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抗战到底的“底”与最后胜利
来源：桑兵   2024-08-16 15:13:56

　　全面抗战爆发，举国上下耳闻目睹最多的口号，就是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是全体抗日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共同意愿。在抗战的进程中，这样的口号内涵的笼统性时时引起各方的疑问，因而不断被拿出来讨论。在有识之士看来，抗战到底的“底”，包含时间与空间，其时间性与持久战要多久大体吻合，至于空间，则各方的认定并不一致，有时分歧还相当明显。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各自心目中抗战到底的“底”的不同，反映了各方必胜的信心与和战的倾向，影响着抗战的进程。前人对此已经有所注意，蒋永敬、杨天石相继撰文，以蒋介石的抗战到底之“底”为中心，探讨相关问题，认为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蒋介石的抗战到底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

　　蒋介石虽然是全面抗战的最高统帅，在抗战舆论和行事的实际运作层面，却不见得掌握了主动和主导，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势力的夹攻之下，摇摆不定，显得颇为被动。蒋介石和国民党之外，以中共为代表的各党派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抗战呼吁及其各种形式的行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决策行事，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中共的对日态度及其对策，始终明确而坚定，具有标杆意义。放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整体脉络之中，可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战到底的“底”，包括最后胜利的意涵究竟何所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一、打到鸭绿江边，把日寇赶出中国

　　蒋永敬的《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的问题再研究》一文，专列一节谈“抗战到底”的由来，指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再度复电宋哲元，是其提出“抗战到底”之始。而7月17日蒋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即为“最后关头”的到来，可见“抗战到底”实源于“最后关头”的提出。1935年南京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所作对外关系报告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据此，最后关头应为由退让妥协到决心抗战的关键，却未必决定了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战却并非先知先觉，全面抗战爆发前，他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广受诟病。在国人看来，面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早就绝望于和平，到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步步进逼，抗战到底的口号，即已正式见诸媒体。1933年《国家与社会》第11期发表署名“明”的时事短评，标题就是《抗战到底》，评论称：“抗战到底，是我们目前的奋斗口号。对国联，我们没有依赖侥幸的心理;对内，我们要有团结御侮的精神。热边战争是民族的生死战，我们不但要使热河不失寸土，而且要由此收复那沦陷的东省。”这一短评不仅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奋斗口号，而且指出了不依赖外力、内部团结御侮的重要原则，并以收复东北作为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后来媒体报道平津学生团和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也使用了“抗战到底”的标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以后，中共一度认为，只要国民党不正式对日宣战，所谓抗日就是假抗战之名，欺骗民众，因而采用反日的口号，希望掌握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实行中共领导的反日运动。为此，1932年4月15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军民在苏维埃的红旗下直接对日作战。直到1933年华北危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发表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主张建立和扩大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和华北有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不再将反日(对日)和抗日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而是同时并用。1935年，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以抗日取代反日。为此要求组成国防政府，行政方针第一点就是抗日救国、收复失地。1937年4月，张闻天在《解放周刊》创刊号发表文章《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声明：“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一九三五年华北事件之后，早已把日本帝国主义当做了中国民族的最大敌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当做了我们最中心的任务。”上述变化转折，为中共自行提出抗战到底的口号奠定了政治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共迅速做出反应，《解放周刊》第11期发表署名矢针写于7月13日的文章《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针对国民党历来的对日政策，认为日本各方面的言行，“充分地证明着‘和平’老实到了绝望时期。除了坚决下牺牲的决心，誓死与敌人周旋到底以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不能重蹈九一八的覆辙，以为华北丢失后日本可以保证华中、华南的偏安，幻想以妥协来缓和日寇的凶焰，结果势必导致九一八的类似事件接连再现。“不管日寇发动的侵略行动行将立即爆发成为大规模灭亡中国吞噬华北的战争，或是利用猛烈的军事行动，以作为外交上压迫中国使实际上放弃华北的手段，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但一件事实已经证明得千真万确，即是华北已经危急，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大陆政策’已证明其没有止境。这样，倘若我们不抵抗，华北就沦亡，倘若抵抗，华北将可以永保，再没有第三条道路。而再一次证明只有抗战到底，一切集中在抗日问题，这才是中国应定的唯一国策!”

　　然而，不仅投降派和汉奸说华北危急是夸大之词，包括国民党中某些负责人员、国民党官办或半官办的报纸刊物以至《大公报》与《国闻周报》之流，都不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趋势的问题，“他们公然希望日本强盗会‘反省’，他们甚至认定近卫内阁的上台是‘可以因其中庸性格(!)而对东亚大局起明朗化之作用’，他们甚至公开提出‘抗日是消极，建国才是主要口号’，殊不知坚决抗战的方针不确立巩固，任何国家都‘建’不起来。”这一切根本谬误的认识，完全基于顾虑与企图用妥协办法“保存”沿海工商业中心的私人权益，殊不知即使万分退让，在“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大陆政策下，即使将这些“中心”完全让给日本而谋一安生之道，民族工业也唯有遭受尽情破坏而完全破产。这同样证实了“只有经济建设才是国家急务”的误算，这一理论的提倡者完全忽略了日本强盗的侵略凶焰，不会让中国有从容的时间来完成自己必需的军事工业。不管提倡这些理论的人物主观上如何为国家打算，客观上这些理论已经迷误了过去的国策而生了不少的恶果。“倘在现在的紧急关头还不清算这些错误的见解而站到坚决抗战的立场上来，就只能使国家民族的前途蒙上不堪形容的损害，实际上也只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遂行更加顺利而已。”以为承认日本提出的条件就可使其停止军事行动，只能是完全断送民族国家的前途。“在客观方面说，中国已到达非抗战则灭亡的命运，在主观方面，全国军民大众都一致认识非抗战无以求民族生存”。国民政府应誓死保卫领土主权，领导全国抗战，实现团结救国的政纲，开放党禁，联合各党派，给国民爱国的民主自由，扑灭汉奸卖国贼，放弃单纯防御，首先在华北采用大规模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正面阵地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华北驻屯军。南京政府似已下抗战的决心，但是局部的或坚持到底，有待证明。国民党当局应该信守诺言，现在已经到达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了，应该坚持抗战到底。

　　7月15日，朱德撰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提出抗战正从华北局部走向全国，必须上下一致，“抗战到底”。“尽管敌人怎样残暴，怎样强悍，在抗战到底的进程里，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第二次宣言，正式提出：“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 7月26日凯丰的《唯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的出路》则指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通电和宣言中，都是主张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而且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基本条件。”应本着蒋介石先生的谈话中所说的“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事实，只有决然“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必须立即实行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办法，“这是保障坚持抗战到底，保障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最好的办法”。

　　应否实行抗战的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才算是取得抗战胜利，也就是抗战到底的底究竟何在的问题自然提上桌面。1937年8月25日召开洛川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之一，即在实行全国性抗战的新阶段，“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抗战到底和最后胜利的基本原则是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具体而言，同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表示要“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为抗战到底的底划出了清晰的底线。

　　中共关于抗战到底之底的主张，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明确。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回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的提问，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斯诺进一步询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明确答道：“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1937年3月，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就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以及中日两国之间是否应该进行谈判等问题清楚地表示：如果日本愿意和平，我们不拒绝谈判。和平的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尊重中国的独立，两国地位完全平等;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自由飞航;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特务机关;禁止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横暴无理;禁止走私。“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明确宣称：“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战略反攻要“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

　　至于蒋介石的抗战到底，虽然自全面抗战爆发之始就宣诸于口，实际上在战与和之间长期摇摆不定，尤其是在能否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对日议和的条件，还是真的决心战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东亚彻底和平的最后胜利的两权之间，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举棋不定。说蒋介石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经历了以和为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到以战为主(完全胜利)的转变，大体而言固然不错，具体而论，蒋介石始终在不欲战却不得不战、希望和却不能求和的两难中不断挣扎，其间既有以战促和的寄望，也有被迫死战的无奈。

　　蒋介石自视极高，以天赐中华民族的领袖自居，他本人的自期是：“我四百兆民众千年以来找得今日之领袖，以期拯救我民族，小子应如何奋勉，勿负其所期也。”说他一味想要投降，未免言过其实。可是正因为自认为身系国家民族命运，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又极不愿意过早对日决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逻辑，即由此发生。同理，如果外力侵入威胁到他的合法地位，即超越其能够忍让的底线，为了自保，只能被迫应战。全面抗战前蒋介石的一再对日退让，与卢沟桥事变不得不被迫应战，以及此后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都是出自同一逻辑。

　　七七事变的当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慨叹：“若再加我二年之时间，(华北)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扶持朝鲜独立，由我而成乎。”战事初起，他认为日军仅仅意在华北，欲以战之态度致和。到淞沪战败，又转而听天由命。

　　与公开言论坚决抗战到底的义无反顾迥异，蒋介石在日记中坦露了自己内心的彷徨与迟疑。一方面，他知道已经到了不得不战的最后关头，否则自身难保。1937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抗倭必须到底，不背初衷，则虽败亦成。”10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进而全面总结十年以来对倭之决心与初意：“甲、如我与之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一切信义，继续侵略不止也。乙、即使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以后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妥协不惟不能奏效，徒自破坏人格与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之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为破坏我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与成败如何，但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今日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庚、此次抗战实逼处此，无可幸免者也。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之继起而复兴，况国际形势非由我自身牺牲，决不能唤起同情与干涉耶。辛、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如此次再不抗战，则国民之精神消沉，民族等于灭亡矣。”

　　另一方面，在蒋看来，安内的大计尚未完成，战局如果陷入不利，势必加剧内部矛盾，同样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明知中日之战必然是持久战，却不愿意陷入长期战争的原因，可从1937年12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窥知：“考虑长期抗战最恶劣场合：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己、各国与倭妥洽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梏，社会纷乱。”也就是说，蒋介石不相信中华民族可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又担心列强趁机侵夺，牺牲中国，所以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权位，便宁可对日妥协，而不肯全力御侮。

　　蒋介石不仅自大，而且量小，没有宁可我负天下人的豪强霸气，却充满天下人皆负我的怨妇式诅咒。他在日记里对相识者几乎无人不骂，中共之外，国民党内从宋庆龄、蔡元培、宋子文到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军政要员，社会各界从胡适、沈钧儒等知识界代表到黄炎培、张君劢等民主人士，全都痛骂不已，而且用词相当恶毒，似乎只有他才是救苦救难的尊神，其他人都是捣乱破坏的妖魔。他自认为只要全国上下都服从他一人，统一军令、政令，就能够抗战建国，无往而不胜，但实际上不要说客观上无力控制，即便得偿所愿，三军用命，举国一心，按照他的办法，要想战胜日本也几乎毫无胜算。作为党政军最高领袖，唯有全力抗战，放弃独裁，改革政治，才有可能赢得军心、民心。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大权独揽才能抗战，且总是将抗战不力委过于人，绝无可能得到全国的拥护。对于党内的求和妥协势力，蒋介石也常常表示愤懑，对投降派更加痛恨。1937年11月30日的本月反省录他写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是之易者，果何所据也。”“毋惮初难，毋忘初衷，抗倭原定计划本以平汉与粤汉两路以西地区为根据，今日犹在其以东地区抗战，而一般文武人员意志其所以，诚不可与图始也。”不能说蒋介石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只是其民族利益的优先值，首要的还是自己的权位声望。

　　以个人的权位为考量基准，蒋介石的抗战不可避免地有些三心二意。在战与不战以及如何战等问题上，其决策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才能战胜日本，而是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权衡各种利弊得失。1937年12月11日的本周反省录蒋列举了必须一战的要因：“一、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党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二、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也。三、不可失去本党革命性，更不可忘却本党革命责任，只要三民主义不灭，则国家虽亡犹存，只要革命精神不死，则战事虽败亦胜。四、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战尚有一线生机，降则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会名存实亡，蒋介石的个人诉求与民族利益相当吻合。

　　日本全面侵华，同样与蒋介石的一己私利根本对立，只要日本不放弃侵华野心，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这使得本来不愿过早陷入对日战争的蒋介石退无可退，只能应战。而且只要日军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意图占领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不保，就必须硬着头皮抗战下去。沪宁相继失守，12月18日蒋介石的本周反省录总结道：“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言和无异于自取灭亡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私见作为权宜之计，不失为国家民族之幸。

　　秉承上述认识，蒋介石面对各种言和与调停，均予以严词拒绝。1937年12月28日，他决定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次日，他约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谈抗战方略，主张抗战方针不可变更，“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1938年1月2日，他严词拒绝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平代转的日方条件，认定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后来蒋在2月28日的本月反省录中追记：“当余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篇，诸同志皆惴惴然以为激起敌国愤怒，从此更难应付。而敌国见此，亦发表一篇，认我国民政府为抗日主干，余乃知倭寇至此方悟抗日为余主动，其昔日种种恫吓，盖以为余必不敢主战也，至此其必悔料敌之错误乎?总之在本日外交、军事、政治、党务皆在动荡之中，人人以为恶劣可忧，吾则以为转危为安之机，或在此也。”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及其军队始终是心腹大患，即使全面抗战初期同意接受中共一起抗日，也没有正式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并在各方面想方设法加以限制甚至削弱。在他看来，日本和中共都是其统治的威胁，而且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必对东亚乃至世界造成大祸。但在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威逼之下，他宁可选择容纳中共。1938年1月12日，他研究对倭之心理及态度，推想四项：“甲、中国真正放弃容共抗日政策，表示为东亚和平计，与日本进行确实提携之态度。乙、保卫日本在东亚实在地位。丙、履行日本所任世界之反共义务。丁、克尽中国善后事宜，故必须取消蒋政权。”一个月前，他即做出判断：“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狯【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也就是说，在中共与日本之间，蒋介石的取舍完全在于哪一方对自己的威胁更大。

　　二、恢复七七以前状态的以战致和与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抗战，毕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华北与沪宁失利后，面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在战和之间再度犹豫不决。自1938年初起，与日本和谈的问题就不时出现在蒋介石的考量之中，而和谈的条件，并非如他公开表态，必须保持一切领土和行政的主权独立，而是只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就可以作为和谈的基础。开始这些还限于他本人的私下盘算以及暗中操作，1938年3月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言和条件如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一和。昔之不能解决东北问题，以其政府不能掌握军队，若果当时解决，则仍不能免于一战，于我国地位更坏也。”他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讲演的第一讲的要旨是：“甲、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乙、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丙、只要于国有利，则一切和战责任我愿不顾一切，负责断行，但此非其时也。”在他看来，“此时将到可和可战之时期，不难转入主动地位，戒之慎之，勿失时机。”其内心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彷徨完全浮现纸面。

　　其实，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应战，一方面是认为一味退让很难让日本停止侵略的步伐，另一方面则是意欲以战致和，希望引起国际干预，其欲达到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对于中共和全国民众而言，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正是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结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毛泽东即多次对此表示坚决拒绝。迫于国内各方的压力，虽然国民党内高层的求和呼声不断，但蒋介石更加在意的却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他认为，如果“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失败也”。“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而英国现下态度“对倭不接，对我不离，不无可虑。尤须防其于彼有利时，则与倭妥协，而劝我屈服”。据他判断，“俄自张鼓峰停战协定以后，于三年内，再无加入远东战争之望;而英美虽竞争造舰，但在三年内，亦决无干涉中倭战事之望。此时大势更明，我应速定五年抗战计画”，实行各项改造政策，以期自力更生，独立抗战。鉴于英法无力保证捷克安全，应对日本和谈，自然依靠不上第三国的保证，须“要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的完整居然可以并行不悖，这样的看法他人显然很难接受。

　　此时欧洲的战争已经日益迫近，这对坚持认为中日之战与国际形势紧密关联的蒋介石的和战权衡颇具影响。9月26日，蒋觉得“若欧战不起，则可和当和”。次日，国联决议对日经济制裁，蒋表示：“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只是和议存在弊害：“甲、停战后，倭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乙、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丙、英美不悦。此三害皆应注意。”所以同时认为：“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武汉问题犹在其次也。”其时武汉战事不利，国民政府负责对日和谈联系的萧振瀛在香港与日本特务和知鹰二会谈。蒋指示不可抱有成就之望，拒绝无商量余地之事，具体条件不可书面示彼。同时考虑对日停战撤兵方法，包括分区交代、交接时期地方治安维持方法、交接时防止误会与冲突之手段，预防察绥与冀东问题及伪组织之处置等。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划定国境。求和的方案日渐清晰，但是对于和议的效果及其影响，则颇为担忧。

　　形势的复杂多变，令蒋介石的和战态度更加纠结。10月3日，蒋介石意识到媾和危险在于，敌军不会轻易放弃已设立的支院与特务总监及不撤走驻扎在华北、上海、察绥的军队。停战后须对内宣言，外交以公开、平等、信义、独立为原则，并抚慰死伤军民。武汉失守后，11月2日，蒋自我激励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撼。”次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军已攻占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已成一地方政权，如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其溃灭前断不收兵。两天后，蒋致电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指示参政会宣言对日本政府的声明不予理会，亦不提和战正题。他认定的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志，取得最后胜利。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是也。”12月9日，蒋与党政同仁谈话，声言半年内不可稍涉犹豫，与日人谈妥协。“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而当汪兆铭问中国将以何为媾和条件时，答称对外表示，当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情形为条件，唯措词仍当慎重。可见蒋介石的不妥协、不言和，只是应对日军的不停战，其心目中的媾和条件，还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

　　1938年12月15日，日本正式设立兴亚院。此举令蒋介石感到和议无望，“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欲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12月26日，他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对近卫声明提出的东亚协同体、日满支不可分等，予以严辞驳斥。

　　蒋介石坚持抗战，一定程度上是对日本政府无视其自以为至高无上之权力地位的抗争，在心底，他并未放弃议和的诉求。1939月1月9日，他拟订的和平原则为：“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根据或余地，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其中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只是恢复和平的先决条件，而保持领土、行政、主权完整，则是基本原则。在1939年1月下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阐述了上述原则。

　　问题是，如果由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实现和平，是否就意味着抗战结束?如果这样的停战不能收回包括东北在内的全部领土主权，抗战到底的底是否别有所指?此事很快引起广泛争议。2月17日午后，国民参政会集会，参政员褚辅成、林祖涵等主张宣言解释“抗战到底”一语之意义，并主张认定九一八以前状态之恢复为抗战终止之期。这与蒋在五中全会秘密表示主张以七七事变以前状态之恢复为抗战终止之时明显有别。次日午后，参政会继续开会，蒋介石以政府代表资格发言，申述抗战到底一词之意义不可明白宣言之理由。与会者一致通过宣示应继续抗战，但对于抗战到底之意义不加以解释。

　　国民党关于“抗战到底”之意义的模糊处理，首先是为对日妥协留下必要的回旋空间，以便届时对内对外有所托辞，可以交待。中共中央从各方面获悉了相关消息，于1939年2月25日发出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蒋在五中全会前后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与防共，最后要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同时，五中全会的公开文件，虽未明白表示这类意见，但其实质上亦包含有抗战最高目的为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状况，及不依靠民众而依靠外援……这些缺点错误的根源，基本上是由于蒋和资产阶级对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历来就与我们有不同的路线，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为此，中共采取的对策是，拥护彻底抗战路线，克服不彻底抗战路线，但批评时一般不正面提出，作为一般解释的方式提出。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严正声明：“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5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发表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再次声明：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打到鸭绿江边，争取最后胜利。这可以说是对国民党妥协言和主张的正面回应。

　　5月30日，《解放周刊》第72期发表时评《抗战到底的正确认识》，详细阐明了中共关于“抗战到底”的态度：

　　抗战到底虽已成为我国的既定国策，但什么是“抗战到底”?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今天尚有严重的基本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抗战到底，只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思想，它一方面把东四省放在我国领土之外，结果，必然在事实上默认在日寇操纵下的伪“满洲国”，而自愿的破坏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另一方面，表示对敌人存在着最有害的幻想，以为敌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或者是“知难而退”。同时，他把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寄讬在国际间对日本的压迫，再演一次“三国还辽”的历史，而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样必然会放松我们长期抗战的准备，不认真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准备将来之反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指中国彻底战胜日本强盗，不仅在华中华南华北予敌人以打击，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出中国国土以外，否则我们抗日的使命就没有终结，抗战也不能罢手。这一次战争，不仅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是决定东方历史前进的途径。

　　围绕“抗战到底”之“底”的分歧争议，不仅是对日态度的差异，而且反映了相关方面对于内外矛盾轻重取舍的政略动向。中共的判断是，对日妥协即投降，而投降与反共互为表里。6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反对投降危险，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及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要向一切爱国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说明反共即准备投降。

　　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万众齐声高呼的“抗战到底”口号，与“最后胜利”联为一体。连中政会主席汪精卫都曾亲笔题字：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还有人将“持久战”改为“永久战”，提出“坚持永久的继续的抗战到底，牵动世界规模的全面战，绝对战，疲敝战，坚持永久战，以获得最后胜利也”。起初最后胜利的意涵比较笼统，董仲竾撰文指出所谓“最后胜利”不是理论，而是事实，针对日本的速战速决，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至于如何争取，则主要是养成必胜信念，坚定必死决心，条件则有国际同情，正义精神，举国一致以及倭寇危机四伏。

　　在简约的口号形式下蕴含丰富的内涵，易于不同的人群各取所需地加以解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937年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时宣称：这次对日抗战，就是第二期革命。第一期革命是打倒军阀，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能达到目的。这一期革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日民族求生存，自然比前期的革命更难，不是侥幸可以达到目的，必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能成功。张健甫撰文指出，中日大战是中国民族生与死的斗争，在民族存与亡的关头，战争将使中国民族得到神圣的解放的胜利，登上独立的自由的高峰!必是甲午以后40多年中日关系的总结算!是民族解放自卫神圣的战争，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是中国人民以死求生、拼命求存的战争。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把抗战与建国联系到一起，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

　　抗日战争被赋予如此众多且重大的意涵，要取得最后胜利，绝非易事。与此相连，抗战到底的底已经不限于地理概念，而是扩大为政治概念。社会舆论关于抗战到底才能最后胜利的意见，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中日战争是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必须战至最后，分出胜负，才能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人已经明确指出，中日纠纷，非在不投降即抗战两条路中选择其一不可。而抗战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必须采取大军游击战的形式，克服武器落后的缺点。敌人不能作持久战，是最后胜利的大保障。中国不能用主力阵地决战的方式打倒敌人，也不能只是完全依靠正规军作游击战，必须广泛发动民众。顾森千指出，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称日本大陆政策与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两大使命相互对立，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坚决抗战，拼全民族的生命，战至一兵一卒。这样伟大的抗战，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顾希平与之意见相同，指出“抗战一经发动，我们中国面前很显明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复兴之路，一条是黑暗的灭亡之路，不走灭亡之路，就要跨上复兴之路，不能跨上复兴之路，势必走到灭亡之路，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容许我们在歧路上徘徊”。因此，即使战况不利，也非抗战不可。要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如孙福熙所说：“抗战是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死关头，在你一生，在我们民族的一生里，抗战只有这一次，战胜了，从此无需再战，不战而败，从此不能再有抗战这一类光荣的事实了!”

　　施复亮从“最后胜利”的角度论述了抗战到底，他认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或是中国从半独立国降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完全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完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奴隶，或是扫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恢复一切失去的领土和权利，建立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达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前者是日本得到‘最后胜利’，后者是我们得到‘最后胜利’，‘最后胜利’只有一个，不是我们得到，便是日本得到。现在全中国人，除了少数汉奸和恐日病者，几乎一致地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所谓‘最后胜利’，自然不是指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乃是指根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达到中华民族解放的决定的胜利。的确，只要我们能够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才不会因一时的局部的失败而灰心。”最后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大家努力去争取，在许多必要条件中根本的有两个，一是发动民众运动，一是恢复“联俄政策”。

　　林运铭的分析最为详尽，他说：“我们不能不抗战到底，委曲求全就是等于自杀，中途讲和就是等于投降。中国人太爱和平，才有今日的危弱，危弱之后仍是爱和平，那就是该灭亡的民族。我们固然和英美一样爱和平，但我们却不愿为英美爱和平的代价。”英美为求和平，无妨迁就事实，我们必要打破事实，寻求生存。“如果得不到生存和独立，我们宁愿抗战到底。日本人惯以事实造出理由，英美人喜就事实寻求办法。所以我们不能不以事实来保障我们的生存。抗战是最具体的事实，亦即最有效的自卫行动。我们宁愿以抗战保卫世界的和平，不愿为世界的和平牺牲我们的抗战。”中国人过去中了太爱和平的毒，微微受一点苦，便渴想和平，甚至好些平时高谈抗战的青年也想过“苟活偷生”。日本人可以牺牲来侵略，我们倒不能忍痛牺牲去抵抗，这种民族还配存在!老是希望别国抗日，不见得对中国有益。中国不能不抗战到底的理由：第一，一旦开战，中日双方都不能言和，只有战至最后决定胜负。第二，中日都是生死存亡的战争，问题不解决，绝对不能妥协。第三，是世界大战的一环，世界战争无法避免，中日战争也绝对不能停止。第四，抗战是中央决定的国策，抗战到底才有出路。日本放出讲和消息，目的在于松懈我们抗战的决心，应积极抵抗，严厉驳斥，绝对不容许以中国为各国和平的代价。万众一心抵抗到底，为唯一的救国办法。

　　其二，敌强我弱，战争是长期的，无论遭受多少挫折失败，必须坚持到底，才能最后取胜。淞沪会战将近尾声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在中央社发声，表示长期抗战的计划和布置，由蒋委员长领导许多有力量的同志制定实施，只要严格照办，最后的胜利，早早晚晚终能够实现。“经过了无数的进退，销耗了好些好些的日子，才决定一个真正的胜败，这方才叫做长期。能够长期，是利于我们，不利于敌人，故敌人利于速战速决，我们利于长期抵抗，长期抵抗了，最后的胜利，自然必属于我。要长期抵抗，就必定是有进有退，长期抗战中的进退，是应有的过程。那末我今天有点小小的贡献，就希望大家不要把这过程中的进退，误看做胜败。”一时的得失，并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

　　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频频，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的把握问题日益凸显。于苇撰文认为六个月的抗战军事上遭到相当的挫折，后方失败主义滋长，主要出于一般人对“最后胜利”认识不清。弱小民族的抗战，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失败不可避免，因此，我们所争的，乃是“最后胜利”。最后胜利是由许多失败经验的累积与弱点的克服而造成的，须经过一个长期的抗战才能达到，问题在于中国能不能长期艰苦地抗站下去。只要能长期抗战下去，不断克服种种缺点，扩大增强战斗力，则最后胜利终有一天会到来。

　　李圣三讨论了抗战到底与最后胜利的关系，指出：“‘抗战到底’就得到‘最后胜利’，……所以‘抗战到底’乃是最后胜利之关键。吾们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全看吾们能否‘抗战到底’。抗到底，就胜利，抗不到底，就失败。抗到底，就得到独立平等自由，抗不到底，就沦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隶。……所以吾们要求‘最后胜利’，就必须‘抗战到底’。因‘抗战到底’，所以有‘持久战’。‘持久战’的内涵，有力量与实践两种质素。‘抗战到底’必须有其力量与其时间，有时间便能久，有力量便能持久。因时间以运展其力量，有力量能充实其时间。”有决心与实力便能抗战到底，抗战到底便是最后胜利。

　　其三，必须增强信念，振奋精神，勇于牺牲，积极斗争，不能坐等胜利的来临。强毅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一句话凡属中国人或全世界同情于我们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军阀的日本，都是绝对相信的”。可是华北几省即将沦陷，上海战线又要后撤，敌人的飞机大炮日夜不息地到处狂轰滥炸，“我们又怎么能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呢?”抗战要把握最后的胜利，先决条件是长期抵抗，争取国际援助，使日本内部发生革命，或经济恐慌。“但是我们最紧要的条件，第一是政府必须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第二是人民必须全体动员参加抗战。”假如自堕信念，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会发生动摇。既已发动民族抗战，就只有愈挫愈奋。现代战争是整体的、全面的，因此抗战必须全民总动员，前线冲锋陷阵，后方接济资源，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万众一心，共同担负抗战责任。沦陷区人民应拒绝供给敌军，设法破坏敌人阴谋，自动组织游击队，进行扰乱和攻击，消灭敌人。人民在积极方面应该牺牲生命财产，尽量供给政府，增强抗战力量，消极方面不与敌人合作，不资敌粮食等。抗战是拼命，不是战胜日本，就是被日本灭亡。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战事失利，是因为军队和人民没有很好地联在一起，政府和人民没有很好地站在一起，只有军事动员，没有民众动员。只要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结成一条线，大家一条心，决心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随着战局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不断发生变化。战事不利时，不少人主张从速讲和，收拾残局。待到形势逐渐好转，尤其在鲁南大胜以后，一般人又抱着最后胜利已经来到的等待心理。战局陷入胶着时，“往往有人好像隔岸观火似地问：‘这末打下去，什么时候才是最后胜利呢?’对于这种人，我们首先得问他：‘你对抗战尽了些什么职责?’一个中国人，关心着祖国抗战的胜利，诚然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不过要想‘收获’，还得先去努力‘耕耘’。……我想，简直可以这末说：‘当每一个中华儿女认识和参加了抗战的一天，也就是抗战胜利开始的一天!’”

　　为了能够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社会各界纷纷出谋献策。有人提出，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召集国民大会，立刻组织和武装民众，给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等政治自由，建立民主集中的政治机构，以加强抗战领导。有人提议召开国防代表大会，才能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确保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有人详细列举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实行民主集权、利用外援、国民军事化、努力生产、准备金融、扩充军备、肃清汉奸、精诚团结等。

　　方振武分析了全面抗战初期“最后胜利”的信念从坚定到动摇的演变，指出，从抗战开始到苏嘉线未失为止，“可以说‘最后胜利’的信念坚不可破地建立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的心灵。可是及至苏州沦陷，江阴要塞被毁，首都为战略而弃守的时候，国人脆弱的理智，于是就开始动摇，对于各自的最后胜利的把握，便发生怀疑。这种现象，就一般不明此次抗战所由发生的人们，或者是不明白我们抗战应取战略的人们，原无可怪，然而把这种脆弱的心理就整个抗战的前途来看，却又是一种极可怕极要不得的心理。”“我们要知道，最后胜利虽然有属于我们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凭了什么或用什么去获得最后胜利。”抗战半年的教训，每个国民应加以检查反省。“只要勇于接受失败的教训，正视血的教训，不断寻找我们‘抗战的据点’，最后胜利仍旧必属于中华民族。”而胜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善用游击战争。“今后我们参加在伟大的民力中，做一个战斗员，是我们顶高的目的，可是，领导他们在方法上、战术上去表现整个大中华民族伟大的力量，以歼灭敌寇，却又为我们获得最后胜利的焦点!”

　　文化界也纷纷贡献自己的意见，哲学家陈唯实提出争取最后胜利的两大原则：第一，实行全面的全民抗战。第二，实行彻底的持久抗战。反对悲观消极、唯武器主义、弱国失败论、抗日必亡论，反对汉奸亲日派卖国贼的妥协屈膝。为此，应赶紧实行十大救亡办法，作为争取最后胜利的保障：一是全国军队革命化，实行军事总动员，由国防会议统一意志与作战。二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组织武装全国民众。三是联俄。四是全国进行反汉奸运动，肃清汉奸。五是改良政治机构，实行开明的民主政治，给人民自由。六是实施国防经济。七是改善人民生活。八是开展抗战教育运动。九是拥护国际上英美法的和平阵线，争取援助，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十是联合日本国内的被压迫民众和弱小民族。教育家白桃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军队加紧政治训练，提高士兵的政治标准，认识抗战意义;立即实施抗战教育，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教育民众。诗人穆木天认为：最主要是动员全国民众，加强内外政治宣传，联合民主国家。小说家艾芜同样认为最主要是组织训练民众，知识分子应回到本乡本土宣传。社会科学家胡绳批评许多人把最后胜利的口号看得太机械，变成宿命。如果不积极加强主观力量，争取不到抗战的最后胜利。现阶段主要应集中于两点，第一，给予汉奸的和平妥协企图以彻底打击，使肃清汉奸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第二，组织广大群众自发开展抗日运动，逐步提高成为武装的自卫抗战。只有广大群众自身的力量才是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可靠的力量。广大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游击战形式下对侵略者全面反攻的时候，中华民族才真正地面对着光辉的胜利了。

　　最后胜利必须努力争取，创造条件，而不能坐等，成为普遍共识。有人撰文指出：“自从抗战以来，无论上自军政领袖，下至贩夫走卒，都莫不异口同声地嚷着‘最后胜利’，‘最后胜利’。……然而，口号还不过是口号罢了，这‘最后胜利’的到来，决不是我们喊了几句口号便可以获得的;必须要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儿女们，在某一些必要的条件之下，来继续努力的不断奋斗才能达到。如果不从积极方面去努力一些实际的工作，而只站在旁边不负责任的高喊什么‘最后胜利’，‘最后胜利’，这不只是最后胜利的罪人，简直是民族解放的罪人!”争取最后胜利的最低限度条件，包括展开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和武装民众，肃清汉奸和亲日派，增进军队的政治教育，切实遵守持久战、消耗战原则，避免决战，广泛发动游击战，与主力配合歼敌。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并不是说会从天上掉下来，究竟应该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有人认为，第一，要不怕困难艰苦，绝不中途妥协。第二，记得血的教训，不分上下、阶层、宗教、信仰、派别，精诚团结，一致抗战。第三，实行宪政，无论何党、何派，只要站在抗战的旗帜下，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利。要得到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必须团结到底，要团结到底，“就非实行宪法，使政治民主不可。只有实行民主的政治，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如何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精神的作用得到彰显。此次全面的抗战，大家都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也有不少人怀疑最后胜利的把握究竟有多少?在什么地方?有人阐述说：“关于这种怀疑，可以不必犹豫的解答说：‘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有十分之七，这种把握的基础就在一致的民气或一致团结的民族精神。’这个解答粗看去似乎很空洞，民气或民族精神究竟是什么?怎么可以使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它敌得过飞机大炮么?它抵得住坦克车么?是的，我敢大胆的说，它不仅敌得过飞机大炮，抵得住坦克车，还能战胜仇敌，恢复国土，使我们这五千年的古国万古长存。民气是什么呢?说得浅显点，就是前线将士的勇气、杀气和战胜仇敌的决心，也就是后方民众的敌气、怒气和誓不两立的决心。”民气也叫民族精神，比什么飞机、大炮、坦克车都厉害，是全面抗战的利器。一战时德国名将鲁敦道夫说：“一致团结的民族精神是全体战争的基础……真正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败的是民族精神力。”既然“我们现在有的只是这一种民族精神力，我们就拿这去堵塞敌人的大炮，去击落敌人的飞机，去毁灭敌人的坦克车，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总之，抗战到此阶段，我方需要以最大牺牲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机，敌人也会全力挣扎苦斗，“我们愈坚强，敌人愈焦急，手段也愈毒辣。所以此时我们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畏怯，应集中全国的力量，以坚毅之意志，钢铁之信心，持久之抵抗，英勇之突击，把握此最后胜利的关键。”民众争取最终胜利的决心是对国民党以战致和的极大抑制。

　　三、追究甲午失地

　　蒋介石准备接受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为与日本议和的条件，这与国人抗战到底的要求大相径庭，只能暗中进行。相比之下，中共打到鸭绿江边、将日寇赶出中国的主张更符合社会各界的期待。65岁高龄的沈钧儒代表文化界到前线对将士们说，“人们常问我‘底’字究竟作何解释，它的限度如何?我答道：‘日从何处来，驱从何处去。就是说，把日本人赶出东北，便是抗到底。’”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利用英法调停，汪精卫发表“调停之门未闭”的谈话，全国哗然，南洋侨领陈嘉庚及上海各公团纷纷质问。参政会二次大会上，抗战到底的情绪弥漫全场。蒋介石致电大会，称预计最后胜利之信念，必待敌人侵及平汉、粤汉两路以西，而后以我整个民族无上奋斗之实力，全国呼应，与之作一殊死之决战，乃克有彻底之实现，也引发各地舆论的指斥。人们不满足于蒋介石主权完整、行政独立的含糊说法，明确表示：“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子，不仅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并且要收复东北四省，打到鸭绿江边，把敌人赶出了中华国土，到那时候，我们才算是取得了最后胜利，也就是抗战到底的底子。”丢掉东北四省，就是因为“没有抗战的决心，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想求得屈辱的和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以领导全国抗日的名义，大力主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要求加强集权统一，进一步打压中共。可是在其主导下的片面抗战却节节失利。抗战到底、最后胜利的舆论宣传，逐渐形成拥护领袖、加强统一集权与主张民主改革的分野。有人主张，要争取抗战胜利的前途，必须有统一的政治基础，必须绝对服从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方面攻击中共无稽地指责政府，以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仰，一方面夸大地宣传自己，以扩大自己对人民的影响。根本不提加强政治基础的前提是改革政治。有人宣称，国民党临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要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许可言论、出版自由，但不是漫无标准限度，既要自由，又要统一，要加以约束。对政府和领袖，不能怀恨、嫉视，别存怀抱，隔岸观火。若在政府领袖指示抗战的途径之外，别开蹊径，使政府领袖的精神再分注于内部的问题，等于在抗战的前途上横放了一个阻碍。有人放言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先统一思想行动，集中意志力量。并重申蒋介石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所说，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是御侮图强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认为要先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以为一心，才能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体以为一体，必先有共同思想，才能发生共同信仰，才能发生共同力量。必须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务企图。以此作为纠正思想之准绳。凡是违反不听纠正者，即为国民公敌。有人断言，只有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来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怀疑三民主义是抗日的最高原则者，不配站在抗日前线。不相信国民党能够担负起领导全民抗战的任务，就是抹杀革命历史的事实。

　　还有人声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当局即“深知岛寇处心积虑，图我益亟，非决一死战，国家无以自拔，民族无以自存，于是任劳任怨，深筹熟计，困心衡虑，以求一决耳。故于国家实力准备未臻充分以前，绝不附和立即抗战之主张;而于和平绝望，最后关头已届之时，即以大智大勇大无畏之精神，毅然应战而不辞，并告诫国人应忍受艰辛，不屈不挠，非达最后胜利之目的，决不中止，毋存丝毫悲观畏缩之念，全国上下，必须奋斗牺牲，发挥民族伟力，以促敌人之崩溃，谋我民族之复兴。”抗战爆发伊始，政府就昭示全国国民“民族至上”“国家至上”“长期抗战”“最后胜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高领袖则训勉全国国民“闻胜勿骄”“闻败勿馁”，“和平未至绝望时期，不轻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不轻言牺牲”，“中途妥协，自取灭亡”。“国家之欲得独立，民族之欲自由，自身之欲求生存，领土主权之欲求完整，对外之‘解放战争’，乃为不可避免之事耳。”强国均由对外战争而成，“吾国抗战国策，既以‘长期’闻矣，故非至‘最后胜利’‘必胜’‘必成’，决无已时。而救国建国，责任艰巨，非一朝一夕三五人力所能致果，必赖乎全国国民为完成此千古伟业之主力。惟此主力，须于贤明领袖领导之下，以不骄馁不畏艰辛不惜牺牲之大无畏精神，一心一德，共赴大难，斯则最后胜利之来临，民族国家之强盛，为期匪遥矣。”全国国民，益当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心，继先烈建国之精神以完成三民主义之新中国。

　　然而，蒋介石不断集权统一的结果，除加剧内部磨擦之外，并没有带来对日战事胜利的喜讯，装备大幅度改良而且得到充分整训的国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依然不堪一击，而国军早就宣称的反攻却很少奏效。有鉴于此，1939年国民参政会开幕时，参政员张君劢、左舜生、江恒源、张申府、孔庚、王造时、陈绍禹等不约而同提交的七个提案，其中包括在朝在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者，结语都归束到请政府实施宪政。虽然社会上还有不同论调，或调子较高，或担心跑得太快，或顾虑于抗战有无障碍，或认为宪法草案等还有研究余地，但黄炎培以为施政论政，“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即思想的演进应不取限制，但行动必须准诸事实”。后来他还主张以宪政运动争取抗战胜利。

　　邹韬奋在中国人权运动倡导者周鲸文创办的《时代批评》上发表文章《实现民主与抗战胜利》，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要大声呼喊实现民主，因为我们不但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实践而不是空喊建国与抗战并行，而且为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迅速到来，我们也非赶紧实现民主政治不可。”该刊实际上反映了东北三四千万同胞对于国事的意见。“收复东北是抗战国策的一部分，要争取抗战胜利，不得不想到实现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不管这个呼号的提出，某些人听到要感觉头痛，要感觉悲哀!某些人将实现民主加上破坏抗战的罪名，以抗战为名达到反民主的目的。在拥护抗战国策之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对于加强抗战力量有着重要的效用。如言论自由可以集思广益，监督促进国家政府;保障民权，培植民力，以加强国力，已成三位一体的要务。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抗战需要各党派团结，一党专制下不可能实现，只有实行民主政治，使各党派得到公开的合法保障地位，才能精诚团结，真正统一。我们竭诚拥护国家的统一，但是我们却深信必须统一于民主，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否则等于消灭或压迫其他各抗日党派而统一于一党专政，徒然引起国家分裂，与真正的统一背道而驰。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实现达到真正的统一，才于抗战有利，才能增加抗战力量，才是全国爱国同胞所愿有的结果。”

　　与一味寄望于国民政府有别，也有人回应“抗战到底”固是天经地义，但是持续“抗”下去，事实上有无困难的疑问，表示：“所谓困难，大抵不外指经济、兵源、军需品补给等等而言。这些困难，只有在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最高目标之下，用加强团结，革新政治和运用正确的外交路线三个条件来克服它。这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一有了办法，别的枝叶问题均不难迎刃而解。这几句话近于所谓‘抗战八股’，可是在当前，却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抗战到底”语多歧义，连汉奸也开始加入讨论的行列，以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周佛海说抗战到底就是抗战到亡。署名“缶公”的文章《蒋介石为什么要抗战到底》声称，八一三上海战事，日方未料及会扩大到这步田地。汉口失陷，蒋依然高喊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将所有失地说成有计划退却，其实心里清楚军队的装备和各地的离心。有人说蒋的行为是因为西安事变时与中共有密约，现在要履行。但蒋何以讲信用，不用权术。虽然他从前得过共产党的好处，但也曾清党。重庆政府里私下都悲观，想和平，派到上海、天津，都很羡慕，不愿回去。但被共产党监视，不敢说真心话。华侨只会说风凉话，想发国难财。蒋不肯和平，可能是西安事变时被收音机、留声机、照相机留了原声原形，于是只好牺牲老百姓的财产性命，保全自己的人格面子。希望他及早回头，共建和平乐土。

　　署名“问津”的《抗战到底呢和平协商呢》一文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尤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共，诬蔑“共产党徒之不顾国家的存亡而坚持抗战到底的，是因为他们根本无国家观念，他们是主张‘工人无祖国’的;国家亡了，在他们是无动于心，反而可使中国变成苏维埃，他们正可如愿以偿”。汪精卫称共产党捣乱成性，九一八全国抗战情绪高涨，共产党不动声色，红军乘机在后方揭乱，致使国民政府应付艰难。一二八上海抗战，红军又在两湖、江西、安徽拼命骚扰，牵制调赴前线抗战的毛炳文部，以致十九陆军孤军作战而失败。这次共产党以精诚团结抗战到底蒙蔽国人，骗取同情，以拥护国民党抗日为名，利用国民党的躯壳遮掩自己的狰狞面目，藉日本的精锐之师消灭中央军，发明游而不击的游击队，保存实力，伺机实现夺取政权使中国变成苏维埃的阴谋。汪精卫不忍看着锦绣河山断送在共产党手中，毅然决然提出和平运动，努力挽救垂亡的祖国，主张如果不是亡国的条件，则可以和，如果危及国家的独立生存，则不可和而必须再战。现在是可以和的时候，用平等的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纠纷，使国家仅有的民力国力得以保存，不致断送在共产党手中，祖国不致变成他人附属的苏维埃。应拥护和平运动，努力促其早日实现。并且妄言：“‘和平’才是为国家民族挽救劫运实现独立解放惟一的办法;抗战到底，既无补于国，反于国有害。”如此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恰好说明中共才是汉奸的心腹之患。

　　战事不容乐观、内部主张各异加上敌伪千方百计搅浑水，使得“抗战到底”的“底”成为众说纷纭的一大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形成议论的焦点。昆明的学生专门组织了抗战名词讨论会，席上对于抗战到底的口号，反复研究辩论，结论是：“‘底’字在字典上解释颇多，用在这个口号上很难有明显确切的意义，像代数中的X、Y一样。”如代表时间，便引起哲学上时间有尽无尽的质难;且两国交战，总有休战之日，为表示时间的久长，不如仿百年战争定名为“百年抗战”。如代表空间，平绥路为首，广州是底，广州失陷，底就打翻，未免太狭窄。从全面战争战略看，国土中每一空间均应表现抗战行动，应叫“抗战无底”，才能表示即无国土凭借，做侨民也还要抗战的决心。但这样反使人迷离恍惚。“抗战口号应该与‘战的’相表里，作用在助人了解，不是使人怀疑。我们的‘战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希望有一个意义明了确切，能够表现‘战的’的口号来普遍宣传。”

　　有人觉得抗战到底的问题比较简单，虽然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但“所谓抗战到底的‘底’字，是这次中日战争我们得到最后胜利，全民族得到解放之日为止之谓，简单说就是鬼子在那里来，教他在那里去，鬼子在那里进攻，把他消灭在那里。到最后，把全中国的鬼子，完全赶出中国去。……说到为什么要抗战到底?首先要明白，鬼子的攻打我们，是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我们要想生存，只有和鬼子拼，拼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否则就要灭亡。”要想抗战到底，就要争取外援，各党派合作团结，统一指挥，厉行节约，开发西北、西南，作为民族复兴地。

　　东北人士的态度更加坚定，于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严正申明：东北人民“忍辛含痛，牺牲生命，一切无可补偿的惨绝人寰的遭遇，都是为了收复故乡，争取民族解放的至高原则。所以所有的东北人士，可以肯定的说，一切苦难皆所不惧，一切牺牲皆所不惜，此中代价，只在收复失地，复兴民族。故此东北人士誓死反对中途妥协。最高领袖已曾一再昭示，全国艰难抗战，是为了收复东北，东北不收复，我敌无和平之可言。伟大明睿，东北人士无不胜感激涕零，争思效死。同时，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宣言，首即揭橥‘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又曰：‘中国全体国民誓以一切牺牲，达此目的。’意义明确正大，无可曲解。我上有贤明领袖之昭示，更有全国人士之一致主张，抗战到底毫无可疑的，当然以收复东北打到鸭绿江边为终极目的”。托庇于敌人势力之下或隐身于抗战阵容之内的汉奸汪精卫之流，或公然主张放弃东北，或暗中制造妥协空气，妄想牺牲东北，以求苟安，“似此类民族蟊贼，实于抗战前途发生无限弊害，吾人除誓认主权不可侵犯之至理，土地不可尺寸丧失之原则，抱忠奸不两立之决心，以事实粉碎敌人之愚妄，以行动扑灭汉奸之鬼蜮外，更望全国人士共同警戒敌人日暮途穷妄想妥协之阴谋，汉奸割地苟安之谬论。”此外，“一般妄想妥协分子，对于抗战策略，或妄加曲解，或盗窃内容，无形阻碍削弱抗战力量，如汪逆之焦土抗战论，所以吾人对于我国抗战之最高原则‘长期抗战’，必须明确的以实际行动充实其内容。现在某种别存肺肝的人，竟有意无意的认长期抗战为时间延拖，一切力量皆不能发动或强化，完全流于等待主义。本来敌人利于速战速决，我则利于争取时间，此种敌我战略歧异之点，即在敌人拥有优势军力，我则处于劣势，所以长期抗战旨在全体性的发挥我国优厚的人力和物力，使敌人的优势对比渐消。此种优劣势函数的变化，才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具体内容，而此种具体内容的充实，只有发动全国力量，韧性的机动的，随时随地设法打击敌人，破坏敌人，消耗敌人，必须这样长期持久下去，才能建立成长起反攻力量，促使日寇由强而弱，终归于败亡。东北地大物博，现在广大民众部队，虽沦为敌寇人力物力及一切资源取给的根据地，但人心未死，此实为我长期抗战战略发挥最有效之点，其所获战果必事半功倍。因此长期抗战到今天，必须注视到以全力充实加强东北的抗战力量，以削弱敌势。倘忽视东北抗战力量，一任自生自长，则根本丧失长期抗战【战】略的内容。抗战已入第四年度，为争取最后胜利，对东北抗战力量之加强，已为再不容缓之事了。”

　　1944年九一八纪念，莫德惠、刘哲、李杜、邵冲霄、王卓然、陈纪滢、金长佑、赵雨时等东北人士以笔谈形式指出，东北同胞向来不少有力的抗日组织，并就今后应如何加强这些抗日力量以提早迎取最后胜利进行了讨论。主张成立东北战区，派军事大员指挥，东北政府组织随军事进展，移至接近东北之地区工作;并预测战局的演变有无利用东北作为反攻主要基地之可能，东北应该成为最后击溃日本的最大基地，但不是进攻日本本岛的基地。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始终坚持打到鸭绿江边，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共，在东北地下党之外开始考虑接管东北的问题。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二)三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同时要求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也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前夕，已经确定抗战胜利的内容之一是收复东北失地。1941年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蒋介石发表告国民书，明确宣称：东北四省为我整个领土之一部分，必须彻底收复，此目的一日不达，则我抗战一日绝不停止。11月26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第十次会议一致通过，拥护蒋的上述宣言。12月6日，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顾问拉铁摩尔谈话，请后者转告罗斯福，中国绝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如果中国外围被日、俄、英兼并，内陆将无法保守生存。如果中国不能独立，必引起日俄英利害冲突，远东和世界战争势必循环不已，尤为遗留世界人类无穷之祸根。

　　1942年8月3日，蒋介石两度会见来华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居里，谈到战后问题，居里称：华盛顿部分人印象，已不将东北认作是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蒋介石表示：“一、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即为收复东北。二、中国民众所以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以支持抗战者，皆以收复东北四省为目标。日本曾屡次提出和平方案，除允其保留东北外，愿接受中国所提其他一切条件，并进而声明，即中日共管东北亦可考量，吾人断然拒绝之。盖东北与中国不可分离，绝无变更之余地。三、此种错误观念，或受日本、苏联与共党宣传之影响，盖彼等希望日苏之间能有缓冲国家之存在也。倘此企图成为事实，太平洋上将无宁日矣。”坚定捍卫主权固然不错，嫁祸于中共，则与后者始终坚持民族立场的行事不合。

　　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政府，国民政府布置东北事宜要早于中共。1943年9月30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对于收复东北之政治准备，即研拟具体办法与组织人事呈报。1944年1月12日，张厉生呈报“建设东北准备工作要点”，酌设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着手规划，并拟备选委员会名单。蒋批示委员会缓议，从训练储备党政干部入手。

　　不过，这时抗战到底的“底”，已经不仅限于收复东北失地。早在1938年1月，陈独秀就撰文讨论《抗战到底》的问题，他说：“‘抗战到底’这句话，在许多人当中，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什么是‘底’，却从来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我以为真正彻底之‘底’，应该是我在《抗日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所说的‘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即是说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都要收回，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还不算是‘底’。”而要抗战到这样的底，“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这便是我对于‘抗战到底’这句话的了解。”

　　此时的陈独秀出狱仅仅几个月，仍被中共视为托派，而托派形同汉奸，其抗战到底的彻底性与二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共双方的政策均有所出入，显得有些另类。文艺界进步人士葛乔则从国民政府和民族国家的立场，详尽论述了抗战到底的问题：

　　抗战二十二月，人人知道“抗战到底”。然而，所谓“抗战到底”，究竟“底”在何处?如何“到”法?这是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有许多人关心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人在误解这一问题。有人说，抗战是没有“底”的，他们认为这次的中日战争“中国既不能亡日本，日本亦不能亡中国”，换言之，中国既把日本无可奈何，而日本也把中国无可奈何，打来打去，打不出一个彻底的结果，形势所趋，当然只有半途而废，或是中途妥协。所以，他们否定抗战有底，根本说“抗战到底”这句话是不通的口号。

　　也有人说，抗战到底，是有“底”的，不过，他们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有限，敌人力量相当强韧，国际间对于中国的压力又很大，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容许中国对日本有相当的打击，不会许中国完全的自由独立。因之，中国的抗战，只能做到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状态，顶多再能将东四省问题与日本作合理的解决。因之，他们认为抗战有“底”，而这个“底”，即是七七事变前，或其他的状态。例如，不久以前，民族失败主义者的败类，就曾经说过：“经过一场创巨痛深的战争，沦陷了偌大的土地，中国居然能够接受七七事变前夕的条件，于无损主权及行政独立原则之下，而取得和平(?)，于和平中收复战争中所失土地，按照临全大会的宣言精神，认为抗战之目的已达。”换言之，他们抗战到底的“底”，就是在七七前夕的条件之下而对日妥协。

　　这两种主张，就表面看，一个主张无“底”，一个主张有“底”，好像是矛盾的，而其实是一贯的，这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的理论，不过，前者是由左边来攻击抗战到底，后者则是由右边来攻击抗战到底，而其错误则是一样的。他们的这两种意见，都是由民族失败主义的观点出发，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念，把国际的依赖看得太重，对于中日战争，看不出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他们总以为中国的抗战不能有“底”，即使有“底”，也不过是恢复七七前的状态。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全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战争，我们所争取的不是对敌人的屈辱妥协，也不是要求七七事变前的条件，我们抗战所要求的，是民族的自由与独立，是中国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解放。战争的目的在这里，而抗战到底的“底”，也就在这里。换言之，抗战是有“底”的，他的“底”也就是中国的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个目的一天未达到，抗战也就一天没有到“底”!

　　在作者看来，抗战将近两年，已经胜算在握，只要继续努力，一定可以达到抗战到底的最终目的。只是“底”虽然明了，如何“到”法却须讲究。有人基于前述的错误认识，把“底”弄错了，到“底”的方法，不是争取抗战彻底胜利，而是中途妥协，所以一看见近卫宣言，便以为底已经可以到来，不惜高呼和平。其实在敌人的刺刀之下，中途妥协就是对敌投降，所得的结果，是使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就是他们所理想的‘底’，都不能达到，只有使中国走向亡国灭种的地狱之‘底’的!”还有少数人，希图由新的太平洋会议再演一幕三国还辽的故事，由列强“建议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同时促请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而结束中日战争。在日寇侵占中国大部分土地的情形下，这种主张也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东方造成新的慕尼黑协议，牺牲中国，绝不能使中国得到真正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凡是在军事上未取得绝对的胜利，不足以真正达到抗战之最后目的以前，不管对日直接谈判也好，利用国际会议也好，都是投降式的中途妥协，与“抗战到底”绝对对立。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平等，要到这个‘底’，只有经过坚忍不拔的绝不中途妥协的斗争，抗战就是革命，正如蒋委员长所说：‘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我们一天不能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一天不能打败日寇的侵略，我们都要一天不停的坚决抗战下去，战!战!一直战到国家民族获得真正的自由独立与平等。”

　　抗战坚持的时间不断延长，增强了坚定抗战派最后胜利的信心，尤其是后来欧战爆发仅仅数月，各国便纷纷屈服投降，大都版图变色。而中国的抗战却愈战愈强，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变守势为攻势。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至少要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算清五十年来陈陈相因的血债，也许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内容，也许超出这内容以外。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不是高谈阔论可立而待，要把握最后胜利的条件，即‘最先的胜利’。”所谓最先的胜利，包括国家意识的提高，人民愿意为保卫大我而牺牲家庭和个人，法币信用的强固，征兵制度的推行，以及由军事上的统一造成政治统一的局面。“我们要求最后胜利迅速的到来，惟有巩固这条件，切实把握这条件，强化这条件的实践性。……我们不能只眼巴巴的望着最后胜利，却忽视最后胜利的条件。”

　　清算50年来的血债，首先就要收复甲午战败被割占的台湾。中共方面，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表达过这样的意向。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1942年10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罗斯福总统代表威尔基，表示战后东北四省、包括沿海要塞旅顺、大连、台湾在内，均须归还中国。欢迎美国参加各要塞海军基地建设，所建海军基地由中美共同维持使用。1943年1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9月2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参政会报告内政外交，声明我国外交政策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所谓领土完整，是包括甲午战争以来所丧失于日本的领土，如台湾、澎湖及东北四省，必须收回。

　　1944年1月17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指示其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研拟收复台湾之政治准备及组织人事。3月15日，张呈报办法：组织军政府，先设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负责接收。6月2日，蒋复电中央统计局，4月17日设置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可以充实，暂不另设机关。在此之前，3月9日，蒋与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谈设置东北、台湾复员工作委员会事宜，指定由农林部长沈鸿烈、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陈仪分别主持。27日，熊与沈、陈三人商组东北及台湾调查委员会之事。7月7日，东北调查委员会成立。9月20日，拟定东北复原计划。台湾调查委员会则先于7月已经提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蒋介石如果真的尽到国家元首、民族领袖的历史责任，不仅可以领导全国军民打败日本，而且能够赢得各党各派和全体国民的真诚拥戴。可惜他未能符合民族的期望，所作所为无不令人心生疑窦。得到收复东北和台湾失地的保证，本来是政治加分之事，却被质疑是外强为利用他而给予的施舍。1943年底，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

　　四、不打到东京与战胜日本

　　如果最后胜利的内容是要清算50年来的血债，那么所要恢复的绝不仅仅是九一八事变沦陷的东北。“什么是我们最后胜利呢?有人说要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原状;有些人说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原状;有些人说要恢复甲午以前的原状;更有些人说要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使他不能从事侵略。就第一点说，我们便要接受日倭在华北驻兵的特权，没有铲除伪满傀儡组织，直接给侵略者休养生息的机会，实施以华制华‘毒化’的恶计，不能算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就第二者看，不平等条约还未取消，敌人一方面可以吮吸我们的经济骨髓，一方面更可凭借租界施其毒化捣乱中国的阴谋，这也不是最后胜利;但是要把中日的局势回复到甲午以前那样的景况，就要帮助朝鲜、琉球、台湾等民族恢复自由独立，这一半要靠它们自己的努力。倘若敌人切实觉悟了，自动退出中国领土，尊重我们的主权，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不用到再去解除它的武装。我们抗战不是对付日本民众，而是对付日本这种侵略的政策，只有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民族自由解放，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迫切需要的最后胜利。”所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言称：“抗战到底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敌军完全撤退于我们国境以外，尤在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只有日本民众彻底觉悟，推翻军阀专制，放弃侵略，中日两大民族才能真正的共存共荣。

　　按照上述说法，抗战到底最后胜利的战略目标即使在主张抗战者的心中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整体上形成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人就详细列出了日本从中国攫取的领土面积，包括琉球群岛、台湾(含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关东州租借地、朝鲜、东三省、热河省。《群言》《向道》《西北向导》《河南政治》《集成》《民智月报》《读书生活》《前导》等多家刊物将这份资料不断予以转载，意在唤醒国人报仇雪耻。

　　1937年11月25日，厦门集美学校召开了一次抗敌座谈会，针对一般民众闻小胜即兴高采烈、闻小败就灰心叹气的情形，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为主题，分三点进行讨论：“一、怎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二、为什么可以断定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三、在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有人主张，使侵华日军失却作战能力，全部退出国境，我军收回苏淞、山西、绥察等地以及东北四省，就是最后胜利。有人则认为，把敌人赶出中国只是军事行动的成败，“我们所谓最后胜利一定是要更进一步的把我们从次殖民地的火坑救出来”。单是把敌人赶出去，长时间休养之后，还可以再来玩火。中国门户开放，又太接近狂犬的老巢，容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最大目的，一定要采取斩草除根的手段，把敌人粉碎不足够，非再把它的巢穴也一齐撕毁，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的。这样一来，我们大中华民族就永无后患之忧，而我们为公理、正义而奋斗的责任也方告完了，世界和平也就永无受威胁的可能，中国从此也可以安心地努力建设现代国家了。”

　　讨论的结果是抗战要同时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最后胜利，把敌人赶出国境，收复失地，包括苏淞、华北、东北和台鲜，并得到民族的自由平等。只要发动全面抗战，实行长期抗战，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越高，实现的难度就越大。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正比关系，认定“夫民族抗战，本系艰巨之工作，盖敌方数十年来，调度经营，劳心苦思，自以为非达并吞我国独占远东，征服世界之目的，不欲终止;而我则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领土主权之完整，非驱除敌寇，廓清外患，决难罢休;此乃国策根本上之斗争，非至敌我两国人力物力总和对比获有结论之后，未可定胜负也。亦即非至国力比赛之最后阶段，未能论成败也。”

　　如果以实现东亚的永久和平为度，抗战到底的底无疑会大幅度延伸，最后胜利未可轻言。蒋益明讨论了抗战到底与和平的关系，他说：“‘抗战到底’总有个底可到，战争之不能无底止，……我们所谓‘抗战到底’，要到底于我有利才行。即是我们要把握到最后胜利的形势，才能和敌人开始讲和。可是，‘最后胜利’的获到者，只有一个，不是敌人，便是我们，其中绝对不能存在第三者。中国抗日的结果，不是中国失败，便是日本失败，或者是两败俱伤。”如日本获胜，中国便亡国，日本“侵华到底”。如中国获胜，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就可以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两败俱伤中国也是相当的胜利，使日本不能征服中华，独霸东亚，中国可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造成现代国家，再与日本决胜负。当前日本以承认满洲国、建立华北特殊政权、加入防共协定、根绝抗日运动为议和条件，接受任何一条，都有亡国危险。因此，言和即汉奸，只能抗战到底。没有战事上的最后胜利，绝对谈不到敌我的和平解决。最低限度，也必待战事确有转机，和议条件绝不损及我主权时，才有讨论的余地。

　　有人从时间空间与力量的相关关系讨论抗战最后胜利的赢取。所谓胜利的时间，是抗战胜利的过程，由胜利开始至胜利完成所需要的时日，都是胜利的时间。这个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时间间隔的一点，并不一定有胜利事件发生。不过这是抗战时间的局部，如果战争准备持续十年或百年，胜利时间就迫近十年或百年最后的阶段。如敌方发生内乱革命，或被国际联合打倒，则未到预定时间即可获得胜利。主动争取最后胜利，就要全国总动员，抗战到底，全面反攻。

　　至于胜利空间的位置，凡是能够用来争取胜利的点、线、面、体，都是胜利的空间，依照数学极坐标的办法，以贯通南北的粤汉京汉线为X轴，以上海到重庆以西为Y轴，上至天空无穷远为Z轴，这样把中国版图分成三度空间，其周围的点线面体，均为不愿做汉奸奴隶的同胞与敌拼命的疆场。这些点线面体于我有利或不利，要利用有利，避开不利。按照蒋总裁所说：最后决胜的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争取胜利在平汉线以西的一带。这是天经地义的胜利空间，联合起来，叫作全胜利空间，个别的叫作局部空间。这个空间的实现，要双方经过战争，若无战争，胜利空间便不存在。若敌人提前崩溃，其他未打仗之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提供了支撑，仍是胜利空间。所以国土的任何角落，都是胜利空间，都要积极争取胜利。包括民众、行政层级单位、各方面负责人，都要联成一体。

　　支配时间的是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军火、方法即组织战略。胜利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于人力、物力、智力、组织力、战略、政略之综合力，力量强，胜利的空间就扩大，把敌寇赶出国土的时间就加快，最后胜利的时间就缩短。抗战力量与胜利空间成正比，与胜利时间则成反比。因此胜利的时空力量会发生演变，或以空间换空间，或以时间固定空间，或以时间夺回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最后胜利的条件，以本身实力为本，以国际压力和敌人内部革命消长为助，胜利时间是胜利事实的过程，胜利空间争取胜利的总力量发挥点，综合它们的演变，造成三个不同的局面：第一，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于我有利时，胜利时间的过程的三者大小而递减，但胜利空间的获得为三者大小之总和;第二，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于我不利时，胜利空间为存在为我实力与二者之较，胜利进程减少，胜利时间延长;第三，国际压力和敌国变动不变，我们力量增至极限，则实力和胜利空间成正比，和胜利时间成反比。

　　“抗战到底”的四种“底”，前两种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即有实现的可能，至于后两种，就并非单凭中国自身力所能及。要想彻底打败日本，实现东亚永久和平，不打到东京是难以成功的。可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一年前的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武汉保卫战前，又在公开演讲中宣称：“现在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和南几省，将来非反攻不足取胜。反攻才可收回南京、太原、山海关，一直打到东三省为止。我们当然不必攻到东京，日本国内自会解决这件事，我们帮助他们就行了。”

　　不必进攻东京的意思，其他主张抗战到底的人士同样表达过：

　　我人所谓“抗战到底”，并不是说抗战永不有中止的话，而是以抗战的力量，使日本能够彻底的觉悟到中国是决不可以武力征服的，由于日本能够有这样的觉悟，彻底的改变其政策，中止对华侵略，这时才是中国中止抗战的时候，这就是我人所谓“抗战到底”的真意义，这是决不允许一般动摇分子、投机分子所误解的。我人所谓“最后胜利”，并不是说，中国以军事反攻的力量，打到东京，消灭日本民族，灭亡日本的国家，而是以抗战的力量，来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也决不允许一般动摇分子、投机分子、过激分子所误解的。中国的抗战，是为了正义，为了和平，所以正义能够维护，和平能够实现，那就是可停止抗战，这也是完成了我们最后胜利的使命。所以中国战争的能否停止，责任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日本能够及早觉悟，那末中日两民族间屠杀，可以早日结束，早日停止，如果日本一日不觉悟，这种屠杀，便是一日无法停止。因为中国这种见解，是合乎正义的，是积极性的，所以中日两民族间所造成的一切纠纷，都应当归结在日本身上。日本的有识之士，你们如果认为这样的屠杀是残酷的，是不合人道的，那末应当立即唤起全日本的民族，自动的停止这种侵略，使中日两民族永久归于和好。

　　署名“广平”者撰写的短评称：

　　抗战到底这一口号，应当如何解释，才算正确呢?有些人说：我们一直要踏平三岛才罢手;也有人说：要打到黑龙江一直到收复高丽。这固然是有意义的，只可惜都太过于感情和急性，而忘却此次抗战发动之历史的事实罢了。我以为此次抗战，虽发动于七七，而肇端实在于九一八之事变，假使我们的抗战，无论是直接的以武力击退敌人，或是间接的运用国际压力，使敌人知难而退，只要能做到排除侵略势力，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之状态，才算达到抗战之目标。所以“抗战到底”之解释，应该视我们能否达到这一目标为转移，如果能做到，无论打三年五年都行，否则就是打到十年廿年也不能罢休。这一问题，只有空间之标准，而无时间之限度。至于收复东北，固然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步骤上，似乎应使这初步目标完成以后。希望大家喊着热烈口号的时候，不要忘却这种历史的事实而自乱步伐。

　　也有人并不完全否定打到东京的可能性。南昌陷落后，有人问郑流芳“我们究竟抗战到什么时候”?他回答便是“抗战到底”。至于什么地方是底?郑则指出，退出南昌，还有长河，退出湖南，还有川滇，退出川滇，还有新疆。抗战是抵抗侵略，人家一天不停止打我们，就一天不停止还手。所以抗战到什么地方，要问敌人想打到什么地方。要抗战到底，必须有最后胜利的信念。“什么是最后的胜利?是不是一直打到东京，收复高、台，方算得到最后的胜利?纵然没有这么回事，可是也不能不作这么想。”退一步说，起码应该完全恢复九一八以前的情形，“办得到，便是民族英雄，要我们牺牲什么都可以。办不到，便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应该引刃自杀，以谢全国人民。我们做老百姓的，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只问条件，不问和战，只要求最后胜利，不问你们一时的进退。”

　　不打到东京，意味着中日之战中国不会进攻日本本土。中国方面如此设想，是出于对自己武装力量状况的实际考量。国民政府麾下的三军之中，陆军较强，空军其次，海军最弱。至于中共，更是只有陆军，没有海空军。相对而言，提升陆军的战力较为容易，空军其次，海军最难。不要说制造军舰，就算有充足的财力购置舰船，没有相当长时期的训练磨合，也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况且二战时期的海军已经拥有航空兵和陆战队，自成多兵种的集合体，成军及作战的难度更大。而当时日本的海军在世界诸强中也是名列前茅。如果说中国的陆军可以通过持久战实现与日本陆军的强弱转换，空军(日军没有独立空军，航空兵分属陆海军)可以在盟国的帮助下取得局部的优势，海军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具备战胜日本舰队并实施登陆日本列岛作战的实力。即使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对于海军的发展仍然是不够的。

　　由此可见，直到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中国军队尚不具备攻占日据殖民地岛屿尤其是日本本土的军事实力。如此一来，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使中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将日寇全部驱逐出中国领土，日本仍然可能凭借本土列岛以及日据殖民地的支撑，拒不投降。从后来太平洋战场的实际进程看，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相当高。那么，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如何战胜日本，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国人所设想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如果战事进行到日本侵略者被全部驱逐出中国境内的阶段，日本将会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民众起而推翻军阀政府，成立人民政府，从而结束战争;二是将中日战争拖入世界大战，在盟军的帮助下彻底打败日本或是迫使其投降。前一种方式，中国可以通过支持日据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及帮助日本民众反抗法西斯统治发挥一定的影响，不过归根结底还是要日本民众和殖民地人民自己觉悟。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在高压统治和皇民思想的控制之下，无论是日本本土还是殖民地，很难形成像一战时期德、俄两国那样足以推翻强权统治的民众反抗运动，尤其是在日本本土。余下的只有另一种选项，即借助盟军的力量，攻占日本或是摧毁其抵抗。因此，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很早意识到抗战的胜利离不开国际的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方面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坚决抗战到底，另一方面要极力争取外援，使中日之间的战争演变为世界性的战争，以利于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