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森 邱月悦 || 近十年来国外中国抗战史研究新趋向述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   2025-10-18 11:00:01

本文作者：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本文作者：邱月悦（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抗战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研究队伍庞大，研究成果丰富。在国外，中国抗战史研究同样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关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国内已有一些介绍。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持续深入，在范式、内容、方法、资料等方面均呈现新的趋向，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要而论之，以全球史观关注中国抗战并强调其世界意义成为重要研究趋向，如美国佛蒙特大学安德鲁·N.布坎南（Andrew N.Buchanan）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战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研究热度不减且有新意，如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战争中的中国：新中国崛起的胜利与悲剧（1937—1945）》；抗战记忆史学方兴未艾，如英国伦敦大学马克·弗罗斯特（Mark R.Frost）等的《铭记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社会与日常生活研究进展显著，如方德万的《战时日常生活：超越中国二战战场》；战争史与性别史视域下日本战争罪行研究持续深入，如英国剑桥大学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和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历史意识的“黑牛奶”：从犹太人的记忆思考南京大屠杀》。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近十年来用英文发表的国外抗战史研究成果为例，分析研究趋向，归纳研究特点，探索研究走向，为中国的抗战史研究提供镜鉴。

　　一、以全球史观探讨中国抗战及其世界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全球史观关注中国抗战，将中国抗战置于二战背景下进行研究，成为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趋向。近十年来，这一趋向继续走向深入，国外研究者不仅继续用全球史观研究中国抗战史，而且更加强调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

　　（一）“把中国的经验放进二战的概念中”

　　十几年前，西方学界开始突破“欧洲中心观”，重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用全球史观讨论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提出不应忽视这一“被遗忘的盟友”，并且尝试给中国在二战中“一个正确的定位”，对于中国抗战的理解更加全面和科学。

　　“欧洲中心观”的突破和全球史观的确立，突出表现在对二战等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方德万对“二战”的提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这是英美国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叙述，强调“有一些问题值得重新考虑，首先什么是‘二战’？英美国家的叙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场战争，起初英国人叫‘大战’（The Great War），苏联人叫‘卫国战争’（Patriotic War），中国人叫‘抗日战争’。所以现在的兴趣是把二战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也不只是抗日战争，还是‘抗日建国战争’。把中国的经验放进二战的概念里，可以重新了解二战”。还有学者以“全球视角”为标题或旨趣关注二战史。例如，布坎南在《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一书中认为，二战是一系列相互交织和重叠的大规模地区冲突，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标志着二战的爆发；《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关注各国的“大战略”，美国著名学者、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在《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一章中，以长时段的全球史观阐述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揭示了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都是用全球史观探讨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具有全球化、长时段、宏观性的共同特点。

　　（二）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

　　随着全球史观下中国抗战的书写，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自然为西方学者所关注。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克里斯汀·穆尔里迪·斯通（Kristin Mulready-Stone）所指出：“中国的抗战早于欧洲爆发，一直持续到欧洲战事结束数月后日本投降。怎么强调中日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意义都不为过”。该学院的理查德·B.弗兰克（Richard B.Frank）在《骷髅塔：亚太战争史（1937.7—1942.5）》一书中提出，学术界需要重视亚太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考虑所有国家的行动并解释战争的过程。他认为，战争的进程最终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发生的事情也影响了中国抗战的发展，以中国抗战为起点，向外延伸至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和缅甸的战役，以及横跨太平洋到珍珠港的战役，这说明欧洲和亚洲的战事融合成了一场紧密交织的全球战争。由此可见，在全球史观下欧亚战场的配合、东方战场的世界意义等问题仍有广阔的挖掘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抗战中具体战役的标志性意义遭到西方学界的“遗忘”或“无视”，近年来这一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和发掘。丹麦记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在《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一书中，将淞沪会战誉为“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并揭示了此次会战的重要意义，认为它“催生了新的战争形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是定义和塑造现代世界的关键事件”。他赋予淞沪会战对于现代城市战的标志性意义，认为淞沪会战是一种“末日预演”，“预示着几年之后，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危险”。他还关注了南京保卫战，认为这是一场快节奏的机动作战，但面对现代机械化战争的威力，中国的抵抗是英勇和“徒劳”的。何铭生在《南京1937：血战危城》一书中不仅描述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还考察了德国顾问、美国记者、英国外交官和苏联空军在保卫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建立在二战史和西方军事史基础上的研究，赋予中国抗战中具体战役世界性意义，有助于更好地“他塑”中国抗战的国际形象。

　　二、以实证区域研究关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两条道路”和“两种模式”的研究范式下，以实证区域研究探求中共“成功之道”成为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涌现出以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的“延安道路”为代表的研究成果。近十年来，以实证区域研究关注战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仍然是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

　　（一）战时中共“成功之道”研究

　　对于中共“成功之道”的研究，西方学者不再执着于模式总结和理论模型建构。方德万以长时段历史观关注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新中国成立的关系。他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贯通起来，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其影响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即国共对立冲突和政权更迭的单一过程。他重新梳理中共崛起与抗战的关系，分析中共利用抗战提高号召力、国共矛盾对于抗战的影响，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革命所创造的条件等问题。

　　中共领导的各类社会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郭祥伟（Guo Xiangwei）在《走向左翼：中共统一战线框架内中国女性活动家的政治重组》一文中，考察抗战时期国统区妇女活动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内向左翼靠拢的历程，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妇女工作。作者认为，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是中国妇女活动家走向左翼的重要节点，而1949年全国妇联的成立标志着她们在中共统一战线框架内完成了政治重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卫·凯尔·埃里森（David Kyle Ellison）的博士学位论文关注抗战时期华北的“共产主义儿童”，认为这些儿童执行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破坏敌人设施等任务，是革命的推动者，在中共的军事成功、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罗·伦德（Paul Gilbert James Stone Lunde）以“红太阳和红星”为题关注中共军队中的日本人，认为从抗战开始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士兵、医务工作者和平民与中共合作，这些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民用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围绕战时中共展开的研究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在实证主义、微观史学影响下的学术旨趣变化。

　　（二）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

　　近十年来，作为西方学者践行“中国中心观”和实证区域研究的重要抓手，西方学界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热度不减，且在视角、资料、方法等方面有所推进。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何稼书（Joshua H.Howard）的论文《“国防音乐”：抗战时期的军乐创作》关注抗日根据地的军乐创作，认为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都帮助战地服务团和流动剧团开展宣传活动，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但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参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大部分音乐家都转移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贝利内蒂·玛丽亚·卡特琳娜（Maria Caterina Bellinetti）的博士学位论文《建国：中共宣传影像下的现代中国建设》，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利用照片在根据地进行的宣传。作者以《晋察冀画报》为切入口，考察中共摄影师通过视觉构建新的文化景观，为中共战时所需的政治合法性创造条件，并对一些照片的象征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在当代中国宣传中的可识别性进行了反思。由此可见，学科交叉选题和跨学科的方法成为西方学者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的重要趋向。

　　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价值与示范意义。美国兰道尔夫·麦肯学院马克·奥珀（Marc Opper）在《中国、马来亚和越南的人民战争》一书中，强调中共在敌后开展人民战争的意义及其在抗战中的卓越贡献，指出晋察冀边区“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是政治和军事上反抗日本及其傀儡政权的先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全球各地的革命者都采用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试图复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以此来呈现中共抗战对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影响。

　　三、中国抗战记忆史学方兴未艾

　　20世纪90年代，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公众记忆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记忆史学得到快速发展。不过，西方学界记忆史学进入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时间并不长，2011年《现代亚洲研究》关于中国抗战的专刊刊发《惊人的沉寂：老兵和中国战争记忆的非政治化》、《牢记历史、遗忘仇恨：中国抗战的集体记忆》两篇文章，标志着公众史学下的中国抗战记忆史被西方学界主流学者所关注。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抗战记忆史学研究成果丰硕，且呈现不断增长之势。

　　（一）中国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研究

　　近年来，关于中国等被侵略国家对抗日战争的记忆研究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俄罗斯学者阿尔乔姆·卡赞采夫（Artem Kazantsev）在英文版《远东问题》上发表《中日战争（1937—1945）和中国的记忆政治》一文，指出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亚洲外交关系影响重大。马克·弗罗斯特等在《铭记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认为，过去40年间东亚和东南亚纪念1931年至1945年战争的遗址和活动数量激增。作者分析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纪念活动，强调“记忆制造”关联性和跨国性的特点，指出公众纪念活动已开始从具有独特地方意义的民族冲突转变为将冲突作为泛亚甚至全球的共同经历来纪念。美国乔治敦大学艾美丽（Emily M.Matson）的《共谋与冷战政治：731部队在中美关系中的长期阴影》，揭露石井四郎等在731部队进行的恐怖人体实验，以及美国战后决定给予这些人豁免权，以换取他们掌握的研究数据。作者表示，这种“胜利者的正义”相关记忆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中国民众对731部队的记忆对理解当代中美关系十分必要。这些研究对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就中国抗战史研究而言，记忆史和纪念史研究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虽然国内学界在抗战纪念史上对此有所着墨，但仍需在记忆史研究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二）日本的历史记忆研究

　　近十年来，英文学界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日本战争记忆的研究成果，但其作者大多是日裔学者或旅日学者。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所的迈克尔·卢肯（Michael Lucken）在《日本与战争：期望、感知与记忆塑造》一书中，将日本对二战的记忆定义为三个层次——民众在二战开始时的期望、战争进程中造成的创伤以及败给盟军后的记忆政治（the politics of memory）。东京外国语大学邹怡（Zou Yi）的《日本战争记忆与中日关系：教科书、博物馆和历史论争（1972—2017）》，通过对117本日本历史教科书、37个战争主题博物馆和抗战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文本分析，追溯了中日关系、日本历史意识和战争记忆之间的关联性，认为虽然日本的国内环境决定了其战争叙事与记忆，但中国对日外交在重塑日本的历史意识和战争记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旅居加拿大的日本媒体人乘松聪子（Satoko Oka Norimatsu）的《日本战争记忆：记忆与遗忘的持续挑战》一书，讨论了当前绝大多数日本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记忆的特点，认为战争的开始是大多数日本人试图避免的话题，他们更加希望看到日本是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发起者或实施者。东京外国语大学菲利普·西顿（Philip Seaton）的《战争中的日本社会：历史与记忆》，以二战为背景讨论了日本人的战争经历以及今天人们是如何回忆这段经历的。

　　（三）历史记忆差异研究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日双方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差异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选择同时关注双方的战争记忆并加以比较。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伊德姆·巴德鲁扎曼（Idham Badruzaman）的《倡导和平的集体记忆：以南京事件为个案》，提供了一个通过建立集体记忆帮助国家间和解的例子，介绍了中日两国在谈判与和解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以及所进行的斗争和努力。作者认为，这种努力可以建立两国间的跨文化联系，超越国家利益和地理边界，在差异中提倡宽容，成为中日两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艾芙琳（Evelyn Goh）的《中日异化再思考：历史问题与历史机遇》一书，探讨了历史记忆分歧对于当代中日两国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包括中国对历史的负面记忆以及日本意图逃避战争责任。

　　目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抗战历史记忆的研究，基本处于关注历史记忆是什么、偏差在哪里、对当下国际关系有何影响等层面，对于为何出现这样的记忆、如何减少或消除历史认识分歧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还比较少。鉴于抗战历史记忆研究的强烈现实意义，国内学界似可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四、社会史范式驱动战时社会与日常生活研究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下史学研究的转向，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目光向下”的研究理念下进行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史层面的战时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卫生，深刻理解普通人的战时感受。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切入视角包含战时日常生活、经济社会建设和文教医疗等。

　　（一）战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研究

　　战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研究一直是中外学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近十年来，西方学者的战时经济社会研究不约而同地聚焦国家政策与战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关于战时经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米歇尔·李（Michell Li）在《抗战时期华东的通货膨胀》一文中指出，日本为了从战争中获取战争经费而印制假法币，并在中国建立“傀儡”银行，发行大量伪钞取代法币。这些假币的流通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货大膨胀。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和假币的流入。美国欧道明大学徐寅（Xu Yin）和克里斯托弗新港大学徐小群的论文《税收与国家建设：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1928—1949）》，考察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思想从传统儒家的“薄赋”到源自西方的“善税”的转变，讨论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对其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财政税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不少学者关注了抗战时期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建设问题。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约瑟夫·劳森（Joseph Lawson）在《垦殖区：战时西北地区的劳动力与土地耕作（1937—1945）》一文中，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倡导沦陷区难民在西北地区建设“垦殖区”的问题，指出财政紧张、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等原因导致建设效果不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马克·贝克（Mark Baker）的《能源、劳工和苏联援助：中国西北公路（1937—1941）》关注抗战时期中国西北公路的建设，认为这条公路虽然在长距离机动运输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能源和劳动力代价，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陈英杰（Ying-kit Chan）探讨重庆大轰炸造成的灾难性平民伤亡，认为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大轰炸的善后工作中未能满足民众的期待而招致舆论的批评，并引发社会矛盾。北京师范大学外籍教授席格伦（Gary Sigley）和安卓林（Zhuolin An）的《马帮：战时中国传统运输系统的战略复兴》一文关注抗战时期的马帮走马运输，认为国民党动员民众参与货物运输，使用古老的商队、船只和人力搬运系统的驿运是以“科学管理”为指导的，并通过“管理费”争议证明这场运动的复杂性。

　　（二）战时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研究

　　战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普通人息息相关，近年来相关研究一直为西方学者所重视。

　　战时文化教育方面，英国诺丁汉大学戴杰铭（Jeremy E.Taylor）的《战时中国的漫画与合作：日本占领下中国漫画家的动员》，关注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漫画家，提出了“合作主义”漫画家在中国艺术和宣传发展中的地位问题，并探讨了“合作”的本质。香港中文大学唐小兵探讨了抗日战争是如何塑造中国街头戏剧运动的，提出街头戏剧运动加速了中国现代民族想象力的形成，因为这一运动凸显了让农民参与这一运动以及参与者获得新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朱平超（Pingchao Zhu）在《桂林战时文化（1938—1944）》一书中讨论了广西桂林的战时文化发展，认为抗战时期桂林文化活动的政治环境宽松、文学性大于政治性、参与群体广泛，所创作的作品反映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情绪和反战情绪的结合。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黄彦军、陈志成在《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研究（1937—1945）》一文中认为，处于改革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彻底的检验。

　　医疗卫生方面，英国剑桥大学白玛丽（Mary Augusta Brazelton）的《工程健康：战时中国内地的免疫技术（1937—1945）》，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在西北地区生产和发放预防天花、霍乱等疾病的疫苗而付出的努力，认为疫苗接种为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平息疫情和抵抗日军的手段。美国杜克大学妮可·伊丽莎白·巴恩斯（Nicole Elizabeth Barnes）的著作《亲密社会：战时医护与新中国的诞生（1937—1945年）》，关注抗战时期女性志愿医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她在《卫生与国家形成：抗战时期国家卫生服务的发展（1937—1945）》一文中认为，担任军职和文职护士、医生和助产士的女性，通过其医疗工作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平民建立了情感纽带，这种纽带超越了阶层、地区、性别和语言的隔阂。

　　（三）战时日常生活史研究

　　随着对史学“社会科学化”反思的出现，日常生活史开始出现在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方德万提出抗战史研究应充分关注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即对战场之外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认为战争的影响深远而持久，而且地区和社会对战争的不同反应也塑造了战争的军事走向。在《战时日常生活：超越中国二战战场》一文中，他首先概述了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即“去现代化”和传统贸易模式的复兴；随后讨论了一位在战争中长大的年轻女性和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读书生活，以描绘对于抗战截然不同的私人情感反应，其中一个人在文学中找到了鼓舞人心的选择，而另一个人则变得越来越消极；最后对三本大学必修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都强调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但对它的本质和前景的叙述却截然不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莫亚楠（Aaron William Moore）的《在民族主义中国成长：青少年个人文件中的自我表现（1927—1949）》一文讨论了青少年与战时成长问题。作者考察了1949年前中国年轻人的日记、信件和自传，主张要重视青年的个人文件所揭示的“现代中国”独特形象。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于战时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视角、资料等方面的旨趣变化，充分显示了对象微观化、内容包罗万象和目光向下的特点。

　　以经济社会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内容为代表的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方面显示出社会史视野下史学“碎片研究”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学者们扩大研究范围、推进整体史研究的尝试和努力。

　　五、战争史与性别史视野下的日本战争罪行研究

　　日本侵华时期的战争罪行一直是中外学界关注和批判的焦点。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依旧持续，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罪行出现的原因。

　　（一）日军战争暴行研究

　　虽然日本侵华政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莎拉·潘恩（Sarah Paine）的《日本帝国：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的军事战略》认为，日本的过度扩张导致二战升级，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关于日军战争暴行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多。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塞西尔·洛瑞（Cecil Lowry）的《手上沾满鲜血：1931—1945年日本军事暴行》一书，详细描述了日本从入侵中国东北到无条件投降期间对被占领国家的平民所犯下的严重暴行——屠杀、人体实验、饥饿、强制劳动等屡见不鲜，揭示了日军的残暴。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美国南新罕布什尔大学阿丽埃勒·艾格·麦克帕特林（Arielle Eiger-McPartlin）在《南京大屠杀本可避免》一书中提出，美国、德国和苏联政府其实了解南京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这场暴行本来是可以预防甚至被制止，却被有意识地允许继续下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阿尔诺·南塔（Barnaul Ant）的《南京大屠杀史（1937—1938）研究：特征和演变》，则明确指出日本政府无法逃避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未能履行正确监督其军队的职责。

　　（二）战时女性伤害研究

　　在性别史学的影响下，西方学界一直关注战时女性研究，前述研究中有很多妇女史成果，抗战时期日军对女性的伤害是较为集中的话题。舒衡哲调查了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二战慰安妇遗址，认为这些遗址纪念的不只是苦难，还有这些幸存者及其支持者的抗争行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卡罗琳·诺玛（Caroline Norma）的《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慰安妇和性奴役》一文，利用政府记录、幸存者传记等资料，探讨慰安妇出现的原因以及演变过程。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凯瑟琳娜·李（Katherina Li）的文章《南京大屠杀中的姐妹情谊：战争之花》，通过“金陵十三钗”的故事，揭示文化、宗教和社会贞节规范成为虐待和压迫女性武器的原因，以及两个不同妇女群体的命运，分析压迫手段如何导致本应在共同生存需要中相互支持的妇女相互对立并造成个人和群体的分裂。荷兰学者伊芙琳·布赫海姆（Eveline Buchheim）的论文《眼泪的主题：南京利济巷美术馆对行动主义和苦难的再现》认为，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强奸罪进行了谴责和起诉，但为军事化性虐待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力度有限；法庭关注的重点是“南京强奸案”，而不是军事妓院中的性奴役；二战后，中国妇女被日军用作军事性奴隶的故事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国主人公的英雄叙事之外。战时性别史和女性伤害研究依然是学界未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西方学界的日军暴行和女性伤害研究，“他塑”了日军的残暴和中国的受害形象，证实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与伟大意义，相关主题的研究值得国内学界关注、借鉴并加以推进。

　　六、关注度有所下降的政治、外交与人物研究

　　21世纪初，随着《蒋介石日记》等相关资料的开放，西方学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外交和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一）战时政治军事史研究

　　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战时中国政治史研究的热度有所下降，对战时中国军事史的研究也较为低迷。前述何铭生关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专著是近年来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战时中国军事史研究成果。除此之外，《简氏防务周刊》原编辑尼斯·利兰（Ness Leland）和施斌（Shih Bin）的专著《抗战：中国陆军指南（1937—1945）》，关注从北伐结束到二战结束期间国民革命军组织结构的演变，并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和兵力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军队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它和日本军队战斗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军队都要长。它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包括离心离德的情况、广阔的领土、糟糕的后勤网络、不足的武器供应，以及经常出现的无能和腐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刘雨生（Liu Yusheng）关注抗战时期的川军，在《再探川军：权力下的传奇》一文中认为川军不仅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形象，而且具有复杂多面的形象，川军反映了蒋介石与军阀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川军下层人员对抗战的反应。由此可见，近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军事史研究并不盛行，前述东西方战场的配合研究等具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价值。

　　（二）战时外交史研究

　　过去西方学界多从中国与美国、日本、苏联的互动视角审视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注点转移至英国、法国、挪威等欧洲其他国家。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密苏里大学凯文·M.普洛斯（Kevin M.Ploth）的学位论文《文化冲突：原始男子气概与阶级冲突如何导致赫尔利外交失败（1944—1945）》，从文化史视角探讨原始男子气概与阶级冲突等文化影响在塑造赫尔利对华态度和决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华盛顿大学萨拉·穆迪（Sarah Moody）在《迪克西使团、赫尔利与美国对华外交的失败（1944—1945）》一文中认为，美国外交官的个性、中缅印战区特有的结构性问题、支离破碎和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以及缺乏明确、合理的对华外交政策，都导致美国对华外交的失败。另外，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历山大·巴塞尔（Alexander Barthel）的论文《“中国人的厄运”：法国与战略物资的对华转运（1937—1939）》，考察了1937年至1939年法国政府禁止战争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边境运往中国的历史过程，认为这制约了国民党政府继续战斗的能力，是“中国人的厄运”，但这反映了法国的中立态度。挪威科技大学弗里达·布伦德·詹森（Frida Brende Jensen）的《挪威外交政策与中日冲突（1931—1938）》认为，挪威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总体上可以描述为试图保持中立并避免卷入其中，其目的是为保护挪威在东亚的利益。

　　有学者讨论了战时国际组织。美国圣十字学院任可（Ren Ke）的论文《二战爆发时的国际和平运动、中国和跨国行动主义》，关注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初期的组织和运作，认为中国最初参与国际和平运动说明了20世纪30年代复杂的绥靖与抵抗政治。到1938年年中，国际和平运动不仅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中国，还吸纳中国加入。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罗伯特·孟洛克（Robert Mamlok）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在战时中国（1937—1945）》，呈现了红十字会国际援华医疗队的27名外国医务人员不顾危险坚持工作的事迹，讲述了他们来华的国际背景，着重描述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图云关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为防治传染病和解决营养不良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跟随中国远征军开展医疗救护的情况，高度赞扬国际援华医疗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三）战时人物研究

　　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传统政治人物的关注度明显下降。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格蕾丝·黄（Grace C.Huang）的著作《蒋介石的羞耻政治：中国的领导力、遗产和国家认同》，从中国文化框架阐释蒋介石，突破此前对于蒋介石的研究视角，分析其推进儒家羞耻政治以对抗日本入侵、敦促人民团结的行为，揭示了弱势国家领导人如何利用强有力的文化工具来激励国民并增进持久的民族认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郭祥伟（Guo Xiangwei）的论文《建立妇女统一战线：抗战救国的中国精英女性网络（1932—1938）》，以抗战爆发后移居武汉的中国精英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她们呼吁建立妇女统一战线的行为，指出妇女统一战线是中国精英女性认同的重要制度，她们通过这一制度在地方乃至国家层面跨越和超越地缘政治的界限，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战时政治人物和群体研究呈现出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性别研究相结合的倾向。

　　有些西方学者突破传统视角关注战时国际友人。西班牙圣·乔治大学克里斯塔尔·拉姆帕塞德（Krystal Rampersad）和迈克尔·蒙塔尔巴诺（Michael Montalbano）在《前线人生：白求恩（1890—1939）的遗产》一文中，展现了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前线的作为，重点论述其医疗创新和改革倡导以及对战场医学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认为其人道主义精神使其闻名于世界。何铭生的专著《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南京的辛德勒》，以“从未有人使用过的档案资料以及对幸存亲属的采访”为基础，关注丹麦人伯恩哈德·辛德贝格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为中国难民所提供的庇护及其用相机记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是关于辛德贝格的首部英文传记，作者认为他拯救了近万名中国难民，应该被历史铭记。美国布兰迪斯大学阿兰·伦佩勒（Alan Lempereur）的《保护人道主义谈判：约翰·拉贝和南京国际安全区（1937—1938）》，关注南京沦陷时拉贝作为谈判代表为保护25万名中国难民与日军进行人道主义谈判的动力和过程。西方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外合作的形象塑造，对建构战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增进当下的国际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国内学界密切关注。

　　七、研究特点与启示

　　与世纪之初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相比，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一些新趋向，其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给国内抗战史研究带来省思和启发。

　　第一，就研究范式而言，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呈现全球史观、实证微观史学、记忆史学三足鼎立之势。一直以来，西方学界普遍持有“一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以全球史观重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和世界影响的特点愈发鲜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抗战视为二战的一部分，并认可中国抗战对二战作出的重要贡献。实证微观史学视域下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的取向依旧稳固。21世纪初，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受到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冲击，已经呈现重视微观史学之象，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其研究对象更多地“向下”关注战争中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使抗日战争史呈现更加饱满的姿态。记忆史学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西方学界更加重视抗日战争对后人的影响，包括战争记忆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对民族情绪的塑造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第二，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21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再拘泥于探讨中国抗战的“两种道路”或“两种模式”，转而开始重视中国抗战史的全国性政策、战略的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势头正劲，战时中共党史、日常生活史研究、日本罪行研究依旧热度不减，战时政治、军事、外交、人物研究热度有所下降。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学界抗战史研究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取向逐渐增强，“碎片”研究的表象背后蕴藏着全面史的关怀；抗战历史记忆研究的发展彰显了对现实意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数字化研究资料的特点日益凸显。学科交叉选题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成为趋势，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艺术学与史学交叉的选题和方法屡见于近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资料方面，与十年前蒋介石档案等史料的公布不同，近十年的新史料呈现“数字人文”的特点，一大批新史料被发掘、电子数据库被建立，扩大了西方学者抗战史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整理与研究类项目予以资助，如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图书馆的梅兰妮·哈伯德（Melanie Hubbard）将馆藏1930年至1940年的上海老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其融合到大屠杀类数字项目的LMU文献中。

　　第四，研究队伍基本稳定，规模稳中有增。近十年来，方德万、拉纳·米特、何稼书、顾若鹏等学者依旧是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主力。此外，有一批年轻学者也加入中国抗战史的研究队伍且成绩斐然，何铭生、莫亚楠是其中的代表。需要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进入英文学界抗战史研究领域，为抗战史的海外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也彰显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中外学界关于抗战史的国际合作研究在20世纪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牵头组织的“重写抗战史”联合研究项目每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研讨会，已经推出系列成果《重探抗战史》三部，集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多国学者之力，对中国抗战的爆发及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合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对近十年来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检视可以发现，为丰富国内的抗战史研究，有诸多方面可以借鉴。首先，借鉴西方学界使用史料多样化的特点，继续深入挖掘各类史料，注重对不同形式史料的整理和运用。其次，借鉴西方学界在抗战史研究中重视理论范式的优点，探索新范式、新方法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比如对于抗战记忆史的研究，需要我们重视并在国际学术界发声。再次，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关注国外学界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从多元视角对抗日战争史开展深入研究，比如将中国抗战史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并探索东西方战场的互动。最后，要在西方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拓展性、引领性的研究。比如，西方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和对被侵略国家的示范意义，但关于中国抗战对美国、苏联和英国等国家的积极作用的发掘还不够，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