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第七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5-31 09:42:49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领域，近十年来在资料整理、研究内容和主题的扩展，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均有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在区域研究领域的深入。为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抗战大后方研究，2022年11月5—6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以线上会议的形式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收到投稿120余篇，经专家遴选，共有49篇论文入选参会，内容涉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教育等，全面呈现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材料、新议题和新趋势。论坛围绕“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大后方的社会与教育”三个主题进行分组讨论。

　　一、 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本届论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讨论较多。陕西师范大学耿磊《帮助与指导：工作队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从民众动员的视角论述中共的“工作队”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方式，认为“工作队”是中共建立与巩固根据地、实现抗战动员的具体抓手，也是中共革命机制完善的表现。山西大学史灿《组织革命与革命组织：由太行调查所见革命干群与支部建设——以潞城县为例》从干群互动的角度考察太行支部的建设、运作与整顿情况，认为乡村基层支部对农民群体的组织和塑造是中共权力下渗的表现。

　　华中师范大学何家伟、刘燕涛《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赈灾问题研究》梳理晋察冀边区赈灾的历程，总结中共在赈灾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取得的成绩。华中师范大学杨可淳、何家伟《全面抗战期间晋冀鲁豫根据地水利建设研究》论述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管理制度、技术措施与实践成效。西北师范大学张传卿《突破与发展：共产党对西北地区的地质考察——以陕甘宁边区地矿学会为例》梳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地矿学会的地质考察活动，并剖析考察的成效与意义。南开大学赵法发、邓红《婚姻自主的榜样：“封捧儿故事”的发现、编演与记忆》还原华池县“封捧儿婚姻纠纷案”，围绕该案件的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过程，探讨政治力量对历史记忆和社会文化的引导和建构。

　　中国共产党与沦陷区、大后方、国际社会的关联在本届论坛中也有研究涉及。齐鲁工业大学徐舒映、李江《救亡与进步：中共领导的抗战大后方青年运动》从社会动员的视角考察中共领导的大后方青年运动，认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创办报刊、组建社团，将大后方的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使之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重庆工商大学洪富忠《战时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建构——以中共参政员为中心》认为，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通过发表政见等方式推动了大后方中共形象的构建。南开大学张发青《抗战后期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形象的认知与传播——基于福曼、武道和爱泼斯坦的观战记录》认为，三位外国记者对晋绥边区中共军队的报道肯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宣传了中共军队的正面形象，促进了中共形象在全世界的传播。山东师范大学刘志鹏、赵壮壮《沦陷区的自救：华北八路军平原游击战研究》论述华北地区平原游击战的开创和实践，呈现出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真实情况和独特性。

　　二、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

　　大后方的政治论题主要围绕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建设、社会治理、中美关系展开，对政府政策在应然与实然间反映出的央地关系问题也有探讨。四川师范大学黄雪垠《“共治”还是“共谋”：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的地方治理及其困境》论述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省的地方治理中强化基层行政网络的“官治”与构建地方自治系统的“自治”之间的互动，展示政府、民意机关、哥老会三者之间在基层社会权力中的角逐。山西师范大学樊苗金琴《从安汉之死看战时大后方土客之争与央地矛盾》通过分析国营垦区管理局局长安汉之死的疑点，论述具有自治权的国营垦区与地方县政之间的矛盾。辽宁大学王春林《全面抗战时期东北四省政府的重建与运行》论述国民政府高层、东北流亡势力以及社会各界对沦陷区东北四省重建工作的认知差异和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卢晓娜《西北望延安：1944年中美关于派遣军事观察组的交锋》梳理美军向中国派遣军事观察组并尝试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合作的过程，揭示此次外交事件背后中、美、苏三方的考量与博弈。武汉大学赵耀虹《1943年托马斯·毕森的〈盟国作战中的中国〉及其影响》围绕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托马斯·毕森(Thomas A?Bisson)提出的“两个中国”展开，剖析美国社会对中国战场的争议及背后缘由。

　　大后方经济建设的议题涉及工矿企业、工会商会、交通运输、农业林业、金融、工合运动等多个方面。陕西师范大学石涛《抗日战争与陕西的工业化进程：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考察》通过论述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状况，探讨战争给陕西棉纺织业带来的机遇与桎梏，以及战时陕西棉纺织业发展对陕西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厦门大学韩竞铖《全面抗战时期西南煤矿统制中的央地合作——以合山煤矿公司的经营管理为例》论述战时统制经济下的央地合作企业在内部管理中如何实现双方利益均衡，呈现央地双方合力推进煤矿事业发展，使之成为战时工矿业自给体系的历程。南京大学黄河《全面抗战时期地方企业资本的“中央化”——以中国兴业公司为中心》通过考察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中央化”的发展过程，探讨中央和地方资本集团的融合与博弈，指出事件背后国民政府强化中央权力的政治逻辑。安徽大学肖晓飞《支持与控制：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工合”运动》探究国民党和“工合”组织之间的权力争夺过程，呈现“工合”组织既依赖国民党又要保持独立的矛盾心态。西北大学李小东《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设厂时的人才调配——以孙运璿筹建天水电厂为例》探讨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在大后方筹建天水电厂过程中调配人才的运作方式，呈现战争状态下中央与地方关于人才调配的互动。

　　云南师范大学张永帅《环境、时局与全面抗战时期云南木棉推广》论述云南木棉推广的措施，从“人—地”互动角度论述木棉推广在预想和结果之间的偏差。兰州大学李鸿《林政的式微——抗战时期甘肃的毁林与林禁》认为，在战争消耗、社会动荡、灾害气候等因素之外，国民政府财政制度不完善以及地方施政的半失控状态是甘肃林政困境的主要原因。

　　兰州交通大学李佳佳《抗战时期西北公路交通发展与社会经济变化研究》从西北市场分布、商贸活动、城镇发展、近代工业、民众意识等层面论述西北公路交通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贵州师范大学严丹《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商车管理与运输统制》讨论政府统制模式下商车行业的因应措施与生存模式，呈现战时商车行业在国家利益与个体生存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的两难处境。天津理工大学朱东北《陪都时期国民政府的示范工会研究》以“示范工会”为主题考察重庆交通行业政策与行业传统规则的冲突，凸显了国家事业秉承的“理”与地方行业的“利”之间的矛盾。山西大学马思杰《1931—1946年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交通国防化”建设活动研究》认为，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交通国防化”理念与大后方国防交通建设是中国开始独立从事国防研究和规划的标志。

　　重庆师范大学张格《混乱与秩序：抗战大后方黑市及国民政府整治研究》指出，黑市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发展战时经济的困境及其自身的腐败。暨南大学秦云周《再论东兴汇路的起源与发展——以官方行局为中心的考察》认为，东兴汇路之所以能经受住太平洋战争的考验，主要是因为华南驻军、广东省政府、官方行局解决了私营侨批业难以应对的难题。华中师范大学仝宏博《重庆市商会1940年改组研究》论述重庆商会改组的过程，认为改组后的商会成为国民政府稳定大后方社会、重塑政商关系的工具。

　　三、 大后方的社会与教育

　　有关大后方社会的研究涉及粮食补给、社会救济、战时动员、公共安全等方面，特别注重通过描绘战争背景下人物个体或群体的命运来反映战时社会面相。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献粮运动研究》比较国民政府发动的两次献粮运动，讨论中央政府与地方围绕献粮展开的多重博弈。南开大学郑康奇《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大粮户纳粮的心理与行动》从战时动员的视角论述纳粮动员中国民政府的策略和大粮户的心理，认为国民政府的“入侵”式动员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毛光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马粮草补充困境及其因应》论述战时国民政府马粮仓库制度立废、军马粮草补充困境及其应对等问题，认为国统区通货膨胀、灾荒粮食歉收等因素导致国民政府军马粮草补充困局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且对抗战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中山大学王昊《抗战时期大后方与军医短缺问题的解决》论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军医短缺问题及其因应措施，认为受战时资源的匮乏和国家行政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始终无法解决军医短缺问题。四川师范大学王梅《民国时期甘青地区民间互助保障研究》考察民国时期多民族聚居的甘青地区在血缘组织、地缘组织和同乡组织下形成的民间互助活动，认为在政府救助缺位时，民间互助构成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但在战时社会整体贫困的现实下，互助实效下降。

　　西南大学曹登波《职业的“顺拐”：战时重庆城市消防的共见与殊像》论述重庆消防事业中“逃警”群体的职业失序行为，呈现消防职业形象的正面构建与基层消防组织运作之间的矛盾。南开大学潘岩《节日与动员：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空军节纪念活动考察》论述空军节设立的原因和纪念活动的开展情况，指出空军节是政府扩充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清华大学张嘉颖《卫生、人道、死生一视：法制视角下的重庆大轰炸被难者遗体处置措施》梳理重庆大轰炸遇难者遗体处置的措施，指出政府借此疏导民众心理、消解轰炸阴影，维护了社会稳定。

　　大后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注重对战时文学艺术创作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侯亚伟《1932—1933年林鹏侠西行叙事中的性别意识》关注新加坡华侨林鹏侠的西北之行以及舆论反响，认为她因国家民族意识而对性别认知产生错位，由此形成独特的性别意识。厦门大学谢智敏《戏剧镜像：抗战时期在桂韩人的戏剧表达与民族认知传播》认为，由广州、武汉等地内迁至大后方的朝鲜人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突显了民族特色与民族形象，进而宣传了抗日复国主张和民族认同。

　　大后方教育的论题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边疆教育和师资培养等方面，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考察。相关研究从外部关系视角讨论学校与政府、党团、地方社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从教育史本身考察学校内部的战时师资、课程等。延安大学陈恺《党团格局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师院校政》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中心讨论党团组织和训导处在校政中的合作与博弈，指出高校权力格局与校长、院长权威是决定党团关系以及党团组织能否协助学校校政的重要因素。华中师范大学高少博《抗战胜利后的部校纷争与地校关系——以重庆高校复员为中心的研究》通过战后重庆高校复员工作讨论大后方地位回落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与高校之间的纷争，以及地方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南京大学胡天银、云南师范大学封海清《共识与互依：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龙云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础》探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龙云主政的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原因，指出地方政府对西南联大服务云南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期待，西南联大对地方政府经费支持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依赖，以及地方有识之士的协助等因素，构筑了战时地方与高校合作关系的典范。南京大学翟彦浩《战时国立中学与迁入地社群的情感隔阂与日常摩擦——以合川的国立二中为例》讨论迁入大后方的学校与地方社群的复杂关系，指出二者因同仇敌忾而维持团结，又因外部压力消失而重回对立状态。南京大学金怡《规训之下：战时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研究(1937—1945年)》指出，学生自治会与校方建立和谐关系的原因在于政府和校方对自治会的强势监管制度和约束措施，自治会由此从有限的“自治”状态逐渐转向“无害化”和“去政治化”。

　　西南大学汤斯惟《抗战时期高等音乐师资培养研究》梳理抗战时期高等音乐师范教育师资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对音乐师范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进行了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培植地方师资·增益教育之效：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及其中学各科教员暑期讲习会》聚焦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开办的目的、情况及困难，讨论讲习会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伊犁师范大学林松《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藏族教育事业的建设(1937—1945年)》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对西南边疆地区藏族教育事业的建设，培养了藏族民众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观念”，保证了大后方抗战和藏族现代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陕西理工大学李力《一所流亡中学的抗战办学史：抗战时期国立第五中学在甘办学述论》指出，国立第五中学在战时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积极参与大后方建设、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等办学特色，推进了大后方文教与社会的发展。浙江大学韩江雪《大学通识教育理想与实践——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论述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通识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开展通识教育的实践路径和教育效果。

　　四、 关于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现状及思考

　　本届论坛在专题讨论之后，与会专家以“云上圆桌会议”的形式深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认为本届论坛的研究议题非常丰富，与会学者在资料使用方面挖掘利用了各种未刊档案资料。同时他也指出，抗战大后方的研究从地域上说虽然是区域史，但并非纯粹的地方史，大后方研究应注重与整体历史的互动，应更多关注大后方的政治、军事和外交问题。北京大学臧运祜指出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进展应该带来对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思考：一是再次强调抗战史研究包括抗战大后方研究需要加强宏观理论的总结提炼，在深入挖掘史实的基础上加强对宏大问题的综合思考，推动三大体系的建设;二是重点关注抗战史研究悬而未决的概念和问题，如关于抗战史时空概念的争议等;三是关注抗日战争的区域三分法中根据地、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的关联性。

　　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认为应继续加强沦陷区的研究，并在抗战大视野之下进行大后方与沦陷区的比较研究。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指出，以抗战大后方为单位的研究开拓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领域，应该重视大后方在持久抗战战略中的作用，注意大后方不是战争过程的产物，而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各方主动的战略选择;还应重视大后方和前线的照应关系，重视东部沿海作战和西南后方形势的连带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王川认为，本届论坛研究领域广泛，视野广阔，充分运用了新革命史、社会史的方法，具有国际视野和学术价值;指出在未来研究中应更多关注大后方广泛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动员、国族构建问题。此外，苏州城市学院高士华在闭幕式上结合其曾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的经验，对抗战大后方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希望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注意比较的视角，注意对旧概念的重新审视，加强方法论的探讨。

　　作者：胡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