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地位的形成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黄正林   2025-11-01 09:19:01

　　内容提要

　　从整体史的视野看，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地位是逐步形成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主张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中国抗战力量聚拢在一起。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力量弱小，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随着平原游击战的开展，八路军迅速成长与壮大。百团大战的胜利，说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抵抗数千乃至数万日军兵力的“扫荡”，初步具备成为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实力。在战略相持阶段，广大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抗击了日本侵华主力，八路军支撑起华北抗战的大局。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特别是1944年美国派观察组到延安，并与中共开展军事方面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后战场　中流砥柱　百团大战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学术界以往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一是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提出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制定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提出论持久战的方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等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是决定抗战胜负的关键；二是从他者视角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美国海军上尉卡尔逊（E.F.Carlson）对抗日根据地的观察报告指出，中共有坚定的抗战信念、八路军有灵活的战略战术，美国与中共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曾有客观评价；蒋介石、陈诚、王子壮、王世杰、徐永昌、丁治磐、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日记，也有对中国共产党作用的正面肯定。上述研究视角的共同点在于论述中国共产党是或者如何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值得注意的是，若从整体史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地位是逐步形成，而非一蹴而就的。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形成和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抗战为例，梳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地位的形成过程。

　　一、 中国共产党力主抵抗日本侵略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画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鉴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七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同盟等组织，联合工农商学界反帝推动全国“反帝废约”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收回汉口英租界是中国人民从列强手中收回主权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马上指出，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东三省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的直接行动”，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蒋介石在当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要求全国人民“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动摇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凡我同胞均应信任政府，整齐步伐，一致听中央之指导”。可以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二八”事变爆发后，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正式宣布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发表通电，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5日，中共中央致信各地党组织，要求“公开成立民众反日会与民众反日联合会，公开领导目前开展着的反日斗争”。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汉口、广州、南昌等地的学生、工人、店员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大会。9月26日，赴南京请愿的上海学生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出：“一、请国府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二、请政府惩办不力外交官；三、请政府令张学良迅速出兵；四、请政府发给各大学生枪械，使全国学生武装起来，以为政府后盾；五、请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27日，上海市抗日救国会敦促国民党中央“从速决定外交方针，即以日本为公敌，在十年之内，专谋对日之方策”。10月17日，全国商会联合会电请国民政府“采用积极政策，并通电全国商民，一致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这些主张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日抗战的号召。如日本学者所言：“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运动，支持共产党的号召，并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界人士对于十九路军将士的抗日行动，“或开会发电，或恤死扶伤，或虚寒送暖，或筹备军需，或奋勇投军，或参帷幄以弱制胜，凡有可以为助者，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物质上无不尽力为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主张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等43人联名公开发表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民众抗日运动的兴起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的要求”。当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二、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救国方针的探索

　　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的安全，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不抵抗的方针，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政策，但仍把如何解决日本侵略的问题寄托予国联，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和苏区上。1932年12月，国民政府从洛阳“还都”南京时，“督饬军事委员会派遣大军，分赴豫、鄂、皖、赣各省”，继续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1933年春夏时期，日军发动了对长城一线的军事进攻，中国面临华北被占领的危险。当时部分国民党将领要求前去援助长城抗战，却受到蒋介石的训斥：“嗣后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为词，而不肯专心剿匪者，中正必不稍加姑息。”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定》后，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决定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本侵略一味忍让妥协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共和红军的军事“围剿”。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国仍在内战的漩涡中。

　　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内少数地方实力派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于是，“抗日”成为一些地方实力派反蒋的策略和特点。1933年5月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1月蔡廷锴和蒋光鼐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及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都打着“抗日”的旗帜。这些事件都失败了，究其原因：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抗日造成“内外夹攻”的局面；第二，全国抗日力量未能提出适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使抗战力量处于一盘散沙，“各种反蒋抗日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这就需要一个被各抗日政治团体共同认可的抗日方针和策略，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力主对日抗战，而且也在不断寻求抗日救国方针。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宣言，并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较早提出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主张，也被简称为“三个条件”。4月15日，中共再次强调，“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5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与闽粤地方实力派订立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该主张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萌芽。

　　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特别是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成为左右世界历史动向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世界变局、法西斯势力增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基本形成将‘党由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构想”。这一思想形成后，1935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党中央的名义通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下简称“《八一宣言》”）。宣言提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与“三个条件”比较，《八一宣言》打破了党派、阶级、界别、军队的界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团结全国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和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一剂良药。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指示。11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表示愿意与围攻陕甘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与一切“抗日反蒋者”建立“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蒋介石趁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调集重兵进行“围剿”。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依然执行的是“抗日反蒋”的政策。

　　《八一宣言》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报》公开发表，使国民党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1935年秋，蒋介石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暗示愿同中共就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2月，蒋介石派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谈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同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地下党员周小舟和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等通过谌小岑在南京与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养甫秘密接触，就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交流了各自的诉求。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宋子文，委托宋庆龄派董健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的重要信息。中共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愿“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进行谈判。1935年底至1936年初国共之间的初步接触，虽然讨论了“共同抗日”的话题，但“双方都在相互试探”，并未消除敌意。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依然是“抗日反蒋”。

　　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张学良“认为反蒋抗日行不通，劝蒋联蒋有希望、有可能”。因为全国军事、财政、金融、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抗日离不开蒋介石，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学良的主张符合当时中国政治实际和抗战需要。中共采纳了张学良的建议，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回师通电，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卖国贼”。8月15日，共产国际明确指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中共中央也研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是否存在抗日的可能性。8月26日，毛泽东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9月1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的指示。9月8日，中央书记处把“逼蒋抗日”政策向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进行通报，建议不要提“打倒中央军”，而是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联蒋抗日”的前提是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后，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逼蒋抗日”的条件已经成熟，而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落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身上。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那〔哪〕里，他就走到那〔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1936年12月12日，因蒋介石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形式实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使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逐渐变为现实。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中央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称“此次中共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例证”。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三、 中国共产党开创华北抗日战场的新局面

　　经历过长征后到达陕北的红军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总数只有4万余人，人数少、武器装备落后，特别缺乏枪支弹药及重型武器。一支弱小的部队如何在抗战中发挥其优势？如何发展壮大？这是中共中央和党的领袖必须思考的问题。

　　红军尚未开始改编，中共中央就指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作战原则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1937年8月5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红军改编后对日作战的问题时强调：“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9月中旬，彭德怀与阎锡山、刘峙等战区司令讨论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作战问题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强调要向国民党方面“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八路军虽然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严重。因此毛泽东对林彪等前方将领再次强调：“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毛泽东为何如此强调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一方面因为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是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失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着眼于八路军力量尚弱小，“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八路军只有发挥游击战的特长，才能在与日军作战中成长壮大。

　　根据地是八路军壮大和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上海太原失陷后，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太原沦陷当天，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山西正规战斗已经结束，从此进入游击战争阶段。支援华北，发动山西游击战争，毫无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日军也曾记载，太原失陷后八路军“采取自主立场实行所谓‘敌后游击战’，扰乱日军的后方，并且在日军占领地区的间隙部分，努力建设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及武装群众”。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以太原会战结束为标志，八路军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开始游击战争和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会战后到1938年2月，八路军在39次战斗中歼灭日军100人以上，毙伤日军8700余人。一一五师马道岭战斗、广阳战斗、娘子关—井陉战斗，一二〇师忻口—雁门关和同浦路北段破袭战，一二九师黄崖底战斗、正太铁路破袭战、反敌六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反敌八路围攻等都是比较经典的战例。这些战斗使八路军主力“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武器上都增加了一倍”，达到8万至10万人。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下辖40余县，1000万人口。说明八路军进入敌后不足半年时间就站稳了脚跟。尽管如此，八路军“还不能负担起夺回重要城市与交通线的任务”。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八路军在同日本军队的决战中还不能在其他中国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

　　1938年1月29日，“在抗战全局以保卫武汉、河南为重要，津浦南段将有剧烈战”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作出指示，称“在此情况下，我八路军有以更积极之行动取得大小胜利，以达到抑留山西、平汉线上敌人，取得战争〔略〕上配合东线战局之任务，同时可以兴奋全国军民，削弱敌力，迟滞晋中敌之南进，并提高我军影响”，要求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线平原地区出击。为何首选在以冀中平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战？第一，冀中平原是日军占领华北后的腹地和交通要道，“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于河北境内，日寇向中国腹地侵略，这两条干线，已成为转运兵力的重要枢纽。为牵制日寇前进，截断日寇的运输，分散日寇的兵力，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二，从战略态势看，日军占领华北后的目标是夺取华中，华北兵力相对薄弱，正是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通过半年多的游击战争，八路军在山岳地区已站稳了脚跟，为“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良好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从经济、人口等方面看，华北平原物产丰富，而且冀中有800万人口，粮饷和兵员充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建议：“巩固山岳地带，积极发展平原游击战。只有这样，才能便利于山地的巩固，才能解决粮食与物资困难问题。”第四，华北沦陷区的民众饱受日军侵略之苦，希望八路军能到冀中来，他们听到“太行山中的胜利”，听说“‘那里都是红军了’‘只要红军来中国就有救’”“甚至地主豪绅亦在讲‘来吧！共产党也比亡国奴强’”；他们自发组织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力量，如河北民军、人民自卫军等，为开展平原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根据八路军总部训令，1938年2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部队出击正定和保定，占领了望都、定县、新乐等县。初战告捷后，2月21日，彭德怀致电聂荣臻：“日军正在南进，河北境内敌人空虚。晋察冀军区主力应趁机进入平汉铁路以东积极活动，以壮大部队，解决装备与给养，扩大政治影响。”八路军总部还命令一二九师派得力支队出平汉线向津浦线扰袭。3月，一二九师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队到达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九师在冀中平原取得成功，为中共中央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应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

　　4月23日，一二九师根据中央决议部署部队向冀南、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平原地区战略展开，将所属主力部队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又称“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平原挺进；右纵队（又称“路西纵队”）由陈赓、王新亭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新成立的第三八五旅在陈锡联等人的领导下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活动，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4月26日，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五支队、第七六九团和第六八九团离开辽县，并于5月1日进入平汉路东地区，开始平原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为牵制日军向津浦路、徐州进攻，4月28日，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二次出击平汉铁路沿线，破坏铁路80多公里。武汉会战期间，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平汉、平绥两路沿线“分头出动，扰乱敌人，牵制敌人”，在安国、徐水、荣城间与日军激战，收复安国县城。

　　两支八路军主力在冀中平原地区打开局面后，着手建立根据地和政权。4月21日至5月初，中共冀中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冀中区行政公署，由吕正操兼任行署主任，建立起华北平原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冀中根据地的建立使“晋察冀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使山区能够得到平原人力、物力的支援和战略上的直接配合。它是在敌人心脏地区矗立起来的一个抗战堡垒，同其他兄弟根据地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能够更有力地牵制敌人，长期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建立，不仅直接威胁到在北平的日军，而且对平汉和津浦铁路一带的日军构成威胁。9月20日，日军集中第一一〇、第一〇九、第二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旅团共5万人，由平汉铁路北段、平绥铁路东段、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出击，分25路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围攻。能否打败日军的围攻，是八路军能否立足平原地区和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生死考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集中全力向华北平原发展。11月24日，中共中央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并担任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政委，“加强该部之正规化”；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一部去冀中区开展游击战争，吕正操部归其指挥，以“推动、影响特别是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12月2日，八路军总部又决定派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开赴新、老黄河间的苏鲁皖地区开展工作。19日，陈、罗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组成东进支队，任务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依山傍湖的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各部先后进入平原地区。1939年1月，程子华带领的干部队与贺龙等人率领的一二〇师主力先后到达冀中根据地。2月，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该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内线与外线相配合，消灭敌有生力量，打破其围攻”。为统一指挥冀中八路军，成立了八路军冀中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委关向应、副总指挥吕正操，“统一军事指挥”。3月，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东进支队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4月13日，八路军总部任命徐向前、朱瑞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八路军各部。随着八路军三支主力师先后进入冀鲁豫平原地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华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抗日战争的敌后主战场态势基本形成。

　　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三支主力师向冀鲁豫平原地区主动出击，袭击日军据点和铁路、公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据统计，1938年6月至1940年百团大战前，八路军在华北与日军作战次数达8987次，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如1938年7月6—8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二〇师发动平汉、正太、平绥路破袭战，毙伤日伪军1450人，攻克了望都、新乐、定县、清风店等平汉、正太路沿线的县城和车站，被称作“平型关以后的大胜利”。9月20日至11月7日，日军第二十六、第一〇九、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旅团及伪军3万余人围攻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〇师主力与日军作战136次，毙伤日伪军5330人。1939年7月3日至8月下旬，日军第二十、第一〇九师团主力与第十、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一〇八师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各一部对太行山发动“扫荡”，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三八六、第三四四旅等与日军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城。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第一一〇、第二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扫荡”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在一二〇师一部配合下，与日军作战108次，歼灭日伪军3600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1940年2月23日至4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扫荡”晋西北，一二〇师和一一五师独立支队与日军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1100余人，收复岚县、临县、方山县城。4月10日至5月30日，日军第一一〇、第二十七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3?9万人对冀中地区第二次“扫荡”，冀中军区与日军作战91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4月14日至5月5日，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十旅“扫荡”鲁南地区，一一五师主力与日军作战32次，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6月7日至7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及第二十六师团一部“扫荡”晋西北地区，一二〇师及新军主力与日军作战113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6月25日至8月10日，冀中军区对日军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师团发起“青纱帐战役”，作战146次，毙伤日伪军2189人。这些经典战例最终汇集成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即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八路军总部动用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二九师、晋西北军区等共计105个团向日军驻华北的据点、铁路、公路发起了自全面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与日军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俘虏281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18407人，反正1845人，收复县城11座。据日方文献记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石太路沿线各小据点（以分队为主）大半已被消灭……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伤”，井陉煤矿是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中共军所到之处，铁路、桥梁被破坏”，总计炸毁桥梁73处、隧道3处、水塔5处，破坏117处铁路总长44682米，烧毁车站20处；炸毁电线杆1333根、放倒电线杆1107根，切断电线146公里。据统计，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死伤总数为，战死五千四百五十六名，负伤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名”，伤亡巨大，应该与百团大战密切相关。日军一位参谋感叹说：“共军的情报搜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不仅如此，“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与抗战初期相比，八路军不仅能够抵抗日军数千乃至数万规模兵力的“扫荡”，而且寻找战机主动出击进行破袭战，组织百团大战这样规模的战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具备了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实力。

　　首先，中共军队在华北牵制了1/3的侵华日军。早在1937年12月，外媒认为八路军“沿平汉铁路、平绥铁路和正太铁路对日军交通补给线发动多次进攻袭扰已对日军南下黄河一带的攻击行动形成牵制”。随着战争的进展，这种牵制作用越来越大。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线积极出击，钳制日军大量兵力，截断了日军前后方的交通……配合主力在主战场上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的大胜利”。1940年，日军除了在东北和台湾地区的驻军外，在中国大陆总兵力达72.8万人，其中在华北有9个师团及12个旅团，总计25万人，占侵华日军的34.3%。八路军的壮大，起到的不仅是牵制作用，而且主动出击，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拔掉日伪据点，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一支这样的军队如果还不能被称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那么什么样的军队才能被称为中流砥柱呢？

　　其次，华北平原地区游击战开展后，陆续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和山东5个抗日根据地，收复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大片沦陷国土。八路军的数量和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据日军方面的估算，“1940年，八路军达80万人（应包括游击队等武装部队——引者注），其解放区人口达4，00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其解放区人口达1，300万人，至此，支持中共的人口包括游击区在内已达一亿人”。华北的根据地位于侵华日军的后方，不仅包围着侵华日军的据点，而且威胁着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和后方安全，八路军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向日军据点主动出击，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并收复失地。1940年，日军意识到“华北的国民党军日呈颓势”，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点应是根据地和八路军。

　　百团大战后，华北战场主要是八路军与日军交战。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期间，毛泽东做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判断。冈村宁次也曾回忆称，1941年他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中条山战役失败后，“华北许多国民党部队都投降了日军，后来被编入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国民党部队到1943年底没有大规模地在黄河以北出现过”。但是，八路军一直坚持在华北战场，成为华北地区与日军交战的根本力量，直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再次，从侵华日军对八路军战力认识的变化看，八路军成为日军在华北战场的主要对手。全面抗战初期，日军认为八路军装备不良，“几乎不可能具有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是以扰乱我军后方、消耗战力、牵制我军行动等为目的，只是趁机进行游击而已”。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华北平原展开攻势后，1939年12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情报主任会议，指出“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渗透于民众中间，在山东方面，其势力更加迅速扩大”，“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日本华北方面军“把昭和十五（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的讨伐重点，全面指向中共”。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认为，八路军“在8月20日以后放弃了以往的方针，对山西、河北的全部及蒙疆的一部分地区，果敢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击”；“中共军队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打的是运动战，所以完全出乎日军预料”；“共军的通信联络技术比国民党系军队有显著的进步，无线电技术甚为优秀”。通过百团大战，日军对八路军的实力有了重新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军增加兵力。总军答应了要求，准备今后认真地进行剿灭共军的作战”。12月，日军“把提高华北治安作为重点施策，决定从华中调出不到两个师团的兵力给华北”。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命令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团（缺1个步兵联队）和第十三军第十七师团调到华北战场。侵华日军为了消灭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日军认为从1941年开始“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侵华日军看来，八路军是他们在华北战场的主要对手。

　　四、 敌后抗战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受到重创后，把消灭华北八路军作为作战的重点。日军1941年的“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提出：“华北治安肃清之成效，迄难如我意之根源在于共产党军之民众渗透工作的深入与扩大，因此，以对共工作列为重点，力求对各项工作积极予以具体化，更企图尽速确立治安……在昭和十六年度将实施彻底的剿共治安战，则确为空前之计划。”《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中提出“总力战”，“要求各兵团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观点出发”，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日伪巩固地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根据地）。并计划从1941年7月到1943年底开展“强化治安运动”，目标是把“治安区”由10%提升至70%；“准治安区”从60%下降至20%；“未治安区”从30%下降至1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要把华北建成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加强了对华北“治安肃正”的强度。日军在华兵力共计21个师团，19个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总计55万人（不包括日军在东北和台湾地区的驻军）。其中在八路军周围有7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在新四军周围有5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这意味着侵华日军被八路军、新四军钳制的力量达49%。从1942年1月至5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37次，使用兵力20余万人，其中华北33次，兵力19.9万人，平均每月“扫荡”7次，每次参加“扫荡”的人数一般数千人，多则万余人，“企图寻歼抗日根据地军政领导机关，阻止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休整，破坏军工建设，制造物资供应的困难”。日军除了残酷的“扫荡”外，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和“蚕食”，“有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堡垒和封锁线，一直伸到我们的鼻子底下”。日军采取“彻底毁灭我军民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把一些地区完全变成“无人区”。

　　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制定的反“扫荡”原则是：“在不丧失政治影响和生存条件下，将原来‘打不了就拖’发展为‘拖不了就让’；以各种基本斗争形式坚持平原，以保证山岳区的物资供应、作战联系，避免山岳区孤立；在敌集中力量进攻一个或几个山岳区时，暂时‘变质’的，要坚持斗争争取不‘变质’，以保证根据地的生存；仍以反‘蚕食’、反‘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力在内线作战已发展到转入外线作战，内线的作战任务交给民众武装、游击队，主力转到外线，要配置在邻区和边缘地区，以分散作战为主。”按照该作战原则，在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主力兵团采取灵活的战术，取得一系列战役胜利。1942年先后有晋西、太岳、太行、沂蒙、胶东、冀东、冀南反“扫荡”战役，以及冀中反“五一大扫荡”战役，太行夏季、冀鲁边、冀鲁豫等反“扫荡”战役，北岳反“蚕食”作战等。特别在青纱帐季节，八路军主动发动进攻，恢复了原根据地的基本区。到1942年底，“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

　　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1943年确定在华战略目标是“确保现有占领区安定、特别要大力改善主要资源地区、城市交通线附近地区的治安”。1943年1—11月，日军对华北、华中发动1000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31次，其中包括21次兵力超万人的“扫荡”（华北18次、华中3次）。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2.48万次，毙伤日军6.4万余人（内毙日军2.1万余人），毙伤伪军7.2万人（内毙伪军约3万人）。八路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如太岳军区收复国土1.6万平方公里；太行军区收复了林县、辉县以北地区；冀鲁豫军区收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地区，“共解放人口千万”；冀察热军区开辟了1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晋察冀边区政府收复的村庄，“在北岳区增加的两千，冀中增加了三千，而冀东增加了六千”，其中有些村子1937年就沦陷了，在这次反“扫荡”中收复了。1943年底，抗日根据地得到完全恢复且有所发展，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万”。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开展政治攻势和游击战争，极力加强和培养抗战力量，倾注全力确立抗战体制”。

　　1944年4月，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日军开始实施“1号作战”计划，目的是“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同时摧毁铁路沿线重要地点上的敌航空基地，以阻止在华美军空袭我本土”。“1号作战”实施后，日军只用大半年时间便打通了河南、湖南、广东以及到广西的铁路交通线，上述省份大部成为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丢失城市100多座，6000万同胞被日军统治；军队损失约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并有大量厂矿和工业资源、粮食产区落入日军之手。河南会战的失败使陈诚不得不承认：“现我国军队不能作战，全国皆然，第一战区不过先行暴露弱点，其余之不能作战，所恃者是敌未来耳。”

　　国民党丧师失地时，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收复大片国土。山东根据地在反“蚕食”斗争中，“恢复地区约二万九千平方里，今年（指1944年7月以前——引者注）又有新的开展，一般已恢复了一九四〇年的情况。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根据地，已经扩大了一倍以上”。太行根据地收复国土3.3万平方里，使太南和豫北地区成为整体。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攻入28个县城，“冀中平原地区恢复到百团大战以前的局面”；北岳军区将日军“一线堡垒摧毁”，冀热辽军区攻入“伪满境内”。晋绥军区发动秋季攻势，使晋绥根据地第三、第八分区联成一片。冀鲁豫军区在反攻中使根据地扩大到约20万平方里，鲁西南与鲁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山东根据地“二千里的沿海地区在八路军的手中，一一五师有十万以上的正规军，民兵和游击队大约有四十至五十万”。八路军的局部反攻，根据地扩大到“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里；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和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里”，跨越华北晋、冀、察、鲁、豫、绥、热、辽等省，根据地人口达5000多万，占华北各省总人口60%左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局部反攻取得了良好的战绩。

　　八路军华北抗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1944年《美亚杂志》发文称：在华北地区，“日本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区是比较不大，在大城市与主要交通线之间，中国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广大的地区，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的各级政府，以动员各阶层人民抗战，这些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作战的‘游击根据地’或‘边区政府’控制的地面积有十万万方英里，有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口……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控制的地区里面，包括将来反攻日本的极端重要的根据地”。华北的日军据点完全处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英国《泰晤士报》有文章说：“在去年（指1943年——引者注）一年中，有一万一千个据点和碉堡被攻克，而今天广大区域中的主要人口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了。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济南等沦陷城市中的驻军，都在八路军的威胁下过日子。”7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的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美国政府从各种报道中看到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的贡献，因此也十分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于7月22日派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他们对中共抗战的积极评价。如10月10日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与毛泽东谈话后，向罗斯福报告说：“日本军队占领的土地越多，就使国民党越发困难，而共产党则变得更加强大”；“共产党人定将‘收复国民当丧失的每一块土地’，而且他们的部队已经从北、南两方面向豫东挺进”。为准备美国在中国大陆登陆作战，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开展了军事方面的合作。这种军事上的合作，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结　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是认清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及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信条。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各地方实力派也提出抗日口号，但找不到正确的抗战方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提出为各派所能接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这个方针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反蒋抗日”只得到了部分地方实力派支持，而“联蒋抗日”则得到了全国各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探索出来的一条正确方针；毛泽东曾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蓄谋已久的日军侵略和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作出明确判断“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因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八路军采取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战法，“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所以“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八路军在华北开展的大规模游击战和运动战，使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中流砥柱地位在对日作战过程中逐渐形成。

　　侵华日军在其战略进攻阶段并不以八路军为对手，在战略相持阶段却把八路军作为重点作战对象。在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主力退出华北，中国共产党高呼“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先是在太行山岳地区站稳脚跟，随后果断作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决断。1938年至1939年初，八路军三大主力先后向华北平原地区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华北平原游击战和根据地的建立，扼住了日军从华北到华中、华南的咽喉，华北敌后战场的地位日益凸显。1941年，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已经初步具备了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实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独当一面，牵制了日军7个师团和11个旅团，不仅抵抗了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而且收复失地使华北敌后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中流砥柱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根基，八路军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在广大的华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特别是中条山战役国民党主力撤退到黄河以南地区后到抗战取得胜利，八路军独自与日军在广大的华北地区作战，不仅抗击了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残酷“扫荡”和“蚕食”，而且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4年日军发动“1号作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收复了大片被日军占领的国土，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保障了西北和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