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上海抗战中的救护队与伤兵医院 ——以《申报》的报道为中心
来源：《史学集刊》 刘会军，曹秋怡   2025-09-19 11:23:15

　　战地救护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战地救护的研究是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抗战，学术界对其早有关注，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此次战事中的救护，除一篇论文对战事期间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进行了阐述和另一篇论文对妇女参与的救护活动有所提及之外，[1] 尚无系统的考察。而对此间的救护和救治，当时的《申报》有较为具体的报道。本文拟以该报的报道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以系统展示此次战事中的救护和救治，并从中透视一·二八抗战中的多重面相。

　　一、救护队与伤兵医院的组建

　　战事有伤亡就有救护，在一·二八上海抗战过程中，中国的救护之迅速，救护队成立之及时，仍然值得记录。据1932年1月29日《申报》报道，1月28日战事发生前已有救护队组成。“中国蓝十字会谦益伤科医院主任张德意君，鉴日来风声紧急，且因地处华租交界，特行组织救护队，以备候用”。[2] 又据1月30日《申报》报道：“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校长杜宇飞女士，自沈案发生后，即请红十字总救护队队长王培元教授全校战地救护，昨日特亲持牛奶面包等，至新闸路红十字会医院，慰劳该会救出之伤兵。”[3]  这说明，第一，战事次日，已有伤兵住进医院；第二，一·二八战事发生后救护队之所以组建和出动如此迅速，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方面已经对日本可能扩大侵略有所警惕和准备。[4]

　　其后，救护队迅速组建，仅战事发生后十天内，见诸《申报》报道的救护队已达四十余支。到3月3日十九路军撤至第二道防线，见诸《申报》报道的救护队共计57支。其中有红十字会救护队15支，如红十字会救护队第四支队、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五支队、红十字会救护队第八支队等。其余42支为非红十字会序列，如蓝十字会救护队、慕尔堂童子军救护队、宝隆医院救护队、爱国军人救护队、交通救护慰劳队、中国济生会白十字救护队、上海总工会民众救护队、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救护队、妇女救护队、抗日急进会救护队、市民联合会救护队等。

　　据《申报》报道，红十字会救护队最多时达“三十余队”，[5]加上非红十字序列的救护队42支，当时的救护队至少应有七十余支。

　　伤兵伤民被救出后需要治疗，组建救护队的同时，伤兵医院也迅速成立。最早见于《申报》报道的是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据报道：“中国红十字会自救护队出发以来，救得伤兵数十人，伤民二百余人，设立医院五处。昨有沪西胶州路星加坡路四十二号健华颐疾园主住(任)张竹君女士，函请该会，谓园中可住一百数十人，情愿纯尽义务，供给伤兵医药食用。又，龙华路打浦路口惠工医院院长庞葵汀，率全院职员加入该会救护队第二后方医院工作。”[6] 此外，较早收治伤兵的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组建的“战地后方医院”。[7]

　　报道更为具体的是红十字会第七伤兵医院：“普善院(即红十字会第七伤兵医院)连日在闸北战区救护受伤兵民，为数甚多，兹将其受伤者之姓名汇录于左：一日，兵士共五名，为颜富贵、李守青、李辉、李斌、张世奇；民人共四名，计李朱氏、邱和尚、王宝田、宋式堂；警士一名，为晋应君。二日，民人四名，为崔兆义、崔赵氏、何德勋、张和尚。三日，民人两名，为李品生及王姓小孩。……自一月二十九日起诊治受伤人数，共计伤兵三十二人、伤民三十四人、警十四人、队员一人、死者三人。”[8]

　　从此报道中可知：红十字会第七伤兵医院从1月29日就已开始收治受伤军、民、警和救护队员，到2月4日，共收治84人，其中死亡3人。到2月5日前，红十字会序列已有伤兵医院11处。到3月，红十字会序列的伤兵医院至少有45处，[9]包括红十字会第一伤兵医院、红十字会第二伤兵医院、红十字会第十六伤兵医院、红十字会第二十三伤兵医院、红十字会第三十五伤兵医院等。在红十字会序列的伤兵医院之外，还有上海妇女慰劳会伤兵医院、国难战士救护会伤兵医院、国民伤兵医院等12处非红十字会序列的伤兵医院。由此可见，该时期伤兵医院总数，共计在57处以上。此外，另有一伤兵总栈，设于爱文义路中国医学会。在此期间，十九路军总指挥部驻沪办事处还曾设立管理伤兵委员会，据其6月份统计，“伤兵医院至七十余间之多”。[10]

　　二、救护队与伤兵医院的救护与治疗

　　在此次战事中，最早见于报道的是红十字会的救护。日军于1月28日夜11时30分开始进攻，遭到十九路军猛烈还击。当夜，即“由中国红十字会秘书及医师王振川等，至车站救出伤兵数名”。[11] 29日晨，红十字救护队正式出发，9时到达北火车站战场，并开始救护伤兵伤民。

　　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王培元在战事发生后，立即筹备救护事宜。据报道：“昨晨全队出发，救得南市炸伤平民数人，午前九时，由秘书嵇翥青，同医师王振川、耿国祥，护士长靳纬绘、秦瑞庭等带夫役人等至北火车站，因铁门已关，乃由北高寿里至车站。时正值日兵冲锋之际，其时日兵以大炮掩护，并以飞机抛掷炸弹，我军以高射炮仰射，先后落地炸弹五枚，将伤兵车炸毁，义务救护员董心琴，及该会护士等正在搬运伤兵之际，甫离地点不及一分钟，未被波及，亦云幸矣。”[12]

　　上海邮务工会救护队也是29日即开赴前线救护的。[13]同时，蓝十字会救护队也前往前线救护。“闸北自战事发生后，虽经蓝十字会谦益伤科医院组织救护队分头救护，兹经闸北慈善团主任王彬彦鉴于力量单薄，不敷分配，乃以慈善团及保卫团原有职员组设蓝十字会救护队三队，连同已设之救护队，共计四队，分往前线救护，并将闸北慈善团为临时收容所”。[14]

　　救护的地域主要是战场，包括战斗第一线和第二线以及其他地点，各救护队根据战斗地点的变化随时前往前线进行救护。战斗伊始，战事主要在闸北、真如进行，各救护队立即前往救护。其后，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各救护队又随之前往。哪里有伤亡就到哪里救护，甚至当着日军的面实施救护。“小沙渡路劳工医院……闻近以暴日与吾军在沪激战，即由该院长范守渊率领护士医生等，赴真茹[如]吾十九路军后方，从事救护工作。现该院除少数医师看护留院诊治病人外，余皆出发”。[15] “上海邮务工会所组织之救护队计四十人，自一月二十九日以来，连日在前线工作，救护难民七八百人、伤兵十余名。昨日战争最烈之时，该队全体人员又往第二道防线工作，计救护伤兵十六名”。[16]2月6日上午8时，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长薛振翼，会同第十队长张箴言前往宝兴路、天通庵路、共和新路、宋公园路等处救护。……救出六十师干部教导队机关枪队队长陈德功及阵亡传令班长何家平，兵士五人，又伤民二人。……下午一时半，薛振翼队长再赴苗头俭德新村救出难民一百二十人，中山路上救病兵一名，送第四医院，难民送东新桥道德会收容所。第三救护队长陆洪元，下午一时，至虬江路、中兴路、永兴路一带救华兴里管门巡捕施惠兴，为流弹所伤，又难民三十四人。……第九队长吴云卿上午九时，在闸北永兴路及真茹[如]等处救出二男二妇又小孩二人，均为炸弹炸伤甚重。第十一队长周濂泽，昨日下午二时，在宋公园路、虬江路等处救出炸弹炸伤居民彭正标、贾连谦，均送骨科医院。又该会内部人员之特别救护队夏仁杰、郑国瑞、张子道下午一时到真茹[如]后方医院运来伤兵十二名，送大华医院”。[17]

　　随着战事的进展，救护的次数和规模都在迅速增加和扩大。从战事开始到3月2日中国军队撤至第二道防线，见诸《申报》报道的救护就有107次，平均每天3.24次。[18]其中红十字会各救护队救护67次，其他救护单位救护40次。一次救护伤兵最多时达百余人。[19]救护难民的规模更大。仅2月12日一天，“经市社会局联合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等各慈善团体”在“闸北一带”就“接运、救出难民为数不下三四千人”。[20]红十字会是救护的主力。据《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自沪上发生战事以来，组织救护队三十余队，队员在二千人以上，逐日在战地救护伤兵伤民难民人等，陆续在五万以上。”[21] 非红十字会的救护也有相当的规模。从战事发生到2月28日，仅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救护难民出险者，先后已达一万五六千人，只在廿四、廿五、廿六三天总计数为三千三百三十八人”。[22]

　　伤兵医院的主要工作是收治伤兵，同时也收治伤民。伤兵医院分布各处，“凡救得受伤兵民，先送总站，由该站分送各医院，计骨伤送第七医院骨科医院，爱克斯光等送第一医院，妇孺送第六医院医治，受伤兵民亦可自行投院求医，并派纠察王振川逐日午后六时，驰汽车至各医院查看伤兵状况”。[23]战事之中，随时随地有兵民受伤，为及时发现并妥善救治，红十字会组成循环医药队，“逐日携带医药，循环诊视，除重病酌送医院外，轻病则就地诊治”。[24]兵民被救护后送往伤兵医院的报道随处可见。例如，2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六救护支队“在猛烈火线内救出伤兵陈高仲，腿部炸伤；陈春生，眼角炸伤；难民关久棠，头部炸伤；张杨氏，产妇；刘清泉，腿弹伤，弹未取出；王阿根感冒；朱阿四感冒；吉阿银感冒；朱懋平轻伤；卢光和轻伤；均在第五救护医院治疗”。[25]这些医院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如红十字会第二十二伤兵医院“分第一、第二两院，第一院居轻伤军民，第二院居重伤军民，两院共有床位三百余榻之多”。[26]同时，大部分医院“治疗上换药细致，开刀安全，成绩大佳，备受受伤共(兵)民之称感”，[27]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中国红十字会第五伤兵医院“总计收留受伤将士二百四十二人，内有十分之三为重伤，均经该院施以手术，陆续告痊收治。受伤难民，有一百二十二人，内以产妇较多，亦皆平安生产而去”。[28]红十字会第二十二伤兵医院“前后共收治伤兵伤民二百十一人，死亡者仅占百分之三”。[29]中国济生会代红十字组织的第二十四伤兵医院“自二月二十四日开办”，到4月3日“宣告结束，总计救治伤兵一百二十余人，其中重伤者约过半数，仅三人卒于院中，余皆治愈，得庆更生，欢跃出院”。[30]北平协和救护队“先在宋蔼龄组织之医院治愈伤兵二百八十人，嗣在宋庆龄组织之医院治愈二百二十人”。[31]在此期间，上海市内“救护战区卫国负伤之官军，在各院休养就疗者综计达四千七百余人。自我军更变战略，战线转移，该会复派干员赶赴前线，在苏州组织伤兵医院多所，救护之伤兵凡七百七十一人”。[32]又据有关统计，仅红十字会总会救治之伤兵，即有8600余人，占十九路军伤亡总数的60%以上。[33]据十九路军总指挥部驻沪办事处设立的管理伤兵委员会统计，到6月中旬，“现各负伤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痊愈归队，目下仅剩重伤及残废者三数百人”。[34]

　　三、救护队与伤兵医院的救治活动与社会动员

　　一·二八上海抗战期间救护队与伤兵医院的救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数万伤兵伤民得到救治，大批难民被安置。但其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其救治活动不啻是一次全社会性的抗战动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曾经掀起了一场爱国抗日的浪潮，各地纷纷成立了抗日团体，除东北有部分武装抗击外，关内基本上以要求政府抵抗、国联主持正义、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为主。[35]上海、南京等地虽然组织了义勇军，但主要还停留在训练、准备阶段。[36]此次战事发生在中国腹地，南京、上海、北平、杭州、广州等地各界直接组织了救护队和伤兵医院，参与救治。救护队和伤兵医院的组建方包括党政机构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代表官方的有市党部组建的伤兵医院一处。市卫生局在战事伊始，即指示有关方面组织救护和治疗事宜。[37]此次救护的主体机构红十字会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其为领导救治而成立的医务委员会，“公推卫生署刘署长、军医司蒋司长、上海市卫生局胡局长、工部局正副医官、本会医务长王培元，为当然委员”。[38]卫生署长刘瑞恒还亲自“偕外科医生与救护专家”从南京“出发赴沪，组织伤兵医院”。[39]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孔祥熙因“筹办伤兵医院及身体违和，故不克起行”。[40]社会团体所代表的社会层面非常广泛。慈善机构有红十字会、蓝十字会、中国济生会、红卍字会、中国救生会；高校有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同德医学院。医院有宝隆医院、劳工医院、急救时疫医院、北平协和医院等。红十字会旗下的伤兵医院也有很多是由医院改名列入其序列的。群众性团体则既有工会、商会、大学生联合会、中等学校联合会、妇女会、市民联合会等常设团体，又有一些为因应战事而成立的抗日急进会、妇女界慰劳护国将士会、黄埔学生救国团、首都各界抗日会等团体。宗教团体有基督教战地难民救济会、佛教会等。外国人士也组建了救护队。全国各地前赴上海的救护队也达10余个。以个人名义组建和参与的有宋庆龄、何香凝、宋美龄、陈铭枢夫妇、蔡廷锴夫人和蒋光鼐夫人等党政要人、名人及其家属，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由于所需医生、护士骤然增加，很多救护队和伤兵医院公开招聘，纷纷响应者不计其数，甚至有“女生柯丽君，方十余岁，自东省发生战事，即专门习学看护，迭至该会请求，因派入第二医院”。[41]红十字会的救护队和伤兵医院也有一些是由个人组建而纳入红十字会序列的。[42]在这些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中，以上海总工会的宣言最有震撼力，提出要“率领全沪八十万工友，誓死拥护，共作后盾，除编成工人义勇军加入协助作战，并组织救护队、输送队”。[43]

　　除了直接参与救治外，来自社会各层面的支持更加广泛。这些支持主要以募集、捐助和慰劳的方式得以实现。1月28日近午夜战事发生后，各界的救治和捐助、慰劳活动几乎同时开始。据1月30日《申报》报道，29日早晨，行政院院长孙科即约李宗仁等在沪中委谈话，商讨紧急应付上海事变的办法。“孙氏当即提出十万元，派陈庆云氏持往前线，犒赏十九路军将士。各界自动援助者，有女界慰劳会代表黄宗汉等以五千元饼干送给前方将士，陈铭枢夫妇所组织之爱国军人救护队亦分队出发前线服务”。[44]仅在此报道的同一栏目，即有14条同样题材的报道，从事募集、捐助和慰劳的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各同业公会、中等学校学生联会、法政学院、上海报界工会等团体，其中一条救助报道中就有全国律师协会、国难协济会等53个团体。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中华妇女节制会则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妇女界慰劳护国将士会，前上海市土地局长朱炎、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校长杜宇飞也到伤兵医院慰劳伤兵。[45]这些捐助和慰劳中有食品、用品、药品，还有现金。其中食品有鸡、鸡蛋、牛奶、肉类、饼干、面包、水果和蔬菜等，用品有麻袋、被、被单、毯子、枕头、热水瓶、痰盂、热水杯、灯泡、手巾、火柴和磁锅等。药品中仅礼和洋行捐赠的就有“加利米膏、矮罗纳尔、消毒器、友特米林针药、止痛片、来伦针药、特来可明眼药膏、配林纳尔炭粉、脑敖沃等药三十余种”。[46]在现金捐助中，一笔捐助多的有几万、几十万元。[47]上海市商会专门成立了征募救济慰劳捐款物品办事处，下设三个分办事处，从其《公告》看，1月31日到2月4日，仅由第二分办事处经办的市商会棉布分会收到的现金捐助就有232笔，物品捐助164笔，捐助者有商号、公会和个人，还有的以某商号“仝人”名义。[48]当时的《申报》关于类似的捐助和慰劳活动的报道、鸣谢、公告或启事几乎无日不有，多版共现，而且都占有相当的版面，已经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这样的捐助加在一起，不仅是对救治活动强有力的物质支撑，而且是对十九路军抗战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在募集和捐助的过程中，几乎每家商户和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伤兵医院不仅停留于伤员救治，而且进行了宣传动员活动。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一团团长云应霖，因伤住院，稍好后讲述战斗经过，并表示“开战后，得上海民众热烈之帮助慰劳，及国内外各处同胞电报雪片飞来，嘉奖备至，本军全体官兵人人早抱死决心，至此益加奋勇杀敌”。[49]宋庆龄也在其组建的国民伤兵医院进行演讲，宣传十九路军的英勇战绩，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她说中国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日本侵略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50]得到医治的官兵精神受到鼓舞，在各界慰劳时，“诸伤兵皆感激不已，咸愿早日痊愈出院，仍回前线歼敌”，[51]甚至有的伤兵在尚未痊愈的情况下，愿“裹伤即行出院，再至前线”。[52]红十字会第一支队“在真茹[如]救伤兵四十六名，轻伤者包扎后，自愿仍赴前线杀敌”。[53]

　　结　语

　　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上海及相关地方官民各界直接付诸行动进行救护和救治，其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参与救护和救治的既有普通百姓，又有党政要员；既有富商大贾，又有贩夫走卒；既有文教医疗界师生医护，又有宗教界的牧师、和尚和道士；既有本地各界人士，又有外地医护支持，甚至外国人士也都参与进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场景。救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批伤兵、伤民、难民得到及时救护和治疗，伤兵90%以上得到治愈，成为十九路军抗战的直接、强有力的实际支持。围绕救护队和伤兵医院所进行的募集、捐助和慰劳等活动更是深入社会各界、各个层面。因此，其意义不仅在于救治，而且是一次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是全社会抗战力量的普遍动员。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扩大，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不断加深、延展，终于汇聚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洪流。

　　作者简介：刘会军，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曹秋怡，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1]丁泽丽、池子华：《“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第2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207页；王艺霏：《上海妇女抗日团体研究(1931-1941)》，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22年。

　　[2]《蓝十字会组织救护队》，《申报》，1932年1月29日，第11版。

　　[3]《杜宇飞慰劳伤兵》，《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3版。

　　[4]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妇女救济会组织了女子救护队(《女子救护队报名踊跃》，《申报》，1931年11月1日，第14版)。上海巿抗日救国会义勇军并且设立了训练班，“训练战地救护”(《市义勇军积极进行》，《申报》，1931年11月6日，第14版)。

　　[5]《红会救护队已出发》，《申报》，1932年3月5日，第1版。

　　[6]《医院纷请收伤兵》，《申报》，1932年2月2日，第4版。

　　[7]《中大医学生组后方医院》，《申报》，1932年2月3日，第4版。

　　[8]《普善医院之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5日，第2版。

　　[9]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排序到第四十三，红十字会前方伤兵院和红十字会战区伤兵医院未按序号排列(《松江增设伤兵医院》，《申报》，1932年3月8日，第6版；《红会组前方伤兵院》，《申报》，1932年3月14日，第2版；《昆山伤兵医院成立》，《申报》，1932年3月18日，第6版)。《申报》3月30日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于沪变后除海格路总医院改设伤兵医院外，先后并于市内设立临时伤兵医院至四十四所。”(《已结束之伤兵医院》，《申报》，1932年3月30日，第2版)

　　[10]《管理伤兵委员会结束》，《申报》，1932年6月13日，第10版。

　　[11]《日兵炮击红十字会》，《申报》，1932年1月31日，第7版。

　　[12]《红十字会冒险救护》，《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3版。

　　[13]《邮务工会战地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6日，第2版。

　　[14]《蓝十字会扩充救护队》，《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3版。

　　[15]《劳工医院组织救护队》，《申报》，1932年2月5日，第2版。

　　[16]《邮务工会战地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6日，第2版。

　　[17]《红十字会努力救护》，《申报》，1932年2月7日，第2版。

　　[18]从1月30日《申报》开始报道战地救护，到3月2日，计33天。

　　[19]《红卍字会救护伤兵》，《申报》，1932年2月7日，第2版。

　　[20]《昨日上午停战/救出三千难民/各慈善团体竭力营救/无亲友者送各收容所》，《申报》，1932年2月13日，第1版。

　　[21]《红会救护队已出发》，《申报》，1932年3月5日，第1版。

　　[22]《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28日，第2版。

　　[23]《红会努力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5日，第2版。

　　[24]《红会循环医药队》，《申报》，1932年2月8日，第2版。

　　[25]《红会救护工作》，《申报》，1932年2月4日，第3版。

　　[26]《红会廿二医院成立》，《申报》，1932年2月21日，第5版。

　　[27]《红会第十二病院情况》，《申报》，1932年2月11日，第6版。

　　[28]《第五伤兵医院结束》，《申报》，1932年5月8日，第9版

　　[29]《中国红十字会第廿二伤兵医院组织内情》，《圣教杂志》，1932年第6期。

　　[30]《济生会伤兵院结束》，《申报》，1932年4月3日，第6版。

　　[31]《协和救护队过济返平》，《申报》，1932年4月15日，第7版。

　　[32]指中国红十字会，参见《已结束之伤兵医院》，《申报》，1932年3月30日，第2版。

　　[33]丁泽丽、池子华：《“一·二八”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沪战救护》，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第27辑，第190-201页。

　　[34]《管理伤兵委员会结束》，《申报》，1932年6月13日，第10版。

　　[35]如上海妇女界成立妇女救国大同盟，在成立大会上，大会主席刘王立明称，“我们救国唯一方法，是对日经济绝交”，最激进的也就是提出“国联不可靠，二万万女同胞快快武装起来，恢复失地”。参见《昨日妇女界成立救国大同盟/爱国妇女二千余人/宣誓对日经济绝交》，《申报》，1931年10月2日，第13版。

　　[36]《救国女子义勇军昨开全体会员大会》，《申报》，1931年10月25日，第13版。

　　[37]其报道云：“本市因受日兵寻衅侵扰，乱掷炸弹，民众受害者颇众，市卫生局为救济起见，特电红十字会、红万字会迅组救护队，救护伤民伤兵。并分电红十字会总医院、公立上海医院、新普育堂医院、普善医院等，准备收容医伤床位数百张，以便应付。又电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慈善团体速组掩埋队，以便收殓战地死亡之人，工作甚为紧张。”参见《市卫生局办理兵事救护》，《申报》，1932年1月31日，第8版。

　　[38]《红十字会常议会记》，《申报》，1932年2月29日，第5版。

　　[39]《刘瑞恒偕医生来沪》，《申报》，1932年2月29日，第6版。

　　[40]《孔祥熙留沪办医院》，《申报》，1932年3月2日，第2版。

　　[41]指红十字会第二伤兵医院，参见《红会各救护队消息》，《申报》，1932年2月15日，第2版。

　　[42]如中央大学医学院救护队被编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九队，何香凝组建的国难战士救护队被列为红十字会第七救护队，朱懋澄、金国珍等组建的救护队被编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第十六支队；又如叶鸿英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四十伤兵病院、朱世恩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三十六伤兵医院、陆伯鸿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第四十三伤兵医院。参见《中大医学生组后方医院》，《申报》，1932年2月3日，第4版；《何香凝加入红会》，《申报》，1932年2月2日，第4版；《朱懋澄等救护伤兵之新组织》，《申报》，1932年2月13日，第5版；《叶鸿英办伤兵病院》，《申报》，1932年3月2日，第2版；《朱世恩之热心救济》，《申报》，1932年3月4日，第2版；《松江增设伤兵医院》，《申报》，1932年3月8日，第6版。

　　[43]《总工会电请侨胞捐款抒难/祖国危在旦夕/速予经济援助/并发宣言奋起抗日》，《申报》，1932年2月1日，第7版。

　　[44]《孙科慰劳十万元》，《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3版。

　　[45]《各方热烈慰劳》，《申报》，1932年1月30日，第3版。

　　[46]《礼和洋行捐赠药品》，《申报》，1932年3月1日，第5版。

　　[47]永安堂上海分行主、新加坡华侨胡文虎除先后汇给十九路军、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的2万元和1万元外，“其自办之《星洲日报》代收代汇之义款，前后交十九路军上海地方维持会及宋庆龄女士所办之伤兵医院者，亦三十余万元”。参见《永安堂上海分行觅地复业》，《申报》，1932年6月7日，第11版。

　　[48]《上海市商会征募救济慰劳捐款物品办事处公告》，《申报》，1932年2月11日，第5版。

　　[49]《云团长演讲战事经过》，《申报》，1932年3月17日，第2版。

　　[50]《宋庆龄关于国民伤兵医院谈话》，《申报》，1932年3月13日，第3版。

　　[51]《各要人亲往慰伤兵》，《申报》，1932年2月28日，第2版；《南货业职工之慰劳本市》，《申报》，1932年3月1日，第5版。

　　[52]《大家闺秀任看护》，《申报》，1932年2月23日，第2版。

　　[53]《红十字会救护要讯》，《申报》，1932年2月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