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展：从日军战略看我敌后战场历史地位
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7期 文/张展   2025-11-06 09:01:09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日军将占领区视为战略基础，企图“以华制华”。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敌后战场，利用组织与政治优势，打破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统治秩序的计划。1938年4月之后，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敌后战场的发展极大削弱其正面进攻的战略价值。武汉会战后，日军不得不限制正面进攻的范围，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手段，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向敌后战场，并在经营占领区与诱降国民政府的两手准备间反复摇摆，失去战略稳定性，注定了后来的败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不仅发挥了对正面战场的屏护作用，更重要的是颠覆了日军的基本战争逻辑。关键词：抗日战争  敌后战场  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

　　敌后战场的地位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多从牵制消灭日伪军数量、配合正面战场角度进行回答。然而，在有机统一的抗日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各自对抗的日伪军数量，往往无法精确统计。本文认为，要明晰敌后战场地位，不能不深入考察日军整体的侵华战略规划，除歼敌数量、兵力牵制等直观数据外，还要考虑抗日战争总体战、持久战的性质。

　　从日军侵华战略的角度看，敌后战场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从军事上牵制大部分日伪军，更在于打破日军的基本战争构想。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武装党政军一体式发展，构建起完整而强韧的基层政治秩序，从根本上颠覆了日军“以华制华”战略，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日军扩大正面进攻的战略意义，使其基本战争逻辑无法自洽。日军整体战略由此进退失据，不得不在经营占领区与诱降国民政府的两手准备间反复摇摆，为后来的败局埋下伏笔。中国共产党以相对劣势的军事力量主动开辟敌后战场，在持续高压打击下坚持长期抗战，有效改变抗日战争的整体态势。即便在军事层面处于阶段性劣势，中国共产党凭借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建设成效，依然能够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逐渐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被再次验证。

　　一、打破日本原定战争规划

　　1937年11月，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旨在消耗日本的国力和军力；然而，由于中国缺乏近代化的军事和经济体系，这一策略实际上是“专以广大地域为武器，一心后退”；抗战大后方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民政府将由于资源匮乏产生激烈的内部斗争，最终走向分崩离析；而日军占领的华北、上海，是中国相对富裕的“提供战费的地区”，将成立以华北为中心的“新政权”，扶植其成为“新中央政府”。

　　1937年末至1938年初，日本进一步确定“以华制华”策略。日军的战争策略高度依赖占领区的“新政权”。日军认为，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是取胜的关键，应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由之与抗日力量相抗衡，避免长期战争消耗。其参谋本部“终结持久战的策略”，是在各占领区扶植并整合“新政权”，进而“围困、摧毁”抗日政权。1938年1月，近卫文麿内阁终止与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参谋本部随之推出应对持久战的战争规划，包括三个阶段：首先是“消极持久战”阶段，主要着眼于消化现有占领区，推动“新政权”发展；第二阶段，随着占领区的安定，日军将得以集中力量进攻武汉等地，并配合以政治上的诱降策略；若国民政府仍不屈服，日本将在第三阶段继续加强“新政权”，由其与国民政府对峙，而日军守备部队将逐步撤出。

　　原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现权力真空，为日军实施“以华制华”策略提供了条件。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地方统治机关大范围崩溃，基层社会形成众多自发武装力量。时任牺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劭文回忆，“旧县长们在敌人未到之时即一个个弃城逃走……国民党的溃军兵败如山倒，丢掉枪支弹药逃跑……社会秩序大乱。晋东北只剩下五台、盂县（县长胡仁奎）两个县长，其余都逃了……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和各县政府的负责人也都逃跑了”。日军华北方面军也提到，“中国方面的行政机关几乎完全溃灭，省政府自不必说，除冀东地区外，县政府也仅有天津与北平附近存在二三而已”，大部分地区只存在新建立的“治安维持会”。

　　日本当局评估占领区基层社会秩序能够自行恢复，因此采取间接统治方针。近卫内阁通过的《应对中国事变纲要》确定，在占领区通过“指导”伪组织来实行间接统治，这也是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一致意见，即由占领区居民“自发”组建政治机构，日军仅通过幕后“指导”方式来操控，减轻自身行政负担。基于对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观察，陆军省曾判断，中国人缺乏持久性，多数中国人都是随大流。日军华北方面军基于类似观点指示：“投入最少而效果最大的方策”是利用当地居民的“爱乡之心，同族团结”，发展其“自治与自卫能力”；即便是“匪贼”，只要不属于国共两党，也是和平时代原本的“良民”，不会坚持抗日，能被“同化”于民众之中。立足这一判断，华北方面军要求部队避免收缴民间武器，由保安团和乡村的保甲体系维护后方占领区秩序。日军华中方面军也采纳相似政策，在基层社会构建“自治”组织，推行合作社保甲制度。

　　日军兵力严重不足，是其采取间接统治方针的重要原因。据华北方面军第1军计算，为控制山西、河北西部58处战略要点，所需兵力相当于5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团。而参谋本部规划的占领区守备兵力仅以一省配备2个师团为基准。当代日本军事史研究者藤井非三四认为，这一标准可谓“岛国小邦的穷酸构想”，“以平均规模的山东省”来计算，每名日军负责的守备面积需达到5平方公里以上。而河北省面积大于山东省，山西省面积虽与山东省相近，但地形更为复杂，日军以自身兵力覆盖占领区全域显然是不现实的。

　　日军在占领区负责行政“指导”与宣传的专职人员同样严重不足。华北方面军要求各部队专注于军事，“集中精力提升本职工作效能”，尽可能由特务机关和“宣抚班”专门负责“指导”占领区政务。而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总部的编制人员仅有42人，后来在大幅增员并借调110名文官的基础上，总人数也仅增至204人。特务部下属的特务机关承担对占领区省级和特别市级伪组织的“指导”职责，于北京、天津、冀东、太原（含大同）、石家庄、济南、张家口、绥远（含包头）设立8处，后来随占领区扩大，又于青岛、开封、保定等地增设，每处人数大多维持在13—25人，此外设分特务机关8处，每处工作人员仅3—6人。对伪道尹公署及关键县政府，日军特务机关派遣临时联络员进行“指导”，但由于人力有限，“联络员仅限于若干县城，其他县城和一般乡村都没有”。华北“宣抚班”则负责在铁道沿线地区进行宣传和“指导”政务，同样人手不足，首批成员仅有53人，被分为7个班。经多次增补，截至1938年12月，“宣抚班”扩展至128个班，成员包括1014名日本人和542名中国人，分散在北宁、津浦、京汉、正太、同蒲、胶济、陇海等铁路线周边广大地区。机构的单一和人员的缺乏，严重影响日军对占领区的管控能力。如日军北京武官上书所言，“军队与各种机关虽共同努力，后方地区仍不见恢复治安的希望，整顿扩充维持治安的机构，可谓燃眉之急”。

　　由于日军不愿过多承担统治成本，“治安维持会”等傀儡组织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制约。日军规定“治安维持会”的核心成员不得领取报酬，要求经济条件优越的成员提供资金支持，用以在税收充足之前，维持下级职员的薪资及日常开支。此外，日军“宣抚班”所需粮食和药品，也要由“治安维持会”提供。“治安维持会”缺乏扩张业务的能力和动力，日军要求其“为节约经费，编制不拘泥于形式，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小”，结果愈发限制其影响力，“在县城与较大的村镇，即便设有治安维持会，也仅能处理本县县城或所在村镇的紧急事务。在全县范围内实施统一制令的情况几乎不存在”。

　　日军在占领区采取相对松散的、低成本的间接统治策略，前提是不存在势均力敌的对手，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打破了日军构想。为打破日军“以华制华”策略，中国共产党将组织力量深入敌后与日军争夺占领区。中共中央指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这一战略转型实施后，八路军普遍下探基层，分散到敌后广大的乡村之中，将开辟根据地作为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把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但“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无法与日军匹敌，但在深入基层发展组织、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相较于异国作战且兵力不足的日军，拥有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组织能力，要求在敌后放手发展组织、组建政权、发动群众。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至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从全面抗战开始时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以河北省平山县为例，全面抗战爆发时，有确切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几十人，而到了1938年3月底，党员数量猛增到2984名；山西省和顺县到1938年5月，全县4个区均建立了区委，下设24个支部，拥有1724名党员。相较于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普遍发动群众，实现了党政军及群众组织的全面协调发展。刘少奇指出，党组织不仅要“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

　　在组织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打破日军在占领区普遍建立统治秩序的战争规划。任弼时指出，“在群众斗争开展的条件下，汉奸不敢抬头活动，敌人进到之处，已不能顺利的建立伪组织和伪军队，因为居民相信可以与敌支持斗争，敌人无法欺骗，汉奸分子亦畏惧群众力量，不愿出头组织”。日军承认，“不明真相的民众绝对信赖共产军队，而蔑视我军”。华北方面军的报告认为，在缺乏日军驻防的情况下，伪行政机构几乎无法存续。一旦日军撤退，抗日势力便会迅速介入，清算“治安维持会”的领导层。当日军重新占领该地区时，发现几乎无人愿意担任相关职位，甚至出现日军少佐不得不临时担任县长的尴尬局面。日军感慨，普通民众纷纷参与“匪团”，“尤其是出现了在共产党的活动影响下，普通土匪转变为抗日匪团，抗日匪团转变为共匪的倾向”。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能力的防范，华北方面军明确，在占领区要将“讨伐”重点对准共产党军队，尽早粉碎形成中的根据地。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各级参谋长指示，由于占领区面积广袤，兵力应有选择地部署于主要交通线和重要资源产地周边，不应处处分兵，但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摧毁，避免匪害扩大”。

　　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凭借军事力量与组织优势的结合，深入基层重建政治秩序，从战略高度改变占领区内部政治的演进轨迹。曾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的刘澜涛回忆，在权力真空中，敌后各种各样的自卫军、游击军、义勇军纷纷出现，鱼龙混杂，立场各异。中国共产党对其中“真正抗日的、有抗日愿望的，采取欢迎、支持、团结的政策”；对只是打着抗日旗号的，争取他们真正抗日；而对土匪队伍或顽固派队伍，“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予以打击”。因此，若非中国共产党力量及时介入，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或许能够最终收编大部分武装。正如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所言，“敌人‘以华制华’的策略，也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晋察冀军区“建立了我们的县政府，摧毁了许多伪组织，使新的汉奸政权也无法建立”，“如果没有军区的存在，那些杂色队伍可能都会投降日本去当汉奸”。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认为，在敌后战场影响下，日军原定的战争思路已无法成立，“我军需要不断讨伐的游击队，是满洲的匪贼所不能比的”，“亲日政权不过依靠我军武力来统治而已”。

　　由此可见，要考察敌后战场的地位，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外，更应关注其组织与领导能力。朱德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只有曲解游击战争的人，才以为：‘游击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军事的问题。’”华北方面军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高级参谋吉原矩后来承认，日军对占领区的构想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未能充分理解“中国民众在时代变迁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情绪，以及（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领导能力等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当时在参谋本部任职的松村知胜在战后感叹，“即便是一盘散沙的民族，也能团结起来”，这一进程当时“已经由国民党政权逐渐推动，而共产党政权更是进一步地强力实现，至于追随毛泽东思想而团结一致，向社会主义建设迈进的现代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抗战敌后战场迅速开辟并扩展，尽管对日军构成的直接军事威胁有限，但是通过阻遏日军的“以华制华”策略，在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前景。因此，日军不得不调整其整体战争方针，试图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的泥潭。

　　二、消解日军正面进攻作用

　　日本当局针对敌后战场的崛起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将敌后战场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进行专门应对；另一方面，重新在正面战场发动战略进攻，配合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武汉会战后，随着日军正面进攻到达顶点，其兵力不足与战线过长的矛盾更加尖锐，不得不转入战略保守阶段。日军明确将中国关内战场分为两部分，分别赋予不同的战略任务：在正面战场尽可能地减少兵力，采取防守反击的消极方针，主要着力于政治诱降；而在敌后战场倾斜配置充足兵力，采取广泛进攻方针，以之作为主要战场。毛泽东判断，日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战史丛书》认为，毛泽东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1938年，日军先后发动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精通中国事务的板垣征四郎与宇垣一成分别接任陆相与外相，配合军事行动进行政治诱降。日军对进一步扩大攻势的效果抱有厚望。日本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攻占汉口、广州相当于支配了中国，通过武力可以基本解决中国事变”。海军也认为，“控制中原即意味着实际控制中国”。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判断，“考虑到地域、人口、资源等关系”，扩大占领区可占据军事、政治、谋略上的有利地位。

　　在日军向正面战场调兵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把握战机实现敌后战场的大发展。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数月时间内，八路军先后创建冀南、豫北、冀鲁边、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等根据地得以巩固，还向山东和大青山派兵发展。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导致日军陷入一种悖论：正面进攻越是深入，敌后战场的发展就越迅速，从而消解其进攻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指出，日军发动正面进攻，对其而言确实是一种“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敌后战场同步扩大，“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针对敌后战场的大发展，日军迅速作出应对，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来规划作战。同年5月，日军取消派华北方面军沿京汉铁路夹击武汉的计划，命其仅以一部佯动来策应日军华中派遣军的进攻，而以主力置于占领区进行“肃正”。7月末，日军集中兵力攻向武汉，但留驻华北进行“治安作战”的兵力仍有9个师团，与部署在伪满、朝鲜来应对苏联的兵力相当。

　　参谋本部认为，敌后战场正在改变战局，如果能诱降国民政府，由其“讨伐”共产党，日本当然能“明快地一举解决事变”；但若诱降工作失败，占领区的扩大反而成为战略劣势，“茫茫国土与巨大人口”会使日军陷入消耗陷阱，成为“皇国自身灭亡之兆”；因此日军“要顾虑到之后的紧缩持久战略”，“绝对戒除延烧战线，国力生死存亡的界限就在扬子江一线”。1938年末，参谋本部总结整体战争形势：“鉴于对华持久战争之本质，徒然继续进攻内地，将落入敌军消耗战的陷阱，对我大为不利；一旦发起攻势，必须调动大量兵力，我占领区内部的治安将随之剧烈恶化，特别是中共将迅速而强力地进行渗透”。

　　相较于军事上具体的损耗得失，日军更关注敌后战场对其整体战略目标的阻碍。华北方面军认为，“皇军真正占领的不过是重要城市周边及铁道沿线的极其狭小的地域”，“华北大部分地区都在敌军势力圈内，堪称奇观”，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了日军，还导致其“在华北无论是政治还是产业经济方面，都无法独立运营”。日军老兵斋藤广一的经历生动诠释了此种形势，他驻守于山东德州附近的宁津县，虽接近重要交通线，但日军仅能控制县城，周边都属于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日军乘班车出城时，都要低头隐藏于中国乘客之中，防止途中被八路军发现。在无法实际控制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连个体的自由移动都面临困难，更不要说开展各项工作，来实现“以华制华”目标了。

　　基于敌后战场在整体战局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当局愈加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外务省意识到，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的实控区域将进一步缩小，实质上成为“地方政权”，但“日军无法完全控制的地区也极为广袤，共产主义将于此蓬勃发展”。日军虽仍掌握战场主动权，但无法凭正面进攻征服全中国，如果不能切实控制占领区，从整体战争方略来看便只有最终失败一途。大本营陆军部下发资料指出，攻占武汉后，“蒋一派逃到西南”，仍然活跃的是“当下立于抗日中国第一线来抵抗我军的共产军”，要以“尽快恢复治安为最大任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便是“治安之癌”，必须“斩草除根”。

　　武汉会战后，日军停止大规模正面进攻，以敌后战场作为主要战场。日军提出，“大本营的企图是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以长期封锁的态势，促使残存抗日势力陷入衰亡”；并将占领区划分为“治安地域”和“作战地域”，分别对应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根据日军规划，“治安地域”涵盖从包头起，沿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于此采取积极进攻策略，优先倾斜资源，在关键地区“固定配置充足的兵力”；上述范围以外地区被划为“作战地域”，将“根据敌我形势，将配置的兵力限制在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仅在武汉与广州各部署一个军（第11军与第21军），采取防守反击的消极策略，严禁轻易扩张战线。敌后战场的主战场地位，从日军的兵力配置与作战方针上得以明确。如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所言，日军在“作战地域”部署的兵力，仅约为在“治安地域”兵力之半数，可见其必须部署巨大兵力以压制中国游击部队，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正面进攻。

　　华北是敌后战场的主体部分。据日军统计，武汉会战后在中国关内的占领区总计约136万平方千米，其中华北日军的控制范围约105万平方千米，包括“蒙疆”、河北、山西、山东与河南、安徽、江苏各一部。而华中、华南日军的控制区大多属于“作战地域”，其负责的“治安地域”包括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重点是上海、南京、杭州之间地区，仅为5万—8万平方千米。日军还曾考虑在日苏开战时，放弃其他方向的占领区，仅保留华北。

　　日军大本营将主要战场定位于敌后战场，将资源向华北日军倾斜。1938年12月，大本营命令第5、10、27师团由华中、华南转向华北，1939年2月又向华北增加5个独立混成旅团。至1939年末，组建完成的18个独立混成旅团中，除第11旅团至第14旅团外，其他14个旅团均被投向华北。

　　华中日军不满这一安排，要求继续重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华中日军认为，不应区分主次，而应该“在全中国的占领区都进行彻底的治安肃正工作”，除长三角外，“对长江沿岸地带也要完全控制”，“汉口作战终结后，不能急于减少兵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参谋本部上书，主张“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也不在于混杂有大量杂牌军的二百万部队，而仅在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黄埔军校系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徒等敌军来攻是不行的，要积极抓住好机会，采取攻势作战”。冈村的上书得到华中日军的一致支持，但陆军中央没有理睬。然而，冈村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却强调稳定占领区的重要性：“鉴于华北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关键地位，我们必须确保其稳定，以便持续对华施加压力，并促进该地区的开发建设，以增强我国的国力，利于战争的全局。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这一大方针都将保持不变”。

　　1938年末，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既源于战场形势的发展演变，也可在日军战略逻辑中得到确证。从日军战略格局和资源投入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加快日军战略败退进程

　　随着日军战略重心转移，日军在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辅以部分军事进攻；在敌后战场，日军以军事进攻为主，配合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以切实控制占领区。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缺乏游击战的灵活性，在政治上缺乏党政军一体化的组织韧性，在日军进攻下遭遇重大挫败；而中国共产党面对困难局面坚持下来，使日军战略目标落空。

　　1939年1月到1940年3月，日军在华北连续发起三期“肃正作战”。但与日军在正面战场的困境类似，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丢失的地区，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华北方面军在“肃正作战”后总结，“肃正第二期期间，共产军势力显著上升”，成为“肃正华北治安最强韧之敌”，“肃正第三期后，共产军逐渐蚕食党军、杂军，猖獗至极”，于是日军“讨伐重点全面指向共产军”。

　　日军在作战实践中发现，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并不擅长游击战。蒋介石承认，“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他不满人们“盲目捧共”，“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才是抗日的功臣”。即便到了战后，蒋介石的认知仍然受限于所谓正规战术，认为“其实游击战的运用法则，都是从正规战术的原理原则里变化出来的……古今中外，只有正规战术，并没有什么不正规的战术”。然而，日军在“肃正作战”中发现，过于遵循所谓正规战术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方式僵化死板。据俘虏供述，其“战法的缺点是呆然固守阵地，彼我无法相顾，行动缓慢”。以日军同时进攻国共双方的晋北“扫荡”为例，国民党金宪章等部“起初尝试认真抵抗，结果损失惨重，随之逃入山区”，由单纯的防守主义转为逃跑主义，“不断出现归顺、内讧的情况”。而八路军杨成武等部在作战初期“脱离日军的追击而隐蔽”，避其锋锐，在作战后期则趁日军不备，“屡屡出击”。日军总结，“扫荡”对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大打击”，而对八路军“未造成大的打击”，八路军甚至“已转向反击的态度”。

　　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武装实现“军政党一体化”，除军事领域外，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多个领域积极活动，“隐秘的对民众工作日益活跃，其影响力在地域上不断扩展，在质量上也日益深化，尽管蒋系军队处于颓势，但我军在华北的治安肃正工作仍不如意，其根源实在于此”。群众工作的开展，不仅提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韧性，也提升了其军事作战能力。日军基层部队在作战中发现，八路军从民众中收集和传递情报的能力很强，而向日军提供有效情报的人“完全没有”，反映在战场上便是八路军“行动轻快机敏，精通地理，难以捕捉，我军经常被其伏击”。华北方面军在实践中认识到，“比起进攻中央军与杂军，剿共的难度有显著差别”，“若仅凭寻常措置应对，其将长期为华北治安之癌”。

　　1939年9月，随着欧洲战争爆发与国际局势剧烈变动，日本急切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日军基于诱降国民政府的方针，调整战争策略。大本营将“安定占领区”的战争目标暂时变更为“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在华中日军基础上组建中国派遣军。如外相有田八郎所言，只要国民政府投降，便可以由蒋介石来代替日军“剿共”。日本当局将“共同防共”作为媾和谈判的核心条件之一，关注“重庆当局讨伐共产力量的诚意”。在具体的军事策略上，日军的资源投入方向发生转移。华北方面军陈诉，“方面军对共产党势力上升的现状……完全没有余裕的兵力，无法采取任何办法，希望新增加若干步兵兵力”，但未能得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支持。而在华中、华南正面战场，采取防御方针的日军第11、21军，遭到国民政府“冬季攻势”打击。中国派遣军要求发动反攻，“以武汉地区的第11军为重点，击溃蒋直系军队主力”，以呼应汪伪政府的成立与诱降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得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批准，日军在正面战场兵力得到增强。

　　为避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并打破日军在华北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也无果而终。

　　1940年末，日本当局再次以占领区为主要战场。裕仁天皇指示参谋总长杉山元，要警惕“拿破仑在莫斯科败于消耗战、游击战的先例”。为集中兵力于后方地区，参谋本部一度考虑放弃武汉及周边的华中正面战场。但参谋总长杉山元反对，并向裕仁解释，此举可能导致日军从主动转为被动，未来在和会上给人以轴心国在东亚战败的印象。因此，日军仍有部分兵力被牵制于正面战场，但将华北敌后战场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并增强力量。华北方面军上书提出，“华北是解决事变的重点方面，兵力密度相反最低，可谓奇异现象”，要求增加兵力，将“肃正建设的一切施策集中于剿灭共产党”。1941年2月，华北方面军得到第17、33师团的兵力补充。

　　为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华北方面军先着手打击处于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课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共产军队渗透，击破重庆军队属于次要问题”，应该“先对重庆军放置不管，全力倾注于剿灭中共的军队”；但第1课认为，若消灭晋南的国民党中央军，被其牵制的三个师团“行动得以自由，便能全力剿共”。华北方面军采纳第1课的意见，发动中条山会战。与之同时，日军在各个方向普遍展开“扫荡”，国民党三大游击战区均于1941年遭遇重挫：鲁苏游击区在日军苏北“扫荡”战后大部撤守；晋绥游击区在中条山会战后丧失主力；冀察游击区受打击后仅剩庞炳勋部第24集团军孤力维持。华北方面军于战后分析形势：“华北的蒋系军已几乎一扫而空；只剩下灰色化的晋系败军蛰居于山西僻地；于学忠部等残存于山东一角；傅作义部远在五原方面，屏息不动；华北治安工作已无其他大的顾虑，我军各种施策可以集中于击灭、扫荡共产党军”。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特点，日军以总体战的思路改进作战策略。日军认为，不能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评判共产党武装，而要考虑到其对战争产生的全局性影响：“通过控制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进而包围城市，使日本的施策全面撤退”，日军“只有切断民众与中共的联系，才能封杀中共力量的源泉”。华北方面军指出，对共产党“单纯的武力讨伐缺乏效果，需要有机结合军政民各方面力量，摧毁敌军的组织能力和获取民众支持的能力”；于是模仿国民党“剿共”，确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综合施策，采取保甲、筑堡、围困等多种手段，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加强控制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以烧杀摧残根据地，发起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剔抉”作战。

　　1941年，华北方面军以“覆灭”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为作战目标，“进行绵密的扫荡”与“烬灭”，让根据地之外的民众“感到恐怖”，为居住在根据地之外而“感到幸福”。据参与行动的日军士兵回忆，对根据地的作战目标就是“破坏一切”，“让士兵和居民都无法生存”，“把锅砸掉，把房子烧掉”。1941年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评价日军，“充分接受了几年来对我根据地扫荡战的失败教训，基本上采纳了内战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红军围剿的经验，高度的发展了所谓治安肃正的指定方针，并且有了一定新的最毒辣的办法”。

　　然而，日军在占领区的用力经营，意味着战争投入的大幅增加。日军战时军费主要以“临时军事费”的形式拨付。1938年，日本陆军“临时军事费”直接用于中国关内战场的经费占14%，达5.6亿日元。1939年，日本陆军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向敌后战场后，经费投入不减反增，达到6.9亿日元。1942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关内战场的支出增至11.2亿日元。1943年，在太平洋战场战况激烈的背景下，该项支出仍增至26.3亿日元，占比达到16%，甚至超过武汉会战时所占的比例。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在中国关内战场所消耗的经费一直高于太平洋战场（1945年数据部分缺失），从投入经费的角度看，中国战场始终是主要战场。

　　1943年初，日军迫切希望减少侵华投入。大本营调整中国派遣军作战任务，要求将占领区警备逐渐转交于伪军。中国派遣军提出反对：“把治安警备委托于中国方面，只会造成共产党和游击队的跳梁，要慎重转向新方针”。参谋次长赴华解释：“处理中国事变对完成大东亚战争而言，地位极高，中国也是极为紧迫的方面，但鉴于国力不得不优先向战况紧迫的方面投放，只能暂时在中国方面减轻负担”。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存在，日军难以调动被牵制的财政和兵力资源，逐渐丧失战略主动权。太平洋战争之前，日军计划至1943年将中国派遣军的兵力减少至40万人，但实际上在1943年8月初，中国派遣军的兵力仍不得不保持在62万人。大本营战争日志提到，“在中国集结兵力亦不如意，一旦集结部队，有些地方的治安就会随之恶化，不得不再次分散配置”，受到敌后战场极大牵制。在这一时期，基于作战地域的计算，关内的侵华日军约六成兵力（35万人），以及约90%以上的伪军，均为中国共产党所抗击。

　　面对日军的沉重压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巩固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总结：“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归于日军之手；重庆军被压迫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山岳地带，不过苟延余命而已；但与之相反，中共军在华北、华中的丰饶地带打造了坚固的地盘，获得了岿然不动的地位”。他认为应该减少打击后方残余的国民党武装，以避免“成为对中共而言以夷制夷的妙招”。然而，1942年6月，华北方面军发动晋冀豫边区作战，但未能对八路军造成有效打击，“战果很少”，为了避免空手而归，转而进攻国民党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从容易捕捉的敌军那里寻求战果”。日军后来反思，这“不仅不利于达成扫灭共产党军的主目标，还削弱了阻碍共产军南下的残存蒋军，让共产军坐收渔翁之利；可见对共产军的情况和战法最了解的华北我军，仍然不够成熟”。1943年4月，华北方面军虽考虑到“过早击灭第24集团军，中共便容易渗透其留下的空白地带”，但还是发动作战，结果日军进攻八路军“没有大的战果”，而庞炳勋、孙殿英携所部被俘投日。如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郭汝瑰所言，在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脱离群众，经不起日军扫荡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少部队变成了伪军，“不但未能取得游击战的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敌后战场的压力”。

　　战争末期，陷入困局的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1944年，大本营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占领盟军在华空军基地为目标，发动“一号作战”。由于遭到敌后战场牵制，日军付出极大代价。在财政支出上，日本突破常规地投入了资源。日本陆军当年的“临时军事费”中，投入中国关内战场的从前一年的26.3亿日元激增至219.8亿日元，所占比例自16.74%增至48.31%，远超本土所占的22.41%以及太平洋战场所占的22.63%。在兵力配置上，日军被迫舍弃大片占领区。日军向敌后战场新派遣的“作为填坑的治安兵团”战力孱弱，山东地区日军被大幅削减，在山西北部与“蒙疆”地区的“治安部署几乎陷入空白状态”。日军后勤补给线同样面临困境，只能在“后方补给完全无望”的情况下推进作战。华北方面军认为，“无法迅速击灭中共党军”，要求收缩战线，仅“确立要域及铁道两侧的治安”。其占领范围的400余县中，“治安良好”的降至7个，未部署兵力而“不得不让给中共”的县139个，295个县属“中间地区”，与1941年时在366个县建立“县政机关”的情况相比，“治安恶化的情况非常明显”。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战场地位的新认知，日本当局尝试新的战争策略。1944年夏，日军高层计划秘密请求苏联斡旋战争，放弃“共匪”等称呼，将中国共产党称为“延安政权”，原则上避免使用“反共、剿共、灭共等称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感慨，“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要从速终结与重庆（包括延安在内）的战争，至少也要和延安政权停战”，甚至设想由苏联“支援中共取代重庆的地位”。

　　在战争最后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仍保持对峙，但在敌后战场加速走向失败。华北方面军继续战略收缩，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日军“不容易收缩战线，处于半身不遂的状态”。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在军事上发动全面反攻，但从战略上已逐渐掌握主动权。从1943年中期开始，华北各地的日军与伪军就“几乎都被封锁在局部地区，附近共产活动横行”。日军“光是控制铁道线上的点便投入全力，警备队日夜受到共产军的袭击，蒙受惨重伤亡”。在榆次附近的日军，甚至在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才“由八路军告知了战争结束”。完全孤立的日军据点，即便保持军事存在，亦难发挥战略价值。战后，华北方面军军官木村喜义感慨：“24万华北日军在‘治安’上一事无成……八路军在华北成功赢得了民心，这便是他们的强大——华北的民众已完全投向了共产党”。

　　结      语

　　在全面抗战中，敌后游击战发挥的作用，并非仅限于牵制消灭日伪军与配合正面战场，其所产生的战争变量，打破了日军凭借占领区长期进行侵华战争的基本战略规划。日军不仅无法“以华制华”，其自身也在占领区陷入被动。如日军在战后总结，“中国事变中期之后，中国军队以游击战法作为主战法，我军要保持既有占领地日益困难”。

　　敌后战场胜负的关键，在于争夺统治秩序，对应建立政治体系的组织能力、进行社会治理所需的宣传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拥有日军无法匹敌的优势。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评价：“中共的首脑在常年的逆境中，克服了一切困难，突破了苦难之途，其坚强的意志和奸智，常人所无法企及”，“我军应考虑到中共的传统和特殊性，其基干部队有一个是一个，都是优秀的战士，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变化自在，神出鬼没”，更重要的是能获取民众的支持，与中国农民“血浓于水”，其土地政策日军也难以效仿，于是日军无法和中共相争，“能维持现状就很不错了”。日军基层部队也有类似感慨：“自我军登陆中国大陆以来，持续顽强抵抗的中共军队，在武力层面虽尚非我军对手，但其通过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运用与国土战力相适应的游击战术，堂堂正正地向我军发起挑战。最终成功掌控了中国大陆的中共，其实力与策略确实值得关注”。

　　中国共产党发挥的抗战中流砥柱作用，对战争带来全局性影响。日军内部参考资料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将中国事变分为三个阶段”，“而中国事变完全按照中国共产党所预言和企图的方向发展”，日军愈是深入进攻，愈需要向当地民众征发更多给养，民众便会与日军作战，使当地“成为共产党的地盘”。日军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动员民众建立根据地，是其党政军一体坚强领导的结果。因此，日军不仅将共产党作为军事上优先打击的对象，而且结合政治、经济、宣传等多方面手段对付共产党，一度给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带来困难，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作者张展，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