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 ：漫议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阵营组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10-13 09:49:11

　　作者：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铭记历史，大力加强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愿望。为此，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笔谈，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约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的相关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漫议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阵营组合

　　整整8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而告终。战争胜败，有诸多因素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反法西斯盟国阵营的形成是一个基本要素。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记述，为何在听闻珍珠港事变爆发的消息后，重庆会出现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的场景。因为所有在那场战争中苦撑待变的人都很清楚，在盟国阵营最终形成的这一时刻，战争胜负大局已定，曙光已经出现。

　　二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形成，是二战史叙述的基本内容，以往二战史或抗战史著作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述，尤其是一些标志性事件。但是，对于阵营形成的深入研究仍不多见。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两大阵营的形成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由于轴心国家挑战世界秩序，多处发动侵略，那些希望维护现存秩序的国家、反对侵略的国家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了反轴心国的盟国阵营。这样的论述总体来说是不错的，但战时阵营的形成远非这么简单，它并非是一条必然之路，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又复杂的发展过程。如果在一些重要关头人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这场战争便很可能出现不同的走向。

　　回顾二战时期国际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于世界大变局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一战后大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比较二战时期的两大敌对阵营，可以看到，轴心国集团是最先形成的攻击性的阵营，反法西斯同盟是因应轴心国集团的形成而产生，性质上是被动的，过程是渐进的。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利益来观察，这两大阵营的成员并非必然地走到一起。

　　我们首先来观察轴心国集团。回顾稍早一些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历史上的日本和德国并不是关系密切的同盟者。19世纪末，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谋求夺取中国的辽东半岛，清政府已无力抵挡，结果发生了德法俄以武力相威胁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最后，日本虽然获得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但终究是一块到嘴的肥肉飞了，这被日本认为是一次重大外交挫败和屈辱，视为国耻。1895年5月，明治天皇曾就此发布敕语，号召国民“卧薪尝胆”。同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十年内完成对俄战争准备的扩军预算。1904年，日本发动对俄战争，打败了俄国，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权益，向俄国报了这一箭之仇。再十年后，一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在远东地区给德国以沉重一击，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胶州湾租借地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若干群岛。一战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的强烈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最终被迫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但原属德国统治的太平洋群岛，日本却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名义继续占有。可见，日德在此前的近代史上并非紧密合作者，日本恰恰是德国失败的受益者。

　　与德国相比，后来与日本处于不同阵营的英国，在历史上与日本则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1902年至1911年间，英日曾三次订立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日订立秘密协定，日本获得英国支持其战后获得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及德属太平洋群岛的承诺，有条件地在远东发动对德作战。正是因为英日间的协定，因为英国对日本作出的承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寻求从战败国德国那里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基本要求也未能实现。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英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操作中，为了应付那些在英国看来更为重要的敌人，如俄国、德国，英国并不反对看到日本的发展。

　　美国有着悠久的孤立主义传统，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从19世纪末起，美国在国际上打出的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帜，反对划分排他性的势力范围。美国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加入了战争，但战后的孤立主义仍很严重。国际联盟曾经是美国积极倡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但美国最终却因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拒绝加入。另一方面，一战后，随着美日实力的增长，双方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不断加深，美日博弈的格局逐渐形成。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都与英、美、德、日迥然不同，且与他们多有历史恩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作为协约国之一对德作战；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战争，与德国签订了虽是权宜的但终究是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一战后期及战后，苏俄又遭受包括英、美、法、日在内的多国武装干涉。可见，苏俄与德、日或英、美、法在历史上并无明显的亲疏关系，却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

　　一般来说，各国因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立场，在选择盟友时具有一定倾向性，比如德日因要求改变现存地区秩序及世界秩序而走到一起，英美因主张维护现存世界秩序而走到一起。但是，很难以此来判断苏联的立场。因为从根本上说，苏联对当时的国际秩序并不满意，而致力于改变或推翻既有秩序。因此，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阵营选择带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一战后建立的远东华盛顿秩序开始解体的标志，是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华盛顿会议订立的《九国公约》明确规定，各国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日本却公然以武力改变领土版图，挑战华盛顿秩序。不过，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要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讯号，也未意识到新的世界战争的东方策源地已悄然形成。美英大体上采取了不承认主义，这一立场在道义上是倾向于中国的，但并没有积极介入的意图。国际联盟的决议总体上是同情中国、批评日本的，但并不想走得更远。

　　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两年中，国际阵营的分化组合并未出现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世界战争的西方策源地此时尚未形成。这一时期的德国，并未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为亲日的态度。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于1932年成立，日本一直希望相关国家给予承认，但德国迟迟未予承认。

　　相反，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却有迅速发展。到1936年时，德国对华出口额已超过英国与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从德国订购的军火武器占中国自国外输入军火武器的80％。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36年11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张群曾对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表示，“迄今为止，德国在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中居于首位”，可见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紧密与友好。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促成了中国积极向英美靠拢。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国外交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列强在中国的领头羊英国，希望废除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在华不平等特权。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所造成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方针，中止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的的“革命外交”，转而采取争取各国支持以集中力量对日的外交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调整与英美的关系，陆续获得英美的经济和财政支持。国际联盟也成立了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日本竭力阻止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合作，1934年“天羽声明”的发表，初步表露了日本要排斥英美、独霸中国的野心，显示了日本与英美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中苏关系在九一八事变后也开始发生变化。1929年，中苏因“中东铁路事件”爆发边境战争，两国关系降至冰点。面对日本更为严重的威胁，中国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中苏不仅恢复了邦交，还开始议及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甚至集体安全条约的问题。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德国谋求改变一战后的屈辱地位，改变欧洲秩序。德国与日本两国基于改变东西方秩序的共同诉求，开始接近。1936年11月，两国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开始形成某种特殊关系。

　　综合观察，九一八事变使大国间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出与历史上的亲疏关系不同的发展趋势，为日后的阵营组合作出了铺垫。

　　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阵营的分化组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陆续向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会议提出了申诉，但是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态度依然停留于道义上的同情，未能采取实质性的援助措施。

　　1937年下半年，德国延续此前的远东政策，对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不表赞成。德国政府表示，日本此举将阻碍中国的团结统一，导致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德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人没有任何理由期望我们赞同他们的举动”。德国曾试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放弃中国，支持日本。1938年2月，德国承认“满洲国”，日德关系迅速接近。但是，在日德结盟问题上，双方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谈判过程。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获得仍处于观望中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竭力向世界宣传“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力图影响各国的决策者和公众舆论。中国一再向世界指出：“中国作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中国力图让国际社会明白，日本的贪欲永无止境，它必将把侵略扩大到其他国家；因此，中国所担当的不仅是民族自卫的角色，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者的角色。中国呼吁西方大国及早采取干预行动，制止日本侵略。作为最早遭受侵略者，中国也成为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积极推动者。

　　随着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断侵犯西方各国在华利益，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日本以自己的行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对世界宣传的正确性。1938年11月，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这成为日本与英、美、法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次近卫声明”公开表露了日本要改变华盛顿秩序，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意图，激起美英的强烈反对。美、英、法三国先后向日本提交照会，反对日本建立新秩序的意图。与此同时，英美迈开了实质性的援华步伐，分别向中国提供抗战以来的第一笔对华贷款。长久以来一直标榜中立的英美远东政策开始向中国倾斜。

　　在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德国在欧洲步步进逼，英法步步退让。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牺牲捷克的主权利益，企图绥靖德国，换取短暂的和平。历史很快证明了慕尼黑会议的错误。在绥靖政策未能阻止德国人扩张的脚步后，英法开始与苏联商讨欧洲的集体安全问题。然而，慕尼黑的前车之鉴，使英法的国际信用已大受影响。苏联并不完全相信英法抵抗德国的决心，而是担心英法“祸水东引”，促成德苏之间的对抗。

　　1939年，苏联在秘密进行两场谈判：一是与英法的集体安全条约谈判，这一谈判的针对目标是德国；一是与德国之间的秘密谈判，这一谈判的针对目标是英法。结果，苏德谈判最先取得成果。1939年8月23日，苏德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世界为之震惊。对于苏联外交变化如此之快，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曾感叹：“苏联真魔的国家神的外交。”此后仅仅一周，认为已解决了后顾之忧的德国便发动了侵波战争。可以说，英、法的绥靖政策及欧洲大国间的相互猜忌，未能及时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促成了欧洲战争的爆发。

　　波兰战事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两大阵营开始形成。对于苦撑待变的中国来说，欧战爆发是期待中的大事件。蒋介石一直认为以中国一己之力难以战胜日本，唯有借助他力才能解决中日问题，即在一场世界性战争中与各国一道战胜日本。欧战爆发，便是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此时蒋介石的内心仍有一丝隐忧，这就是担心日本投机，担心日本突然宣布站到英、法一边，重现一战时英日合作的旧事，如此则中国的抗日战争便难以期待国际支持。因此，蒋介石认为中国外交应以“不使倭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他期待“中、倭战争必使与欧战问题连带解决也，故绝对阻绝倭寇参加英法战线”。

　　为杜绝日本投机的可能，蒋介石在欧战爆发之后曾考虑立即采取对德宣战等举措，以尽快表明中国立场，与英法形成明确的同盟关系。然而，蒋介石的这一设想遭到国民政府多数军政首脑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出现这一结果实属罕见，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国民政府多数军政要员对苏联的立场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如果苏联与德国存有某种默契，那么中国与德交恶会影响苏联的援华行动。这一疑虑，不久便得到印证。1939年9月17日，苏联军队攻入波兰，而与在波兰的德军相安无事，这便坐实了世人关于苏德之间或有默契的猜疑。不久，苏联的官方言论中也出现了公开同情德国、批评英法的声音。鉴于对苏联立场的担忧，中国政府暂时搁置了对德宣战之议。

　　欧洲战争的爆发，使两大对立阵营初步形成，但距离阵营的最终形成还有一段距离。其中，变数最大的是苏联的立场。苏德接近在此时已不是秘密，人们担心的是，苏德是否会走向同盟？此后，苏德之间曾就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进行过秘密谈判。德国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共同瓜分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但苏联对德国的真实意图始终抱有怀疑，双方未能形成共识。

　　1940年春夏，德国在欧洲战场一边倒的胜利，给中国的阵营选择带来了一丝波折。走英美外交路线，一直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但随着德军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又看到苏德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些人主张改变目前的英美外交路线，而改走苏德外交路线。这一主张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曾获得不少军政要员的赞同。会议最终虽未作出改变外交路线的决策，但也确定了要积极改善对德、意邦交的方针。所幸，这一战略犹豫持续不久，1940年9月，德、意、日订立军事同盟，彻底打破了一些人外交转向的幻想。蒋介石在后来回忆这一波折时，曾庆幸他当时力排众议坚持英美外交路线，从而避免了使日后的中国处于“极不利之地”。

　　德国在西欧战场取得胜利的另一结果是，希特勒利令智昏，促使德国扩大战线，于1941年6月22日发起了对苏联的全面进攻。此前，相关大国间的互相猜忌甚至以邻为壑的想法，给德国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正是在确信东线无忧后，德国才全力发动对中西欧的进攻。在西部战场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德国又转向东线的苏联发起进攻。

　　苏德战争的爆发，终于纠正了相关大国此前的错误思维，促使英美迅速作出反应。一贯持“反共”主张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战争爆发当晚便发表了立场鲜明的讲话。丘吉尔自称：过去25年以来，他是“反共最厉之一人”，但希特勒进攻苏联是其要征服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同纳粹作斗争的国家或个人，都将得到英国的援助。莫斯科电台反复播送了丘吉尔的这一演说。在这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迅速表明了援苏立场。

　　苏德战争是盟国阵营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至此，各主要盟国已经实质性地站到一起，所缺的只是最后一个推动力。此后不到6个月，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发动了对英美的全面攻击，这是日本的战争赌博。日军在中国战场久攻不下，又面临英、美、荷等国的资源封锁，于是铤而走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变后，中国很快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达四年半之久的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表明了与英美共同作战的立场。

　　1942年1月1日，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这一阵营既包括老牌殖民主义强国，也包括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弱国；既包括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这些曾处于对立状态的国家，在经历了若干挫折和思考后，形成了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至此，无论是在人口、疆域、军队人数、军工生产能力等军力方面，还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较上，反法西斯盟国的各项总和都全面压倒法西斯同盟，战争的最终胜利已在人们的意料当中。也可以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德意日败局已定，虽然盟国还要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

　　三、 应对今日世界大变局的历史启示

　　战后80年来，尽管世界情势不断变化，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商机制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稳定机制。然而，近年来世局大变，原先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日益紧张起来，有的国家大力奉行本国第一，无视别国主权，赤裸裸施以高压，随意破坏国际规则，抛弃国际社会来之不易的共识。世界处于动荡之中，未来前景难以预测，其不确定性与危险性为战后80年所未见。

　　这一巨变，虽有历史上孤立主义的影子，但它已不仅仅是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而是对现存世界秩序的颠覆，造成了国家信用的崩塌和国际间信任的崩塌。这种霸权主义思维，对于国家主权、国际规则、国际协调的藐视，倒退何止百年，似乎又重新回到19世纪的丛林世界。对此，身为西方重要领袖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不得不叹息：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已不复存在。

　　如何应对如此变局？二战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前人付出巨大代价所获得的认识，应该成为今人的重要借鉴。

　　第一，应深切理解“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国际安全观。二战中的反侵略合作是逐步形成的，在经历了观望、妥协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对于侵略与强权的抵制，事关每个国家的利益，姑息只会助长扩张者的野心，袖手旁观或单打独斗都不能够使人类摆脱危机，以邻为壑到头来是害人害己。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后，反法西斯国家终于形成了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今日世界，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息息相关，应当携手面对各种挑战。面对威胁，观望、退让，甚至企图祸水他引以求自保，无疑是重蹈历史覆辙。

　　第二，应大力加强跨越各种差别的国际合作。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的合作，跨越了两大差别。一是跨越了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差别，无论国家贫富、强弱、国家利益的不同及国际地位的不等，包括那些昔日多有对抗历史的国家，都加入到广泛的反侵略阵营中；一是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搁置分歧，结成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相较而言，后者殊为不易，因为这一分歧此前曾经呈现出你死我活的不相容状态。危机面前，人们作出了明智选择。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跨越各种差别的国际合作，是战胜轴心国的基础条件。

　　80年前，世界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80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面对世界大变局，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才能走出危机，维护世界和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世界各国应超越零和博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这是二战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