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天玉|历史认识的转变——基于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命运的观察
来源：《史学月刊》2025年第8期 作者：牛天玉   2025-10-14 16:51:57

牛天玉，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柳条湖爆炸，在时空坐标上与1931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形成历史共振，将中国革命嵌入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世界图景之中。以埃德加·斯诺、哈里森·福曼为代表的外国记者群体，怀揣着对战争真相的追寻和对东方古国命运的关怀，深入中国战场，用敏锐的笔触记录中国，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走向和中国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不同于本土记录者，外国记者常以“他者”眼光捕捉被本国人忽视的历史细节。他们的观察和认知，既包含历史现场的目击视角，又承载着国际观察者的跨文化解读。在历史的编纂过程中，他们的报道和分析经过事实校验，转化为可靠的历史认知材料。这种从即时新闻到历史证据的转化，使“当下的观察”升华为“永恒的认知”。

　　一、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认知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初，来华外国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工业发展滞后、交通陈旧不堪、教育设施不足、人民思想保守的中国。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世界舆论几乎无人看好分裂、贫穷的古老农业国，认为中国的抵抗必败无疑。一·二八事变中，尽管十九路军处于劣势，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但中国军队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国民党军队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悄然影响了当时在沪的西方媒体的看法，不少外国记者修正了原有判断，认为中国士兵的顽强抵抗正在将这场战争引向持久消耗的轨道。然而，以哈里森·福曼为代表的多数记者坚持认为，“日本在短短几年内跃升到与西方强国同样的地位后，梦想在亚洲称霸，趁南京国民政府立足未稳时发动了侵华战争”，占尽先机，“日本将会获得战争的胜利”。

　　西方记者的这种主流认识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问世后开始发生转变。1936年，斯诺成功访问苏区后，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记者前往考察。如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Earl Leaf）、美亚杂志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以及自由记者福曼等。经过实地调查采访，多数记者赞赏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认为只要坚持抗战，中国就有可能会获胜。尤其是近距离接触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战士后，他们纷纷改变了原来的认识，认为只要国共团结，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福曼告诉外界，1937年7月初采访的红军是他在东方见过装备最优良、训练最有素的军队。由于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他认为日本的获胜必将阻力重重。经过实地考察，不少外国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掌握着抗日战争的关键。

　　随着战事的推进和实地的考察，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集团都更加全心全意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观察到，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正在把一种抵抗和进步的新精神灌输到人民当中，只要“保持政府和人民的统一战线，中国人就能够打败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认为中国“人民有着团结起来、求得生存、最后夺取胜利的潜在能力”。可以说，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延安的实地调查与采访报道不仅改变了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认知，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命运的认识。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甚至告诉世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就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外国媒体的客观报道，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真相的重要窗口，尤其是抗战后期。以福曼为代表的外国记者们成功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他们用镜头和笔触，真实传递了边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抗战决心。路途的艰险、延安的礼遇、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尤其是严密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深深地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观察者们。考察中，福曼发现，“分散在各个村庄的农民被八路军组织起来抗击日军入侵，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开始思考，千百年来备受奴役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使用最简陋的武器，如自制木炮、自制手榴弹和石头地雷等，打败了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经过近距离观战、实地采访，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勇敢无畏的人民，才会想到用这些微不足道的发明对抗敌人的致命武器。与福曼同行，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顾问的武道也盛赞共产党军队的抗战精神。

　　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觉醒和团结一致，外国记者逐渐意识到中国抗战不仅是民族解放的斗争，更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进程；通过对中共领导者的访谈和实地考察，他们逐渐从单纯的旁观者，转变为对中国革命深层次动因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洞察者，他们深刻体会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正是中国抗战获胜的关键所在。

　　二、外国记者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外国媒体不仅关注中日战争的结局，而且对比分析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孰优孰劣的问题。外媒派驻中国的记者中，一部分是像斯诺一样的左翼记者，他们很早就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一部分是像神父夏南汗一样的反共记者，始终支持国民党；还有一部分是像福曼一样的自由记者。无论政治倾向如何，无一例外，他们都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所震撼，外国媒体上充斥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从河南大饥荒开始，不少记者开始对蒋介石政府心存不满。由于重庆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越来越严，外国记者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外媒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批评也越来越多。1943年8月7日，《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指出，近来美国报纸批评中国作战不力；8月23日，中国驻美办事处温源宁向国宣处报告，最近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批评特多，认为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如胡宗南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中国军队作战不力等。外国媒体的这种不满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1945年李汉珍“特大平粜舞弊案”爆出后达到顶峰。

　　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军队的一溃千里，使很多外国记者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记者们开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根据地考察期间，看到民众普遍呈现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听到人民对边区政府的高度评价，亲眼见证了边区军民的协同作战，甚至直接参与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基于实地调查，他们的认知结构发生质性转变：从初期基于人道主义的情感共鸣，演进为运用实证法对中国政治生态进行理性分析。由于现实迥异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宣传和污蔑，在强烈对比下，外国记者纷纷转变态度，开始客观报道中共抗日真相，1944—1945年，“美国新闻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批评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报道”。以福曼为代表的自由记者认为蒋介石很糟糕。福曼告诉美国人民，“蒋介石非常顽固。认识他的外国驻华记者一致认为，蒋表面上关心人民利益，但不敢发动人民，更谈不上依靠人民。他被一群贪官污吏簇拥着，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如白修德所言，国民党政府中个个高官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但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遥远，对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纽约时报》则报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军队无疑是有价值的盟友，他们的力量会加速战争的胜利。”福曼甚至明确指出，“与蒋介石相比，毛泽东更适合领导中国”。爱泼斯坦也在印度报刊发表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抗战后期，外国记者的关注重点逐渐从战争本身转向战后中国政治走向。通过实地考察与深度访谈，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事关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和世界格局的大事，从而引起了外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们纷纷撰文预测，重庆与延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前者试图维持传统精英统治，后者则通过发动底层民众实现社会重构。这种前瞻性判断，折射出外国记者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理解已超越战争报道范畴，触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中国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一变革将不仅重塑中国，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三、外国记者认知转变的原因

　　身处二战时的中国，几乎所有外国记者对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消极抗战有了深刻认识，他们大多数人带着希望而来，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而去。从1937年初访苏区时对中共心怀好感，到1944年再访边区后的支持中共，从抗战初期报道国民党到抗战后期积极宣传共产党，外国记者这一系列认知的转变，不仅与其本身所受到的进步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而且也与国民党日益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共产党灵活务实的宣传策略以及边区军民抗战精神密切相关。

　　其一，潜移默化——进步主义思潮。抗战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普遍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学校教育阶段恰逢美国进步主义思潮高涨之时。进步主义教育是20世纪上半期盛行于西方的一种教育哲学思潮，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在该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建立了许多新式学校，许多旧学校也纷纷加入进步主义阵营。这种进步主义教育对外国驻华记者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以福曼为例，受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花了最少的时间来学习必修课，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旁听课程，从农业、解剖学到考古学和天文学等”，都有所涉猎，这些辅修课程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些记者还受到当时流行于中美文化界的“左倾”思潮的影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不少人对资本主义心怀失望，相反对主张改革的中国共产党给予肯定。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后，外国记者聚集于此，记者们频繁会面，互相修改稿件，通过这种互动，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立场。他们都对中国共产党持正面看法，极力称赞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改革以及民主、普选的实践，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早已实现的一些简单计划”。

　　其二，激发矛盾——国民党日益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后，身居国统区，深受中国政府新闻检查制度的影响。从1939年起，重庆国民政府相继出台《秘密监视侦察在华外人办法》《控制国际新闻电报和邮寄稿件检查联系办法》等法令，对外国记者实施严密控制，这引起外国记者强烈不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外国媒体曾与重庆国民政府加强了合作。美国主流报刊几乎都在吹捧蒋介石，中国的形象被理想化，蒋介石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豫湘桂惨败后，重庆国民政府根据《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封锁豫湘桂战败实情，激起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的批评。甚至连一向反共的夏南汗（即沙纳汉）也承认，“国民党的错误，给人若干离弃国民党的理由，使其趋向共产党或其他”。美国记者德丁甚至直言：“人们很容易投向共产党。贿赂成风、民不聊生、无心抗战，自由中国如此了无希望！”白修德也将外国观察家对共产党的偏爱归咎于国民党政府和新闻检查机构，他指出：“在国共争论中，国内外的无党派人士通常都支持共产党。”

　　其三，灵活务实——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策略。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坦率乐观的性格、无比坚定的信仰、开放包容的态度，赢得了国际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在多个场合多次邀请外国观察员前往边区考察。针对访问边区的外国记者，中共实施差异化宣传策略：两位反共记者——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和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记者武道，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左翼记者爱泼斯坦和苏联记者普金科，由于立场基本一致，不必多费精力争取。周恩来重点强调，要求重视对福曼、冈瑟·斯坦的工作，提出要借助他们的影响将中共的成就宣传出去。考察期间，毛泽东还多次与外国记者进行窑洞夜谈，这种坦诚交流与国民党官僚的搪塞形成鲜明对比。

　　二战期间中国遭受的苦难削弱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威信及合法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将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借用外国记者的报道，全方位展示其正面形象，不仅使重庆国民政府的宣传陷入被动，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共舆论宣传战的赢家。因此，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如是说：“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

　　其四，伟大感召——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不仅在舆论引导层面陷入全面被动，而且在军事方面败相频现。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持续扩大战果，外国驻华记者都对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精神交口称赞。在晋绥边区考察时，福曼观察到，面对日军的多次扫荡，村民们不畏强敌，通过武装自己来抵抗日军的侵略，尽管边区军民使用的武器破旧落后，仍然打得日军落花流水。福曼认识到，与武器相比，人民的战斗精神更为重要。武道也盛赞共产党军队的抗战精神。日方多份史料中也证实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称赞共产党的战斗技能与精神。

　　外国记者被边区军民抗战精神所感动，开始积极宣传中共军队游击战的成就。不少记者还以中国共产党辩护人的身份参与广播辩论。1947年1月29日，在一场美国对华政策的雄辩中，福曼不仅为其“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的坦率和实事求是鼓掌，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方的调停实质上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当时，很多驻华外国记者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看待中国共产党时，几乎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追求公正良知。他们深入前线，记录下中共抗日真相，传递出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四、结 语

　　福曼来华的初衷呈现显著的自发性特征，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支持。但他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抗战所吸引，积极主动探究真相，深入国共两党控制区域开展实地考察，此举不仅改变了他来中国的目的，而且改变了其对中国抗战的认识，进而真心地关心中国的命运，并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前途而自觉自愿地呼吁呐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外国记者，他们像福曼一样，观察中国抗战的进程，对中国命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在历史的长镜头中，这些外国驻华记者扮演着特殊的信息桥梁角色，逐渐形成了一个在能量上不可低估的专业群体，他们在介绍中国、导向舆论和影响本国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驻华使馆经常把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报道报告给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也曾将美国记者从延安发回美国的报道摘要用电报发给驻华大使高斯，供其参考。正像美国记者白修德指出的那样，“驻外记者一回到华盛顿，便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每天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外国记者突破战时迷雾的报道形成了多棱镜效应：既折射出国民党统治区日渐腐败的政治生态，也映照出解放区蓬勃生长的民主雏形。这种对比式书写形成了具有辩证张力的历史叙事，使得国际社会得以窥见中国战场全貌——当国民政府因官僚腐败渐失民心时，中国共产党却通过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经济自给等政策，在黄土地上培育出新中国的幼苗。外国记者的报道，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而且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与关注。

　　除外国记者外，一直在根据地工作的外国人，如林迈可、马海德等人，甚至抗战期间访问根据地的物理学家、美国外交官、美军观察组等，无一例外，均认识到中国革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以“三三制”民主政权为框架、以土地改革为基石、充满希望且扎根于人民的解放运动。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实证性观察成果，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示出其不可估量的价值，成为理解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的窗口。这些观察成果，既为相关国家研判局势提供了具有战略价值的参考资料，又从客观上印证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乃是基于深刻历史逻辑与现实考量的必然抉择。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8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