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西迁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抗战
来源： 中国民族教育 文/ 周海建   2023-06-28 10:39:14

　　近代以来，由于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中国曾经在列强的入侵中一次次败下阵来，并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人民却从未停止过追求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大规模进攻，中国军民在浴血奋战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场包括政府官员、高校师生、工商群体等社会各界各阶层在内的西迁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无论信仰，不分党派，扶老携幼，挈妇将雏，不计艰险地从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奔赴偏远落后的内陆地区，以图延续中华民族复兴的火种和血脉。经过这场全方位的战略转移，中国不仅改善了高等教育和民族工业的区域布局，有效地增强了持久抗战的能力，更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往来，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高潮。

　　高校内迁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中国的教育和文化机关也进行了蓄意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企图借此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抗战力量，从根本上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据部分学者统计，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38年8月底，中国108所高等院校中有91所被日军占据或损毁，其中25所被迫停止办学。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学被迫关闭，大批中小学生失学或流亡内地。多个地区的图书馆被日军洗劫或焚掠，仅上海一地的公共图书馆就损失图书达29万余册。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中华文化也面临空前浩劫。

　　为保存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精英与元气，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陆续根据政府要求或自身实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迁移。由于战事频仍，交通不便，各高校师生在迁移途中大都历经艰险。加之战局动荡不安，很多高校对此准备不足，往往迁移一地之后不久就被迫再迁，甚至五迁六迁。但参与内迁的师生们并未因此而意气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毅力。黄钰生、曾昭抡、闻一多等人组成的湘滇黔旅行团还一路调研考察，收集民歌和民谣，造访沿途的少数民族村寨，增进了与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沟通交流，学生们也借此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和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加深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与理解。

　　辗转迁往内地后，各高校师生努力克服困难立即开始艰苦的复学工作。基于内陆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性，各内迁高校积极采取了因陋就简的办学方针，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条件来开展教学活动。例如，西南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因地制宜地将学校附近的残破碉堡改造成气象台，供学生观察和实习使用。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也独出心裁地利用废信封、瓦盆等制作了育种袋、蒸发器皿等设备，以满足教学实验的基本需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被日本的侵略战争所摧毁，反而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气象。

　　与此同时，随着东部地区高校的内迁，中国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启了空前高涨的新局面。在重庆，内迁高校的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数次农村宣传团，利用课余时间前往重庆周边的县区进行抗日宣传，通过演出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抗日演讲等方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在成都，华西坝的高校学生们组成了战时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工艺品义卖、慰问抗日壮丁、张贴抗日漫画等活动传播抗日救国主张。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们组织成立学生话剧团、“山海云剧社”“国民剧社”等团体，陆续排演了《祖国》《塞上风云》《风雪夜归人》等救亡剧目。其他内迁高校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更是不胜枚举。通过这些活动，内迁高校的师生们大多开始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融入到工人、农民、市民、士兵乃至各民族同胞中间，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抗战情绪，有效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日战争。

　　工业内迁与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交锋，更是两国经济和工业实力的持续较量。然而，相较于日本而言，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较为落后，且地域之间极不均衡，直到抗战前夕中国的现代工业建设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非常容易受到战火的波及和影响。为了维系中国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中国东部地区的民族企业和工厂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也陆续加入了内迁的行列。

　　按照国民政府最初的迁移计划，东部沿海地区内迁的工厂类型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和机器、化学工厂中与国防军事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迁出地则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但是，淞沪会战爆发后，不在国民政府迁移计划中的很多企业也主动开始了内迁。据国民政府方面参与主持内迁的林继庸回忆，工厂内迁在当时俨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好像谁的工厂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被认为准备做顺民、做汉奸。故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广大工人和民族工商业者经常会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中强拆机器，争取多运走一吨机件、一台设备。此后，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福建等地的一些民营工厂也陆续迁往内地，极大地充实了大后方抗战的国民经济基础。

　　在内迁企业的推动下，中国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取得了很大提升。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等内迁企业较多的省份，更是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新兴工业区。经过他们与内地军民的共同努力，很多以往缺乏工业基础的边远地区，如西康的会理、西昌，甘肃的玉门、永登，云南的会泽、巧家等，也相继建立起较为现代化的工矿业，为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力的补给。

　　伴随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崛起，中国的民族工业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契机。抗战爆发前，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面对在华外资的压倒式竞争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抗战发生后，国外工业器材的来源逐渐断绝，在华外资工厂的威胁也日趋减弱。于是，中国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勃然兴起，在填补中国战时需要的同时，也引发了近代中国工业结构的转变。此外，东部地区的工业内迁还为西部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与所在地区的各族民众相互交流、共同合作，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也为各地区锻炼和积累了许多技术人才，从而也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迁运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军事战争，也是一次影响到中华文化存亡续绝的文化之战。自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倚仗坚船利炮之势洞开了中国的门户，以欧风美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随之席卷中国社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甚至引发了“全盘西化”“充分的世界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激烈论争，日本则借机利用文化渗透和殖民话语输出来扩大其在华影响力，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遭遇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不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知识群体开始高度重视文化的民族性，而西迁运动的进行则更加促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化繁荣。

　　与五四运动后颇为流行的尊西抑中思潮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更为注重发掘本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在西迁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一路顶风冒雨、颠沛流离，仍丝毫不忘自己所肩负的抗战使命。著名戏剧家田汉在转道湖南时，就与欧阳予倩、葛一虹、龚啸岚、任光等湘籍名流共同合作发起了对湘剧的改良。他们通过创新剧目，改良唱腔，使得传统剧目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对抗日救亡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完成西迁后，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则组成了工作队、宣传队、话剧团、漫画队、服务队等抗日救亡团体，深入后方的街头巷尾和边远地区的广大农村，演剧、出墙报、贴宣传画、教唱歌，启发各民族群众的觉悟，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积蓄了深厚的民众基础，也推动了中华文化创作内容与创作方式的重大转变，催生了一系列如《黄河大合唱》这样的经典作品。

　　除文艺创作外，中国的边疆民族教育和学术研究也在西迁群体和当地民众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构的支持下，内迁的知识群体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等边疆调研团体，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和边境地区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当时的边疆教育发展提供了不少参考。学术研究方面，在内迁高校的引领下，各学校师生和文化团体以协助推进边疆建设为目的，对西部地区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进行了大量考察，收集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型论著。与此同时，西迁的知识群体还利用自身的文化专长，向大后方的各民族群众普及科学、教育、医药、卫生等多方面的知识，提高了大后方的整体文化素质。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迁运动还使得中国各地区的人民增加了彼此接触、相互影响的机会。据曾昭抡记述，到抗战中后期，在四川西昌的大兴场，街市上的汉人基本能说一口很好的倮夷话，到那里赶街的大多数夷人的汉语也说得不错。他们彼此尊重，相互了解，毫不欺生，而且非常克己。在大后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彝族、白族、回族、傣族、藏族等各族民众更是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参与各项工程的勘探和抢修。其中的一些民众还与外来的汉族技工缔结婚姻关系并组建家庭，谱写了民族团结的一段段佳话。

　　总体而言，经过抗战时期的西迁运动，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得到了空前加强。客观上来看，以沿海地区的工业和高等院校内迁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对扭转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域不平衡状态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各民族人民秉持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在大后方创造性地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凝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构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历史学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刊登在《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2年第4期作者周海建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