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转折与国共两党的战略决策
来源：《史学集刊》张太原，赵静涵   2025-09-19 10:41:49

　　摘　要：1943年秋，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敌后两个战场都开始出现转折，逐步转入反攻，西线战场收复滇西、缅北，华北、华中根据地集中兵力频繁发起攻势，而东线反攻则因豫湘桂大溃败而暂时搁置。在盟国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国内局部反攻有显著效果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根据自身实力，分别筹划了全国反攻的路线图，并逐步付诸实施，从而使中国的胜利和日方的败局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没有降低中国长期抗战对日本打击和消耗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来看，中国对日本的顽强作战极大程度地塑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国民党；共产党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1943年迎来转折，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局部反攻从正面、敌后战场等多个地点相继开始。在推动抗战反攻阶段到来的过程中，国共两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约而同地予以筹划，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发起反攻、打败日本是国共两党共同的目标，但是在共同的目标下也有着不同的考量和打算，两党都希望将抗战胜利和本党的胜利统一起来。这一时期两党的战略决策，对战后中国政局和日本的处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抗日战争反攻时期的研究，在“战略反攻时期”标准不确定时，一度激烈争论“该阶段是否存在”的问题；[1] 对抗战后期中国战场反攻的具体过程、抗战的最终胜利和受降问题、国共斗争与中美日外交博弈等具体问题，均有专门研究，[2] 但对国共两党战略决策、国内政治与战略反攻形势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试图结合国共两党关系，对抗战末期中国战场的得失进行整体考察，并由此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进行审视。

　　一、抗日战争走向转折

　　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正式确定了抗战各阶段的战略，计划在战争第一阶段对敌军攻势仅作有限度的抵抗，保存主力，以劣势军备逐次消耗敌人，“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3]第二期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4]1939年秋欧洲战争爆发，蒋介石宣称，这代表着中国第一步防御目标已实现，第二步就是争取最后的胜利。[5]这未免过于乐观，但准备反攻的意识十分明显。这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运用伏击、袭击和破击交通线等战术，积少成多消灭日伪军，不断扩展农村根据地，逐渐积累了反攻的条件。1942年末至1943年春，同盟国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展开战略反攻之际，毛泽东同志敏锐指出，这一形势将很快影响远东，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走向灭亡。[6]

　　正面战场的局部反攻从西南方向开始，原因是滇缅方面首先出现了中国军队及美、英盟军对日军的局部优势。滇西、缅北是正面战场相对活跃的作战方向，是中国与盟军合作抗日的窗口。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国民政府军委会应盟军要求，于1942年下半年制定了《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计划以英美盟军一部配合驻印军从印度方面反攻，一部由仰光登陆，远征军从云南方向反攻，“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栋之线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预计1943年2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7]此时美国十分看重中国战场，史迪威认为“反攻缅甸在政略及战略上均极有利”，提议中国积极采取行动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如中国方面正式表示愿尽所能担任此项任务，则美国陆军部亦均难拒绝华方之请求”。国民政府希望“维持中美之好感”及获取更多援助，故积极准备，努力克服空军兵力和防守昆明兵力不足的问题，[8]承诺于3月准备就绪。然而英国“不愿以全副力量作战”，[9]蒋介石认为“敝国军队与人民，经五年半军事上及经济上之消耗，实不能在缅甸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耳”。[10]随着英、美采取“先欧后亚”方略，这一计划便被搁置。

　　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转入全面反攻，盟军在魁北克会议上确定了击败日本的最佳路线是中太平洋，中国战场的任务是配合太平洋攻势。同年8月，中国驻印军在美军的配合下向缅北发起反攻，控制了胡康河谷，受到了盟国的高度评价，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贵国在列多路线重创日敌，使敌人之人员、阵地及声望蒙受重大损失，诚属伟大之成就”。[11]在盟军的反攻之下，日本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东岸的“绝对国防圈”被突破，被迫改为对本土核心地带和东南亚资源地带进行重点防守。[12]

　　开罗会议以后，盟军协商制定在缅甸联合作战的战略。几经周折，至1944年春，第二次缅甸战役正式发起。驻印军与盟军配合进攻孟拱河谷，继而攻克缅北要地密支那。同时，滇西远征军亦在盟国要求下策应驻印军的行动，强渡怒江，对日军展开全面进攻。滇西群众为支援反攻，供应军用物资、应征运输和修路，“每一乡村无有不驻兵者，每一家户无有不应夫者，骡马、驼牛则全体出动”，[13]成为反攻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雨季休整后，西南反攻进入第二阶段，两路中国军队东西对进，相继攻占缅甸的八莫、南坎和滇西的松山、腾冲、龙陵、畹町等地，肃清了云南境内敌军，完成了打通滇缅路的任务。1月27日，驻印军、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随后继续追歼残敌，配合英军收复曼德勒。缅北、滇西的反攻胜利打通了国际物资援助通道，使中国摆脱了长期以来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春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西线反攻的同时，东线战场却遭遇了大溃败。1943年底，日本面对盟军日益严重的空中威胁，改变以政治诱降为主的对华策略，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在中国竭力封锁敌对我本土的空袭，同时抑制对海上交通的妨碍”，[14]打通大陆交通线。蒋介石担心“敌寇既不攻俄，则其陆军可以全力攻我，不难占领重庆、昆明或西安之一处。果尔，则军事失败，人心动摇，大局崩溃可立而待”，[15]但这只是他从国际局势方面做出的推断，而非军事战略上的判断。因此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蒋介石认定“倭寇在华之部队已尽量抽调出海，我军反攻此其时矣”，[16]仍计划发起反攻。

　　1944年春，日军大举进犯郑州，国民党军令部仍依据以往豫南、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宣传是“眩惑伎俩而已”，[17]史迪威也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18]这些战略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豫湘桂的大溃败，中国战场的反攻形势急转直下，陪都重庆受到日军进攻的直接威胁。蒋介石面临内忧外困，慨叹“在此各种横逆与战败之来临，实惟有忍字诀与硬字诀以应之，成败存亡惟有听之于天命而已”。[19]豫湘桂溃败使国民政府在盟国间的政治资本严重受损。罗斯福迭电蒋介石，要求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职权，并称“对于任何能打击日本者之助力，似不宜予以拒绝”，[20]暗示动员共产党军队参战。虽然罗斯福最终对蒋介石妥协，但苏联在德黑兰会议后允诺对日参战，加上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使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不再那么受到美国重视。东线日军曾担心中国远征军约有占半数的六个军可能调往湘桂方面。[21]蒋介石在西线攻占龙陵后记载，“在东部战线紧急忧患中，得此西部之捷，最足自慰之一事”，“此城虽小，在精神上实足偿东部河南全省之丧失而有余也”。[22]陈诚战后称，为不使滇缅反攻功亏一篑，面对东线危局，国民党没有选择从缅北调回精锐部队。[23]为反攻大局而没有增兵东线固然有点后见之明，但从中可以发现，那个时候国民党更看重的是在反攻中与盟军的合作。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日军连续发动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与“治安强化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加强向敌军“后方之后方”的工作，“缩小与封锁敌占区，深入敌后去开展敌占区的工作”，[24]使日军实施的“总力战”无法得逞。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更是加强主动作为，提醒各部队“须有充分准备”，“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25] 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初，日军从华北抽调多支部队前往太平洋战场和平汉线，后方兵力薄弱，敌后战场已基本具备了集中兵力进行小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条件，各根据地相继转入了局部反攻。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率先从晋冀鲁豫军区打响，军区粉碎了日军大规模“扫荡”后，“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方针下，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敌斗争日益主动”，[26]于1943年夏秋集中十几个团的兵力，发动了卫南、林南战役，采用奔袭围歼、分割包围、阻援等战术相互配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这是八路军集中较大兵力进行攻势作战的开始。到1944年春，太行军区广泛开展围困战，收复了一批县城，探索了以游击战收复失地的有效形式。晋察冀军区命令各军分区集中适当主力，广泛攻袭伪军据点，“各地攻克与逼退敌伪据点碉堡千数百余”，抓住“目前敌后形势正是一个空隙，对我十分有利”的时机，“进行开展与收复新地区工作”。[27]日本驻华北方面军承认，到1944年秋天，在它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28]这表明共产党军队的局部反攻使华北日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苏中、苏北部队也分别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取得了车桥战役和高沟、杨口战役的胜利，“每次战斗规模都较大，且具有重大意义”，摧毁了多个敌坚固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治安肃正运动”。[29]

　　在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攻势作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部队加紧整训，由游击兵团上升到正规军队，作战由游击战上升到运动战、阵地战，为最后打败日寇进行战略转变。[30]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将主力军与游击队、民兵与自卫军分批轮番整训，着力提高正规军的作战技术和装备水平，局部反攻的作战形式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的正规战(如攻坚战、运动战)过渡，还出现了协同作战的局面。不过，共产党军队的装备十分落后，进行攻坚战较为困难，因而毛泽东同志强调，军事方针仍是“多打胜仗，巩固自己，挤小敌人”，消除深入根据地的敌伪顽军小据点，一般不打交通要道和大城市。[31]

　　中国军民依靠持久战略和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在盟军转入反攻之时，也主动创造出了国内战场转折的条件。正如《论持久战》所指出的，“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32]经过一年左右的局部反攻，中日双方的角逐无论在空间范围、投入的兵力、交战的规模和次数，还是作战的激烈程度都大幅增加，抗战大后方的侧背威胁得以解除，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围攻被粉碎，正面和敌后战场从整体上形成了对日军战略后方的进攻之势。

　　二、国共两党的反攻筹划与决策

　　1943年秋以后，国际国内战局走向转折，中国战区两个战场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意识到扩大反攻的时机即将到来，并在评估国际形势和自身军事、政治力量的基础上，逐步确定了反攻的方略，开始整训军队、集中力量，把反攻矛头指向了全国范围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国民党中央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对战争进程作出推测，认为魁北克会议后，盟军已有太平洋方面反攻的确定步骤，只要与盟国军事行动互相配合策应，就能很快取得最后胜利，要求在胜利前夕应迅速大量利用国外供应物资，充实战力，抓紧建设空军和机械化部队。[33]为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蒋介石命令军委会军令部先行制定了《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甲案)》，其中提出“国军总反攻，以配合盟军行动为有利”，反攻时间应在“收复宜沙及缅甸”以后。总反攻方针是先以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会师武汉，再与盟军相策应，各战区分批分期进行战略反攻，逐渐收复长江中上游、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中原、华北，会师平津，肃清关内，最终收复东北。[34]蒋介石认为此方案“尚属可行”，但他推断缅甸收复之后，国际形势会出现有利变动，[35]设想各战区借此机会同时发动反攻，1944年可能实现盟军从菲律宾与中国军队在华南会合的计划，从而共同对日作战。[36]

　　1944年，蒋介石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在会上，蒋介石还向各战区主要将领首次阐述了全国总反攻构想：为防止敌军先发制人，各个战区要抽调两个精锐军加以训练，准备在敌军发动进攻时，在各战区以主力在正面作战之外，向敌侧后攻击前进，实施战略反攻；如敌军不先来进犯，到五六月间准备完成后，也要“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37]军令部制定的《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大纲(乙案)》，将总反攻时机确定为日军出现“总崩溃之征兆”，及各战区军队主力补训完成、盟军攻占菲律宾使中国军队得到适量补充与支援之时，战略方针为“以各战区主力，同时全攻，歼灭当面之敌，再进而规复东北四省”。[38]在蒋介石的战略反攻构想中，反共的军事部署与对日反攻融为一体：“总反攻开始前，以政治力量，并发动舆论，促使第十八集团军服从中央命令，对倭反攻，如不就范，应一并扫荡之，或严加监视，并防制其向后方窜”。乙案进一步提出，华北、华中、华南反攻时要“一面肃清‘奸军’”或“以主力对‘奸军’封锁”，要求各战区在总反攻发动之后，“须酌以一部担任后方之绥靖，以防止‘奸党’之乘机窜扰”。[39]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全国抗战已由防守时期进至大规模反攻时期，[40]陈诚也向蒋表示德国的失败已为期不远，目前任务是“争取时间，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作最后之努力，以求发挥最高之战果”。[41]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国民党军队却遭遇豫湘桂大溃败，全国总反攻计划被迫中止。军委会该年制定的作战指导计划也强调，为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线，先以有力部队在六盘山、巴山、湘西桂东、滇西各要隘加强整训、增筑工事，“拒止敌由湘桂路各地及越南向昆明及重庆两处之攻击”，[42]将攻势转为守势。

　　是时，国民政府为联系盟军，在昆明设立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指挥及整训，开始着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反攻部署，并在美国的援助下，在昆明筹组36个攻击师，为反攻做准备。1945年1月底，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国民政府大反攻的决心，统帅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配合盟军制定了中国战区总反攻的“冰人”“白塔”计划，决定自该年秋开始对日军进行总反攻。[43]军委会拟定的《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将反攻矛头指向东线正面的南翼桂柳地区。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筹划大反攻。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非孤立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从一个单独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要看先打什么，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44]从全局看具体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战略眼光，他提出，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45]早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前，中国共产党就已从国际局势变动和日军在华北的频繁调动中判断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在战役开始后迅速部署在河南的行动。

　　在中共中央看来，“国民党在华中、华南溃败之后，中国更要依靠我们才能抗日，将来反攻时，恐亦更要依靠我党我军才能收复失地”，“我党我军对于抗战与中国可能需要担负更大的全面领导的责任”，[46]因此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要进行调整，各地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一面发展生产，整训部队，扩大解放区，一面在敌占区普遍建立地下组织，争取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里应外合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47]毛泽东同志还迭电各解放区，要求积极配合盟军反攻：“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48]与盟军协同作战，似乎比蒋介石等待援助的做法更胜一筹，当然也是为了让盟军对中国共产党有更切实的了解和感受，个中意味深长。

　　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平汉—粤汉铁路以东空虚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抓住机遇，制定了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要求“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49]共产党军队乘日军分兵大陆交通线之机，在内线积极反攻，收复国土，扩大解放区，同时在外线深入敌军后方拔除了大量据点，对敌腹地进行了大纵深的战略进攻：新四军主力一部挺进江南，开辟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以便在反攻时期能占领芜湖、宁波、上海、杭州各大城市；[50]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开辟湘粤赣边五岭抗日根据地，以便应付内战，[51]并准备迎接盟军在华北、华中与华南任何一处登陆；新四军第五师向河南敌后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以“绾毂中原”，使华中、华北、陕北根据地连为一气。[52]

　　1944年末，中共中央宣告，“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53] 1945年的首要任务是“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54]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加速发展，使其在大反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不仅要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准备在战后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

　　三、大反攻之下的日本投降与国共之争

　　1945年初，盟军的战略反攻已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批准了大本营制订的《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预计在本土动员240万陆海军部队，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品，以便进行“本土决战”，同时收缩中国战场的作战范围，将兵力集中于华中和华北，进行“长期持久的防御作战”。[55]日军“感于湘西及湘黔边区，我野战军对湘桂路，及长衡之威胁，与芷江机场对湘鄂桂粤各交通线及要点之轰炸威胁”，为给两广等地的兵力撤退争取时间，于4月中旬冒进芷江，伺机向湘西推进，“以打击我野战军，进而毁我空军基地”。[56]战前，军令部获得了日军计划四月底前完成中国大陆决战态势的情报，[57]国民政府根据日军集结方向，判断敌军抽调部队即将进犯湘西，集结部署准备南翼反攻的精锐部队，从5月上旬起大举反击，全线击溃了日军。

　　鉴于部队在湘西会战中士气高昂、表现良好，而敌军则已成强弩之末，意志消沉，国民政府认为对日总反攻的时机正在临近，决定调整反攻方针，乘敌军空虚之际进军广西，迅速收复桂柳，为总反攻开辟道路。[58]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决定，“发挥一切国力，加紧对日作战，争取胜利，必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并彻底解除敌人军事经济之武装，消灭其侵略思想”。[59]中国军队随即转入追击，自5月下旬起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进兵中越边境，彻底切断了日军打通的与南方的陆上联系，其他战区也在反攻中收复了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河南和绥远等省部分失地，并计划陆续向前推进。

　　敌后战场的反攻作战规模亦进一步扩大。中共七大将战略转变问题确定为今后军事的中心战略任务，计划再经过一年攻势，将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全军要在思想上、工作上进行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斗”。[60]八路军、新四军在“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方针指导下，开展了春季和夏季攻势，进攻方向由县城迫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山东根据地2月发起讨伐伪军的大规模攻坚战；晋冀鲁豫根据地6月发起安阳战役，攻克据点70余处，直逼安阳和石门；晋察冀根据地接连向冀中、察南、平北和热辽地区发起反攻战役，直逼北平、天津、张家口市郊，控制东北、华北间的要道。仅1945年前7个月内，共产党军队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和收复县城61个，收复失地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根据地面积扩大到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已相互连接，形成对日伪军占据的主要交通线、战略支点、大城市的战略和战役包围。

　　1945年6月的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下一步应采取的战争指导方针是战斗到底，以主力加强本土备战，同时准备进行与美国、苏联的战争。[61]日本关东军本部认为，即使美国在日本本土登陆，日军还能在中国大陆至少抵抗两年。何应钦6月回答记者时称，距抗战结束大约还需一年。[62]中共中央估计距日寇崩溃尚有一年半时间，[63]《解放日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提醒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障碍，首先是日本侵略者还有力量，它还拥有了强大的陆军及虽受损失而仍然相当有力的海空军，它还有相当优越的战略地位”，这些“都使日本法西斯加强抵抗的信心，准备持久的挣扎”，因此“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路上，还有一段复杂艰难的历程，不应该低估敌人的战斗力而盲目乐观”。[64]不难发现，虽然日本还在竭力备战，但打败日本侵略者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成了并不遥远的时间问题，“持久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这种认知和判断充分表明了中国战场始终在对日作战第一线发挥重大作用。

　　在可感知的大趋势下，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候会比预测得快一些。1945年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盟国敦促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军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队受到极大鼓舞，乘胜发动全面大反攻，战略反攻进入高潮。8月9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部队连发七道命令，要求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蒋介石也于同日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支持下，迅速向敌占区前进，抢占大城市和交通线。

　　在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下，日本政府终于议决接受《波茨坦公告》，并通过中立国紧急向盟国发出通告，而日本陆相却发表《告全军将士书》，训示日军坚持抵抗，“纵食草啖泥，潜伏野处，断然作战，深信死中有生”。侵华日军接连接到大本营电报，要求对美苏两国重新开始全面作战。12日，陆军参谋总长声称已进入“关系国家兴亡之决战中”，告诫全军“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一心一意为击灭骄敌而奋斗”。14日，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应就地击溃来攻之敌，以期对苏、美、中进行持久战，并为帝国本土的会军作战作出贡献”。[65]冈村宁次后来回忆，当时前线部队不少人还以为8月15日的“圣谕”广播是让他们更加努力奋战。[66]

　　由于日本军队并不执行投降决定，美国、苏联、驻缅英军和中国国民党方面都在准备继续反击，中国共产党也以“勇敢勇敢再勇敢”“勇敢前进！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为口号，争取“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据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67]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紧急动员起来，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展开了大反攻，并对华北、中原、华东的中心城市进行向心攻击。截至日本投降前，晋绥部队一度攻入归绥、太原，晋察冀部队解放察哈尔省城张家口，晋冀鲁豫部队形成对开封、新乡的包围，山东部队五路反攻，逼近济南、徐州，华中新四军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威胁南京侧翼，华南抗日游击队也攻克敌军多处据点，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进军关外，配合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解放东北。

　　随着全面反攻的展开，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围绕受降和接收的较量。在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多远处后方，接收尚需时日，共产党军队则位于敌后，对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形成了包围态势，逼近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主要城市，正如杜鲁门所言，“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68]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命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苏联为获得在华的特殊利益，也许诺只支持国民政府。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的划分，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除东北)、台湾等岛屿，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国民政府委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受降主官，主持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工作。8月21日，在中日双方的接触前沿湘西芷江，中美两军代表接受日军代表今井武夫的洽降。何应钦要求日方，“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69]并授权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联络”全部受降区的陆海军。

　　蒋介石利用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地位，要求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准受降，命令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70]朱德、彭德怀复电蒋介石，称此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71]并命令冈村宁次所指挥的一切部队，除被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者以外，一律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72]朱德还向盟国发布说贴，指出国民政府的受降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和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73]鉴于国民党在美军运输机的帮助下迅速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推进，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改变方针，着力夺取小城市和乡村，巩固解放区。[74]八路军、新四军在全面反攻中，不仅向日伪军发起进攻，而且有时还被迫同被国民政府收编的伪军和抢占城市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9月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字向盟军投降，盟军统帅及各国政府代表签字受降，日本投降的正式法律手续完成，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然而，侵华日军仍然遵照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训示继续作战，声称“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75] 9月中下旬，日伪军仍拒绝向共产党军队投降，到处进行“讨伐”“清乡”，施行“三光政策”，欲打通交通线救援被围部队，或重新夺回城镇据点。因此，敌后战场的反攻作战并没有随着日本正式投降而结束：晋冀鲁豫部队继续向顽抗的日伪军进攻，解放邢台、邯郸、滑县及一批县城，并向平汉路沿线出击，使太行、冀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晋绥部队切断平绥和同蒲铁路，解放了铁路两侧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发动了诸城、峄县、临沂等战役；华中新四军发动了淮阴、高邮、津浦路、陇海路东段等战役。到10月10日，共产党军队共毙伤、俘虏敌伪军23万余人，收复城市197座、国土3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万，控制北宁、平汉、津浦等重要铁路交通线，并深入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东北广泛建立根据地，虽然未能在反攻、受降中夺取根据地附近的各中心城市，但是也实现了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的目标。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对国内外发表胜利演说，赞誉了中国人民为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同时表达了对日本“以德报怨”的态度：“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要知道如果以暴力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的错误的优越感，则再冤冤相报，永无终止”。[76]虽然蒋介石的这种表态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据的道义制高点，但是也不免暗含了政党私心的考量。国民政府从1942年开始研究战后对日索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没收日本军备和公有财产及日本赔偿中国一切损失的要求，[77]但总原则是“无所求，无所予”。[78]日本投降后，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根据《波茨坦公告》拟订了对日索赔计划，主张中国应获得540亿美元赔偿总额的40%以上，但未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苏联拆走及截留了日本在东北、朝鲜等地的工厂和物资，美国着眼于战后亚洲格局，对日本的政策一再放宽。

　　1943年，罗斯福曾提议中国编练两个美械师进驻日本，并“一再提问，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却为安美国之心，认为“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遂提议放弃了占领琉球。[79]此后，为进行内战，中国驻军日本的计划也被搁置。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战犯同样被掺入水分，蒋介石为加紧内战，对部分战犯从宽处理。[80]如对冈村宁次，“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1]随后他被聘请为秘密军事顾问，并于1949年宣判“无罪释放”，引起各界的强烈抗议。随着美日之间的妥协和国民党对美国的依赖加深，日本的对华战争赔偿最终于1951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弃。

　　结　语

　　综合1943年以后中日双方的较量，中国的胜利和日方的败局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相关各方心知肚明，最终解决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没有降低中国长期抗战对日本打击和消耗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来看，如果没有中国战场对日本的顽强作战，日本“北进”苏联的可能性可谓相当之大，况且日本在30多年前曾尝到过与苏联较量的甜头。而日本“东向”太平洋的势头会更猛，美国遭遇的损失会更大、反攻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也可想而知。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战场的巨大作用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一是使所谓“轴心同盟”只是理论上存在，日德夹击会合的设想最终落空；二是如果没有中国拖住日本，苏联显然无法一意向西重创德军，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都可能无从谈起。因此，虽然中国没有与德国直接交锋，但是1945年盟军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显然也有中国的巨大功劳。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哪国对哪国的战争，而是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中国在战争中跻身“四强”，不是哪个国家的施舍，而是由中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决定的，纵然中国强中有其弱，而其他国家之强也正是以中国14年韧性抵抗和牺牲为支撑的。

　　除此，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民族牺牲最大的战争。因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中国跻身“四强”又是实至名归。长期以来，海内外的研究都有引用日本投降后相关各方的说法，来表明日本只是屈从于美国和苏联才投降的。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都知晓，看历史不能只看一个点，而要从前后左右的时空来审视。另一方面，即便是历史当事人的感知也未必符合历史的实际，所谓一些当事人如何说，正是历史研究者要警惕的。整体的视野和贯通的眼光是“后见之明”最大的优势，如果仅仅进入历史的某个节点，从只言片语中得出一个大结论，恐怕不符合历史研究的规则，也令人质疑研究的功力和用心。

　　作者简介：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赵静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1]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李继华：《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黄爱军：《对抗日战争是否存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再思考》，《民国档案》，2001年第2期；等等。

　　[2]关于对日反攻作战，参见温锐、苏盾：《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潘泽庆：《八路军局部战略反攻中军事战略转变实践之考察》，《军事历史》，2020年第5期。关于抗战胜利及其后续问题，参见周锦涛、王沫涵：《战后中共对日自主受降危机与军事应对》，《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4期；刘统：《大审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关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共关系及外交问题，参见于化民：《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汪朝光：《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双面性》，《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等等。

　　[3]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政局1946年版，第8页。

　　[4]《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38年11月2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87页。

　　[5]《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9年10月2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第420-427页。

　　[6]《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7]《中国军队反攻缅甸作战计划》(1942年11月28日)、《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1942年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2、1006页。

　　[8]《何应钦、徐永昌等关于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计划及洽商经过情形签呈》(1942年7-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988、991、994、996-997页。

　　[9]《何应钦、徐永昌等关于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计划及洽商经过情形签呈》(1942年7-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996页。

　　[10]《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陆、海、空军力量负责共同克复缅甸电》(1943年1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11页。

　　[11]《贺安转报罗斯福请中国远征军出击与蒋介石往来电》(1944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1066页。

　　[12]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13]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附载)保山纪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96页。

　　[14]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第326页。

　　[15]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感想与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16]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9日。

　　[17]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7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55页。

　　[18]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991页。

　　[19]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20]《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建议将史迪威自缅召回置于委员长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电》(1944年7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请对于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一事尽早作必需之措置并说明对于拨发租借物资正拟另订一新程序使史迪威不负此责任电》(1944年8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634-635、654页。

　　[2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册，第184页。

　　[22]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12日。

　　[23]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49页。

　　[24]《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1941年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0页。

　　[25]《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敌后任务的指示》(1943年12月1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邓小平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26]《林南战役》，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太行抗日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页。

　　[27]《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开展与收复新地区工作指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页。

　　[2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29]《1944年三师作战及生产成绩》(1944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30]《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4页。

　　[31]《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给邓小平、滕代远的指示》(1944年10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77-378页。

　　[32]《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33]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3页。

　　[34]《徐永昌致蒋介石等签呈》(1943年11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14页。

　　[35]《蒋介石复徐永昌密电》(1943年1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14-115页。

　　[36]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感想与反省录”。

　　[37]《蒋委员长对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1944年2月12、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502、506页。

　　[38]《徐永昌致蒋介石等签呈》(1944年3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46-149页。

　　[39]《徐永昌致蒋介石等签呈》(1943年11月4日)(1944年3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44、147、148页。

　　[40]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83页。

　　[41]何智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582页。

　　[42]《军令部拟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1944年6月10日)、《蒋介石颁陆军总司令所部作战指导要领命令》(1944年1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54、157页。

　　[4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2页。

　　[44]《延安“七一”晚会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晋察冀日报》，1943年7月6日，第1版。

　　[45]《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5页。

　　[46]《中央关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1944年5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9页。

　　[47]《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944年6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43-248页。

　　[48]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46页。

　　[49]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563页。

　　[50]《对发展江南准备工作的意见》(1944年12月26日)，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1986年，第287页。

　　[51]《军委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问题给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5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52]《华中部队准备大发展》(1944年6月23日)，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0页。

　　[53]《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32页。

　　[54]《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页。

　　[5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54页。

　　[56]《对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下册，第264页。

　　[57]吴淑凤：《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86页。

　　[58]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272页。

　　[59]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933页。

　　[60]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38-539页。

　　[61]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下巻、東京：原書房、1984年、615-616頁。

　　[62]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5年5月至7月卷)，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458页。

　　[6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72页。

　　[64]《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第1版。

　　[65] [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6页。

　　[66][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1页。

　　[67]《当前的紧急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8月13日，第1版。

　　[68][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69]《何应钦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字第一号》(1945年8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1332页。

　　[70]《蒋介石对伪军颁布的命令》(1945年8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1317页。

　　[71]《朱彭总副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945年8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979年，第597页。

　　[72]朱德：《命令冈村宁次投降》(1945年8月15日)，《朱德军事文选》，第561页。

　　[73]《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贴》(1945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0页。

　　[74]《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1945年8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75] [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页。

　　[76]《蒋介石向国内外广播词》(1945年8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下册，第1319、1320页。

　　[77]《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自重庆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1943年11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499、500页。

　　[78]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3日。

　　[79]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3日。

　　[80]《战争罪犯委员会会议记录》(三)(1946年7月30日-1947年2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典藏号：020-010117-0044，台北“国史馆”藏。

　　[81][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