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丽 | 战时演剧与抗战动员 ——以剧团海内外公演、义演为中心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作者：张秀丽   2025-10-14 17:02:23

作者简介：张秀丽，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河南开封，47500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03）阶段性成果。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战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通过举行公演、义演等方式呼吁民众奋起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剧作者协会和戏剧联谊社发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13个战时救亡演剧队，赴全国各地演出，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剧团等专业剧团在香港参与救济难民、慰劳前线将士义演，筹款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发民众抗战决心，增强抗战必胜信念。中华艺术剧团设立国语组和粤语组，分赴内地和南洋进行抗战宣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战时救亡演剧第二队经香港赴南洋，演出700多次，成为当时鼓励战士和动员民众的重要宣传队之一。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战时演剧以激发民众爱国情怀为核心，对于凝聚民族精神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话剧义演；中国救亡剧团；中华艺术剧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抗战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为唤醒民众抗敌御侮意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通过举行公演、义演等方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有关动员抗战、号召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演出活动日渐增多。如1931年9月28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举行主题为“一片爱国心”的游艺会，动员国人抗击日本的侵略。 同年11月，汉口成立妇女反日会，举行游艺会募集救国基金。 12月12日，中华留日同学抗日救国会上海分会主办“募款援马游艺大会”，邮务工会、中华口琴会、俭德音乐会和大夏新剧社等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筹款演出，募得资金全部用于购买马匹，供抗日军队使用。 1932年7月8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游艺大会，宣传抗日。 1933年1月，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崇新小学特举行游艺大会，组织师生表演爱国剧《热心的青年》《爱国血》等，以唤起大家抗日爱国之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需要动员社会更广泛的力量抗击日本的侵略。在此背景下，话剧演出成为宣传、动员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拟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主要探讨战时救亡演出团体组建及中国救亡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和中华艺术剧团在海外通过公演、义演进行抗战宣传动员活动的情况，以期厘清战时演出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的动员力量和所发挥的影响。

　　一、“以艺术为武器”：战时救亡演出团体组建与抗战宣传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决定民族命运的紧急关头，全国文艺工作者迅速组织起来，以艺术为武器，组织战时演出团体，动员全国各界力量，团结一致，抗敌救国。

　　“卢沟桥畔敌人的炮火，震颤了每一个不愿意做奴隶中国同胞的心！” 昆山青年顾长淦、蒋德生、徐长康等人为向民众倡导爱国思想，旋即筹组救亡剧团，借资宣传，鼓励凡富有爱国思想之男女青年，均可加入，表演各种爱国话剧。上海文化界于1937年7月28日成立救亡协会，发表救亡宣言，号召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立下决心，上国防前线去、上经济前线去，“不让我们同胞的汗血钱，有一文流到敌人的荷包里去”；上文化前线去，“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 南京中国文艺社与国立戏剧学校也立即组织抗敌公演团，编排熊佛西的《卧薪尝胆》等，赴各地公演；中国戏剧学会“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战救亡之宣传为当前紧要工作”为由，在世界大戏院演出《汉奸的子孙》《咆哮的河北》《警号》《我们的故乡》等剧目，号召广大民众奋起抗战。

　　为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决心，上海剧作者协会和上海剧团联谊社召集会员创作“抗战第一声的悲壮事实”——《保卫卢沟桥》，于1937年8月7日起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日夜公演一周。观演者看后无比振奋：“当北平、天津、卢沟桥、宛平完全已陷落，整个中国全面的抗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保卫卢沟桥》的演出，给了我们一服刺激的兴奋剂。” 与此同时，在“学以致用”“演剧救国”的口号感召下，中国儿童模范剧社也决定公演《梦游北平》《炮火中》等国防剧，为“呼唤群众，震醒全民族的吼声”，出一份力量，尽一份国民的天职。

　　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上海戏剧界人士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时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会议决定以中国剧作者协会和戏剧联谊社名义发起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中一切戏剧力量从事救亡工作，并组织13支战时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动员群众奋起抗战。如救亡演剧第六队于1937年8月7日由沪出发，8月底到嘉兴，年底到达湖州，在嘉兴、湖州观看抗战戏剧的民众有15000人左右。 救亡演剧第一队于8月10日出发，开赴前线进行慰劳与宣传，先至南京，由津浦经陇海转平汉铁路赴保定一带，同行者有贺绿汀等20人，经费由中央京剧作者协会及文化救亡协会征集。 救亡演剧第五队由上海至南京、汉口，随后北上到陕西西安，在易俗社公演《保卫卢沟桥》，旋即参加易俗社学生慰劳前方将士游艺大会，公演《九一八》《逃难到西安》《到前线去》等剧。 上海沦陷前，救亡演剧第十一、十二队以此为基地参加公演；其中第十一队还另外分出一部分队员，赴沪宁路沿线一带作移动演剧宣传。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为宣传抗战，国立戏剧学校与中国文艺社合组的抗敌公演剧团决定到徐州、开封等地巡回公演。 同期，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邀请上海儿童界救亡协会广播儿童救亡剧及歌曲，如《从军去》《伟大的手》《放下你的鞭子》《迷途的羔羊》等。 与此同时，自1937年10月11日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为扩大宣传效果，特别联合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话剧组、中国作曲者协会，于每晚七时至八时在中西广播电台播送救亡话剧及歌曲，如话剧《民族孝子》《大家一条心》，歌曲《八一三战歌》《伤兵慰劳歌》《救亡之歌》等。

　　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第二队（后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队长为洪深，副队长为电影明星金山、王莹，同行者有冼星海等人。该队自1937年8月离沪到各地演剧宣传。9月初，在徐州演出独幕剧《米》《三家村》、讽刺剧《坐飞机逃难的人们》、三幕剧《最后一滴血》和《保卫祖国》等。 9月中旬，应河南抗敌后援会之约，赴开封与左明率领的救亡演剧第五队在河南大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九一八以来》，三天六场，观众逾万人； 其后赴洛阳，在洛阳公演数次。9月28日，他们到达武汉，于10月12日开始公演。

　　七七事变后，武汉有16家剧场和约2000名剧人组成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凡在武汉之平、汉、楚、评、杂、新以及职业的话剧团体”，涵盖中国旅行剧团等演出团体。公演团一方面编印抗敌剧本，如《文天祥》《梁红玉》《万里长城》《卧薪尝胆》《岳飞的母亲》《昭君和番》等；一方面在各剧场公演抗敌戏剧。救亡演剧第二队到达武汉后，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特别商请其在光明大戏院日夜上演抗敌剧《保卫祖国》。 到1938年8月，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共举行劳军公演54次，收入法币27676.19元。其中，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公演筹款，计筹法币7471.87元；为汉口市难民儿童教育会公演筹款，计筹法币4809.89元；为七七献金义演筹款，计筹法币5833.91元。由于时局紧张，该团也遇到诸多困难，导致许多计划无法实施，但所有演职人员誓以最大决心，以尽国民应尽之职责，只要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救亡演剧第二队的到来，为武汉的戏剧救亡运动注入新的力量。该队除参与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外，还主持武汉劳军救亡歌咏大会，在武汉邻近各县流动演剧。队长洪深举行战时戏剧演讲，强调戏剧“就是我们用熟了的武器，我们不要看轻我们这个武器”，“我们应该看重我们的力量”，它“就是我们的一把刀”，“可以振气，可以整齐军队的步伐”。 如所演话剧《米》，商人看后纷纷表示要投身抗战，争做爱国商人；《飞将军》将“中国空军上舞台，在话剧史上大概这还是第一次，在武汉的空军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去看”，空军将士一致认为这个戏对他们是鼓励，也是鞭策，他们“要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奋起救亡，英勇杀敌，为国立功”。救亡演剧第二队到达黄石后，在“石灰窑、铁山等地进行大量的抗日救亡街头演出，在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展开了抗日宣传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的工人讲，这些上海电影明星为了抗日能深入矿山，为我们工人演出真使人感动”。演出队员以自身实际行动做出表率，并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深入。

　　1937年12月25日，为声援华北抗日义勇军并举行筹款活动，武汉戏剧界举行联合公演，救亡演剧第一队和第二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平教会抗战剧团等十多个团体参加演出活动。 这次大规模的宣传演出，轰动了武汉三镇，既为华北义勇军筹集到了款项，又促进了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由上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文化艺术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加入广泛的抗战动员，团结意识得到进一步体现，以昂扬的斗志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伟大精神，为民族解放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筹款救难”：专业剧团在港演出与抗战动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专业剧团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转战香港，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为代表。中国旅行剧团成立于1933年，团长为唐槐秋。 该团号称“沪上人士从未见过的中国唯一最伟大最完美的职业话剧团”。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中国旅行剧团离沪西上，于1937年10月初到达武汉，并在天声舞台公演法国历史名剧《祖国》、《青纱帐里》（欧阳予倩著）和《前夜》（阳翰笙著）。 由于此时武汉为抗战后方重镇，各处交通军运频繁，中国旅行剧团未能流动宣传，在武汉留居达半年之久。12月公演《阿Q正传》后，田汉赠言云：“河山破碎已如此，我们岂肯做虫豸？亡我国家灭我种，岂是儿子打老子？寇深矣，事急矣，枪毙人人心中阿Q性，速与敌人战到底。” 文艺界希望借助此剧，用反讽式的口吻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

　　至1938年7月，在香港一戏院的力邀下，中国旅行剧团改变原先由汉赴渝的公演计划，转而由汉经粤到港。 10月23日、30日，剧团在利舞台举行两次公演。 11月19日、20日，在利舞台公演《正气歌》（陕北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科集体创作，欧阳予倩导演）和《梅罗香》（顾仲彝改编，李景波导演）。 此后，中国旅行剧团一部分骨干团员因各种原因离开并组建中华艺术剧团，由欧阳予倩领导，从事抗战戏剧宣传。

　　重组后的中国旅行剧团迫切希望通过公演重拾信心。 1939年4月，中国旅行剧团团员唐若青、唐若英等向香港妇女联合会提议，为救济难民、慰劳前线将士举行义演。 经香港妇女联合会决议，上演《凤凰城》《我们的故乡》两剧，前者系国语剧，后者为粤语剧，这是该团重组后的第一次公演。 《凤凰城》是国防剧本中的佳作，描写民族英雄苗可秀、赵侗等在东北组织少年铁血义勇军、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壮举，歌颂了苗可秀在凤凰城牺牲后，少年铁血义勇军仍继续顽强抵抗的侵略者的悲壮事迹。该剧于4月28日在皇后戏院演出，并为中国旅行剧团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凤凰城》一剧引起香港人士重视，中国旅行剧团遂定于5月12日晚再度公演一场，以使观众意识到“凡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祖国是这样在苦斗，都应该接受这英勇的革命洗礼”。6月，中国旅行剧团为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筹款赈难，义演由夏衍、洪深等所集体创作的国防剧本粤语剧《五羊城》。

　　另行组建的中华艺术剧团于1938年12月19日成立当日，即公演欧阳予倩导演的国防剧《正气歌》。 该剧描写抗日游击队之政治觉醒及军民合作之历程，“剧情极为令人感动”。1939年1月17日，中华艺术剧团在中央戏院连续两日公演此剧，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 同月19日起，在普庆戏院继续公演四天。 1939年2月11日，剧团为香港中国青年筹赈会义演欧阳予倩导演的《雷雨》。 3月29日至31日在中央戏院作第二次公演，剧目为陈白尘编剧、欧阳予倩导演《得意忘形》，胡春冰编剧、欧阳予倩导演《中国男儿》、欧阳予倩编剧的《钦差大臣》以及《黑暗之势力》，“每一出都是千锤百炼的成功作品”。4月27日至29日在中央戏院举行第三次公演，剧目为《钦差大臣》《狄四娘》《伪君子》《青纱帐里》《屏风后》。5月9日至14日，在九龙普庆戏院举行第四次公演，剧目为《青纱帐里》《曙光》《中国男儿》《得意忘形》《正气歌》《狄四娘》《伪君子》等。1939年6月，中华艺术剧团负责人欧阳予倩为满足香港爱好话剧人士的需求，分设粤语组和国语组。 6月28日至30日，中华艺术剧团在中央戏院举行最后一次大公演，国语组演日场，三日分别为《正气歌》（国防剧）、《得意忘形》（讽刺剧）、《青纱帐里》和《曙光》（救亡戏剧），此次演出被评价为“实欲收普遍宣传效果”；粤语组演晚场，一连三晚演《花溅泪》，“万人轰动空巷来观”。1939年7月，中华艺术剧团为适应内地民众需要，更直接有效地开展救亡戏剧运动，经该团第七次全体理事会议一致通过，将国语组改为中华救亡演剧队，并于8月中旬回内地服务。

　　此外，中华艺术剧团还在欧阳予倩指导下积极排练新剧，举办巡回义演，发扬抗战艺术宣传，“在工厂及来往沪港间之上海轮船举行，俾工人及海员俱有接受国防戏剧之机会”。如应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之请，赴青山参加该校联谊会，作为巡回义演的开始，演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约三百余人，“都受深刻的感动”。

　　除了中国救亡剧团、中华艺术剧团外，其他剧团剧社在抗战救亡的道路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如洪流剧社是在广州失陷前一个月新组织的团体，初期规模颇大；广州失陷后被迫疏散，由黄凝霖领导，经三水、肇庆、云浮等到达新兴县，在新兴县演剧十数天，备尝辛苦。“在满天烽火中，有人流泪地逃难，却有不少的人奔上了保卫家乡的斗争途上！”洪流剧社到达台山县后，从1938年11月上旬起，一连数日在青年会公演，又为该县筹募寒衣举行义演，演出《沈阳落日》《青纱帐里》《旧关之战》等。时代剧团为香港当地话剧团体，由欧阳予倩担任导演。该团为扩大救亡宣传，推动澳门剧运，应香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第二团邀请，于1939年1月9日到澳门，在域多利大戏院公演国防名剧《夜光杯》《前夜》《魔窟》《雷雨》及法国话剧《油漆未干》等，同时为香港学赈会内地服务团赈济西江各地难民筹款，于救亡宣传外作筹赈工作。

　　战时演剧动员，就是戏剧家用种种的方式——直接的、间接的，直线的、曲线的，怒吼的、婉动的，单刀直入式的、旁敲侧击式的，鼓励的、讽刺的，整个的、片段的——来宣传抗战。中华艺术剧团在香港成立后，为救济难民和帮助伤兵筹饷，举行或参与多次公演、义演。欧阳予倩认为，在“目下这个时候，能够多为社会服务，总是好的”。正如田汉所言，“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和鼓动抗战的作用”。 中国自有戏剧以来，从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如此显著的动员作用。

　　三、“团结海外侨胞”：“中国救亡剧团”海外救亡宣传与动员

　　上文提到，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战时救亡演剧第二队在洪深带领下，于1937年9月底到达武汉。随后，洪深即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拜访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其救亡宣传工作以及在矿区所见所闻和体会。 1938年2月，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不久策划成立政治部第三厅，将武汉的文艺界人士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任命郭沫若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38年夏，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救亡演剧第二队在结束武汉的演出活动后一分为二，一队由洪深带领由安陆、随县，到襄樊等地开展抗日演剧活动；一队由金山、王莹带领离开武汉，经湖北黄陂县宋埠镇（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广西桂林，赴海外宣传抗战。 金山等到达宋埠镇后，便向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提议撰写关于台儿庄大捷的话剧。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由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之战》话剧的排练资金和剧情概要得到第五战区的大力支持。该剧创作完成后，在宋埠两次公演。 1938年10月，救亡演剧第二队到达桂林，公演20余次，其中《台儿庄之战》一剧公演10余次。

　　自1937年8月离沪至1938年10月到达桂林，救亡演剧第二队足迹遍布多地，共公演741次，成为一支演出劲旅。 到达桂林后，救亡演剧第二队根据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的意见，赴南洋、菲律宾一带宣传，向海外侨胞及国际人士介绍中国抗战的事迹，同时募集经费设立伤兵医院、文化供应站、伤亡战士家属习艺所。 原第五路军政治部、广西学生军团第一团团长林枢随团出访，负责对外做宣传工作；同时派“新安旅行团”年仅13岁的团员范政随团出发，“实行儿童国民外交”，象征着人无分男女老幼全民抗战。1939年3月，救亡演剧第二队到达香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和支持下，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并积极筹备出国演出宣传工作。

　　七七事变后，戏剧救亡运动在香港已展开。香港青年文化工作者组织的中华艺术协进会戏剧组以义赈的名义，在九龙的普庆戏院大规模公演过《五奎桥》《布袋队》《黑地狱》等国防名剧；1938年5月，与上海海关救亡长征团和上海八一三歌咏队联合为香港妇女慰劳会筹款，公演国防名剧《塞上风光》。华南中学的“七七剧社”上演《春风秋月》《飞将军》《保卫卢沟桥》等剧目。一些小剧团以及各学校社团也较为活跃，如生社演剧队义演《春风秋雨》和《前夜》，学赈会戏剧组义演《张将军》等。

　　1939年4月，香港各界赈济华南难民联席会（以下简称“香港各界赈联会”）为筹款抚恤前线阵亡将士家属，特别联合中国旅行剧团和中华艺术剧团等40余个戏剧团体，共同公演民族革命史剧《黄花岗》； 该剧共四幕六场，欧阳予倩、胡春冰、钟启南、黄凝霖等导演。 此后，香港各界赈联会特别商请刚刚抵港的中国救亡剧团作一次大规模义演，以扩大宣传效果，筹款赈济伤兵难民，时间定于5月25日至27日，剧目为《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保卫祖国》，这也是中国救亡剧团的第742次公演。其中，《民族万岁》取材于东北人民的自卫斗争，《台儿庄之春》是鲁南血战的实录；《保卫祖国》是四个独幕剧串联起来的抗战故事， 已演过七百余次。 导演张雪峰称，它的“四个独幕剧在一起能够使情绪继续紧张下去，这是中救不凡的力量”。本次的公演，不只是加强抗战宣传、服务伤兵难民，同时扩展了戏剧影响的领域，“这正意味着戏剧工作正在充实统一战线，把自己的工作，配合抗战的要求，服务民族解放的胜利”，成为抗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公演一连三晚均告满座。为向广大学生及市民做宣传，同时也应香港各界“再来一次公演”的要求，中国救亡剧团决定自5月28日起，一连三天，作第743次公演，剧目仍为《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保卫祖国》，“这可算是香港戏剧界空前有意义的伟举”，合计筹款二千二百六十八元一毫三仙。 对于中国救亡剧团群体团员身上坚韧苦干的斗争精神，欧阳予倩指出，“中救是从伟大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称赞其对社会的刺激，非常深刻、动人。

　　为了促进戏剧界的精诚团结，筹款捐助祖国文化事业，1939年6月16日至17日，中国救亡剧团联合中华艺术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发起“留港剧人联合大义演”，主要表演话剧《黎明之前》，导演是欧阳予倩和金山。此次义演也被媒体称为话剧界的“盛会”。《黎明之前》包括四个独幕剧，其中两个独幕剧《贼》《卖艺者》曾在香港上演过。《卖艺者》又名《逃难到香港》或《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期间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当时，在战区听到“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演《放下你的鞭子》，“前线兄弟们会欢喜得发狂”。这次联合大义演，让各戏剧团体摒弃前嫌和派别之分，凝聚在反侵略斗争的旗帜下，担负起文化战线上抗敌御侮的时代重任。

　　1939年7月，为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二周年，中国妇女兵灾会趁中国救亡剧团出国前，邀其在利舞台于1至3日举行大规模义演，借此筹款救济伤兵难民，剧目为《永定河畔》《大地劫》《血溅桃花》。 《永定河畔》由全国剧作者协会于1937年7月创作，描写卢沟桥抗战史实；《大地劫》系四部独幕剧组成，由田汉、章泯、洪深、张克等编剧的国防名剧；《血溅桃花》描述鲁南抗战史迹，由中国救亡剧团集团创作。 三剧均依据抗战现实编成，由金山导演，中国救亡剧团全体人员出演。 这本为该团出国前的最后一次义演，惟因筹赈关系且受座位限制，香港各社团、各学校纷纷函电，请求再增演一次，以作普及宣传，故特定于7月6日至8日在利舞台继续公演。

　　中国救亡剧团结束在港演出后，旋即出国访问，动员侨胞出资支持抗战。1939年10月25日，中国救亡剧团到达越南。在“中国城堤岸总督芳街中国戏院”连演15天，演出剧目达55个，如《台儿庄之春》《大地劫》《保卫祖国》等。 1939年底，中国救亡剧团几经波折，由越南抵达新加坡。1940年3月5日，应南侨筹赈会之邀，以副队长王莹个人名义，演出《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5月17日至18日，应马来亚援英会之邀，演出《塞上风光》等。至1940年6月6日，在当地南侨筹赈会、星华筹赈会帮助下，将剧团名称改为“新中国剧团”。自6月15日起，中国救亡剧团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义演，连续三天演出《贼》《大义灭亲》《放下你的鞭子》《人约黄昏》等独幕剧，计筹叻币2000余元；6月22日至23日，在假座皇宫戏院义演《塞上风光》，计筹叻币4万余元。所有义演收入，概归星华筹赈会统汇回国内以救济伤兵难民。 到7月下旬，中国救亡剧团在新加坡举行四次义演，共计筹国币70万元。后承马来亚各地筹赈会之力邀，中国救亡剧团于8月10日离开新加坡，赴马来亚作巡回义演至1941年1月12日，随后全体团员于1941年2月底分批返回国内。 在马来亚，剧团巡访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等20余地，备受侨胞欢迎，“为各地侨胞所交口称誉”，义演27次80余场，共计筹集赈款达叻币100万元，合计国币700余万元。

　　中国救亡剧团到海外演出，是为把中国的抗战事迹介绍给侨胞，使侨胞认识到抗战必胜。正如金山所言，“我们是好的文化哨兵，我们出国之后，许许多多事情，希望国内的，香港的文化同志，给我们作后盾，给我们多多指示”；“我们先去南洋，后到星加坡，再去美洲一带，我们希望在途中不断听到胜利的消息。” 剧团全体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抗战中学习，在抗战中锻炼，在抗战中成长壮大，使戏剧在救亡工作中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剧团在抗战中成长，“拜工农士兵大众做先生”；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鼓舞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位同胞。 剧团转战于前线、后方，国内、海外，为持久抗战而服务。它不只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文化先锋，更是民族革命战争中战士与民众的教育者、组织者，在全国救亡剧团和文化团体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四、结语

　　戏剧不单是艺术，更“应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是一个最优秀的时代底号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戏剧工作者迅速调整工作计划，组织抗战剧团，编写反映抗战现实的话剧如《保卫卢沟桥》《台儿庄之战》《保卫祖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奔走四方，动员广大民众和海内外侨胞，筹款捐物，抗击日军的侵略。可以说，“戏剧用铁的手掌抓住了丰富的抗战现实，而有了深湛的表现用钢的臂膀承担了抗战宣传的重负，而得到过满意的效果，在战斗中，戏剧运动如一注汹涌的浪潮，奔泻到各个角落，澎湃在各个阶层”。

　　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13支战时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动员群众奋起抗战。其中救亡演剧第二队自1937年8月离沪到各地演剧宣传，出发时仅14人，历经苏州、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洛阳、汉口以及大别山区的商城、麻城等县，沿粤汉铁路南下，转湘入桂，奔赴海外，一路以演剧歌咏宣传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可谓走遍江、浙、皖、豫、鄂、湘、桂的前线和后方，出入枪林弹雨，踏遍荒僻崎岖，表演七百余次。为适应抗战需要，名称一改为中国救亡剧团，再改为新中国剧团。又如中华艺术剧团，成立于香港，为抗战宣传，毅然返回内地，并更名为中华救亡演剧队。他们用热情和资财，鼓励浴血苦战的前方将士，动员广大的后方群众和海内外侨胞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成为“一支最有力的宣传队”。

　　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战时演剧，是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救亡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剧团在香港的大规模公演、义演，为伤兵难民筹集捐款，无论是演出内容、演出目的，还是演出效果，均体现出参与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说，战时演剧滋养着救亡团体的成长壮大，也洋溢着救亡团体的爱国情怀，“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愿以鲜血向敌人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 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在战时演剧活动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表达是文艺投身抗战运动的实践体现，具有砥砺民心、鼓舞士气的宏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