纐纈厚：“安倍政治”与日本的战争责任——“村山谈话”与“安倍谈话”之差异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09-12 15:30:53

作者：纐纈厚，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译者马晓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铭记历史，大力加强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愿望。为此，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笔谈，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约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的相关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5年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80周年，也是昭和时代（始于1926年）的百年节点。从1925年至1945年的20年间，正是日本对中国等亚洲近邻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对这一时期的反思，日本于1946年公布“和平宪法”，向全世界宣言绝不再成为侵略国家。战后80年，日本本应背负战争责任，与中国等亚洲各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作为国内外都认可的和平国家继续发展。但现实是，日本一直在强行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再次选择走上军事大国化的道路。

　　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不再保留军事力量。即便拥有“最低限度必要自卫力量”，严格而言，仍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但日本国民基于“国家自卫权”的共识，默许了这种自卫力量的存在。进而，在日美安保体制下，迫于美国的强烈要求，日本正在推进超出“最低限度必要自卫力量”的军备扩张，甚至试图确保“非必要最大限度”的进攻能力。换言之，在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中，政府已将战争责任问题抛诸脑后。尤其是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首次组阁以后，日本加速了军国主义化。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日本被要求参与美国主导的战争（即“自动参战”）。日本国内普遍认为，集体自卫权解禁与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使日本已经从“能战争的国家”转变为“要战争的国家”。

　　笔者始终认为，促进中日友好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并多次对日本政府的方针转变发出警告。本文旨在探讨安倍政权上台后日本战争责任意识显著淡化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安倍政治”的特征，结合其去世后保守政治势力的动向，重新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 “村山谈话”与“安倍谈话”

　　作为国家的代表，领导人必须在政策决策中承担责任，并展示出受国际社会认可的历史认识。特别是对于曾经的侵略国日本而言，其领导人必须向亚洲邻国表明对历史的态度，以获取国际信任。为此，本文首先对安倍晋三关于战争认识的言论做一梳理。

　　2013年4月23日，安倍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被问及对侵略战争的认识时，回答称：“侵略的定义在学界和国际尚无定论，国家间关系因立场不同而存在差异。”他始终避免将日本发动的战争（日本多称“亚洲太平洋战争”）明确界定为“侵略战争”，并声称“侵略定义未确定，应交由专家判断”。然而，这种回答无异于逃避领导人的责任。国际社会对侵略的定义早已明确。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3314号决议第3条将侵略行为定义为：一国军队对他国领土的侵入、攻击或军事占领，以及武力吞并他国全部或部分领土。《联合国宪章》中被称为“敌国条款”的第53条更将日本、意大利、德国的政策定性为“侵略政策”，并明文要求防止这些“敌国”再次进行侵略行为。安倍不可能不知晓这些国际共识，却刻意无视，实质是否认战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此举无疑是对历史与国际社会的挑衅。

　　安倍的发言与199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战后50周年纪念讲话，即“村山谈话”形成鲜明对比。安倍“不会原封不动继承‘村山谈话’”的表态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毋庸置疑，“村山谈话”是表明日本要与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建立理解与信任关系的宣言，是构建中日友好基础的重要谈话。而安倍拒绝明确历史认识，将侵略事实交由专家评判的做法，无非是想否认侵略战争。作为政治家，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安倍始终不愿承认侵略战争，根源在于其对“殖民统治”“侵略”等表述的排斥乃至否定。相比之下，日本历届首相中，如细川护熙在1993年8月23日的施政演说中明确承认侵略与殖民的历史并道歉。此后便是“村山谈话”。小泉纯一郎在2005年8月15日（战后60周年）的讲话中也延续了类似立场。安倍本人虽在2006年10月5日首次组阁期间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前几任首相的历史认识表示附和，但其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2013年4月23日，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期间，包括132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在内的168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此类行为屡屡引发受到侵略与殖民的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否认历史、修正历史的深切不信任与警惕。

　　在日本右倾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2013年5月16日，时任民主党议员辻元清美向众议院议长伊吹文明提交《关于安倍首相历史认识中侵略定义等问题的质询书》，要求明确其立场是否与“村山谈话”精神一致。安倍未正面回应，仅以“国际法上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难以给出包含既定定义的答复”为由搪塞，实质上回避了问题。这种拒绝承认国际社会既有侵略定义的姿态，再次暴露出其扭曲的历史认识。

　　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出现越来越多否认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事实的言行。安倍及自民党保守势力刻意回避战争责任的态度，自然招致亚洲邻国的严厉批评。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2015年8月15日发表的“安倍谈话”中特别加入了诸如“事变、侵略、战争。我们再也不应该用任何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饱尝战争痛苦的中国人，以及曾经被俘并遭受日军施加难以忍受痛苦的人，做得如此宽容，他们内心的纠葛究竟多么大，付出的努力又是多么大”等修饰性表述。

　　然而，“安倍谈话”对日本的主体性表述模糊，仅以泛泛之论谈论战争问题。既未直面书写作为侵略战争主体的日本政府及军队，也未明确指出究竟谁应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这样的表述无助于深化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日本人为何会酿成侵略他国的历史？为何不愿严肃思考这一问题？“安倍谈话”中缺乏深刻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的表述，这令人不禁质疑“安倍谈话”是否能被受害者所接受。正因如此，日本国内和国际上都持续有批评日本对战争责任认识不足的声音。

　　不仅仅是针对安倍晋三，探究日本保守派政治家普遍对战争责任意识淡薄之根源，是历史学者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抗日战争研究》读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漠视存在多重原因，其中尤须指出以下两大症结。

　　第一，天皇制问题。天皇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日本战败后，盟国舆论多主张，为重建和平国家新日本，必须废除天皇制或让昭和天皇退位并追究其战争责任。但美国对此置若罔闻，通过制定战后宪法将军国主义根源所在的天皇制，从战前的元首天皇制改造为象征天皇制。剥离了天皇的政治权力，将其重塑为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象征。换言之，美国试图将天皇作为可供政治利用的对象。侵略战争最大责任者昭和天皇未被起诉，天皇制也以象征形式存续。其结果是，战前依附于天皇制的政界、司法界等各种势力，在战后仍然继续负责日本的国家管理。

　　第二，“圣断”叙事对战争责任的模糊化。所谓“圣断”，即上演了一场日本的侵略战争因天皇的决定而结束的政治戏剧。也就是说，“昭和天皇的英明决策结束了战争”这一虚构叙事被作为事实写入了历史。其本质是将昭和天皇从侵略战争最高责任者的角色，包装成“终结战争的功臣”。日本战败后，身着军装的天皇摇身变为西装革履的天皇。“圣断”实为将战前权力结构平移至战后的政治操作，而美国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战后保守政治势力依托战前天皇制权力体系延续统治，自然无法否定由天皇及其“私人武装”日本帝国陆海军发动的侵略战争。

　　综上两点可见，天皇制的延续是日本侵略战争责任意识淡薄的最大原因。美国通过日本战后宪法第一章确立了象征天皇制，同时以第二章要求日本“放弃战争”。日本宪法这两章实质上是表里一体的关系。美国还强制日本将战争名称从“大东亚战争”改为“太平洋战争”（Pacific War），从而将战争性质定位为“以美日战争为中心”，而将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降格为“次要战争”。

　　笔者始终以“日美历史认识同盟”概念批判这种历史认识。美国通过灌输“日本败于美国”的单一史观，试图使战后日本及国民形成对美从属意识。日本接受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一军事同盟与美国制定的历史认识同盟，这使得保守势力在战后得以存续，日本的对美依附性被彻底固化。

　　二、 日本败于中国

　　在强化日本对美依附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其对太平洋战争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各界至今仍存在对战败原因的严重错误认知，即将战败归咎于“美国的物资优势与两枚原子弹”。探究日本保守势力回避侵略战争责任的根源，有必要追溯近代日本对外战争史的脉络。

　　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始于1874年入侵台湾，此后又相继发动并参与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出兵西伯利亚（1918—1925）、出兵山东（1927—1928）、九一八事变（1931）、七七事变（1937），直至太平洋战争（1941—1945）。这些战争存在显著共性，即中国始终是主要战场。例如一战期间，日本进攻中国青岛，夺取德国租借地（日本称“日德战争”）。这足以说明，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都是以控制中国为目的。然而，日本刻意忽视太平洋战争实为中日长期战争的延续，对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合力打败这一结果拒不承认，反而将战败片面归结为美国的压倒性实力所致。美国也强调其投向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这种观点得到日本和日本人的认同，许多日本人至今仍宣称“两枚原子弹是战败主因”。作为唯一原子弹轰炸受害国，日本常借此警示核战争威胁。但过度聚焦原子弹却淡化了日本人对真正战败原因的关注。

　　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与中国的持久战争，“日本败于中国，降于美国”。这一判断可从昭和天皇关于中国的言论中得到佐证。1941年1月9日，昭和天皇坦言：“日本低估了中国，应尽早结束战争，用十年时间充实国力。”1942年12月11日，昭和天皇又称：“我本不愿发动中日战争，因忌惮苏联，且情报显示中国绝非‘满洲事变’时那般易取。”此时全面侵华战争已持续了3年多，昭和天皇已经意识到无法取胜，承认对中国抗战能力判断失误。为战胜中国，日本最终选择与支援中国的英美开战。由此可见，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打破中日战争的僵局。基于此，笔者始终将太平洋战争定位为中日战争的延续。

　　当前日本社会对中日战争认识的一些侧面，需要在此稍作梳理。曾就职于伪满洲国鞍山昭和制钢所的著名作家五味川纯平，在著作中基于自身战争体验写道：“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从开始就不顺畅，逐步扩大并最终失败。即便如此，在国民意识中，或许可以承认输给了美英苏，但始终不接受输给中国。”这一观点极具深意。日本人没有把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加害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即便是蒋介石政权，也未被日本真正视为“敌手”。在多数日本人的认识中，未被视为“敌手”的对象，不构成战争对手，仅是应受日本统治的对象。这种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即便在战后也未被彻底清除。

　　目前日本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应将日本败于中国这一认识铭记于心,自省侵略战争的犯罪性，并重申“和平宪法”的理念和目标,即承诺绝不再发动侵略战争和军事行动。日本人的战后认识和亚洲认识中普遍存在未败于中国和亚洲的错误史观，这种扭曲的认识在当今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背景下愈发显著。

　　正如五味川所言，日本顽固地拒绝承认“败于中国”的事实，深刻影响了其战后的中国认识和亚洲认识。他进一步指出：“若日本国民能基于事实与实际感受，在全民层面确认‘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导致太平洋战败’，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思想运动肯定会与现在截然不同。”简言之，以“败于美国”搪塞“日本输给了谁”，从而逃避更深层次的历史叩问，这种行为无异于封印历史。日本应打破封印，从尘封的史实中总结教训，以史为鉴。这也正是战争责任问题的本质。

　　如上文所述，本文的结论是“日本败于中国，降于美国”。战后日本将战败总结为“败于美国”，并接受美国制定的“太平洋战争”叙事，导致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战争史实被淡化和遗忘。为避免再次遭遇战败，日本选择了依附世界最强军事国家美国。

　　安倍言行反映出的日本战争责任淡薄现象的根源之一，还在于日本对中日战争实际情况的理解不足。为加深这一理解，笔者曾反复列举以下史料，用数据证明“日本败于中国”的史实。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向中国投入大量兵力。以1941年以后的数据为例，1941年，在中国的日本陆军约138万人（包括伪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合计兵力，约占陆军总兵力的66%）；日本国内留守兵力约56.5万人（占总兵力的27%）；与美军对抗的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太平洋和东南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约15.5万人（占总兵力的7%）。1942年,中国战场有136万人,太平洋地区有50万人。1943年,中国战场有130万人,太平洋地区有92万人。1944年,中国战场有126万人,太平洋地区有163万人。1945年,中国战场上升至198万人,太平洋地区有164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44年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发生逆转,但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中国战场的兵力又比太平洋战场多出34万人。换言之，日本的主战场是以中国为对手的中国战场，而不是以美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战场。日本在旷日持久的中国战场上耗尽兵力和国力，削弱了自身力量。最终，因美军的实力和原子弹轰炸而战败。分析日本战败原因，必须以中国战场上发生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上文从投入兵力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以下从军费使用角度再介绍一些具体数据。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投入中国战场的巨额军费拖垮了日本,最终导致战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军费包括陆海军省的费用和征兵费用，共计4.61298亿日元（占国家预算14.76875亿日元的31.2%）。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军费增长到32.77937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69.2%）。1941年进一步增长到125.3424亿日元（占国家预算的75.7%）。

　　再看一组更具体的数据。大藏省昭和财政室战后编纂的史料对“各地区临时军费支出”做了统计。1941年至1945年用于中国关内战场的临时军费为438.7617亿日元,其中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军需省、大藏省四省的费用，再加上伪满洲国的军费94.2674亿日元,共计533.0291亿日元；用于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临时军费为183.7515亿日元。由此也可见，中国战场的临时军费支出远远高于东南亚、太平洋地区。

　　如上所述,无论兵力或军费，中国战场的压倒性比重决定了日本与同盟国军队（尤其是美国）的战争结局。将败因简单归咎于“美国的物资优势”并不客观。战后日本的教育体系、媒体及保守势力刻意回避上述数据所证实的战败客观原因，连带导致日本拒绝承认对亚洲邻国的加害事实。日本战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对象是中国和美国，但投降的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失败。确认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应成为战争责任理论的核心。

　　三、 安倍修宪论与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始终回避正视战争史实，违背基于反省侵略的“和平宪法”精神，其典型体现即“安倍政治”。当前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政策应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安倍政治”不仅对此加以阻挠，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

　　2014年4月27日，自民党公布《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内容包括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实质就是复活旧日军。草案反映了安倍打着确保国家独立性旗号的民族主义思想。诚然，在中短期内,自民党无疑将遵循以强化日美安保体系为基础的日美军事同盟路线。但在保守势力的观念中一直潜藏着重组军事力量,以保持独立国家的理念。

　　自民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鼓吹自主制定宪法,认为现行宪法是美国“强加的宪法”,不一定符合日本的历史。他们主张,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必须放弃“被强加的宪法”,自主制定新的宪法,这样日本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为此,日本政府一度提出将自卫队作为“自卫军”,并进一步创设“国防军”，作为事实上的“日本军”。所谓“新亚洲门罗主义”派在自民党内外的势力越来越大。

　　有的“新亚洲门罗主义派”官僚，战前就曾试图将理念付诸中国实践，岸信介便是如此。日本战败后，他作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关押约3年，出狱后重返政界。战前，他作为商务省高级官员，协助东条英机工作，也是成立伪满洲国的关键人物。战后，岸信介作为右翼政治家,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从1957年2月25日开始担任首相,直到1960年7月19日辞职。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毫不掩饰对岸信介政治立场和政治生涯的强烈推崇。岸信介作为“自主制定宪法推进会议”的领导人,积极鼓吹修改宪法。安倍的修宪正是继承了这一政治主张。安倍在强调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也与岸信介一样希望重新审视独立自主的国家关系。正因如此，安倍在第一届内阁成立后立即访问了中国而非美国。此外，他在未事先通报美国的情况下向朝鲜派遣特使，这一举措也显露出其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部分特征。简而言之，安倍在标榜重新审视日美同盟的同时，又采取看似牵制美国的姿态。这种在以往自民党政权中未曾出现的立场引发关注，并招致美国的警惕。

　　安倍对日本核军备也抱有强烈关注。其逻辑在于通过核军备使日本在军事上与拥核国家,尤其是竞争对手中国和朝鲜平起平坐。值得注意的是，岸信介的胞弟，前首相佐藤荣作（安倍晋三的叔外公）也是核军备倡议者，与安倍的主张具有共通性。这种主张实则暗含脱美自立的诉求。将这种与现实政治看似背道而驰的逻辑在宪法层面具象化，即表现为创设“国防军”。《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中有关“国防军”的条款，正是源于此类逻辑。

　　2014年5月15日，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就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说明，其内容依然折射出国际政治仍受冷战体制支配的现实。贯穿该说明的核心基调是强权主义逻辑。而漫长的冷战时代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强权终究催生暴力循环，均势理论与威慑理论衍生出无数局部战争与民族冲突；冷战期间因战争失去的生命数量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匹敌；同时，贫富差距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大。

　　安倍此次记者会的内容完全漠视上述历史教训，不仅践踏了国际社会试图摆脱强权主义与冷战思维、探索构建新型和平路径的诉求，更暴露出其作为政治领导者的缺陷，即渲染中国与朝鲜的所谓“威胁”，却无法提出任何立足现实的和平发展战略。作为最高领导人，不应仅以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式阐释复杂局势，更需展现提出创新解决方案的战略定力。然而从第一届到第二届内阁期间，安倍的言行折射出的政治姿态是，既不愿直面冷战时代的负面遗产，又始终以陈旧的冷战思维来应对国际政治形势。

　　与安倍的外交姿态有关，在全球拥有广泛读者的《时代》（Time）周刊（亚洲版）曾将其作为封面人物，并标注“爱国者”的说明文字。该专题报道名为《爱国者安倍晋三大力描绘日本梦，为何引发诸多非议？》。所谓“引发诸多非议”，实质上暗含对安倍双重缺陷的批判：其一是未能摆脱冷战时代的国际认识框架，其二则是拒绝直面历史。安倍将战后本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贬斥为“消极和平主义”，转而鼓吹充斥军事主义色彩的“积极和平主义”。这种通过强硬言行否定或无视日本宪法实践成果的姿态尤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安倍主张的“积极和平主义”本质上暗含“即使诉诸战争手段也要实现‘和平’”的意识形态。这种通过战争实现“和平”的逻辑，与战前日本的行为准则如出一辙，即妄图以军事力量压制中国，构建符合日本利益的所谓“和平”。

　　在日本主流媒体中，《周刊邮报》的专题报道犀利指出：“‘安倍政权’机制使日本人更加不幸。此刻日本正加速滑向‘绝望’深渊。”尽管“加速滑向绝望”的表述略显尖锐，但其背后折射出深刻的危机意识。即安倍式“和平主义”充斥着虚伪性，不仅辜负了宪法和平主义原则所维系的国际信任，更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降低战争门槛。

　　综上所述，在当前日本政治持续保守化的背景下，日本政界仍然对严肃的战争责任问题避而不谈。为此，我们还需要反复呼吁：正视本文揭示的战争实际情况、展现中日永不再战的坚定愿景，才是日本最根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政策。本希望在今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之际，日本能发表有助于促进中日友好的“石破谈话”，但在现实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