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不同时期俄罗斯历史著作的评价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10-13 10:42:35

　　作者：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科学院中国和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及俄中关系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译者梁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场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成为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铭记历史，大力加强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愿望。为此，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笔谈，本着“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约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学科建设的相关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不同时期俄罗斯历史著作的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战斗的惨烈程度、斗争的残酷性，都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战争无法相比的。二战的主要发动者和罪魁祸首是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统治集团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以武力建立霸权并瓜分世界的政策。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苏联和中国共同抵御了德意日及其仆从国的主力。两国军队和人民经受了艰难的考验和惨烈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最终赢得对共同敌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各自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伟大贡献。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的战斗情谊，已成为当代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携手捍卫历史真相，坚决反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和结果的歪曲抹黑，共同抵制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翻案的所有企图。

　　二战主要参战国及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高度关注这场席卷不同战区的世界性战争，其中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各国学者出版了大量专著与论文，专门梳理和阐述这段复杂而悲怆的历史，相关的历史文献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对于其中诸多争议性历史时刻的评价，至今仍未形成最终结论。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有时代背景的因素，也源于长期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中国学者指出，国外相关历史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的论述不够全面，且缺乏深度。他们认为，国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很少看到对中国的作用做出扎实分析的成果”。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观点。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就认为，中国在击败德意日轴心国中的贡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篇章”。

　　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对苏联及俄罗斯史学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方面进行适当概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目的并非对苏联和俄罗斯有关这一议题的所有研究展开全面分析，而是对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专著和论文作出总体述评。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其主要特点和结论，分析其观点的演进脉络。文中所提及的苏联及俄罗斯学者，很多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希望本文能增进中国学者和广大中国读者对俄罗斯在该议题上的研究状况的了解。

　　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中，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多年武装斗争，有多种称谓，如“抗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战”“1937—194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等。历史学家有时还会混淆“中国战场”“中国作战区”“中国战区”等概念。学者们往往从社会政治学的视角概括这场战争的特点，却未能对其中重要的军事因素作出应有的评价。比如，国家领导人的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数量和质量对比，交战双方兵力、军事装备的损失及平民伤亡情况，以及外部因素对军事行动进程、结果乃至战争全局的影响等。

　　总之，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样由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的、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很难被生硬地纳入固化的且特征明确的研究框架。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作为学术讨论的对象和独立的历史概念，也需要具备充足的条件。其中最首要的因素是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反抗；此外，还要考量二战背景下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领域的其他重要历史事件。

　　一、 1937—1949年

　　苏联学者对中国抗战的研究性文章，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1938—1940年，苏联出版的相关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数量剧增。1937—1945年间，苏联出版的有关中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著作总计达400种。其中30余种是对中日双方军事行动的概述，20余种是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约20种是关于游击区的。这些出版物的作者有汉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也有在华工作人员，如在华工作经验丰富的阿瓦林（В. Я. Аварин）、维经斯基（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茹可夫（Е. М. Жуков）、卡拉-穆尔扎（Г. С. Кара?Мурза）、米夫（П. А. Миф）等。他们所涉及的议题颇为广泛，包括日本武装力量的特点、日本对伪满洲国及其军队的控制、美国等大国对中日两国的政策、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等。这些著作的主要结论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在远东的武装挑衅，导致了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中国面临被奴役的危机，苏联也面临日本进攻的威胁；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需要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苏联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

　　这一时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任弼时、林彪、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在内的诸多中国作者，在苏联发表文章，主要发表在《共产国际》（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上。他们阐述中共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立场，介绍中共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战术，向世界传递了根据地的信息。在中国生活工作过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译著，在苏联有关抗日战争的著述中亦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情况。1948年，《旗帜》（Знамя）刊登了美国军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日记和信件，史迪威不仅对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作出了评价，而且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特点作出了总结。需要指出的是，此期间政治宣传性的出版物在数量上显著多于学术性出版物。尽管如此，这些出版物中仍包含大量史实性材料，这对于培训苏联军事干部和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必需的，在远东地区尤其如此。

　　苏德战争开始前，对中国的全面研究已成为苏联中国学的趋势。这方面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是1940年出版的论文集，题目为《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该论文集的卷首语中引用了斯大林亲自参与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段话，这在当时极具代表性。这段话预见性地指出：“当然，中国人民及其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国规模巨大的民族运动高涨，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土，以及中国民族政府誓将中国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国的决心，这一切毫无疑问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前途。”斯大林的上述表述，不仅是这本学术论文集，也是这一时期苏联所有有关中国著作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准则。

　　该论文集收入的第一篇文章为维经斯基（Г.Н. Войтинский）所著。该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进行了透彻分析，由此得出结论：日本闪电战的军事计划必将破产，这场战争将会是持久战，中国会让日本疲惫不堪。文章还揭示了日本领导层的战争企图：控制整个中国，以中国东北为跳板对苏联发动进攻，改变太平洋的力量对比。文章客观公正地指出，中国的最终胜利只有在以下条件具备时才有可能——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他预测：“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会进一步扩展”，从而“根本性地改变国际局势”，“这毫无疑问会影响中日战争”。

　　米哈伊洛夫（Г. Михайлов）和斯捷潘诺夫（М. Степанов）合著的《中日战争：1937—1940年的战斗》一书全面描述了1940年的中国战事。抗日战争结束后，奥列斯托夫（С. И. Орестов）上校所著的小册子《中日战争：1937—1945年》，以重大事件为线索全面回顾了抗战历史，对中日双方的军事行动作出简明扼要的总结。这位军事史学家特别强调，日本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放弃抵抗。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口和物质资源代价，但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艰难斗争中始终屹立不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牵制了日军很大一部分力量，对太平洋战场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产生了积极影响，减轻了美国和英国等盟国的战争压力。奥列斯托夫由此得出结论：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总体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有关中国的研究多为纪事性的，这反映了那个复杂战争年代苏联学者的认知水平。20世纪40年代，首批关于中国战事的学位论文应运而生。

　　二、 1950—1964年

　　20世纪50年代，与新中国开展合作的实际需求，推动苏联的中国学研究阵营显著扩大。1950—1957年，苏联出版的各类关于中国的著作达447种，总印数达到2300万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著作只有不到20种，其中一部分还是中文图书的译本。

　　爱伦堡（Г. Б. Эренбург）1951年发表的《当代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纪事》，对中国战场的战事作了极为详尽的阐述。该书依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为若干阶段。此种划分方法，涉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两种不同抗日路线的论述：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游击队积极投入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另一条是国民党的路线，其领导的正规军消极抵抗日本军队，同时积极打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游击队。按照爱伦堡的观点，中国直到1941年底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也就是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和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日本进攻美国之后。上述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宣战。总体而言，爱伦堡对中国战事进程和结果的描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书中对国民党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军事行动主要是“叛国性质的撤退”。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就认识到盟国的加入已决定了中日战争的结局，因此，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激战是不值得的，而应着手为将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做准备。

　　1937—1949年间，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斯大林还曾与中国领导人有过书信往来。此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与他的交往需要遵守外交礼节。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力量的斗争失败后，蒋介石逃往台湾，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傀儡。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著述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行为多持尖锐批评的态度。由此可见宣传导向和意识形态因素对该时期苏联学术研究的影响。正如汉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所说的，苏联作者多以中国官方历史著作为依据，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客观阐释。之后，苏联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过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文集。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萨波日尼科夫（Б. Г. Сапожников）、马丁诺夫（А. А. Мартынов）、尤里耶夫（М. Ф. Юрьев）的著作。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作了专门研究，其中包含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史。但这些著作并未完全涵盖中国抗战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同时期，苏联还翻译出版大量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的重要史实性材料都源自中国官方历史著作的既有阐述。这些著作的作者自己也承认，他们只是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事件作了简要的阐述。尼基福罗夫（В.Н.Никифоров）公正地指出，这些著作的缺点很明显：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对待史料来源缺乏判断，未充分评价影响中国战事的国际因素，且带有简化论和教条主义色彩。

　　三、 1965—1988年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并走向对抗后，对现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研究需求愈发迫切，这直接推动了20世纪60—70年代苏联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研究议题和方向不断拓展，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明显增强，学位论文数量持续增加；在研究中日战争问题时，注重引用中国的史料和出版物。这一时期，苏联学界涌现出大量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关于中国历史各领域的学术著作和集体研究成果。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尤里耶夫（М. Ф. Юрьев）深入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1988年，他牵头完成的集体成果《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历史学博士、少将萨波日尼科夫（Б. Г. Сапожников）是首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作为独立课题开展研究的学者，并出版同名著作。该书以西方国家、日本和中国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对中国战场的特点、中国战场对日美战争的影响、日本企图迫使中国退出战争并将中国作为进攻苏联和美国的跳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萨波日尼科夫还与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撰写了12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上述问题及其他相关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部同样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明确指出，相比欧洲战区，亚洲战区只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投入战争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是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以及军事斗争的结果及其意义，后者都逊于前者。中国战场形成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亚洲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战争的战线长度和军事行动的强度始终处于变化中，这使得中国战场在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和地位也随之不断变化，并受到其他战区及战场军事行动进程与结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首次对国共两党的作战战略、战术进行论述。该书认为，国民党军队最主要的作战特点是消极防御，而中共领导的军队则以小规模兵力（团、旅）行动，优先采用游击战的作战方式。游击战迫使日军指挥部将其兵力分散部署在大片领土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防卫交通设施。该书的结论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双方在中国战场都难以实现各自的军事政治目标：日本未能压制中国人民的抵抗，更无法完全占领中国，哪怕是迫使中国退出战争；同样，在外部援助到来之前，中国军队也无法将侵略者驱逐出境。

　　这一时期，苏联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议题得到相对全面的阐述，亲历中国战事的苏联军事顾问、志愿飞行员等人的回忆录也得以出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认为，这些回忆录是苏联中国学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评价颇为中肯。苏联学者还对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贡献展开研究，认为苏军的这一行动终结了中国战场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宣告二战的结束。此外，他们还对苏军在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历史贡献及其重大意义也作了客观的阐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中两国历史学家就二战若干问题展开了论战。这场论战源于1978年7月5日中国历史学家王振德、侯成德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一文。两位中国学者对公认的二战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这一结论服务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淡化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他们主张，中国战场开始于1931年9月日本军队入侵东北。对此，苏联报纸刊登了争鸣文章。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中苏两国历史学家的论战宣告结束，双方开始积极邀请对方学者出席本国的学术论坛。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研究，无论从学术著作出版的数量、议题的多样性，还是从研究的质量看，均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其中并非所有结论都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这首先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政治因素以及苏中关系的影响。汉学家、国际关系学家米罗维茨卡娅（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公正地指出：“在阐明有关苏中关系的史实时，存在着并且还将继续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纯粹的历史’与‘实用的政治’之间难以厘清的微妙边界。”

　　四、 1994—2025年

　　近三十年来，俄罗斯的学术研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全面推进。学者们得以系统利用此前无法获取的档案文献，曾被掩盖的研究议题和问题也得以解禁，历史研究的质量显著提升。不过，有关中国抗战问题的历史专著并没有大量涌现，仅有为数不多的几本合著。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有关：苏联解体后国家及政府的研究机构去组织化，出版和印刷业商业化，对学术研究的财政资助不足，有经验的研究者退休或转入其他领域，新加入的年轻学者又数量有限。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这一主题的论述，主要见于个别学术论文及纪念二战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学术会议报告中。中国历史学家也应邀参加。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各自的观点，无疑是有益且富有成效的。会议之后，有时还会以俄文和中文联合出版中俄两国作者的论文合集，这些双语著作成为俄罗斯中国抗战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俄罗斯高校和俄罗斯科学院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完成的二战题材的论文和著作，对上述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

　　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苏联和中国人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艰巨战争中“肩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俄罗斯学者对相应史实和事件展开详细研究，充实了这一共识。伊万诺夫（В.И. Иванов）上校曾亲自参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1942—1945）的组建和活动。这支国际旅以东北抗日联军余部为基础，补充了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员，中共党员周保中担任该旅的领导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编入苏军后，承担了侦察、翻译、向导等任务。他们在多次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英雄气概，许多人获得苏联勋章和奖章，其中就有“战胜日本”奖章。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活动资料长期保密。伊万诺夫2009年出版的专著，以刚解禁的文件和档案为基础，详细阐述了苏联、中国、朝鲜军人肩并肩共同战斗的史实。中国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在俄罗斯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成为两国学术交流合作的范例。1937—1945年参与援华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志愿飞行员、红军战士的回忆录，是苏联和中国肩并肩共同抗敌的又一重要证据。中国对保存抗日战争中帮助过中国人民的苏联人士的历史记忆给予了应有的尊重。目前，中国境内纪念苏联军人的军事纪念设施总计已超过80处。笔者曾多次前往武汉、哈尔滨、沈阳、旅顺、成都等地的纪念墓地考察，俄罗斯的一些出版物也对此有所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中俄关系快速发展，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评价基调出现转向，开始强调中国对反法西斯同盟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贡献。例如，1995年笔者就撰文强调：“尽管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与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完全不同，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存在决策失误、中国的军队持续战败，但贬低和轻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意义，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本陆军主力，消耗了日本的物资和人力储备，给日本侵略者造成巨大损失；中国不仅以武装斗争，而且以供应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方式，援助了其他战区的盟军。

　　如何重新认识苏联和西方文献中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热点。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强调：“无论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为国捐躯的牺牲，还是全体中国人民在长期抵抗中的付出，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肯定，甚至是中国人自己应有的肯定。”中国对抗日战争的讨论，以往多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展开，如今的历史叙事则更多地采用整个中国的全民族视角。中国学者多次对塔夫罗夫斯基谈到：“我们没有忘记，有人窃取了我们付出昂贵代价才得来的胜利。”

　　2013年，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10卷本《从古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史》的第7卷《中华民国（1912—1949）》出版。该书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俄罗斯学界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若干方向性问题作出新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采纳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最新观点。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活动被人为对立。而当今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结论是，国共两党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该书还强调，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战事注入新的外部因素，使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俄罗斯学者还注意到，最近10年中国学界提出以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观点，而不是许多国家习惯认为的二战始于1939年9月1日。汉学家洛马诺夫（А. В. Ломанов）认为，这一观点旨在强调中国是二战所有参战国中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长期抵抗中，中国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牵制了日军在亚洲的行动，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洛马诺夫指出，2015年前俄罗斯媒体就开始采用中国的表述，即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而俄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主战场。他还关注到，在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作用时，中国会明确将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当代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努力构建更具现实意义的历史叙事，如“中国作为战胜国影响了当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及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必要性。卡赞采夫（А. Е. Казанцев）也强调，中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机制”已发生从“纪念牺牲”到“纪念胜利”的转向。“百年屈辱”叙事塑造的牺牲者形象，不再流行。每年9月3日，中国人民通过“纪念抗战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

　　对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新历史叙事，俄罗斯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认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定于1931年9月18日的新观点，如纳罗奇尼茨卡娅（Н. А. Нарочницкая）、西蒙宁（В. П. Зимонин）等。列科休京娜（Я. В. Лексютина）还关注到中国对抗日战争历史分期的调整，建议将抗战第一阶段（1931—1937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学者甚至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予以佐证：“这种弥漫全世界的硝烟”是以“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州’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有些学者则支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始于某一特定时刻，因为在二战爆发前就出现了“远东”和“欧洲”两大战争策源地。汉学家马斯洛夫（А. А. Маслов）曾指出，有关二战起始时间的讨论仍存在许多争议。

　　俄罗斯的文献中，因使用了苏联、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的不同材料，导致对抗战不同时期中日双方的兵力投入和战争损失的统计存在很大出入。一些大型著作中对中日双方战争损失的数据统计，有时甚至未注明资料来源，尽管这是对抗战不同时期战斗（战役）及战争整体结果进行整体评价的重要标准。部分作者使用中国官方提出的数字，即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人员损失总计“超过3500万”。1995年5月9日江泽民主席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有些作者对这一数字质疑，认为不仅远高于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死亡人数（2700万人），也远超抗战中的实际死亡人数。还有作者未列举具体数据，而是用“沉重的”“巨大的”这样的修饰语模糊表述抗战中中国的人员损失。

　　中国官方对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界定，在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审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和新版教科书中得到充分体现。俄罗斯学者对此作了详尽分析，雷萨科娃（П. И. Рысакова）的观点尤为值得关注。她指出，以“百年屈辱”为核心的革命历史叙事强调的是中国的积贫积弱，这种旧的历史叙事被“民族复兴”的新叙事取代，相应地，对抗战时期（1931—1945）的历史事件的评价也随之调整。此前，理解抗战及其意义的基本背景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由此抗战被视为一场地区性冲突，与外部世界相对割裂。而新版教科书将抗日战争置于国际背景下评价，认为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重要贡献”，“是人类共同的历史”。马斯洛夫谈到中国战场的直接意义时也指出：“整个这段时间（1937—1945），中国一直在战斗，牵制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正在于此。这些苦难的岁月在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中是无法抹去的。”

　　部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著述也存在不同看法。汉学家加连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在评价这些著述时，呼吁中国学者应基于客观史实和新的研究方法，探讨俄中关系史，并在学术实践中交流各自的观点，增进彼此的了解，努力缩小双方对历史认识的分歧与现实问题上的认知差距。笔者认为，面对有争议的问题，中俄两国学者展开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应是，苏联与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这场战争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及其仆从国。双方应该积极开展讨论和联合研究，寻求缩小认知和判断差距的路径。这样的理性态度，绝不会抹杀中国和苏联在抗击共同敌人时所作的贡献，也不会贬低两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的地位。

　　结语

　　通过梳理苏联和俄罗斯相关文献及其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果。在对史实材料的掌握程度、问题探讨的深入程度、对档案文献的获取范围以及现实因素对研究工作的影响等方面，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存在显著的差异。

　　第一，从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起，苏联就已开始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苏联学者最关注的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局势，主要议题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的活动。这一时期苏联的著述客观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亚洲形成了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中国面临被奴役的威胁，苏联也因此面临被日本进攻的风险。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以纪事为主。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合作成为两国议事日程上的新任务。苏联这一时期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出版物数量明显减少。苏联学者在为数不多的著述中经常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经验，贬低国民党军事行动的意义和蒋介石在对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引用中国官方对毛泽东著作的积极评价。

　　第三，1965—1988年中苏关系破裂走向对抗期间，苏联学界对二战中的中国战场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显著增长。研究议题和方向明显拓展，学位论文数量大幅增加，一批奠基性的成果集中问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框架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的学术阐释水平及研究者的专业性，总体上有明显提高。当然，部分成果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其论点和结论已经过时。

　　第四，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后，研究者较之过去更容易获得档案和国外史料，对许多研究议题的限制也随之解除。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有利条件并未推动俄罗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研究的发展。为数不多的相关议题研究，主要以学术论文、少量专著及学术会议报告的形式呈现。且这些会议多在二战重大事件的整数周年举办，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纪念性特征。当代俄罗斯有关该议题的学术研究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方面，遵循历史继承性的原则，以苏联时期的优秀研究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努力摆脱当时对复杂事件的片面解读，以更广泛的史料为基础，重新评价那些未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论断。

　　第五，俄罗斯学者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了战后直至当下的国际秩序，在捍卫正确的二战历史结论的同时，也需客观看待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叙事。

　　多年以来，俄罗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战场的历史著述颇为丰富，但至今尚未出现对该议题展开全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以现代方法论继续深化这一研究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同行的合作，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路径。双方应共同推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权威阐释，共同捍卫历史真相，共同推进学术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联合研究项目。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