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民：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1931年说”及其依据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9-12 15:21:37

作者：林利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客座教授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铭记历史，大力加强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愿望。为此，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笔谈，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约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的相关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各界正在筹划隆重庆典。为顺应时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将于今年推出《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部新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定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这与一向盛行的二战起点“1939年说”不同，带有学术突破性质。在我国学界，二战起点“1931年说”由来已久，并得到一些国际学者的认同。本文认同二战起点“1931年说”，并荦荦大端，借此次笔会，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变化、国际矛盾及国际政治主线变化等要素，探索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基本依据，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 从一战后国际力量与格局变化视角看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依据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一富有哲理的哲学定律也有助于解释、认知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一于“世界大战”这一术语，但这只是字面上的“同一”。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根源、性质、结局等差异极大。学界不少人，尤其是欧洲一些学者，依据对一战起源、进程及其结局的梳理，总结出所谓“世界大战”的标准，以之定义“世界大战”这一术语，甚至将其上升为一整套条条框框式的理论。其中包括：只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才“有资格”进行世界大战；进行世界大战的国家必须结成两个明确的对立性军事集团并明确相互宣战；世界大战必须始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地区”；等等。总之是强制性地按一战的样式、标准、特点、逻辑、定律比照二战，定位二战的起点。他们按此人为设定的框架理论及所谓“世界大战”术语的诸般标准，便理所当然地把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及英法德相互宣战视为二战的起点，顶礼膜拜，不允挑战，并由此否定有关二战起点的“1931年说”“1935年说”“1936年说”“1937年说”“1940年说”“1941年说”“多起点说”“过程说”等所有不同观点。

　　但是，强行套用一战的规律以及从中派生出的框架理论来认知二战起点是不妥当的。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探索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依据，就必须跳出甚至直接否定那种依据一战经验总结出的所谓“世界大战”一般规律及其理论，放弃亦步亦趋地比照一战的思考和研究方式。通过系统分析二战不同于一战的诸般历史背景、时代条件、矛盾运动规律及其特点、战争根源、进程、性质及其结局等，我们就可以找到足以解释二战起点“1931年说”合理性的基本依据。

　　与一战不同，二战不是由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和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宣战、应战，在欧洲腹地一次性地突然启动，而是由分散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法西斯轴心国日本和德国、意大利通过发动一连串地理上分散进行，政治与战略上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局部冲突分别启动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人民起而抗战，是这一连串分散进行，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战争的第一战，以之为二战的起点符合历史实际。

　　二战前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较之一战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二战的启动形式与一战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认知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重要依据。一战爆发前夕，欧洲有英、法、德、意、俄、奥六个帝国主义大国。尽管当时美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也发展成工业强国，但欧洲六大帝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工业产能和军事实力仍大大超过美日两国之和。当时欧洲仍是世界经济重心，约占世界工业生产的60%，金融资本的70%以上。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按国际购买力平价统计，1913年，欧洲GDP总和接近世界GDP总和的一半，相当于美日两国GDP之和的两倍多。欧洲仅英、法、德、俄4国的煤、生铁、钢产量之和就超过美日之和，表明欧洲此时依然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在军力方面，英、法、德、意、俄、奥6国长期对峙、积极备战，六国军费开支和陆海军人员数量大大超过美日两国之和，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例如，1914年，上述六国陆海军人员之和达447.4万人，相当于美日之和的近10倍；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约达647万吨，相当于美日之和的4倍。1914年8月，当欧洲主要大国在军事上聚焦于巴尔干紧张局势，几天之内相继进行总动员并相互宣战、开战后，就全面地、突发式地启动了战争。一战的爆发由此显示出极其突然、极其暴烈，主要战争和战场、主要大国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军力极其集中、同时发力等特点。这也成为一些学者及其著述定义“世界大战”概念及“起点”标准、样式的直接依据。

　　然而，受一战冲击，二战前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较之一战爆发前有了极大变化。经过4年大战，欧洲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奥匈帝国解体，分解为一系列中小民族国家；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形式上退出了欧洲舞台中心；德国因战败受到《凡尔赛和约》处罚，几近崩溃边缘；英、法也受到极大削弱，勉强维持世界大国地位，综合实力远不及美、苏两大国。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战“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进程”，包括海外投资及收益剧减、政治上陷入动荡和危机、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减弱等。虽然战后英法仍维持世界大国地位，欧洲表面上仍然维持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地位，但这些都不过是一种政治假象。与传统欧洲大国的急剧衰落形成对照，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在一战后急剧上升，开始取代欧洲英、法、德、意等国无所不包的重要性。

　　一战结束一年后的1919年，美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洲各国之和。美国成为欧洲的债权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因一战而大大加快，其战争期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两倍、钢材和水泥生产翻了一倍以上，成为世界主要造船大国和债权国，战后经济增速快于所有欧洲国家。日本还超过欧洲法、德、意等国，成为仅次于美、英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战后，苏联也克服各种困难，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大国之一，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到1932年，苏联工业制成品产量已超过英、法、德、意等国。这标志着苏联已成长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就衡量大国综合实力的工业制成品世界占比而论，二战开局时，欧洲英、法、德、意四国的占比总计只有29.8%，而美、苏、日三国合占50.1%，大大超过欧洲四大国。另有统计显示，1937年，美、苏、日三国的国民收入之和为810亿美元，而欧洲英、法、德、意四国之和仅为550亿美元，仅及前者的2/3；在作战潜力方面，1937年美、苏、日三国之和约相当于欧洲英、法、德、意四国之和的两倍。

　　总之，经过一战的震荡与重新洗牌，到二战开局时，欧洲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主要中心，英、法等国也不再是世界一流大国，其综合实力相较美、苏两国已有很大差距，只与日本在同一个量级。因此，即使按“必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才“有资格”进行世界大战，进行世界大战的国家必须结成两个明确的对立性军事集团并明确相互“宣战”，世界大战必须始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地区”等人为设定的标准衡量，以德波战争作为二战起点的“1939说”，其依据依然极不充分。

　　尤要指出，一战爆发时，欧洲不但是最主要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欧洲英、法、德、意、俄、奥六国的综合实力不但大大超过美、日等国，且由此六国构成的世界上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相互邻接，高度集中于欧洲，其军力尤其高度聚焦于中东欧地区。而在二战时期，欧洲不但不再是世界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欧洲英、法、德、意等主要大国的综合实力之和远低于美、苏、日实力之和，且挑起世界大战的德、意、日轴心集团地理上并不相互邻接，而是高度分散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短时间内，德、日、意轴心国未能、也难以结成稳固的军事同盟，集中发力，而是各自为战，分散启动世界大战。在德国和英法之间因德国发动侵波战争而相互宣战的较长时期内，作为德国盟友的意、日两国都未向其敌国英、法宣战，以支持其德国盟友。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国也未宣战，更未参战，而是隔岸观战。质言之，德波战争爆发及英、法、德三大国相互宣战不同于1914年8月巴尔干波斯尼亚危机引发的英、法、德、俄、奥等国相互宣战，只不过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构成二战战略冲突链条中一系列法西斯零散侵略战争的一个中间环节、一朵浪花而已。在其之前，这一法西斯零散侵略战争链条有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战、1935年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之战、1936年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之战、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之战、1939年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战；其后还有1940年4月的北欧之战、5月的西欧之战，以及1941年6月德国侵苏之战、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及入侵东南亚之战；等等。

　　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眼光，对二战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有极精彩的论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演讲中分析说：“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差不多共有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进而分析说，“目前的战争是无间断的”，“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隔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演讲中进一步提出：“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德意日诸国就选了这些肥肉先行吞并。”

　　要而言之，二战是由德、意、日轴心国集团在欧、亚、非分散发动的，由此在欧、亚、非广大地区烧起了一系列地理上相互隔离，战略及政治、军事上又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战火，且越烧越广、越烧越烈，最终燎原成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认知二战的起点不能套用一战的经验，更不能套用根据一战经验总结出的所谓“世界大战”规则、标准和人为设定的理论框架。德波战争不过是这一系列法西斯零散侵略战争链条中的中间环节，没有任何特殊重要性。英国选择在波兰“划线”抵抗、“180度转弯”地调整政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将这一情形描述为英国领导人“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英、法对德宣战后，英、法、德三国长时间宣而不战，西线出现了达半年之久的“静坐战”。法国学者亨利·米歇尔（Henri Michel）称之为“莫名其妙的战争”。相比之下，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则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在一战结束10余年后燃起的第一堆战火，其战争范围、后果不但涉及中国东北四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及3000万人口的沦陷，还波及千里之外的上海。不但中国方面进行了激烈和持续的抵抗，美、英、苏、法等世界大国也纷纷介入并以多种方式反制日本、支持中国。国际联盟也派出调查团，发表了不利于日本坚持其侵华政策的《李顿报告书》。面对中国人民的奋力抵抗及国际压力，日本一方面选择一步步扩大侵华战争、不断增强陆海军军备、加速推进国内法西斯化进程，一方面又退出国际联盟、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废除《华盛顿条约》，摆出不惜准备与美、英、苏直接开战的姿态，开启了轴心国集团退出国联、废除国际条约、大举以武力摧毁一战后国际条约和国际秩序的先例。此后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一系列零散性侵略战争，包括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战、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之战、德国入侵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之战、北欧之战、欧洲西线战争、德国侵苏战争、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都应当视为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延续与展开。据此，把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定位为二战起点的“1931年说”，较之以德波战争作为二战起点的“1939年说”，无疑更合理、更有解释力。

　　二、 从一战后世界矛盾及政治主线变化视角看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依据

　　除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极大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主要矛盾的组合、表现形式和运动形式，以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等，也有很大变化。这是我们认知并确认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又一个维度、又一个重要依据。

　　一战结束后，国际主要矛盾及其表现和运动形式的重要变化有三点需要特别展开分析。一是出现了帝国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德国以及未能通过一战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日、意等帝国主义大国的矛盾；二是因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三是因一战和十月革命洗礼，中国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被侵略民族普遍觉醒，有能力、有意志独立举起世界反侵略、反压迫大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股自主性强大力量，其与帝国主义侵略国的矛盾构成了一战后的第三类主要矛盾。

　　由于一战结束后国际四种主要力量、三类主要国际矛盾的分化组合、牵引互动，二战期间的国际斗争呈现为四种主要力量、三类主要国际矛盾和两条主要矛盾线、政治线、战略线互动，并导致二战呈现出两类不同的战争样式以及两种不同的战争属性。

　　二战进程中呈现出的第一条主要矛盾线、政治线、战略线是中国等世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压迫民族的矛盾，以及世界被压迫民族反侵略、反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属性。这些被压迫民族遍布于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在内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在奥匈帝国解体和德、俄战败基础上新建立的中东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巴尔干国家，因依然是帝国主义大国的侵略对象，也可纳入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范畴。他们是“中间国家”，是一块块“肥肉”，因而是“压迫民族”的第一波侵略目标。然而，时代不同了，这些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经过一战和十月革命洗礼，已非比昔日。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说，“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务”，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深刻的政治后果”，即他们更有意志、更有能力独立反抗一切侵略、压迫、奴役。一战结束后的头10年，他们展开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包括土耳其基马尔运动、印度“不合作运动”、中东北非的民族大起义等。二战期间，埃塞俄比亚人民抵抗意大利侵略的战斗、西班牙人民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以及直到二战中后期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战争、欧洲巴尔干地区广泛展开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等，都是这种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继续与发展，构成了二战过程中一幅连续不断、波澜壮阔的独特战争画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进程中呈现的另一条主要矛盾线、政治线、战略线是帝国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以及未能通过一战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日、意等帝国主义大国的矛盾。这对矛盾也被称为“有了的”与“无的”、“欲维持现状的”所谓“议会民主制”帝国主义国家与“欲打破现状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展开及其尖锐化一度呈现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间的大国争霸态势，最终演变为法西斯德、意、日集团与美、英、法等西方“议会民主制”帝国主义大国集团的大国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战争开始后，接踵又发生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全面侵华、德国相继入侵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战争。这一系列战争固然是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等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直接侵略、压迫，也是它们对美、英、法等西方“议会民主制”大国的间接挑战。因为中国等受法西斯德、意、日侵略的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大多是美、英、法等“议会民主制”帝国主义大国的“禁脔”。然而，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欧亚大陆两端分散启动世界大战、步步紧逼的战略态势，美、英、法等西方“议会制民主”大国，却因各自所处的困难地位，采取了“投骨止狼”、妥协退让的所谓“绥靖”政策。它们眼看着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和国家，一个个被德、意、日法西斯拖入战火，甚至战败亡国灭种，仍然保持观战、避战姿态，未采取任何有效抵抗行动。直到1940年5月法国败降、英伦三岛面临直接入侵威胁，以及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它们退无可退，才不得不被动地全面动员、投入战争。在此过程中，法西斯德、意、日通过连续发动侵略战争，连续扩张战果、扩散战场，把战火一步步烧遍全世界，并通过率先发动侵略战争而取得的初期胜利，壮大了声威和实力，其自身也愈益完成政治法西斯化、军事集团化进程。

　　面对二战期间四种力量、三类矛盾、两条主要的矛盾线、战略线、政治线激烈互动，法西斯德、意、日在欧亚一些关键枢纽区发动侵略战争并坚持反苏反共战略，不断发出反苏战争喧嚣，且“议会民主制”大国美、英、法力图“祸水东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坐山观虎斗”等复杂局势，社会主义苏联冷静观察，一方面坚决支持中国、西班牙等被压迫民族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同时也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闪避腾挪，防止受到战略孤立或受到夹击。尽管如此，德国仍于1941年6月发动了侵苏战争，把二战的战火扩大到苏联。苏联投入战争，一方面壮大了中国等欧、亚、非被侵略、压迫民族和国家抵抗法西斯侵略、压迫的声势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孤立法西斯侵略集团，提振英、美等非法西斯大国的抵抗信心，为二战转入反法西斯各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准备了必要条件。

　　二战时期四种力量、三类矛盾以及由其引出的两条矛盾线、政治线、战略线并不平衡、不同步，也不完全平行、不完全相向而行，这增加了我们确认二战起点“1931年说”的困难。尽管如此，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中国等亚、非、拉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法西斯侵略、压迫的战争一以贯之、前赴后继，战略上相互连接、从未断线。中国抗日战争尤其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坚持14年之久，直到所有的法西斯国家被打败为止。不仅如此，中国一身而二任，既是全世界被压迫、被侵略民族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军和先锋、样版，还在战时名列反法西斯同盟国四大国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和《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起国之一。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长达14年的战争努力和巨大贡献、牺牲，有效推动了二战时期两条不同步、不平衡的矛盾线、战略线、政治线实现战略连接，即实现中国等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和国家反法西斯系列战争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以及与美英等西方“议会民主制”大国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略连接。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实现这一战略连接的最后标志。

　　三、 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1931年说”的学术价值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1931年说”由来已久，现在重新确认“1931年说”，实则是一种认知回归。确认、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以及通过还原真相，公正评价中国人民坚持十四年抗战、持久抵抗日本侵华的历史地位、中国抗日战争对盟国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等重大国际议题，也具有破除教条，进一步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及二战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首先，确认、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有助于突出反法西斯战争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引领相关研究朝这一方向深入展开。据赵文亮统计，从1950年至2019年近70年时间，我国共翻译、出版了数千种国外研究二战史的各类著作，其中仅二战通史类著作就超过百种。这些国外著作以西方著述为主体，除少数著述阐述二战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等观点外，大都反映西方二战史观和思考方式，刻意强调美、英等西方大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作用，忽视中国等为代表的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贡献与作用；刻意强调美英等大国的工业力量及正规战、海空战、装甲战等物质力量的威力和作用，忽视正规战以外其他作战形式的威力和作用，尤其不承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坚持人民战争的威力和作用。以德国退役上将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Kurt von Tippelskirch）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例。这本书从头到尾只叙述德、意、日与美、英、苏、法等军事大国间的军事对抗以及正规战、钢铁战，对这些军事大国以外的军事弱国、小国以及正规战争以外的其他战争形式鲜有触及。鉴于这本书的作者是战败国德国的一位将军，应该不是政治上刻意忽视军事弱国、小国及其非正规战争形式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但这本书真切地反映了西方学界只重视大国、只重视正规战和物质力量以及“唯武器论”，而不重视弱国、小国和其他战争形式的思维模式和战争观。至于哈特等人的二战史著述，就不仅是唯武器论、唯物质论的思维模式和倾向问题，而是在政治上刻意否认二战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并刻意否认中国等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和国家在反法西斯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与作用。1993年，武汉大学胡德坤、罗志刚推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一书。稍后，胡德坤又领衔一些重要学者推出《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等著述，着重围绕二战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这一主题展开研究，起到了学术引领作用。然而，我国学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并有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二战史研究的学术殿堂。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无疑有助于我国学者打开思路、扩大视野，进一步推进有关反法西斯二战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的研究。

　　其次，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有助于突出中国十四年抗战及“东方主战场”在二战中的贡献与作用，进一步推动对中国十四年抗战进行更系统、更完整的研究，推进中国十四年抗战与反法西斯二战互动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西方二战史研究及其著述挥舞正规战、唯武器论、唯物质论等军事理论大棒，对中国十四年抗战的英勇卓绝，及其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蓄意视而不见。以哈特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例。这本书对英军在北非战场连、营规模的有限战斗都可进行详细叙事，但对于数百万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及中国军民广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基本上没有提及。偶有提及，也充满了对中国军队能力与贡献的不屑一顾。如在描述1944年盟国反攻缅甸作战时，哈特不但不提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英勇作战和重要战果，反而挑刺般地宣称中国12个师在云南的反攻“竟然被仅有的一个日本师所顶住”。他们对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9月德国侵波战争前，中国单独抵抗日本整整8年的英勇作战及其牺牲与贡献尤少提及。对此，英国二战史专家拉纳·米德（Rana Mitter）仗义执言地评论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导致日本控制亚洲大陆、东南亚和“英属印度”，“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但是西方学者对美英苏在二战中的贡献念兹在兹，却很少提及中国的贡献和牺牲，“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淡忘”，这是不公正的。米德提出，为了“还历史公正与完整”，“重新评估中日战争是当务之急”。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一方面直接突出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世界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在反法西斯二战中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彰显反法西斯二战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另一方面使得十四年中国抗战史与二战史在时间段和起点、终点上平齐，直接突出了中国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最先高举抵抗大旗的功绩。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9月德国发动侵波战争的8年间，同时也是英、法、德相互宣战的8年间，只有中国顽强挡住了轴心国主力之一的日本攻势，这尤其突出了反法西斯战争前期，中国确实发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最后，回归二战起点“1931年说”也有助于我国二战学术界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摆脱二战史研究“西方中心论”的严重束缚，开辟中国二战史研究的新天地。在一个相当长的学术时段内，我国二战史研究都是“忠实地”以西方二战起点“1939年说”为研究框架的，这就导致我们的二战史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西方二战史话语体系，并导致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不少困惑与学术“死局”。其中，最主要的困惑与学术“死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前，中国持续8年抵抗日本侵略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应置于何处？如何与反法西斯世界大战实现有机联结？如何彰显中国独立坚持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中流砥柱作用、贡献和“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贡献？为此，一些学者煞费苦心，提出了一些明显反映西方研究思路的分析框架、标准、依据。如分析二战起点时提出，只有英、法和德国才“有资格”进行世界大战；进行世界大战的国家必须结成两个明确的对立性军事集团并明确相互“宣战”；世界大战必须始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地区”，等等，这些显然是照猫画虎，存在受“西方中心论”牵引的痕迹。依此逻辑，自然得出1939年德波战争是二战起点的结论，从而否定二战起点的“1931年说”。另一个例子是由二战研究困惑和学术“死局”派生出一度极为活跃的“局部战争”概念和“局部战争”研究热，尤其是提出“什么样的局部战争才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一命题并进行反复研究。其研究同样以德波战争为研究蓝本，其结论自然是，只有德波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才会引起世界大战，而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侵华以及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等“局部战争”及其引起的战略后果不属于世界大战范畴，不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既然二战起点已经回归“1931年说”，既然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直接纳入二战史范畴，我国学者就可放手直接研究1931—1939年中国抗战与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直接关联及其贡献，而不必受限于一些人为设定的困惑和学术“死局”，也不会再困惑于九一八事变究竟是二战“起点”还是“序幕”的表述难题。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