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娅·列奥尼多芙娜·玛玛耶娃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与中国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10-13 09:30:15

　　作者：娜塔莉娅·列奥尼多芙娜·玛玛耶娃，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及俄中关系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译者荆宇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耿义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铭记历史，大力加强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愿望。为此，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笔谈，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约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的相关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联与中国

　　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引发的抗日战争，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全面抗战（1937—1945）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学界已形成新的二战史观，充分证明了中国的抗战实为二战不可分割的重要篇章。这一观点不仅符合历史真相，凸显了东方战场的战略价值，也突出了中国在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英文世界的主流史学研究中，依然存在政治化解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用的现象，完全低估并歪曲了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鉴于此，我们必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抗日战争的各项关键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并客观重现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史料基础不断扩展、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深化的时代，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重新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更为客观地理解苏联在全球战争格局，尤其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学术基础。

　　全面抗战期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方面的有效政策，这其中就包括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的配合正面战场军事行动的敌后游击战。尽管中共和国民党之间不时出现矛盾，但中共参加大规模对日作战，总体上予以国民党军队很大帮助，减少了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兵力。然而，由于国民党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削弱了抗战的整体力量。这一局势不仅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抗战形势，也成为中共的长期盟友及意识形态伙伴——苏联需要关注并积极应对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为，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共和国民党的分歧之一在于双方严重的不信任，而这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事件密切相关。历史表明，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阶段，始终存在一股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国内外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这股力量就是苏联和与之关联密切的共产国际。苏联对华外交的特点是把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同国际主义立场相结合。苏联及联共（布）所秉持的国际主义立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在中国全力维护盟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其次是协助中共结束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并恢复自身实力；最后是为中共制定和贯彻救国方针提供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

　　一、 全面抗战前的苏联与中国

　　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密切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其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遵照共产国际路线”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包括提出“新的革命高潮”论点、加强党内“左”倾趋势，以及夸大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然而，这一“左”倾政策并未准确把握中国的现实情况，甚至引发部分联共（布）领导人及苏联外交部门的质疑与反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就明确指出，这种策略不但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苏联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

　　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恶化，加之20世纪3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逐渐减少，使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深入研究中国局势的机会。不过，得益于共产国际活动家以及苏联外交官的努力，苏联的外交和情报机构还是设法评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程度，并且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参与者认识到了组建中国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中国建立抗日爱国战线是凝聚一切力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必要前提。随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宣布中国的革命战略目标由阶级斗争转变为团结社会各方力量，苏联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苏联政府宣布并强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斯大林对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要性的承认，确保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被采纳。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Г.Димитров）在1937年8月10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共在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转变上面临挑战。他强调：“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任何一个支部处于这种状况并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几年间对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做出如此根本性的转变。它曾为建立中国的苏维埃和苏区而斗争，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军队，并为苏维埃化而从蒋介石军队中夺取了部分军队。”

　　正如季米特洛夫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根据季米特洛夫的看法，中共的斗争立场从追求中国的苏维埃化转向争取民主化，致力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会谈时，曾借用斯大林的话点明中共新政策的实质：“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共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浪潮中并取得领导地位，为此应明确提出这样的口号：“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必胜的战争”，“争取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占领者”。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民主与联合抗敌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及其主导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左翼的影响力也得到显著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和革命伙伴——对这些议题的鲜明立场，对当时的社会各界造成了深刻影响。

　　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宋庆龄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抗日群众运动，从未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动摇。1937年，由她发起的营救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的运动，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1937年2月27日，宋庆龄就发表了针对时局的文章。该文的中心思想是面对日本侵略时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宋庆龄关于必须立即停止削弱中国抵御侵略者力量、自相残杀的内战的论述，对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说服力且易于理解的。这篇文章的刊登无疑对抗日战争新形势下各主要党派和社会组织的目标和战略的形成施加了她自己的影响。

　　在尊重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宋庆龄建议国民党与中共合作，拯救民族危亡；在外交上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所有“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宋庆龄在国民党的政党政治活动中偏向左翼，这在她对日本侵略的看法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时，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与军政界、文化界的关键人物（冯玉祥、于右任、戴季陶、胡适等）发表联合声明以增强全民抗战的凝聚力。在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宋庆龄所持的立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 1937—1941年苏联的对日立场和对华援助

　　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被苏联正确地评估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进攻苏联的序幕。情报机关的报告将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描述为日本人选择中国作为侵略的首要方向。在苏联军事情报官拉姆扎伊（Рамзай），即佐尔格（Р. Зорге）及时向格鲁乌（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军事情报总局）传递情报后，斯大林向同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卡冈诺维奇（Л.М. Каганович）和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发送了一封密电，其中包含列强将消极应对日本侵略问题的判断。日本于1937年7月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同时还准备利用所有可能的借口攻击苏联，中苏两国注定要互相靠拢共御强敌。日本对苏联远东边境的威胁被认为是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苏联清楚，若要遏制日本向北扩张，就必须防止国民政府对日投降。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苏关系在全面抗战的第一阶段（1937—1938年）最为活跃，对中国而言这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西方列强并不准备放弃与日本进行军事战略物资贸易的利益，并且希望日苏战争立即爆发，因而完全拒绝向中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导致中国在日军的进攻下连遭失败。而此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则与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苏联积极采取各种不完全公开的方式援助国民政府，包括提供财政支持、优惠贷款、军事装备和派遣军事顾问及专家来华参与对日军事行动。此外，苏联也在外交领域积极支持中国，除在国际联盟进行声援外，最主要的体现就是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开启了中苏友好关系的新阶段。

　　1938年，国民政府为购买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同苏联再签协议，得到两笔数额各为50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1939年，两国再订新约，苏联对华提供1.5亿美元贷款并签署了贸易协定。通过这些协议，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4.5亿美元贷款。此外，苏联在新疆的工业和军事设施建设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参与创办飞机组装厂和炼油厂；开办中苏合资的“哈密—阿塔”航空公司；组织和维护运送军事技术装备和设备的运输线；等等。而那些曾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的苏联将领、志愿飞行员和军事顾问们的英勇事迹，已成为中俄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全面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苏联的对华援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中国军民的努力奋战，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战争开始向持久战转变。即使对最顽固的“批评者”而言，苏联在挫败日本“速胜”计划中的作用也是无可辩驳的。1938年5月5日，蒋介石在致斯大林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К.Е. Ворошилов）的电报中对苏联的持续援助表示感谢，称中国的抗战因此才能坚持不败，并认为中国和苏联超越了普通友好关系的框架。

　　正如前文所述，在抗战期间，苏联的对华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大力支持中国抗战。苏联的外交活动和对国际联盟政治进程的参与，要有助于遏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苏联的企图，这是中国全面抗战中后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就军事角度而言，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战场的实际战果远低于预期，国民党军队的抗战积极性呈现衰退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具有多重动因：其一，日本实施“以华制华”策略，通过挑拨国共矛盾弱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二，国民党内部在抗战路线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三，伪政权的建立削弱了抗战力量；其四，国际局势的剧变（欧战爆发及苏德开战）导致苏联援华中断。这些因素最终制约了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兵力集结与作战效能。但也正是此时，美国在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新形势下，美国努力加强国民政府的作战能力，并认为这是盟军赢得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必要条件。

　　三、 1941年后的中苏关系变迁

　　在苏联与中国东北接壤且日本关东军重兵压境的复杂格局下，苏联采取了双重战略：一方面在对华关系上秉持公正立场并发挥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在对日关系中运用娴熟的外交手段，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务实外交。因此，为达成一项至少能暂时延缓日本进攻苏联的协议，苏联外交部在准备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文本。考虑到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排除了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经过磋商，两国最终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1940年7月2日莫洛托夫与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的会谈记录显示，苏联对华援助问题成为日苏缔约谈判中最富争议的焦点之一。而尽管签订了条约，苏联仍通过非官方渠道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各国的参战以及形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并逐渐获得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此时的中苏关系虽呈现建设性发展，但两国间的某些利益分歧与摩擦却无法避免。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矛盾与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特点有关。这一特点源于中苏国家层面的关系，与联共（布）、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共的国际交往平行且融合地发展。尽管战争期间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国民政府上，但国际因素仍然保持重要作用。这体现在1937年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缔结条约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同意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苏联提供给国民党财政援助资金的1/5转交给中共；还体现在调解1939—1945年间不时发生的国共摩擦中。

　　从1943年起，美国也开始理解加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是提升中国战斗力的重要前提。1944—1945年间，苏联和美国为调解国共关系进行了外交互动。此外，美国在某些情况下还充当了解决冲突的调解人。由于达成了协议，此类事件没有升级到威胁既有中苏关系的地步。

　　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特点，就是始终致力于保持中国的独立，多次拒绝日本提出的屈辱性媾和条件，密切联系苏联并接近斯大林，感激苏联的帮助并努力策动苏联对日宣战。而苏联的立场也同样未曾动摇——拒绝参与中日战争。

　　1945年8月8日，苏联履行《雅尔塔协定》的条约义务正式参与对日作战，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1945年8月14日，中苏两国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不仅如实反映了当时客观的国际关系，也表明了中苏双边关系的特殊性质。当然，该条约也表明两国之间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对于刚刚遭受过纳粹德国沉重打击的苏联而言，参与对日作战代价极高，因此在该条约中设置了一些有利于苏联战后国家利益的重要条款，涉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大连港和旅顺港等，但中方对此并不满意。需指出的是，中方被迫接受了该条约的一些条款，后来这些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议在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相关协定中进行了调整。鉴于苏联在二战东西两线战场承受的重大牺牲，以及当时中国国内局势的深刻变革与东亚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不难理解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提出的条件。相较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该条约达成的三项核心成果：一是缔约双方承诺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最终胜利；二是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三是在苏联暂时驻军的前提下，明确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完整主权。

　　通过考察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援助与合作历程，以及苏联对中共提供的财政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的举措，我们可以发现，在分析美国、苏联、国民党与中共四方围绕党派合作与国民党政权民主化所展开的复杂谈判过程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由国民党与中共共同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周边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影响；第二，苏联与美国在东亚战场上的协同外交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了显著作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