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长泽史料与卢沟桥事变新考：新发现长泽手札与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研究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5-11-20 14:14:12

作者：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中日学界对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歧见多且有复杂的史料问题。现传日军肇事部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是战后复制版，而“原本”则不见踪迹。该复制版的发布者长泽连治宣称“和原本丝毫无异”，但其实严重失实，被日本右翼用以洗刷军国主义的侵略责任。本文将新发现的长泽手札，连同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及其访谈记录文本，合称“长泽史料”。通过对长泽史料的考察，可以客观判断现传日军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版本与价值，认识战后旧日本军队史料虚实二重性；确认日军蓄谋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真相，拓展对于其他旧日本军队史料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

　　卢沟桥事变　长泽史料　第三大队战斗详报　旧日本军队史料

　　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燃爆点是卢沟桥事变，发动事变的日军先锋部队是其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以下简称“第三大队”），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理应是研究卢沟桥事变的核心史料之一。但现传其战斗详报是战后的复制版，日本研究界多视之为“原本”或认同其复制者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第二小队第二分队分队长长泽连治所称“和原本丝毫无异”，迄今缺少对其版本真伪与内容记载的专文考察。日方研究界的动向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界。在中日两国，都存在着对于第三大队侵略北平地区及其战斗详报的研究空白与认识误区。

　　笔者深感幸运的是，依据多位日本学者的支持与帮助，新发现一封沉睡约半个世纪的长泽连治的手札，还有一批少有人利用的旧日本军队史料。特将长泽手札，连同其复制的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以及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对其访谈的文本记录，合称“长泽史料”。辨伪存真是史学的重要环节，通过研究长泽史料并梳理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客观判断日军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版本与价值，认识战后旧日本军队史料虚实二重性；还能确认日军蓄谋发动卢沟桥事变真相，拓展对于其他旧日本军队史料与史实的学术研究。特提出如下论述，敬请各位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一、 战后日本的战史编纂与长泽史料概况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解散了其所有军队与军事机关。其后在美军扶持下，日本于1954年成立自卫队。翌年10月，设置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展开了战后日本对其战争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其核心任务是重新推进近代日本的战史编纂。首任室长西浦进原为陆军大佐，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际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秘书官，后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并曾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下任高级参谋。1947年，受日方第一复员局嘱托，西浦进在东京国际军事审判中出庭，担任辩护方证人。显然，他是当时最熟悉日本战史、军史的旧日本军人之一。

　　西浦进在介绍其战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时称：“自己是作为旧军人来承担这项工作的，在专业人士看来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也只能一边接受批评一边纠正，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西浦描述最初资料空白的状况时说：“1954年夏天我接受了防卫厅的嘱托，经过约一年的准备，到1955年10月，战史室可以‘开店’了。但是即便说是‘开店’，那时也只有桌子和椅子之类，其他什么也没有。”

　　关于西浦所要征集的战争史料，其实在日本投降前夜，日本军部与内阁政府已从8月14日晚间开始，烧毁了大批官方文件，造成战后日本军事史料，特别是陆军史料的严重空缺。按秦郁彦的描述：“当时可以利用的基础性史料相当缺乏，既存的回想录和概说类书籍，不少都缺乏史实方面的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对于在昭和时代的政策决定中发挥有重要作用的日本军部，其研究积蓄几近于无。”近年来在日军战略大轰炸资料的发掘过程中，军事研究家前田哲男和资深律师一濑敬一郎在发掘出大批海军航空兵战斗详报的同时，指出：“由于陆军在战败时有意图地销毁证据，有组织地销毁了战斗详报，所以，现在与轰炸有关的陆军方面的战斗详报几乎不存在。”

　　直至1970年去世，西浦一直主持战后日本官方战史的编纂工作，长达16年，出版了影响力巨大的《战史丛书》（全102卷）等。西浦去世后，战史室继续开展史料编纂工作，也就有了对于卢沟桥肇事部队第三大队的战史资料的征集，以及战史室负责人岛贯武治和卢沟桥事变日本兵长泽连治之间的联系事项。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及其下属第三大队，是1936年日军为侵吞华北地区而扩建其驻屯军的产物。据其联队史记载，组建之际在东京皇宫进行颁授军旗仪式，日本天皇敕语：“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编制告成。自此之后，军旒崇高，汝等军人，当协力同心，昭扬威武，护佑国家。”据记载，自近代日本陆军成立之后，驻海外联队由天皇颁授军旗的，这是第一次。以此为最高荣誉，该部日军“燃起了作为尖兵的使命感”。体现在牟田口廉也演讲之中：“我联队应该有作为皇军第一精锐部队的大抱负。”

　　在如此好战精神鼓舞之下，按日军《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等高层战略意图，新编成的该联队第三大队充任侵华日军先锋部队，于同年6月、9月两度发动丰台事变，进驻北平西南方向的交通要道丰台。在其后的大半年不断向西侵扰，在卢沟桥和宛平城地区进行非法演习。1937年7月7日晚，第三大队按照其“利用夜幕进入主阵地接近敌军，拂晓发动进攻”的演习课目，针对驻守宛平城和平汉线铁路桥及卢沟桥之间的河堤阵地中国守军，以演习之名实施挑衅，并在翌日凌晨实施了“拂晓”攻击，拉开了日军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序幕。

　　按战时日军规则，作战部队需要制作有关作战情况的阵中日志与战斗详报等文书。阵中日志具有直接记录事实的客观意义，是中队以上部队“记载各部队或个人所经历、遭遇的实况或所见，以备为战史资料”。战斗详报的要求很明确：“所谓战斗详报，是战后由各级指挥官对战斗加以详细记录并上报的文书。其记载事项包括：作战之前敌我形势概要，各时段的战斗经过，相关部队的行动，敌我交战兵力，敌之部队番号、军官姓名、编制、装备、战法，以及作战之后的敌我形势概要等。”指挥官依据作战事实做出整理，比阵中日志更具综合性。

　　日军各部队战败投降之际受命烧毁机密资料，按战后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友会所编《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记载，全联队的阵中日志、战斗详报、命令会报、功绩表等资料，连同天皇颁授的联队军旗，均于日军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在江西南昌南部的新建县西山万寿宫烧毁。故战后的20多年间，卢沟桥肇事部队日军各部的阵中日志等资料一直没有出现。但是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突然在1970年被公布，发行者长泽连治添加了序言和后记，介绍该详报原由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主持撰写，在1937年12月完成。除按规定上报之外，一部分分发给了该部人员，长泽将其所获一部寄回家乡，战后也未做销毁。随着1969年原第一联队战友会成立，以及社会对于战争历史的关注度升高，长泽决定自费印刷、发行，分送相关人士，并在序言中称该复制版“和原本丝毫无异”。

　　比较收藏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与神户大学图书馆的现传该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封面竖写《卢沟桥事件中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正文在标题之后直接切入“作战第一日（七月八日）”“作战第二日（七月九日）”共两天的“战前彼我形势”“战斗始终经过”等内容，附4个表及8幅地图等资料。文本最前和最后有长泽连治撰写的序言和后记，附有长泽刻写和印刷厂信息的版权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刷时间是1970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纪念日，发行时间为8月15日，是日军战败投降日。长泽标注这两个战争时间都具有明确的纪念意味。

　　《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史》中对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也有记述，但仅见文件名，并未介绍内容，也没有收录长泽的回忆文章。

　　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自1970年公开以来，在日本一直被视为“原本”，几乎未见到对于该详报版本问题的质疑性考察。在中国显然也是受日方研究影响，认为该详报具有“完整地记录”卢沟桥日军行动的、相当于“原本”资料的史料价值。如《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2期连载了该详报的中译本，并发表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这份资料是卢沟桥事变的直接肇事部队——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原资料记录者为日军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资料的保存者为该大队下士官长泽连治。1938年7月长泽奉命参加进攻武汉的战斗，遂将其保存的资料寄回日本。长泽连治于1945年6月受伤回到日本，将此资料一直保存下来。1970年，长泽连治将此资料汇集成册，由山崎印刷部印刷发行。从资料的全部内容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前中日双方的军事态势，事变的起因及最初两天内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攻打卢沟桥的经过，反映了当年日军制造事端、扩大事态的手法和目的。

　　该按语在批评其侵略性质的原则立场之外，从“原本”视角肯定了该版本具有“完整记录”的史料价值，体现了中国学界的一种代表性看法。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笔者在收集战斗详报等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对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版本性质与内容记载提出了质疑，并获安井三吉等日方学者的帮助。2021年，笔者正式提出：“作为‘战斗详报’，其真实性待考。”2023年，笔者发现并抄录了收藏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室的一份长泽连治的手札。这是长泽于1971年1月23日致当时的战史室主任岛贯武治的手札。现将其内容翻译如下：

　　贵官1月18日赐示协助收集特定资料之件，此前已收到，实在过意不去。确实，现在我保存有《支那步一Ⅲ战斗详报第一号》（卢沟桥事件）及同第二号（南苑攻击）关于牟田口部队战斗经过概要的几件实物。去年8月，同中队幸存者之会成立前后，已应相关各位要求，将内中第一号印刷分发。谨呈剩余一本，请参考活用。贵官所希望收集的是原本吧，我也认为送原本方为合适，但请谅解的是，说这是原本有些过分，因为原本全国只有一部，所以我想永久保存在家里，不考虑捐赠，请多多谅解。

　　从该手札可以直接判断或认识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相关信息如下：

　　第一，向防卫厅寄送复制版，是应岛贯武治的来函要求，不是长泽自己主动寄送。第二，寄给岛贯的版本是长泽自己的复制版而非“原本”。第三，关于“原本”的珍稀性判断，长泽估计“全国只有一部”。第四，关于“原本”的保存，长泽说“想永久保存在家里，不考虑捐赠”。其实，即便在家中长泽也不让“原本”轻易示人。追踪研究该详报的安井三吉教授，曾于1993年前往长泽家中采访长达4个小时，所见版本也是1970年复刻版，而非1937年“原本”。第五，关于“原本”此后去向如何，目前尚不可知。长泽在世情况不明，安井三吉教授曾联系过长泽家人询问，未有结果。

　　在岛贯收到长泽手札的前后，两人如何联系有待继续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该长泽手札插夹在藏于防卫研究所史料室的一部硬皮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封内。该详报封面上没有标注封内夹插手札，除非遇到特别用心的研究者，很容易忽略内中的手札。另外，该详报封面上印有表示否定意义的长方形叉印，加盖在“原本史料”四字之上，旁侧还印有“复刻本”字样的长方形印章。如此双重地标示了该详报的非原件性质，这样的标注很少见。笔者追踪相关史料多年，这一次看到该手札和这样的标注，实属殊例。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防卫研究所史料室还藏有多部纸版战斗详报，既无“原本史料”也无“复刻本”标记，这导致研究者在检索过程中不太容易判断“真品”。

　　此外，保存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神户大学的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从其序言和后记，以及书末的印刷信息中，读者可以确认其为复制版而非原件。但是收录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电子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标注来源是防卫研究所，其正文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神户大学收藏版本相同，却删除了长泽连治的序言和后记，也没有标注是否为“原本”，极容易让读者在版本问题上发生误解。

　　笔者认为，新发现的长泽手札虽然短小，却是一份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的稀见史料。依据该手札可以直接判断现传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属性，也可以启发多方面的思考，深入认识侵华日军基层官兵的战时意识与战后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倾向等多方面问题。

　　鉴于卢沟桥事变在中日关系以及抗战史、二战史上的独特地位，加之日军投降时焚毁机密文件造成的重要史料缺失状况，包含长泽手札在内的长泽史料，应该受到更多重视，并对其展开进一步研究。综合以上战后日本战史编纂与长泽史料概况，本文所需要研究的中心议题如下：

　　第一，正确认定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版本属性与研究价值。该版本为复制版，却被部分日本研究者认为是“原本”，日本亚洲历史资料研究中心公开的电子版，由于版本信息不完整，也容易误导研究者对该版战斗详报史料属性的判断。学界必须清醒认识这一错误判断。

　　第二，需要具体研究复制版战斗详报的记载内容，是否如长泽所称“和原本丝毫无异”。如果失真，是否有内容被长泽删节？还是被详报编者一木清直“曲笔”掩藏？应该结合“原本”和复制版的异同，考察被战时日军和战后右翼共同扭曲的史实，还原卢沟桥事变之真相。

　　第三，长泽没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防卫厅征集战史史料时公布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而是在1970年才公开复制版，其过程映射出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环境的特殊表象，以及其中的旧日本军人心态。

　　第四，中国学界对该战斗详报运用很少，但有中方研究者受到长泽“和原本丝毫无异”说法或日方研究者观点影响，视其为“原本”。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该战斗详报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亟需展开相关研究并和日方学界进行沟通与交流。

　　二、 秦郁彦等“原本”派观点的提出与破绽

　　在日本学界，将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推崇为“原本”并给予极高评价的代表者，是原千叶大学教授秦郁彦。1987年，在台北召开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会议上，他曾提交论文指出，卢沟桥事变相关资料甚多，“在这些资料中，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是唯一近乎第一手资料者，是当今研究者应视为出发点的基础文献”。此后，他又在1996年出版的专著《卢沟桥事件的研究》中两度感谢长泽：“承蒙长泽连治氏的好意关照，能够全部转载其所藏原本的前半部分。”“1970年，长泽分7月7日、8日两部分印刷战斗详报，并分送相关人士，遂使著者能够使用其原文”。

　　秦郁彦的这一系列说法，给予了长泽复制版详报以“原本”“原文”，乃至“唯一”“基础文献”等高度评价。笔者尚未看到日本学界对此评价提出商榷的说法。但笔者注意到，秦对于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关注和利用并非一朝一夕。早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即已引征过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内容，而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其时尚未面世。显然，秦如果拿不出确实的“原本”证据，其观点则应受到质疑。此外，秦对于中日关系以及对于日本军队的评价，在其后二三十年间有不小的变化，也需要对此做追踪式考察。

　　秦郁彦早年就学于东京大学，毕业后任职日本大藏省，曾受左翼学者信夫清三郎等人影响，在30岁便接连出版《日中战争史》（1961），《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1962）两部著作，自称为“姊妹篇”。这两部“姊妹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队政治具有法西斯性质，批判日本对外政策虽然时有起伏，但“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这一基本方向没有变化，并且发展为置日本于死地的大规模太平洋战争。在给中国国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终以日本帝国自我灭亡而告终”。可见，秦的早期著作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以及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与危害，曾有客观描述。

　　在《日中战争史》第四章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记述中，秦郁彦三次提到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这份史料。这至少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秦已经看过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不过，秦著中并没有出现战斗详报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及编者、出版、年代等信息，甚至也没有介绍该史料的全称。这是在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公开9年前的事情，秦著中提到的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是否是长泽复制版之外的“原本”，笔者尚未看到秦氏的说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秦郁彦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其一，对于战时日本政治的描述，秦用“与民间右翼相结合的陆军的国家革新运动”，替换了原来的“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说法。其二，对于侵华战争发生的原因，秦淡化了原本对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批判，转而指责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军队从日军背后打出了“第一发”子弹。特别是在1987年台北的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学术会议上，秦片面摘取金振中回忆文章的说法，指责宛平驻军开了“第一枪”，又强调中日两国战争扩大的原因在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心开战。秦直接而明确地将战争责任推在中国守军头上。

　　在秦郁彦1996年出版的《卢沟桥事件的研究》中，有长达21页的“主要参考文献及其解题”，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被列在“日本方面官方史料”第一条，可见其在这本专著中的突出地位。秦还对何谓“战斗详报”做了解释：“被动员的步兵、炮兵大队以上，其他兵种的中队以上各部队在一个阶段战斗终了之后，要制作战斗详报，按顺序向上级指挥官提交，这是《阵中要务令》所规定的义务。”秦极力彰显战斗详报作为“官方史料”具有权威性。

　　秦郁彦将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推崇为“原本”官方史料，与长泽手札中的说明明显不合。不过，秦力图说明长泽复制版等同于官方原件：“这份大队详报也是遵照上述规定制作的。据长泽连治所说，原稿由一木大队长于1937年11月在河北省昌平县担任警备时期着手完成撰写，12月底印刷100册，其中1册由长泽承认是违反纪律寄回了家。1970年，长泽分7月7日、8日两部分印刷战斗详报，并分送相关人士，遂使著者能够使用其原文。”

　　秦著对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评价，有不少叙述破绽。如其在正文中有两次标注的1937年版战斗详报，在文章叙述与资料注释中却替换为“大队详报的复制版（1970年）”。秦著书中还有一节“谈话、书信”类资料介绍，列举了1953年牟田口廉也（第一联队联队长）、1956年清水节郎（第八中队中队长）、1984年志村菊次郎（第八中队士兵）家属等数十人次的谈话或书信。其中也有对长泽连治写于1987年9月18日、1992年9月5日、1993年8月29日的3封书信的介绍，但未提及1971年1月致岛贯的手札。秦或许没有看到过长泽致岛贯的手札，或许是知道而仍然回避对版本问题的讨论。

　　另一方面，秦著也指出，日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出征中的联队、大队、中队等部有义务制作阵中日志，不过包括第八中队在内的有关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的阵中日志至今没有被发现”。他还指出，牟田口廉也在战后送给防卫研修所战史部的战斗详报，“其制作情况不明，内容中第一号与‘大队详报’相重复部分很多”。这些叙述的模糊性也是耐人寻味。

　　但是总体来看，秦著没有直接讨论复制版与“原本”的区别问题。只是依据长泽宣称的复制版“和原本丝毫无异”，而将长泽复制版等同于1937年“原本”。

　　秦郁彦不否定卢沟桥事变时肇事日军部队制作过阵中日志、战斗详报等文书，因此也不排除他阅读过这些文书“原本”的可能性。但是秦没有证明其见过“原本”，而长泽承认自己公布的是复制版。那么，秦在没有举证的情况下，推崇自己并未见过的版本为“原本”，显然是缺乏学术根基的随意性判断。如果秦仅仅见过1970年复制版即将其认同为1937年“原本”，更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认识与判断错误，不是学者应有的行为。

　　需要指出，秦郁彦过分推崇旧日本军队史料，实出于其对日军史料的盲目与偏执的情感认同。对于当晚的“第一枪”，秦强调是中国军队打的。其根据是，日军史料记载有“在事件后数月作成正式记录的大队和联队战斗详报，一致确认为22点40分，具有最高的可信度”。意即牟田口和长泽等旧军人的说法具有最高的可信度，显然这是一种随意且过分的尊崇旧日本军人的感情偏执。

　　关于秦郁彦20世纪60年代著作与80年代之后著作中的观点转变，可以结合当时日本社会政治变化加以思考。战后日本社会曾经有强大的批判军国主义的反省潮流，但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反转，以“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强势抬头，竭力洗刷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在这一过程之中，右翼的巨大需求是要证明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要将日军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守军。为此，秦反复推崇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价值，强调其等同于原件，为右翼作出了史学“贡献”。不过，这一做法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终究无法掩盖该战斗详报内容失真的事实。

　　三、 战斗详报内容失真与安井三吉的访谈

　　安井三吉是日本学界研究卢沟桥事变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安井著作中没有对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版本的真伪属性做出直接评论，但有对长泽复制版的多种方式的质询与研究，并专门提出“长泽连治氏复制版”概念。这显然是指出了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非“原本”属性，与秦郁彦推崇的“原本”论区别甚大。

　　另一方面，安井也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长泽复制版的史料参考价值，“与日方第一联队和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相对应是中方第二十九军，特别是金振中第三营的战斗详报；与日方《北平陆军机关业务日志》相对应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特别是外交委员会的记录等。但这些好像都没有被保存下来，希望能在中国做相关调查”。显然，安井是将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比之为金振中第三营战斗详报那样的基础性文献。也是基于这样的重视，安井于1993年3月3日赴秋田县的长泽家中，在长达4小时的访谈中，详细询问其生平资料、问题思考及战斗详报记载内容，希望还原七七之夜真相。整理录音之后，长泽复核了访谈文本。如此，该访谈文本成为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公开23年之后的解释与补充，同为卢沟桥事变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安井描述访谈其时的长泽78岁，个子小而精神矍铄。安井对比自己年长26岁的长泽有足够的尊重，长泽也很配合采访。比较23年前发布战斗详报时所写序言与后记的情感表露，长泽在这次访谈中的情绪似乎有不少缓和，补充叙述了1970年复制版的内容缺失，在多个疑难问题上有了新的解释。

　　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事件，是卢沟桥事变当夜日军冲击宛平城的最初借口。志村是当年3月入伍新兵，经过3个月的反复演习活动，在那一片狭小演习场合，不应该出现迷路现象。按派出志村的第八中队第一小队小队长野地伊七的解释，志村受命后，在归途弄错了方向，从本小队阵地走到一文字山（大枣岗）“又返回来”，因为“没找到中队到处乱转”。但是下达命令的野地小队长，也是在演习结束、吹号集合之后，才发现志村失踪。安井指出，日军方面的多种解释试图解除中方质疑“是困难的”。再者，按日本军纪，志村受命“传令未复令是违反军纪”要受惩罚的大事。但野地及清水节郎中队长都没有记录对此问题的批评或处置，故有研究者认为志村是特殊任务的执行者。

　　安井研究注意到，对志村失踪原因及时间长短说法不一，能够代表日军官方意见的应该是第三大队战斗详报。长泽在复制版战斗详报序言中，将志村掉落一个挖沙的十多米深坑以及失踪时间一个半小时等内容划掉，另添加了“约20分钟后”的内容。再是同页，对志村的二等兵身份以及几个部队番号做了修订标记。安井提问修订原因是什么，长泽回答“那是错误的说法，需要删除”。也就是说，长泽有底气否定并删除了一木原文的一些记载，在复制版印刷之后也有加工修订。那么印刷之前，是否也有删改且没有留下痕迹的情况呢，大概需要有真正的“原本”面世才能有比较。总之，长泽称“和原本丝毫无异”，实际却有自己的改动之“异”。

　　卢沟桥事变当晚日军的挑衅借口还有“枪击”事件，即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中国守军方面的当事人，包括祁国轩排长、李毅岑排长、金振中营长等人都明确指出当晚首先听到演习日军发出的枪声。但是，日军方面如牟田口联队长、清水中队长、野地小队长等日军肇事者以及日军宣传机构的共同说法，都是指责中国守军从河堤向日军开枪。显然，“第一枪”问题直接关系到日军发动攻击的原因，是日本右翼一直坚持的伪命题。

　　据日方资料综合确认，演习中的日军曾派出“假想敌”分队，由谷边良哉曹长指挥士兵12名，大体相当于一个分队，携带两挺轻机枪，部署于演习场地东段的大瓦窑及一文字山西侧方向，控制阵地宽度达100米。面对西边日军的攻击部队集合地点约900米，面对日军攻击部队身后的中方永定河堤防阵地约1000米。按轻机枪射程，日军可以越过日军演习部队，直接射击中方堤防阵地。这是值得关注的战场设置，日军故意将其演习阵地紧贴中国军队，演习中的日军可以直接掉头攻击河堤方面的中国守军。

　　在如此一个演习阵地，根据相关史料旁证，枪声问题和这支日军“假想敌”分队有直接关系。1956年，秦郁彦曾整理发表清水中队长的《清水手记》，记录了设置“假想敌”分队以及“假想敌”发射轻机枪空包弹事项。但是在10多年后的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正文中，没有记录日军的“假想敌”分队及其行动，只是突兀地记录了枪声问题，“在7月7日午后10时40分，突然从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既设阵地打出数发子弹”。1974年，第一联队战友会编写的联队史中记载道：“午后演习告一段落在10时30分左右中止，假想敌大概不知暂停使用轻机枪而发射了数发空弹。随后，从背后的龙王庙附近射击过来十数发子弹。这是实弹，从中队头上掠过。”这点也不同于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的记录。

　　长泽复制的是第三大队的官方史料，却缺少了其他史料中记载的“假想敌”分队的情况。终于在史料公布23年后的1993年安井三吉对其的访谈中，长泽做了补充，确认有这支日军分队，也有轻机枪发射空包弹等史实。他称：起初“没有射击。演习部队完全没有射击，只有轻机关枪在夜晚的射击，只此而已”。演习日军轻机枪朝河堤上的中国军队射击，对中国守军是非常大的刺激。在访谈中，安井问道：“因为日方的轻机关枪射击，中国一方吃惊开枪，是这样的情况吗？”长泽答：“是啊，你方不是在开枪吗，好，我方也有开枪的权利。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受了轻机关枪射击的相当刺激。轻机关枪射击时火花发散，声音也很大，很容易看到。”

　　长泽还强调：“轻机枪发射前谁也没有射击。”这是一个新的说法。安井继续询问战斗详报为何缺漏记载，长泽的回答轻描淡写：“战斗详报是战斗开始之后的详报，可以不记录演习的情况。我想，这大概就是不写那些事情的缘故吧。”关于是谁下达命令进行“误射”，枪手是谁，长泽回答依然含混不清，说“假想敌”分队人员有一人生存到战后，长泽和战友会聚会，也曾问过，但“始终没有追究清楚假想敌的事情”。

　　在日军的“假想敌”设置与行动之中，不仅有轻机枪射击问题，还有一个日军失踪人数的清点问题。在演习结束后集合时，实际未归队的有“假想敌”分队及“失踪”的志村共13人。据记载，该“假想敌”分队不仅未归队，还向中国守军方向继续进行轻机枪发射，中队长骂了“混蛋”。但吊诡的是，日军中队长向上报告只有新兵一人失踪，未计算“假想敌”分队的人数。事后，第一联队和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中都未有记载，清水本人也未曾提及，日军上级机关也未追究和处置该事件。因此，这也是日军战斗详报及日方有关卢沟桥事变宣传、报道中的一大疑点。

　　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另一个重要遗漏，是没有记载7月7日晚与8日凌晨发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挑选精兵，潜入龙王庙河堤中方阵地，试图抓捕中国士兵作俘虏的行动。其时，日军各级军官和各机构以士兵失踪和枪声事件为借口，要求和宛平城中国守军交涉，并试图迫使中国守军退出宛平城。按当时日军谈判代表寺平忠辅的回忆，清水中队长判断“大队长的设想是，一定要以严峻的谈判事态，让中国承认不法射击的事实”。于是提议：“如果能够抓住一个中国兵做俘虏，作为活的证人，就能够让他吐出有用的信息。”该提议获大队长批准后，清水回到中队挑选了6名士兵，带上绳索，悄悄摸近龙王庙南侧中国守军阵地。中方士兵多人突然出现在堤上，大声喝道：“谁呀？”清水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兵？他在这里迷路了。”中国士兵晃动着手中的枪回答道：“没有来。”清水一行悻悻退走，断绝了抓俘虏的念头。不过有收获的是，确认中国军队在堤上布防，据此可以指责中方干扰日军演习。

　　关于这一行动，野地伊七在1938年回忆称：“此时中队长率兵，以收集敌情并获取敌向我军射击事件的证据为目标，向敌阵地进发。我受命代理中队长指挥中队进驻一文字山。”野地还称，第三大队在一文字山上完成集结的时间是当日夜“三时半或四时前后”，其后日军“补充了弹药”。接到大队命令后，“中队（附机关枪二挺）向龙王庙方向前进”，在向龙王庙发动攻击的途中，“中队长归来，直接收回对中队的指挥权”。

　　中队长执行抓捕俘虏的阴谋计划，是当晚日军行动的重要一环。由于中国守军高度警觉，阵地防守严密，日军的秘密抓捕计划未能得逞。秦郁彦也对第一联队与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清水本人都没有记载这一重要行动的情况十分关注。基于寺平忠辅、野地伊七以及中方的确实记载，秦确认该抓捕行动属实，并称其为“失败的抓捕俘虏行动”。

　　从以上可知，卢沟桥事变当晚，第三大队在卢沟桥前线的行动多多，日方驻屯军上下各级部队、特务机关系统以及日方宣传机构，对这支部队公开或隐蔽的侵略活动，都有全程周密的配合。但在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之中，却多被掩盖，未见记录。

　　至7月8日凌晨3时，日军以“军参谋”名义颁发《宣传计划》，文件长达9页，规定日军宣传应该是“诱导事态的基础工作”，为“占领卢沟桥”服务。8日凌晨4时20分，日军旅团下达战斗命令，占领卢沟桥、铁桥，解除宛平城内中国守军武装。凌晨5时30分，日军第三大队全面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和宛平城。该日出版的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多家报纸共同宣传日军开战原因——是遭受了中方“枪击”，开战是为了还击中国守军。

　　由此可见，日军在7月7日晚采取了复杂离奇的挑衅行动，从纠缠士兵失踪，要求进城开始，转而集中于“枪声”事件。“第一枪”成为战时及战后日本解释卢沟桥事变的关键词。

　　战后，社会各界对7月7日晚的“第一枪”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1993年的长泽访谈确认的轻机枪射击，有别于战时日军宣传，是补充长泽1970年复制版战斗详报的新说法。另有日方研究者指出：“对于夜间堤防上的中国士兵来说，在正面遭受大幅度的射击，在左侧方向又有强力的喇叭声，他们一定会判断日本兵今夜要发动攻击。”不过，日军特务机关茂川秀和等人则认为是日方先开的枪。

　　2006年，由日本《读卖新闻》社组建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出版了《检证战争责任》一书。该书指出，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时的日本军队发射的空弹，引来了数发实弹”。这里的“空弹”说法仍有辩解之嫌，但也说明由“空弹”引来实弹，间接否定了中国军队打出“第一枪”的日军长期的宣传口径。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说法。

　　综上所述，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严重失真、疑点重重，掩盖了卢沟桥事变当晚第三大队的诸多侵略行动。这需要研究者进行严肃思考。对比将其评价为“唯一”等“原本”派的推崇，安井三吉在肯定复制版具有史料价值的情况下，对长泽连治进行访谈，填补了复制版战斗详报的内容缺失，留下有助于证伪、还原历史的访谈史料。

　　四、 第三大队行动轨迹及其战斗详报的联带问题

　　从以上讨论可知，长泽复制版第三大队战斗详报严重失真。那么其制作情况如何，需要研究这支日军先锋部队攻击卢沟桥地区的行动轨迹，及其在日军侵略华北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作为一名旧日本军人，长泽保存该份战斗详报并复制公布，折射出旧日本军人与战后日本社会和思想界有何种关系，也是本节需要讨论的要点。

　　关于该战斗详报的制作，长泽在1993年访谈中明确说道：“战斗详报是大队长的著作。”这与1970年复制版战斗详报中的序言一致，“我们大队长的文笔出类拔萃，详报完全是大队长自己完成的，小原曹长刻写蜡纸，我们几个年轻人印刷装订”。长泽一再确认战斗详报“原本”的作者是大队长，说明自己没有修改原稿。

　　这里提到的小原曹长，查第三大队成立时的编制，大队队部设置书记官共4人，其中有曹长1人军曹3人。按长泽在复制版战斗详报中的说法，小原曹长只是刻写，没有参加“原本”的记录与撰写。另外，按日军规则，阵中日记也应该是制作战斗详报所需之基础史料，但该次战斗详报的制作是否参考了阵中日记等资料，长泽的序言与后记中都没有记载。

　　按战时日军规则，一木大队长应该是编撰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原本”的第一责任者。其制作与上报时间应在1937年7月9日卢沟桥战斗结束后至7月底大规模作战期间，但是第三大队并没有及时完成阵中日志与战斗详报。长泽在复制版战斗详报的序言中称，卢沟桥战斗的详报完成并上报于当年12月。其中之一份，即是长泽寄回家中并保存至战后的“原本”。按长泽手札介绍，还保存有攻占南苑的战斗详报，两份详报是分别制作还是同时制作，其情况不详。第三大队在进攻卢沟桥作战之后，拖延5个月才上报战斗详报，按日军规则是违纪的。而不可思议的是，非但没有受到追究，一木大队长在翌年3月还晋升为步兵中佐，再次获得天皇授予金鹰三级勋章。

　　被拖延上报的战斗详报存有诸多缺漏，是编者一木大队长所为，还是后来的复制者长泽所删节，也是必须研究的问题。鉴于复制版的版面上有长泽的修订痕迹，故不能完全排除长泽进行删除的可能性。不过，比照另一份一木的文章，可以确认其主体内容，大体属于一木本人的作为。

　　1938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日军刊物《偕行社记事》发表了一组有关卢沟桥事变原因、过程、双方协商谈判等问题的当事者回忆。一木受邀撰写《关于中国事变发端之回忆》，这大概是一木在1942年战死之前，留下的最为详尽的文字。文中叙述第三大队进攻丰台的背景是日军扶植的唐山傀儡政权与中方冀察政权的“两大政权”对立。对于七七之夜，一木描述是，演习日军遭受突然枪击。一木同样没有记录清水中队的轻机枪射击与抓捕俘虏等重要史实。一木的回忆文章，对卢沟桥事变的背景及爆发过程所做的简略描述，与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中的内容相同，因此，大致可以确认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可能出于一木之手。

　　再追溯一木延迟完成与上报详报及详报中遗缺史实的原因，其回忆文章中有一段描述：“我还是大队长的时候，牟田口再三要求我写出真相，不过那时我虽然处于第一线，知道大体事情，但其他相关事项并不是充分了解。况且，事变如此扩大，具有重大性，如果因为记录拙劣、不充分，反而会产生误解。我认为早着手是不适当的，坚持推迟至今。这次受偕行社发行一百周年纪念号的嘱托，仓促完成此文。”于此，一木确认了战斗详报上报的推迟，也陈述了卢沟桥事变与侵华战争扩大之间存在重大责任关系。一木认为，对此重大责任问题需要持审慎态度。所以，作为战斗详报的执笔者拖延其撰写与上报，并遗漏若干重大史实，这是有意为之。其主要责任在一木本人。

　　在长泽方面，其发行的复制版中虽然也有若干删节痕迹，但是否进行过大段删节，则需要进一步的核查或有待于“原本”的发现与对照。在战后日本高层的战史重建过程中，长泽为何不直接披露这份“全国也只有一部”的“原本”，却又在1970年采用复制方式公布了一部缺漏不全的史料，并声称“和原本丝毫无异”。我们可以在其添加的序言与后记之中，看出一些长泽的思考和情感。

　　战后的长泽能够关注到的情况，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反思侵略战争与批判军国主义的认识，一度主导了日本的社会政治氛围，卢沟桥事变无疑也是被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其间，1954年战史机构征集战争史料，作为战争幸存者，也是卢沟桥事变参与者的长泽的上级联队长牟田口，从1956年起发表过几次谈话；中队长清水发表《清水手记》等资料。不过，保存有两份战斗详报“原本”的长泽却保持沉默。长泽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在复制版战斗详报的序言中描述，有日本人像中国人一样，认为卢沟桥事变与“满洲事变”都是日军挑起的，“真是令人气愤”，“我一直要说‘事实是不同的’，却忍下来了。在33年动荡的社会局势中，无能为力的我，虽然不情愿却只能沉默，在时光流逝中静观，别无他法”。

　　长泽终于在1970年前后决定公开复制版战斗详报，还寄送给防卫研修所战史部的岛贯武治。复制版的序言中写道：“考虑到这份资料一定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就一直慎重地保管下来了。这次得到建议加以公开，如果可以为追溯日华事变发生和走向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发枪声的真相提供参考的话，将深感幸运。”对于复制版的公开时间，长泽也经过深思熟虑，确定7月7日为印刷时间，8月15日为发行时间，都具有明确的纪念意义。长泽在序言与后记中执着地强调：“卢沟桥事件，绝不是我们挑动的”，“是中国军当初对于日本军的含混言行使得问题恶化，最后结果只能是扩大一途”。顽固地为第三大队的侵略行径辩护。

　　对于遭受战争灾难的中国军民，长泽强辩，长时期不分昼夜的日军演习没有影响当地居民的耕作与生活，指责中国军民“连攻击都没有搞清楚就不安起来，也实在是没有道理。特别是在夜间演习假想敌打出空弹（中国军队没有空弹），也很在意枪口喷射的火光，气味大概也是不好闻”。在战争结束数十年后，长泽依然露骨地表达对中国军民的嘲讽。

　　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的视角并未局限于卢沟桥事变，在其后记中也有对“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太平洋战争”过程的简略概述。不过，他强调自己只想追究卢沟桥之夜的真相，而不愿多考虑“跨越八年的长期大战争的不幸的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战后日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日本右翼势力也迅速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右翼分子林房雄等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长泽为何在这样的时间点打破沉默，公布战斗详报，与同时期活跃的旧日本军人有何联动等，尚值得考察。作为旧日本军人的长泽公布复制版战斗详报，并在序言中强调：“突然从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既设阵地打出数发子弹。”显然是对相同时期“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呼应，而不是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做出反省。

　　目前学界关于日军制定华北占领计划，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论著已经十分丰富，本文不再赘述。不过，一木编撰的战斗详报和之后的回忆文章，略去了第三大队侵入卢沟桥地区的背景，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的序言和后记中提到后来的“日华事变”等，同样也是掩盖了发动事变前的第三大队的行动轨迹。故本文需要略加追溯第三大队在北平地区的行动，以及长泽在这一行动过程中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日军刀锋指向华北。1936年4月28日，日本颁布《中国驻屯军勤务令修订案》，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属于天皇，统率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就有关军之作战、配置和行动方面接受参谋总长指挥调遣，在有关军政、人事方面接受陆军大臣的统辖”。自此，驻屯军升级为与关东军同等级别的战略单位，成为拥有多兵种组成的野战重兵集团。同年，驻屯军司令部制定《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奇袭计划》等文件，对于“驻屯军附近的地形，让每个士兵都牢记在心，以熟练地进行傍晚到黎明之前的夜间行动。制定奇袭中国军队首脑宅邸、兵营、城门等的计划，派干部多次到实地逐个盘亘、踏查，并多次实施”。

　　在如此背景之下成立的第三大队，作为日军侵占华北的先锋部队，一开始就指向北平西南方向。在进驻丰台之后，锁定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的宛平城，以及平汉路铁桥、卢沟桥等交通孔道，实施演习长达半年。日军对于当地地形、民情、守军部署与战斗力状况诸要素的掌握，均达纯熟境界。

　　第三大队原计划进驻通州，但在日军侵略华北策略下转进丰台。正如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强调，驻屯军为实现华北的“防共、亲日、开发经济、经济提携”而行动，“日本在大陆发展”早晚都必须解决华北问题，即便没有卢沟桥事变，也会有“第二、第三次同种事件”发生。经过1936年6月、9月两次冲突，日军成功抢占中国军营，为进一步攻占卢沟桥地区建立了战斗出发阵地。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承认，侵占丰台“是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上述第三大队等日军侵略华北的史实，也是战后日本右翼竭力歪曲的历史。长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来到华北的。长泽于1935年1月应征入伍，1936年5月编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从日本新澙出发到达通州。此后，随队转侵丰台，再从丰台西侵卢沟桥，进入全面侵华作战过程。长泽全程参与，并在其间建立了自己的“功绩簿”，从新兵升为分队长（相当于班长）。

　　长泽对该段时期的日军行动，只用“移驻”二字简单描写，掩盖了其中诸多侵略活动。作为一名日军的基层分队长，长泽在战时大概率不了解日军高层的战争决策，但对于进入一支新编日军部队，并随意进入对方国家发动战争，长泽对日军的侵略性质不可能全然无知。特别是在战后长达33年的沉默时间内，长泽自觉保存战时文件，在复制版战斗详报中添加序言和后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立场，坚守战争时期理念，为日军掩盖侵略史实，并做新的辩护。长泽1993年的访谈中，与1970年的序言、后记相比较，其内容与情绪有一些差异，但并未显示有根本性变化。

　　长泽史料是战后日军史料整理中的一个实例，但长泽史料的倾向性并非个案。比如，野地伊七在1938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就“发誓要继承各位英灵遗志，彻底解决事件，期待实现亚细亚一体化之理想”。因此，必须考察长泽史料以及其他旧日本军队史料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倾向，进而分析认识旧日本军队史料的虚实二重性。

　　长泽史料淡化了日军在卢沟桥的侵略史实。七七之夜的第三大队，作为先锋部队发挥了牟田口所鼓动的“作为皇军第一精锐部队的大抱负”，在卢沟桥前线挑动冲突，攻击宛平城与附近的卢沟桥、铁路桥要地。这与第三大队的长期演习课目“利用夜幕进入主阵地接近敌军，拂晓发动进攻”完全合拍，并获得了日军各级机关、特务系统以及宣传机构的周密协同。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与其全面侵华战争具有必然性关系。策划过侵略华北的日军决策者之一田中隆吉，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传唤时强调，与九一八事变不同，卢沟桥两军“究竟为什么发生冲突，现今也无法说清楚”。但是在日军作战计划问题上，田中隆吉答：“日本军对应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常备计划。那是军队的当然任务。”田中虽然没有承认日军策划了卢沟桥事变，但也确认了日军每年都制定、修订大规模侵华作战计划的基本事实。日军在卢沟桥蓄意挑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侵吞北平城和华北地区的战争轨迹的实际存在，并不以卢沟桥事变是否偶然的论辩为转移。

　　总之，第三大队战斗详报所缺漏的诸多史实，就是一部第三大队的北平地区侵略史。第三大队入侵丰台、卢沟桥等地，是日军华北侵略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也就是一木回忆文章中所写：“事变如此扩大，具有重大性。”长泽作为这支侵华先锋部队的一员，在隐忍33年之后，复制一部缺漏甚多的战斗详报，掩盖日军攻击卢沟桥地区的计划性与必然性，似乎不值得奇怪。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加持下，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被推崇为“原本”，并被划入可信赖史料的范围。

　　结语：从长泽史料看日本旧军队史料的虚实二重性

　　战后，日本社会从总体上说，摧毁了军国主义并对侵略战争责任进行了一定反省。其中，如东史郎著书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那样，许多旧日本军人秉持良知，批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至21世纪，作为旧日本军人反省战争历史的表现，还有《读卖新闻》社社长、主笔渡边恒雄，组织“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出版《检证战争责任》一书。该书后记中写道：“作为《读卖新闻》主笔我今年80岁了，是那场战争最后的二等兵，我不能忘记残酷的军队体验，对于遭受迫害的邻国的怨念也完全理解。”比较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右翼翻案回潮现象，是为泾渭分明的对照。

　　作为战后历史认识的史学基础，对旧日本军队及其官方文件等史料的可信度分析，是中日两国社会与学界共有的课题。有研究者指出，《战史丛书》等旧日本军队战史“是由旧陆海军将校作为编纂官所编写的战史，从日军中央角度观察战争指导史的色彩浓厚，并带有彰显那些勇敢作战的‘帝国陆海军’将士的性质。从第一线官兵的角度看，这套丛书具有片面性，未能反映出战场的真实，这种批判在丛书出版过程中就已出现”。长泽复制版战斗详报也是这类不能真实反映日军侵略史实的史料。重新认识其失真及其发布意图，可以补充卢沟桥事变的历史真相，也有助于纠正对旧日本军队史料“可信度”的偏执观念，还原其虚与实的二重属性。

　　长泽史料聚焦于卢沟桥事变。有日本学者指出：“卢沟桥事件研究困难之点，主要在于基础性资料不足。”笔者大体赞同这一说法，所谓“不足”，一是没有，二是有而不可信。本文考证的现传卢沟桥事变肇事部队日军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即属于后者。日军战败投降之际大批烧毁其核心资料，因此，今后出现侵略卢沟桥地区的日军阵中日记、战斗详报“原本”的概率极小，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散落各方的“原本”再现。鉴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仍然根深蒂固，即便再有“原本”文献或解释性文本出现，也很难改变七七之夜日军高层确定下来的叙事基调。

　　在战后重建的日军战史资料体系之中，卢沟桥事变肇事日军部队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原本”隐去与复制版流传，正是其虚与实二重属性的奇特表现。其记录失真可以从反面证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与必然性。长泽在战时作为普通士兵，不一定完全知晓日军高层的侵略计划。但是历经战后25年的社会变化，长泽仍没有对战争进行反省，继续嘲讽、蔑视深受战争灾难的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军民，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新军国主义、右翼潮流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卢沟桥事变是一个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传统课题，基于中日双方难以调和的史观分歧与史料的不可穷尽，继续推进该问题的资料发掘与研究，仍是一件困难不小，但发展空间巨大，且兼具社会与学术意义的任务。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