求，也不乏扩大地盘的私心。朱家骅有所回应，1940年4月3日在国民党中组部工作会报上指出：“边疆学校，将来应划归教育部负责，本属正当。当初设立此校，虽有特别意义，但如学校办好，党务一定也可以开展。学校和党部仍以分开为宜，现在要增加经费，似须专案办理。”针对教育部欲染指边语会，两次函催国民党中组部将其经费纳入教育部核算，朱家骅予以拒绝，1940年1月29日致函陈立夫称：“查边区语文编译委员会工作为编译总理遗教、总裁训示与言论、中枢重要文告，及党员训练丛书暨各种名词，完全为党的宣传训练工作，并非普通教育文化事业。且该会使命，更为网罗边区人士，集中其意志，加强其团结，使为推进边区党务之助，故该会经费预算之编制与事后之报销等手续，仍以径由中央审核为宜。”可见，边语会兼有某些统战功能。在派系竞逐背景下，顾颉刚成立的成都中国边疆学会表面上被CC派掌控的社会部合并，实际上却暗中为朱家骅服务。

　　朱家骅与CC派的恶斗不断升级，使顾颉刚顿生离意。顾颉刚到重庆后曾说，边语会实际负责人是李永新，己为傀儡，感到上当受骗，颇有怨朱之意。朱家骅明知李永新不可依靠，1942年7月1日在国民党中组部工作业务汇报上隐晦地提出：“边疆党务工作人员，都具苦干精神，惟一般联系上尚感不够。经费亦常不能接济，边疆处应时与各处室加强联系。须知处科之划分，仅系相对的，在工作上，仍系一体，绝不可各不相谋。必须各部门分工合作，配合得宜，工作效率方得增加。”但之后问题显然未改观。据顾颉刚回忆，李永新在国民党中组部十余年，接近二陈兄弟，“故凡予所欲为者皆归搁置，若边疆年鉴、边民读物、古籍译文，无一事能就。及韩君至，欲办一边文图书馆，面见总裁，得其允可，及订成预算，而李君竟不为转达，故彼在部一年半亦未成一事。此等人真所谓‘吃党’分子，无丝毫事业心，惟知吸引其内蒙同乡盘踞一机关耳”。另据任职国民党中组部战地党务处的郭心秋说，李永新在抗战时期安插汉人冒充蒙古党务特派员，在西安领空饷。可见顾颉刚之言，确有所本。

　　朱家骅政务羁身，精力有限。顾颉刚向朱介绍马毅夫人纪清漪到边语会，理由是纪生长东北边疆，北大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东北月刊》主编，后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办事能力很强，对于东北问题亦有深湛研究。“韩君主学术工作，彼主事务工作，定可使此会办得有声有色。”朱家骅复函要纪清漪到组织部面谈再定，最后没了下文，不了了之。

　　况且，边疆党务组织的增加固然离不开宣传鼓动，但是否具有力量，关键还在与相关政策能否形成合力。国民党派系林立，缺乏有效沟通，边务工作经常政出多门，彼此矛盾。为统一边疆工作人员的意志，集中边疆各机关的力量，增强工作效率，朱家骅以国民党中组部名义牵头发起中央边务机关会报会议，召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中央训练委员会、三青团中央团部、中统、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教育部、内政部、社会部、农林部、卫生署、振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政部、军令部、政治部，计划每月或两月轮流召集，举行会报一次，彻底研讨边疆问题的解决办法。讵料各机关大多推诿，根本不交提案，只好改由国民党中组部固定召集，朱家骅担任主席，顾颉刚以边语会副主委身份参加。边务会报在起草伊盟事变善后处置意见、统一边疆人名地名等方面，做过一定努力，但实际只有蒙藏委员会和内政部稍微积极，总体收效相当有限，直至抗战胜利，都未能根本改变各机关战前对边务工作唯恐不管不动、战时唯恐乱管乱动的境况，因此很快停办。

　　在1万多边民党员中，参加过组织训练者，只有绥远蒙旗党部286人、阿拉善旗党部108人、额济纳旗党部30人、松理茂区党部65人、拉卜楞区党部62人，共551人。思想意志不能统一，组织机构无法协调，工作人员缺少合作，再多的党义宣传、名词编译或学术倡导，也只能流于表面。根本上，这是由国民党组织薄弱无力，在边疆行动步履维艰决定的。如1943年10月，杨质夫与冯云仙、曾建民受朱家骅派遣，到青海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目的是追随喜饶嘉措，一道发展西藏党务。他们从玉树行抵藏边黑河地方，遭藏方无端拦阻，于1944年5月20日被藏兵强行押送离境，备受凌辱，无功回渝。

　　国民党六大调整中央组织，边疆党务处取消边语会，将其整合成两个科室，只剩编译训练材料、草拟法令及搜集民族地区情况的机关功能，再无学术研究色彩。朱家骅调掌教育部后，依然热心边疆文教事业，利用边语会和中研院积累的人才资源，先促成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兰州大学设立边疆语文系，后在教育部内设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分研究、编译、文物三部)，部分实现其创设边疆学术机构的理想。韩儒林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边政学系首任主任，主要讲授元史及中西交通史，曾短期为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短期兼任独立出版社编纂，曾拟写边疆丛书计划;为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及中国通史一年。1948年7月，凌纯声转任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邀请韩儒林接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边政学系学生剧世华回忆说：“韩先生不为这个高官厚禄所动摇，婉辞予以谢绝，仍留在中央大学当教授，坚持他的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韩儒林拒绝出掌边教司，恐怕也基于国民党组织官僚做派的前车之鉴。而杨质夫曾任西宁师范学校校长、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主任，兰大校长辛树帜、史学系教授顾颉刚皆称其甚为得力。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动员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参与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扩大争取最后胜利的支撑力量来源方面做过一些努力，成为近代国族建构、国家整合和非汉族群“中华民族化”的重要内容。指望在腐败的国民党组织机构注入浓厚学术元素，进而沟通和争取各族向心，当然不切实际。但若从近代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同取径和复杂面相的角度看，朱家骅在加强边疆党务组织和宣传过程中邀请顾颉刚、韩儒林充实边语会的举动及活动，则仍有沟通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意义。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杨思机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