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怡赟 ：抗战时期跨国电影《新土》中的殖民意涵及其引发的舆论风波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9-10 10:16:52

作者：柴怡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1937年6月，一部带有浓重殖民意识形态的日德合拍电影《新土》在上海公共租界上映。由于该片露骨地展现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鼓励垦殖的意图，引燃了上海民众对日本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在民间舆论的强烈抗议声中，《新土》公映不到一周便停映，但抗议活动并未停止，舆论将矛头指向租界的电影检查权。随着七七事变爆发，由《新土》引发的争论很快汇入全民抗战的洪流。深入检视电影《新土》的筹备背景、制作过程、内容编排、观众反响，从跨国史视角考察抗战时期中、日、德三国间文化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以及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所进行的抗争，可以再现当时中国人民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

　　《新土》　范克　《反共产国际协定》　跨国史　文化抗战

　　《新土》是1937年在世界范围内上映、由德国导演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编导、反映日本人当时生活的电影。1936年初，范克赴日，历经8个月拍摄，于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前夕制作完成。开拓“满洲”，“向中国东北‘移民’，是近代日本在侵略野心驱使下精心筹划实施的殖民手段”，《新土》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本青年辉雄结束欧洲8年留学生涯回国，在轮船上结识了德国女记者盖尔达。辉雄原是贫农之子，过继给大和家作养子，并且已与大和的女儿光子订婚。经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辉雄，回国后觉得一切都不能合意，且与盖尔达感情日渐增厚，遂欲取消与光子的婚约。光子伤心欲绝，决定跳火山自杀。辉雄在养父的安排下来到寺庙，接受住持和尚的“心灵洗涤”，终于在所谓日本精神的感召下，幡然悔悟，奋力赶到火山，救下光子。两人言归于好，婚礼后共赴伪满洲国，开辟他们的“新土”。翌年，“新土”成熟，高粱丰茂，马羊成群，在士兵的保护下，辉雄带着家人不断开垦“新土”，快乐地生活工作着。

　　1936年至1937年，日、德两国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签署反共协定，共同应付国际反法西斯压力，秘密进行各种谈判。为拉近两国民众的距离，具有政治意义的电影《新土》，在德日协会核心人物弗里德里希·威廉·哈克(Friedrich Wilhelm Hack)与酒井直卫的策划下诞生。德国与日本合作拍摄电影的政治目的，就是向其民众介绍德国的新政治伙伴——日本，并尝试用德式思维对日本异域文化进行重塑，通过电影的艺术手段实现这项政治任务。

　　1937年初，《新土》在日本、德国、东欧部分国家上映后，票房获得巨大成功。然而，该片在引进上海后，正值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际，迅速引发舆论的抗议，进而在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本侵略和反对租界电影检查制度的斗争。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蓬勃兴起，电影正是其中重要的场域，《新土》在中国的放映，与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和反侵略的思潮形成剧烈的碰撞。

　　作为日德合拍的电影，以往关于《新土》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学者，这些研究侧重于探讨电影在日德两国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几乎未涉及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及反响。《新土》在世界各地的公映所展现的跨国性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本土性，仅仅探讨电影在德日两国的情况并不能完全再现其在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不同面相，只有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下，再结合跨国视角的考察，才能对相关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目前国内对于《新土》这样一部世界电影史中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作品研究很少，除了一些通史著作中有简单的介绍外，涉及该主题的论文只有朱天纬的《〈新土〉〈东洋和平之道〉——电影文化侵略的铁证》，另外有些著作如徐辰的《原节子》中提到过《新土》事件。总之，关于这部电影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拟利用中、日、德三国档案文献，深入检视《新土》的筹备背景、制作过程、观众反响，以跨国史的视角考察充满殖民意涵的《新土》在中国引发的舆论风波，以及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所进行的全民族抗争，从而使相关研究更具广度与深度。

　　一、 日德联合拍摄电影《新土》的由来

　　《新土》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日德为何要制作一部这样的电影，《新土》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日本NHK记者中田整一曾长期在电视历史节目制作领域工作，在参与制作讲述“满洲国”和“纳粹”两个主题的电视节目时，采访了大量日德联盟时期的重要人物及其亲属，其中就涉及《新土》诞生的几个关键人物哈克、酒井直卫、范克和川喜多长政。后来，他又在专著《哈克博士——两次改变日本命运的人》中梳理了四者间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新土》早期筹备阶段的诸多细节。

　　在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谈判的背景下，日本急需改善在欧洲特别是德国民间的国家形象。于是，酒井直卫萌发了让德国导演使用日本演员制作日本电影，用德国导演的视角来捕捉日本形象、打动观众，通过电影这一大众娱乐手段来谋求欧洲人理解日本文化的想法。与酒井交往甚密的哈克，此时肩负谈判的秘密联络任务。为尽快促成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烘托日德亲善的氛围，哈克积极支持酒井的想法，并将他大学时代的朋友、以高山电影而享誉世界的范克推荐给酒井。1934年秋，哈克和酒井直卫之间就电影国际共同制作的话题进行讨论，并逐渐形成具体的操作方向，即选择川喜多长政作为合作对象。就这样，由哈克和酒井直卫企划，因范克和川喜多长政的加入而成为可能的日德合拍电影《新土》诞生了。

　　范克虽然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导演，却因为在电影制作上投入大量资金，经济逐渐陷入困境。此时，让他参与制作日德合拍的电影，无疑是雪中送炭。范克在多年后的自传中写道：“这时突然发生了我漫长人生中从未发生过的奇迹，我生命中的又一转折：我收到日本的召唤，去日本拍电影。川喜多长政先生，一位受人尊敬的日本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来到柏林，接我去日本。根据日方的文件，我要在那里拍一部电影，特别是面向海外观众的电影。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电影在国外有理解上的困难。而德国导演比美国导演更合适，因为德国人对外国人的共情能力更强。”

　　有着德国留学背景、专营欧洲影片进口发行的川喜多长政，一直致力于德国电影的引进，每年至少一部，使德国电影在日本的地位日趋重要。在多次赴德购片过程中，他也触发了德日合作拍摄影片的想法。此时日本政府的愿望是给国内外留下一个日本正在飞速发展的深刻印象，从德国邀请国际知名导演到日本拍摄电影的构想是一个不错的窗口，于是从资金方面给予了支持。日本外务省通过管辖的两个重要外围机构——国际电影协会与国际文化振兴会，以财团法人的形式对出口海外的电影实施内容监管，并深度参与国策电影的策划与制作工作。据1937年6月《朝日新闻》披露，外务省曾向《新土》提供高达15000日元的专项资助。在日本外务省、铁道省等政府机关的资金加持下，1935年，日德合作拍片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1935年6月，川喜多长政从日本出发经西伯利亚前往柏林，与范克商谈合作拍片事宜。双方讨论了在日本制作电影的问题，由于合作意向明确，双方一拍即合，初步拟定了合作方案。8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合同。范克在自传中描述了合同的内容：“所有需用马克支付的费用都由我承担，包括我和剧组职员的差旅费，要带的电影材料和设备费用。日方承担在日本产生的一切费用。所以实际上我只需要换好外币就可以去马赛坐日本轮船。在日本，除了免费食宿外，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还有三百日元的额外补贴。电影在欧洲发行的版权归我，在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则属于日本。这当然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合同，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关于德方出资情况，范克在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合同规定范克在对日本有足够了解之前，不可以写剧本。受这一条件限制，德国多数投资者不愿提前资助，因为在没看到剧本前，无法预判电影未来能否成功。在没有确定德方联合制片人及出资数额的情况下，范克以个人名义成立阿诺德·范克博士电影公司，申请德国政府的资助，并在有担保的前提下，于赴日拍片前获得了德国著名的泰若电影公司(Terra AG)提供的10万马克资助。

　　虽然目前尚未找到德国政府实际资助情况的准确材料，但无论该片是否接受过纳粹政府的赞助，从电影最后成片内容到德国媒体的集中宣传中均可见，《新土》按照德国政府的意愿套上了纳粹意识形态的框架，成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电影。范克也承认，这部电影承载着实现希特勒和其外交政策的目的。在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手中，这部电影最终被打造成象征日德亲善、文化协作的政治影片。

　　1936年1月2日，范克带着团队10余人，历经40天的长途旅行抵达日本。与范克同行的还有哈克，他的对外身份是德方制片人，但在他向时任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写的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书中，列出了访日目的和预定会见的日本要人名单。名单中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军令部重要人士、外务省欧亚局局长、天皇的两位侍从武官、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三井、三菱、大仓、住友等日本银行相关人士。

　　抵日后不久，范克便着手选定演员。德国女演员露丝·伊维勒(Ruth Eweler)是在剧本完成之前就确定的演员人选。男主角确定为当时的著名演员小杉勇。与之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则是没有名气的新人原节子。范克在回忆录中也提及，当时原节子正在另一部电影中做临时演员，范克不顾制片人的反对，认定她的形象是武士女儿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由于范克不懂日语，无法指导日本演员，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日本导演和他共事。在到达日本后的前几周，范克看了许多日本电影，最后选中导演伊丹万作共同执导。不过，由于拍摄理念不同，两人后来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

　　1936年6月底，范克在京都确定最终剧本，日语片名为《新土》，德语片名为《武士的女儿》。德国版电影海报上有富士山为背景和身穿和服的女主人公，海报分别以日德双语标记：“武士の娘”“Die Tochter des SAMURAI”，呈现日德共同制作的影片。

　　1936年7月，剧组先在京都完成一个多月的内景戏拍摄，随后，在日本外务省的协助和资助下，赴日本各地拍摄外景。因日德两位导演的意见越来越对立，拍摄工作步履维艰。最后，只好由两人分别根据自己的构想，拍摄了范克版与伊丹版两个版本。电影的总制作费为75万日元，大部分资金由日本制片方筹得，除前文提到的外务省的15000日元补助金外，其他资金的来源也与日本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范克在1938年以私人印刷品形式出版了《武士的女儿》宣传小册子，开篇就感谢了提供资金的3位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大泽善夫和桦山爱辅先生三位日本人承担了日本制片方融资部分的最高风险。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在制作过程中遇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也给予了多大的关注。”文中提到的桦山爱辅，历任日本国际通信社董事、贵族院议员、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理事长。他为电影制作提供资金援助，并为《新土》主办日本首映礼。合同规定的日本制片方川喜多长政和大泽善夫，主要通过桦山获得大日本映画协会、铁道省、外交部门及军方的资金支持。《新土》是当时日本制作费最高的电影，成为业界的焦点所在。

　　二、 影片在日本德国等地上映的反响

　　历经一年多的筹备、拍摄和制作，日德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新土》终于诞生，并于1937年2月3日晚8时在东京的帝国剧场举行首映式。秩父宫雍仁亲王为首的9位日本王室成员亲临现场，德、英、美、意等国外交使团和众多日本政财界名流、文化人士应邀参加首映式。首映式上播放的是伊丹万作版《新土》，一度引起范克的不满。日方选择首映式上映伊丹版的背景，主要是政府层面考虑到以英美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对于川喜多长政个人来说，考虑更多的则是后续向欧美推销伊丹版的商业目的。

　　首映式次日，伊丹版《新土》在日本全国11家剧场同时上映。日本媒体对首映式进行了大范围的报道，并刊登了大量政界要员的评价。日本映画协会会长山本达雄专门做了推介：“本片刚刚在帝国剧场首映，就受到朝野的广泛赞誉，这实在是电影界前所未有的壮举。那些展现日本的外国电影，往往一味追求异国情调而歪曲事实。本片以我国的国民性为经，以天赐的景观为纬，为世界了解日本的真实状况做出贡献，对日德文化交流和振兴起到显著作用。本片也意味着日本电影走向海外的时代已经到来。”

　　伊丹版在日本上映一周后，许多观众却给出了差评。第二周开始公映范克版，很快获得巨大的成功，女主演原节子一跃成为日本炙手可热的明星。电影连映三周，票房屡创新高。日本当时以一周为通常的放映时间，延长放映时间只限于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连续放映三周是前所未有的事情。1937年2月1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称：“截至今日放映次数已高达160次，且连日满员，为回报大家的热情，决定继续放映一周。《新土》的放映次数达到250次，如果按照美国式的一座剧场放映，简直就是长达1年时间的长期放映，创下了日本电影史的纪录。”不仅如此，仅在这三周内东京有46家影院上映，观众人数达32万人;京都、大阪、神户的观众人数达到28万人。各家电影院都刷新了开业以来的销售纪录，票房大获成功。《新土》热潮席卷当年2月的日本电影市场。为了这部电影的全球宣传与推广，3月11日，川喜多夫妇、原节子和其姐夫熊谷久虎4人开始了以访欧为起点和访美为终点的环球旅行。

　　3月23日，德文版《新土》即《武士的女儿》在柏林举行首映式，德日协会主要成员、部分外交人员和政府高官参加。纳粹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食品与农业部部长达里(R. Walther Darré)、教会事务部部长科尔(Hanns Kerrl)、劳工部部长塞尔特(Franz Seldte)、纳粹党卫军领袖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党卫军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都出席了首映式。电影在日德两国首次公映时，罕见地有众多政府高官、王室贵族和各界名流出席，可见该片的政治性质。戈培尔还在日记中记录下观后感：“今晚，参加德日合作拍摄的电影《武士的女儿》首映。这部电影拍摄得非常精彩，很好地洞察了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情节也还不错，但很可惜篇幅过长。应该动动剪刀，严格进行删减。”

　　在柏林首映式次日，《武士的女儿》被德国政府授予“具备国家政治及艺术价值”的荣誉，戈培尔亲自把最佳电影奖颁给了《武士的女儿》。

　　此后的两个月，《武士的女儿》在德国各大城市大规模上映，先后登陆2600家德国电影院，观众总数超过600万人次，刷新了德国的最高观影纪录。在德国宣传部门的安排下，各类报刊都进行了大力推广，一直以来为各种经费发愁的范克最终名利双收。

　　为宣传纳粹思想，德国媒体对电影中纳粹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了重点报道。比如1937年5月5日《中德时报》的报道就强调用日德共同的“民族和家庭的理念”，构筑反共产主义围墙：“两个国家——崭新的德国和‘东方的普鲁士’一起建立了一堵阻挡红色布尔什维克主义洪流的墙，这堵墙的原材料不是纸张和档案文件，而是由历史的工程师们用最坚固的砖石构筑;是用民族和家庭的理念，将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出一部宏大的历史史诗，其画面涵盖了每位德国人以及日本公民。”

　　与在德国受到欢迎相比，川喜多长政5月赴法国和英国商谈《新土》投放事宜时，却屡屡受挫，只有希腊、波兰、匈牙利和芬兰等东欧国家的发行商购买较为积极。6月，川喜多一行结束欧洲的推广行程，转赴美国。

　　在美国，川喜多一行先后出席在纽约和洛杉矶举办的《新土》试映会，也反响平平。美国德裔著名电影导演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在观影后毫不客气地评价道：范克拍了一部非常差劲的片子。随着纳粹的种族政策变得更加露骨，德国电影遭到欧美国家警惕与反感，《新土》在美国的销售也以失败告终。这使川喜多意识到宣扬纳粹意识形态的电影在英法美等国没有市场，开始对与德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持怀疑态度，此后转向谋求与法国或美国导演合拍电影，拓展英法美市场。

　　由于日本对《新土》在中国可能引发的风波有所顾虑，因此在日本国内及其占领地以及欧美地区放映过后的1937年6月2日，才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日资影院东和剧场首映《新土》。

　　三、 《新土》在上海上映激起抗议

　　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新土》文化侵略中国的敲门砖，因此将上海定为首映地是制片方一致的想法。制片人川喜多长政就表示：“在国际城市上海，让外国人、中国人都能了解真正的现代日本，真是十分可喜的事。”

　　影片上映前，上海公共租界随处可见《新土》宣传广告。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日日新闻》《上海日报》从5月底开始配合报道，还在副刊增加《新土》特刊，并随报附送画报广告。日文报纸在宣介中称：“拍摄本片的目的，原不在于展示电影情节的有趣和精彩，而是为了向国外介绍日本的大自然和日本人的精神。因此本片是一部伟大而崇高的文化电影。在十二盘胶卷中，日本的景色、风俗、习惯、思想、产业等所有的亮点、优点尽收其中，对于制作者的辛劳和苦心，我们应致以最高的敬意。”《上海日报》刊登整版广告，大肆宣扬电影的国际性：“喜欢外国电影的人自不必说，平常总是看国产电影的人也一定要观赏本片，因为这是一部世界性的日本电影!”“将语言的障碍一脚踢开，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新土’实现了坚定的握手。在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70万日元的投资之后，这部电影完美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电影之美，日本电影之力量、日本电影之引人入胜!”

　　当时中日关系日渐紧张，日德将带有明显政治意图的《新土》推到上海租界公映，国民政府也担心引发国内舆论动荡。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一直密切关注《新土》的动态，防止舆论的升级。电影上映两日前，随时有沪上电报发至外交部情报司。5月31日11时，外交部驻沪办事处赵铁章给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发密电称：“沪处收到赴东和戏院参加《新土》首映会的请柬，报上似乎登载过该影片涉及伪国宣传，如我国机关长官及各界领袖不察，贸然受邀前往，有碍国体，电请查核。”同日14时，李迪俊又收到密电称：“日大使馆以虹口乍浦路三四一号东和戏院名义定于六月二日下午请各界参观《新地》之试映，查该片内容系为伪国宣传，由德日合制者，似应通知沪上各报及有关方面不得派人出席，以资抵抗。”外交部随即电告上海市政府《新土》即将在租界上映的消息，上海市政府则“通知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当局设法禁止，并秘密通知各界勿往观看”。

　　6月1日上午11时30分，外交部日苏科科长周隆庠与日本驻华使馆代办日高信六郎在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停演《新土》一事。周隆庠提出：第二日即将在东和剧场上映的《新土》未经电影检察机关核准，手续上不合法，而且内容颇多刺激我国国民，应从速设法停演。日高信六郎辩解称：该片为介绍日本之国际宣传影片，虽涉及“满洲国”，但“似无与贵国不便之点”。至于上映手续，东和剧场地处租界，不构成问题。周隆庠回应：万不可刺激我国国民之情感，否则该片非但不能起到宣传作用，还将“恶化中日间好转之空气”。日方矢口否认电影的侵略意图，更抓住租界这个真空地带，成功避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宣称《新土》在上海租界上映的计划不会因为中国外交部的介入而停止。

　　6月2日，《新土》在东和剧场举行试映会，上海租界部分使领馆官员、在沪日本侨民及部分新闻媒体参加了试映会。次日，《大美晚报》的报道还原了试映会的情景：《新土》试映会由日本驻沪当局广发请帖，但是前往观片者并不踊跃，百余观众中，大部分为日本侨民。看此片流泪者，全是日籍妇人。全片映完，在东和剧场门口，三三两两的中国籍观客默不作声，面孔甚为难堪。

　　6月3日，《新土》正式上映。由于其内容与台词多处展现出日本侵略东北、鼓励垦殖的意图，上映两天内，上海各大报刊第一时间呼吁国人抵制该片。如《大美晚报》刊登了数篇批评文章。“在中国领土的上海，开映侮辱中国的日本影片，而不会遭到禁止，这真是世界各国未曾有过的奇迹。我们不知中国当局对于此片的开映，是否将不声不响地让他开映下去?”“这个片子里的场面，有中国的长城、山海关、羊群、高粱，以及诚挚可爱的中国农民，这是一个从欧美归国的日本留学生，领着他的眷属来到这丰沃的大地来开发，虽然美景的镜头，而终于不能遮盖了狰狞的面庞，日本人的丑态，更明显的暴露在这片子里。还有肆无忌惮的日本武装士兵在巡哨保护‘新地’呢?”“日本拓殖者正在推进移民政策，无论在居住贸易以及土地所有权上，给移民以绝对的便利与保护，现在再不惜以七十五万元的巨额资金，来从事摄取这一部影片，已完全暴露出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狰狞面目，而其所指的‘新土’，当然不是指朝鲜，不是指台湾，更不是指西伯利亚!而指的是东北四省——‘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失地!或甚而可说是在指中国的全领土!”“如今，当此我们的‘失地’变了人家的‘新土’的时候，就应该以收复东北失土相同的决心，先来阻止这张侮辱中国国家及民族全体的日德影片在上海放映!”“在表面上看来是个很平淡的恋爱故事，但导演者却在画面的组织中，趁机插入许多用以增强日本内部的恐慌及不得不向外发展的画面”。其他报刊也纷纷对电影的辱华性质予以批判。如称，“该片故意将东三省地图及长城全景摄有‘满洲国’字样，又在东北土地上站一武装日兵擎枪兀立，暗示新地系日兵用武力攫夺而来，如此用心可谓狠辣”。揭露该片中为殖民侵略辩护的台词和场景：“我们的土地老了，我们的人口那么多，容不下去，我们该到那边去，那边有大量的土地等着我们，那边有新土。”“后来辉雄夫妇到了我们的东北，养了孩子，他说：‘孩子，你就是这地上长起来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个日本武装兵士高高的在我们的国土上毫无惮忌的来往巡行，保护他们的‘新地’?”有中国记者在东和剧场门口看了看墙上的广告，就遭到“一个荷枪的日本兵”凶恶咆哮。他在报道中称，日本兵“用鼠子似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搜索，放射着残酷的仇恨的目光!脸部充满了得意的笑容，我的心沉痛地感到：并不必在‘满洲’，我们就深深地尝着亡国奴的滋味了!”社会舆论迅速发酵，抗议《新土》的呼声越来越高。6月4日，上海市照相业同业公会、上海劝用国货会等30多个团体很快响应媒体号召，以影片公然放映侮辱中国国体内容，致电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要求严重交涉，电称：

　　东四省自被日倭无理强占后，竟公然于戏剧中指为日本所有，其侮辱国权，侮辱中华民族已至极点，尤其日德合作摄成影片，去国外放映无异使各国在无意中承认，吾国国土之东四省为日本之属，若此公然侮辱，设不加以纠正，则将后敌人可任意宰割，国权丧失，以至何堪设想，为特电请钧院、部、会，速予交涉，请该府将该项影片销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影片发现，其次应向中国当局道歉。

　　同日，上海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以《新土》有蔑视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侮辱中国国体之内容，且违反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电影检查委员会命其删去“满洲国”字样之规定，要求转函工部局及日领馆提出严重之交涉。6月9日，该会又举行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呈请上海市政府、外交部交涉制止《新土》放映，通告各区分会转告市民勿往观览。

　　中国舆论的激烈抗议，一度引起日本制片方和租界当局的紧张。据6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称：“4日，抗日救国会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警告，威胁称该电影是‘满洲国’的宣传电影，若不立即禁止放映，将袭击东和剧场。因此，工部局等单位于4日夜派出约40名警察、宪兵前往剧场内外负责警戒，以防万一。”数月前，苏联纪录片《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第二次放映期间，发生了意大利水兵和侨民袭击上海大剧院事件，因此中国人要砸场子的谣言让东和剧场管理方忧心忡忡。在《新土》放映过程中，工部局警察和日本领事馆警察都驻守在剧场附近。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也保持警惕，在离剧场一个街区的乍浦路和海宁路交叉口设置岗点，准备在一有骚乱迹象时就能立即冲过去。“

　　上海租界的电影检查制度比较特殊，当时要在公共租界放映电影，必须由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所属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上映。上海租界当局对电影检查尺度的考量，主要是维持管辖区域的秩序稳定。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为不引起中日民间冲突，上海租界当局对于中国电影或者戏剧中有国防意识的内容审查更加严格，如“九一八”“一·二八”等字样、东北四省地图及救亡歌曲等，均必须删去方能上映。当时实验小剧场公演的话剧《都市的一角》，因台词中有“东北土地是我们的”而遭禁映;电影《十字街头》必须删去东北地图才能上映。这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极大抗议。

　　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当局也不希望外国电影中有辱华情节而在租界引发争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注意上海各国家、各民族的敏感性。对于《新土》上映可能触发的舆论纷争，租界管理方也有所预感，在影片上映前试图通过删节内容以避免引起中国民众的不适，进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据《字林西报》报道，6月1日，工部局警务处审查《新土》后，通知东和剧场必须将“满洲国”字样、“满洲国”地图、轰击长城、日兵步哨四点删除后方可上映。然而东和剧场并未完全照办，仅是采纳日本领事警察的意见删除了其中两条，在没有获得工部局许可的情况下放映电影。东和剧场在日本领事警察的纵容下无视租界规定，上映《新土》，导致舆论哗然。

　　由于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新土》于6月8日停止公映。然而抗议活动并未因为影片停映而结束，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在不断酝酿。

　　6月10日，以卜万苍为代表的上海电影戏剧界376人，联合署名发表宣言抗议《新土》。宣言要求：第一，国民政府禁止在中国各地放映《新土》;第二，政府应向德国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第三，废除上海租界的电影检查权;第四，要求政府积极提倡国防影片及国防戏剧;第五，要求政府武力收回敌人所谓“新土”。宣言在揭露电影侵略本质的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国产的国防电影和戏剧，都会横加干涉，有许多国片和戏剧都因日本的抗议而遭删剪之灾，甚至于不能公演，运到华北和东四省的电影更不必说，可是宣传日本侵略的‘新地’公然运到中国来上映，而且租界电影检查处所提应剪的几处，也完全没有剪去，工部局向来对于国产电影戏剧的检查，总是吹毛求疵，尤其是具有国防意义的，常被无理地删剪，多方留难”。由此，抗议的矛头转向了租界的电影检查权。

　　6月14日，上海电影制片业同业公会在沪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特别讨论了《新土》交涉案等5项电影业相关事宜，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市政府严行交涉《新土》辱华影片案，并分函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工部局电影检查委员会责询。

　　由于中国民众抗日情绪日渐高涨，上海租界当局担心影片内容引发治安事件，更加收紧电影审查的尺度和范围，新片的受检时间进一步被拖延，原先两到三日便可完成受检，这一时期就需要20—30天左右。要先提交电影剧本和对白，经翻译英文后，再定检查日期。国民政府的官办机构中央摄影厂摄制的新闻片也需要租界当局审查后方能上映，新闻片中出现的演讲需要提供演讲内容原文。甚至影院里的非正式试映或非营业试片都受到严格的人数限制。抗日歌曲、戏剧也屡遭查禁。

　　上海文艺界对租界当局的做法忍无可忍，在电影戏剧界抗议《新土》的宣言发出后，请求取消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呼声越来越高。6月下旬，要求取消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组织扩大到整个文艺界。6月28日，上海文艺界140人发表联合宣言，提出5项要求：第一，要求《新土》制作方和上映方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事件;第二，要求烧毁《新土》底片，不得在任何地方上映;第三，要求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反对运动;第四，对曾刊登《新土》广告的报纸要予以道德制裁;第五，要求政府给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释放爱国政治犯、武力收回东北。7月4日，中国文艺协会、电影制片业同业公会、采访记者联谊社、上海剧团联谊社等文化团体在上海新雅饭店讨论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问题，决定扩大组织，用行动打击租界的电影戏剧检查权。同日下午，沪上各文化团体在中国文艺协会再次举行会议。会议批判了租界电影检查权的弊端，提出扩大组织起来反抗。“在洋泾浜条约上所规定的，只是警权而已，无所谓检查权的”，“我们一定要把租界的电影戏剧检查权取消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甚至可以诉之于国际法庭”。会议讨论成立上海文化界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运动委员会，推选周剑云、姚华农、阿英、应云卫、周寒梅5人为筹备委员，大会宣言章程由筹委会负责。

　　在1937年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新土》在沪上映不到一周即遭遇上海文化界的强烈抵制乃至引发全国舆论发酵，充分展现了中国民众反对侵略、保卫家园的共同心声。随着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新土》引发的文化战很快汇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余论

　　在针对《新土》的舆论战中，全国各地的报刊都贡献了力量。不仅是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许多小城市的报纸也会转发大报的影评。在舆论的助攻下，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再次被唤起。各类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层出不穷，抗日运动高涨，反映在电影界就是关于国防电影的大讨论。“《新土》，日本人是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中国的国土，而踌躇满志地宣传他们侵略政策的成功了。而中国呢，中国有没有摄制一部富有强烈的刺激性的宣传收回失土的影片呢?”电影界爱国人士提出，日本极力利用电影宣传侵华合理性，中国电影界亦应起来作“投报”之运动。“中国电影的内容是些什么呢?吊舞女膀子，大侦探，这些难道是可以和《新地》对抗的吗?在事实上我们要夺回日本人的《新地》，在电影上也应该是和《新地》决斗的战士!建立我们的国防电影吧!”“加紧争取国产影片的制作和放映的自由，建立我们底国防电影吧!国防电影要强调抵抗侵略的主题，鼓励大家去收回失地!”国民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制作国防电影、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开始制作抗战题材的影片来适应战时的宣传。全面抗战爆发后，电影作为文化抵抗的手段与抗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新土》上映在中国激起的社会反响，突出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积贫积弱的国家地位给民众带来的心理阴影和近代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正面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列强的欺凌，由原先的东亚中心成为弱势国家。日本崛起之后，中国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从清末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从“二十一条”交涉到济南惨案，直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危机，日本步步进逼，中国节节失利，给中国民众带来深重的创伤和忧思。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爱国民族主义日渐兴起、民族独立精神高扬，反映到文化领域的表现之一，便是对文艺作品中的辱华情节、场景、表演等的高度反感和抵制。《新土》的拍摄及上映，反映的不只是“辱华”，更是直白地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唱赞歌。中国观众的强烈反应是必然的，这也反映出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抵抗外敌侵略中的重要意义。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