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建立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率先对日宣战，其后又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高举抗日反帝的旗帜。在局部抗战时期，为团结一切抗日反帝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引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战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率先实践和持续呼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建立。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石。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提出的时间稍晚一些，此前曾有“反日战线”“抗日的人民战线”“抗日统一战线”等提法，但其核心和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基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呼吁建立抗日反帝统一战线。经过局部抗战时期反帝抗日斗争的摸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呼吁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学界现有关于两个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学者基于各自学科的特点，均已有精到的论述。[1]学界已经注意到两个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战争开始即对两个统一战线内外兼顾、科学统筹。[2] 但整体而言，该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本文尝试从两个统一战线建立的关系视角，论证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对两个统一战线的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见解。
一、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发展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攻占沈阳，随后向东北全境发动进攻。事变发生后的第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挑起事端的目的在于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还在于“进攻苏联”，企图消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中央明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实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3]中国共产党的此种认识，固然受限于共产国际，但已经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最初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认识就是基于世界格局而做出的判断，尽管尚未提出明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但已经触及了团结抗日的核心。
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力量制止侵略，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已经具备的重要理念，此种理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和提出。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发表联合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不但压迫与剥削日本本国的工农群众，而且也在压迫与剥削中国的工农群众”，宣言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中国和日本的工农群众是坚决反对的”，号召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4]
1932年新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发出“出路在哪里”的追问，号召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在此新年献词内，中共中央明确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是中国的同盟者。[5]国联在三次决议后，决定组建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中日冲突。中国国内各界对国联的地位及作用有不同认识，但整体上评价比较保守，认为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而言，国联对中日冲突是没有能力解决的。[6]如何通过国联的既有规则营造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各界正处于摸索之中。
为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展现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呼吁“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当国民政府还在向李顿调查团解释为何日本是侵略者时，中共中央已向日本法西斯宣战。[7]这一宣战布告，从法理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对日宣战后，北方各省省委在中央指导下，开始动员民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开展对日军的策反和统战工作，指示“满洲、河北等地党部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与可能，建立对于日兵的系统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开展日兵斗争与哗变”。[8]在纪念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开展两项工作：一是鉴于日本逐步扩大侵略，进攻热河平津，应组织和发展反日运动与反日组织；二是有计划地“组织”日本企业的反日罢工与同盟罢工。中央特别强调，“外国海陆军特别是日本军队中的工作应该加倍努力的进行，争取他们与中国的工人及劳苦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9]中共中央所呼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开始就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争取日本内部的反战力量，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色之一。
1932年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书。报告书叙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及国联组成调查团之事实，强调了调查团的任务及中日之间发生争执的背景。报告书仍未明确系日本主动挑起事端，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之间“历年冲突之结果”，显示了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在中日两国争执的背景中，提及了“中国民气之发达”“日本帝国及旧俄帝国之拓展政策”“中日苏三国经济及国防策略上之需要”。为彻底解决中日间的冲突，报告书基于上述事实提出了解决的原则和条件。[10]《李顿报告书》发布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最先发表谈话，认为报告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认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所采取的种种军事行动均为非法；二是伪满的建立并非东北民意的体现，而是日本军队操纵的结果。[11]中国国内对报告书的态度分两个层面，一是“私人谈话均认为大体可以满意”，二是“报纸论调”因对外关系“批评不免较苛”。[12]
在国内外关注《李顿报告书》出台之际，只有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解读和分析《李顿报告书》。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党必须尽量的把它利用，以加强群众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报告书尽管认为日本的行动为非法，并以此来安慰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们，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也是国联为维护所谓自身的权威而向日本所作出的妥协，以中国的“排日”来解释日方的行为，并希望通过所谓“国际合作”解决日本的侵略，因此“这个报告书的主要的路线是企图造成帝国主义强盗(日本亦在内)的统一战线来瓜分中国”。[13]中共中央的决议将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路线解释为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有很多事实可以作为明证的。无论国联还是美国，均不愿日本单方以武力改变现状，亦不愿以强行措施阻止日本侵略。将日本限制在旧有的远东秩序之内是英法美的主要思路，这就是帝国主义间的统一战线。日本加紧向热河进犯，并积极准备扶植伪满，这些都证明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李顿报告书》出台后，日本加紧向山海关和长城沿线进逼，企图巩固在东北的侵略成果，并染指华北。
1933年1月1日，日本在山海关挑衅，随即进攻长城沿线，扩大侵略。1月7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批评国际联盟及《李顿报告书》未能制止侵略，号召“建立民众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并向全国人民高呼，中国的反帝斗争在全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国家中都有同盟者，与日本军阀及法西斯战争作战的日本工农，也是中国人民的同盟者。[14]在国民党军事进攻苏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进而提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创立民众武装的义勇军，目的在于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伪满成立后，为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东北，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党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是在“完成国际的任务”。中国东北的命运既与整个“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又与“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中共中央将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与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视为一个整体，尽管该政策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国联的批判都已经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线的旗帜树立起来。从实际的行动策略上，中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切实可行的，“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5]
日军侵占长城沿线，威逼华北。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但在整体处于劣势的情形下，为所谓保全华北，国民政府最终与日本签署《塘沽协定》，在不承认伪满的情况下退守关内，暂时停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妥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塘沽协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丝毫不会缓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此种形势下，“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加强这一统一战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此次中日交涉，中共中央在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指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将因日本图谋华北而进一步激化相互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日美在太平洋之争霸将益加强”。[16]
在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尽管党内提出了很好的理论和路线，但一直到《塘沽协定》签订，对日统一战线并未能实际建立起来，其原因至少有三点：一是面临国民党纠集重兵发动的四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很难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二是临时中央未能看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亦未能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三是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调“进攻路线”。[17]国民党对日妥协后，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开始了长征。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由于博古等人实际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机械理解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导致未能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刘少奇的抵制，在革命根据地受到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反对和抵制。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逐步完善和发展。这一时期与外部敌人的残酷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认识。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形成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面对严重的不利形势，党和红军开始纠正领导层存在的错误倾向，经过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终于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18]遵义会议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都开始有了新认识。此时，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共产国际亦开始调整自身的政策。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决议，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19]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救国报》向全世界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存亡关头，高呼“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要求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为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抗日解放战争持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20]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关键。
由于日本法西斯逐步侵入华北，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开始调整和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变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片面理解，将统一战线的形式分为三类：一是上层统一战线，二是下层统一战线，三是上下层统一并用，并强调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三种形式并用。对此时的上层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解释为只要反日反蒋，均可以团结。[21]国民党当局先后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在对日交涉过程中逐步妥协退让，并放手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军国主义逼迫挑唆所谓“华北自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游行请愿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22]在“一二·九运动”的抗日声浪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反侵略力量也有了新的认识，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战线做出了理论上的筹划。中央在决议中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在美日关系上，“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并断言“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23]中国共产党基于国际格局的演变进一步预判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已经为构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指明了方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内，仍然是“反蒋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对英国的认识仍然比较负面，认为英国在一味求得日本的妥协和让步。1936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在给朱德的电报中表示，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中央政治局有新的策略决定，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4]
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以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所提出的建立广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不全面，其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并表示中共中央的决议基本上同这些决议是相符合的。[25]周恩来在分析世界战争形势时进一步明确，帝国主义打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必将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英、美对东方问题不能积极到战争程度”。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先有国内联合抗日，才能有力求国外联合”。这里已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间的关系。[26]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创立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的宣言，向包括中国国民党、国家主义青年党等40个党派发出呼吁，“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27]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东北军官兵与十七路军已经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日本在华北步步扩大的侵略活动已经触碰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底线，蒋介石对日态度亦有变化，但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为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最终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以及法西斯国家联合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亦有了新的认识。
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建立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视为一个必然选项，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以其抗日反帝的彻底性引领了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外交公开，联合世界上平等对待中国的民族与国家。5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从理论上向全党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此种矛盾变化，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中国应当和那些愿意保持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28]
在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Nym Wales)时，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英日两国接近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开始从英日整体关系以及英国内部关系两个层面入手，分析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但基本而言，“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基于对此种整体英日关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将英国保守党与英国人民相区分，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对英日关系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判断：“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29] 6月9日，张闻天撰写《论今日中国民族之大患》一文，明确指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不仅需要国内的统一战线，而且需要国际的统一战线。[30]
两广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认为帝国主义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两广事变是“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美帝国主义积极参加反日的开始”。[31]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同志会见斯诺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希望各友好国家能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毛泽东同志建议，包括英、美、法、荷等在内的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斯诺强调，“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压迫这一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32]
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内在关联进行了阐述。关于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其潜在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国，中国也要争取他国的支援。为取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个条件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主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东方战线与西方战线在这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述。[33]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为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东方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德、日已经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东西方两个主要法西斯力量已经联合起来，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种促进。毛泽东同志向党内指出，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国两大基本矛盾中的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被推入次要的地位，而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间矛盾的裂口被扩大。因此，应当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中国不仅应同苏联联合，而且应同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34]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政府屡次求助国联，但事实证明，既有国际组织和体系无法阻止日本的侵略，也不可能阻止世界范围内法西斯势力的联合扩张。毛泽东同志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力量的新认识，指出既有国际体系和公约对日本而言，只是一种道德制裁的力量，要阻止日本侵华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告诉史沫特莱，如要阻止日本侵华，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新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特别强调了“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毛泽东同志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此种联合阵线，既是援华，又是各国互助，在日、德已经联合的情形下，“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35]
在会见来访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事实上并不是孤立主义者。如果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即同时意味着其他帝国主义的撤退，因此中美对外政策有可能走到一起，要让美国采取明确的立场，反对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在对英政策上，《解放》周刊发表《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称英国在远东“始终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对于远东局面的变化常常发生着决定的作用”。英国对侵略者采取的退让和调解政策，不仅将牺牲中国，“而且也必然将危害到英国自己”。文章呼吁，只有和中国共同合作反对日本，才是英国的出路。[36]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结果，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第五条为“抗日的外交政策”，强调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37]此纲领已经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军事同盟的提议，中国对构建反法西斯联盟提出了东方方案。为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号召日本士兵调转枪头，与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三、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多方呼吁建立世界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时，美国也在开始改变自身的对外政策。针对此时亚洲和欧洲所面临的战争局势，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5日发表防疫隔离演说，认为国际局势正如瘟疫流行，为驱逐瘟疫，人们必须将患有瘟疫的人予以隔离，与此类似，为共建和平，亦必须将侵略者予以隔离，号召各国应积极采取行动，共同保卫世界和平。罗斯福的防疫隔离演说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可以视为美国开始转向支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越来越多的英、美等国记者突破封锁到达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知悉。毛泽东同志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表示，“英美虽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而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帮助了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各法西斯国家现在正威胁着各民主国家的生存”，“我们所提议的和平阵线，不仅对于斗争中的中国是必要的，对于各民主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也是一样”。[38]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建立太平洋上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阵线时，美国也在改变对中国抗战的态度。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附近长江江面击沉美国海军“帕奈”号炮舰，并同时袭击了三艘英军炮舰。《解放》周刊针对此事件发表评论，认为英美对日本继续采取退让政策，只会使日本对英美利益的威胁更为强化。1938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说，在强调和平所受威胁的同时，认为需要以国际协定维持和平。延安《新中华报》称罗斯福的演说体现了若干进步，但并未指出适当办法，呼吁只有全世界民主国家联合，尤其是英美的共同行动，才能消灭战争。[39]
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召开反日援华会议前夕，中共中央于1938年2月11日在延安同步举行了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在此次反侵略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将反侵略战线明确分为三个层次：“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这里已经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结合，所以中国一定能战胜侵略者。[40]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大会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要“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呼吁要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该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提出，第一要坚决反对部分人联合德意法西斯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投降；第二要力争民主国家与苏联增加对华物资援助，“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41]在抗日战争发展到新阶段后，为促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对国联决议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各民主国家能够遵守国联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内精辟论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指出“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中国与世界已经联成一体，中国无论何时均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当下世界战争的形势是，日、德、意已经组成了侵略阵线，进行大规模侵略，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42]
报告还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是相互配合的。毛泽东同志认为，经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西班牙的人民战争，英、法等国及世界人民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中得到了教育，“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各民主国家由于其人民同情中国，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援助中国。由于日本要独霸中国，英国对日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43]
为避免战火波及自身，英法在此时对德意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对侵略的妥协和让步，在批评绥靖政策的同时，呼吁应实行集体安全，通过集体的行动去制裁侵略。《慕尼黑协定》订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其称为人类历史上弱小者被牺牲的大悲剧之一，是欧洲大国向法西斯的低头屈服。虽然英法妥协，但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仍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应该努力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进入1939年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修改《中立法》，呼吁民主国家应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英美自己。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希望英美民众团结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政策。[44]
英法的绥靖政策未能阻止战争的进一步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对新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已演变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同志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过程，指出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的，日本又于1937年大规模侵略中国。意大利于1935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德意两国1936年联合侵略西班牙，德国1938年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阶段，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共有5亿人卷入战争，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参加，这可称为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存在”是第一个阶段战争的特点。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片面变为全面，毛泽东同志强调是“由反动的片面变为反动的全面”，作为对照，“新的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之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两个特点。在此阶段，毛泽东同志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了区分，一是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比如英国；在各中立国，则应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比如美国；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由于英法的绥靖，此时中共中央对英美等政府总体上仍持批评的态度。中共中央仍寄望于通过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放出来”，号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45]
英国封闭滇缅路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并从新的国际形势出发，指出应亲苏联美。面临日本南进的进攻态势，英美两希望中国能够牵制日本，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处于剧烈变化的前夜。日德意三国轴心成立后，英美两国开始对华贷款，中共中央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明确指出必须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
1941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租借法案》，罗斯福称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抗战援助。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明确指示全党，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46]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呼吁“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47]
面对德国的侵略态势，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晤，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宪章提出要在战后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宪章关于结盟抗击德国纳粹的提议也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在此次会议上，英美向苏联建议召开一次三国会议，并很快获得苏联的回应。对英美的大西洋会晤及提议的莫斯科三国会议，中共中央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指出，“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即将举行的英美苏三国莫斯科会议，“将在组织上完成之”。中共中央向世界声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建立起来，主要是基于三大因素：一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二是“英美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三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西方战线的建立也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进步，撑起了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48]中共中央此时明确认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西方战线已经形成。
英美在《大西洋宪章》内倡议建立战后世界永久和平组织，解除一切侵略国家的武装。中共中央在明确表达欢迎的同时，强调这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49]为呼应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西方战线的形成，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来自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朝鲜、越南和中国的13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并通过了大会宣言。[50]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阶段性成果，东方民族的团结抗日，为世界人民团结抵抗法西斯树立了东方样板。
此时，美日正进行最后的谈判协商。毛泽东同志发表广播演讲，呼吁美国应毫不迟疑地对德宣战，也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之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法西斯。英美人民应该努力战胜本国政府和国会内一部分人的妥协倾向，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推向更高阶段。[51]12月7日(美国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廖承志等，强调太平洋开战后对英美政策应是建立与展开中国共产党与英美政府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指出，世界实行侵略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52]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太平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英、美、苏合作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前提。[53]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演变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中的作用和地位，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文指出，“我们中国不仅为东方反侵略的先锋，且愿为东西反侵略阵线的枢纽”，中国不但建立了东方反侵略阵线，而且推动了西方反侵略阵线的建立。[54]
结 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明确提出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首次明确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主张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日，中国共产党联合日本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宣言，迈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正式对日宣战，呼吁建立“反日战线”。中国共产党最早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这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奠定了基础。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建立三国轴心同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演变。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基本步骤，一是东方主战场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二是欧洲战场对德意统一战线的建立，三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成立。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中国对德意日宣战，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事实上已经处于同一战线之内。东方对日统一战线与西方对德意统一战线终于汇成了针对德意日三国轴心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中美英苏四国首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此后22个国家在宣言上签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建立。在世界人民结盟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最早，是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第一步，并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抗日战争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整理与研究”(19ZDA222)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专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LSYZD21012)的阶段性成果。
[1]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李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祝志男：《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培凤：《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周家彬：《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演变(1931—1937)——兼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3期；夏清：《“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等等。
[2]参见于海涛：《抗战时期中共对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的科学统筹》，《军事历史》，2010年第4期。
[3]《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8－560页。
[4]《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1931年9月20日)，《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第10－12页。
[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1、3、4、9页。
[6]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国际联盟与远东问题》，1931年，第10页。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244页。
[8]《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388－389页。
[9]《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关于日帝国主义的新进攻》(1932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449页。
[10]《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摘要)》(1932年10月2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6卷(上)，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239－241页。
[11]《罗文干昨发表宣言》，《中央日报》，1932年10月4日，第1张第2版。
[12]《外交部来电》(1932年10月7日)，Wellington Koo Papers，Koo－0006－023－0059－001，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数位档。
[13]《中共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第527、528页。
[14]《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18页。
[15]《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43页。
[16]《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268页。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44页。
[1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56页。
[19]《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第134页。
[20]《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262－263、267页。
[21]《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433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32页。
[24]《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给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页。
[25]《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54页。
[26]周恩来：《关于世界战争问题》(193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61页。
[27]《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04页。
[2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78－179、179页。
[29]毛泽东：《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93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226、227页。
[30]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
[31]《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46页。
[32]《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6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77－185页。
[33]《毛泽东关于外交问题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96、197页。
[3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179页。
[35]《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64、65页。
[36]黎百强：《中国抗战与英国》，《解放》，1937年8月16日，第1卷第14期，第7页。
[37]《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476页。
[38]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林淡秋等译：《外国人看中国抗战——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39]《评罗斯福的演说》，《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第1版。
[40]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1938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1页。
[41]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19页。
[42]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33、634、635页。
[43]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636页。
[44]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193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5－146页。
[45]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599、603、607、608－611页。
[46]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47]《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488页。
[48]《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572页。
[49]《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572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2页。
[51]毛泽东：《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689页。
[52]《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729页。
[53]《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732页。
[54]周恩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格局》(1941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第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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