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渗透的效应——以北海银行为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魏建   2023-06-26 10:07:40

　　金融是重要的国家公器，货币更是政权的代表，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渗透是指一个政权的金融机构在其统辖范围内普及和被使用的水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该政权所发行的货币被认可与使用的程度。一个新生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从产生到其成功成为法定货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经历哪些历程?特别是，货币作为社会财富的代码，一个新货币的发行水平不仅代表着政权的渗透水平，更代表着该政权的汲取潜力，因此是一个观察国家能力形成过程的重要指标和重要窗口。

　　北海银行成立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最后于1949年11月作为三个奠基行之一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的北海币是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币值和信用最高的地方货币”。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经说，“抗战时，山东北海银行的钞票最硬”。北海币从当时国民政府法币的辅助币到新中国人民币的奠基币，经历了从不被信任到被信任、从小范围使用到山东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大范围使用的过程，最后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战争中诞生的北海银行，显然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银行，北海银行的成长体现着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体现着共产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当时经济体系的改造。这种改造或者说渗透是成功的，可以总结为两个效应。

　　一是辐射效应。币值稳定的北海币成功地由小区域的辅币不断辐射、壮大，成为整个山东根据地的法定币。抗日政权的不断胜利是其背后的核心支持，北海币以币值稳定为核心原则也是其重要的保障。因为同时期不同的抗日根据地也分别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货币，但或者失败退出，或者币值不够稳定，没有取得北海币这样的成果。稳定的币值使北海币乐于为百姓接受，百姓自觉接受北海币也表明抗日政权被百姓所认可，北海币成为抗日政权向百姓辐射其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把北海币看作是抗日政权影响力的代表性指标。

　　我们将北海币以稳定币值不断扩大覆盖范围进行渗透的过程，称之为北海币的“辐射效应”。通过辐射，北海币成功取代法币、伪币、杂钞，成为百姓手中财富的代表，成为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重要的“经济公共物品”。特别是借助于物资渠道进行货币辐射，是北海银行的一个重要创举。在薛暮桥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前，北海银行就注意在春天投放物资收回货币，秋天收购物资放出货币，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化解每年春天根据地百姓青黄不接的生活困难。薛暮桥主持工作后更加突出强调物资的作用，将每年北海币发行量的至少一半用于物资的掌控，“山东的规定是：发行货币最少应以一半作为工商资金”。一方面是用物资调节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和物价，当物资不足(如春季)或者物价上涨时就抛出物资、收回货币，反过来当物资供应过多(如秋季)或者物价下跌过度时就收购物资、抛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用物资调节外汇，防止根据地出现内外收支不平衡，保护北海币币值的稳定。战争时期，不论是外汇还是黄金都没有物资重要。不论是百姓的生存，还是根据地的战斗，都需要以物资为后盾，所以将物资作为北海币本位和后盾就抓住了关键所在，根据地百姓在接受物资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北海币。即使是敌人要获得山东根据地产出的食盐、花生等物资，也必须用根据地所需的物资来交换。由此，以物资为本位，不仅为北海币币值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北海币的广泛流通使用提供了百姓乐于接受的渠道，从而加速了根据地军民法定币的转换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货币信任的转换过程，因为纸币完全靠发行者的信誉来维持。由此，抗日政权的国家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货币主权得以建立。显然，与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货币相比(比如金银)，一个政权发行的货币成为全社会的法定货币后，该政权以此货币为基础进行战争和建设的潜力、途径、手段就开阔了很多。

　　二是扎根效应。北海银行通过贷款的方式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渗透，完成了更深层的扎根。这种扎根，一是体现在贷款对象基本为社会最底层群体上，如前所述，贫雇农占春耕贷款的80%左右，社会底层的渔民、盐民、妇女也成为贷款扶助的主要对象。借助贷款支持，身在社会底层的这些群体，不仅因为靠自己的努力生产获得了不菲收入，改善了自身以及家庭的生活，而且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由贷款支持带来底层群体的双重改变，使这些群体对北海银行及其背后的抗日政权，既认同又感激，拥护与支持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二是体现在通过贷款对旧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上。贷款对象的确定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民主评议的制度安排明显不同于传统乡村士绅主导的安排。在贷款获得过程中，那些参与了合作社、变工组、农救会的贫雇农，特别是抗属，获得贷款的机会显著高于不向共产党组织靠拢的群众，这样就带动群众向党组织靠拢。特别是妇女加入各种纺织组织，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来自家庭的封建束缚，甚至成为新女性，送夫、送子参军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涌现出众多女劳动模范。三是基于贷款对传统的生产组织进行了改造。例如，对原来具有严重剥削性质的渔行，胶东根据地要求其实行四六分红(渔行六、渔民四)，生产超过万元以上给予奖励，同时废除旧渔行的其他盘剥手段。只有符合要求后，北海银行才给予渔行贷款，促进渔业生产。

　　与辐射效应相比，扎根效应的渗透更深入，对既有社会结构的嵌入程度更深，因而形成的动员能力更加强大。扎根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低利贷款有效改善了生活，为贫苦的借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以及基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上升。经济利益的赋予成为共产党抗日政权利用、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并进而发展出有利于国家能力累积与壮大的新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因此，能否扎根、能否形成扎根的兼容机制，也成为国家能力质量高低、可持续性强弱的关键所在，从而扎根效应是否存在也就成为判断与观察国家能力能否突破“国家—社会”矛盾的核心指标。

　　在北海银行的成长历程中，辐射效应使北海币在横向上逐渐覆盖了山东，扎根效应则使其在纵向上深入社会基层。在这个过程中以物资为后盾进行辐射和对贫雇农贷款进行扎根是渗透所采取的主要策略。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成功完成“渗透—认识—拥护”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魏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山东大学中泰证券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

　　原文标题：《金融渗透与国家能力：北海银行的经验》

　　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