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隆万：父亲参加东京审判前后
来源：中国清明网   2016-05-09 14:18:32

作为中国检察官，父亲向哲浚参加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他是带着国仇家恨参加东京审判的。 

1892年父亲生于湖南宁乡农户，家境贫寒。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丧权辱国的黑暗时期。甲午海战与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使父亲从小就立下报国强国的志向。父亲在免费的乡村小学学习出众，被族亲父老资助到长沙修业中学学习。在此期间接受反对腐败满清政府的革命思潮。代数老师徐特立在爱国群众大会上断指血书，更使父亲深受感动。1917年，父亲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深造，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 

向哲浚

1925年父亲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任教。为了取消列强在中国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父亲参加了北大“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并任法学权威王宠惠的秘书。1927年，王宠惠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父亲随他到南京任司法行政部秘书。第一件工作就是实现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夙愿，父亲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倪征?先生初次合作，当时倪是司法行政部的编纂。1932年父亲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1933年，父亲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 

上海沦陷后，敌伪的魔爪伸入上海租界的四个仍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司法机关。1941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午夜，特务潜入我们家，企图绑架父亲。幸好父亲当晚在法院办公未归，母亲周芳带着哥哥隆章、姐姐隆本和出生仅三个月的我住在一个出租房的底层客厅，特务无功而返。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日军进入租界，英美人士失去自由。在这样险恶的情势下，父亲和法院同事倪征?先生化装为纸商，混在一批到内地做生意的商人中，乘火车到杭州，再步行离开沦陷区到金华，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在此期间，母亲则带领全家先到苏州友人家避难，然后又历尽艰险，经汉口、长沙、宁乡到湘南山区逃难。母亲在当地一所职业学校任教，贴补家用。 

父亲到重庆后，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安排他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1943年，父亲被委任为新成立的高等法院湘粤分庭检察处检察长。该院设立在桂阳县，我们家得以团聚。在此期间，日军铁蹄曾进入桂阳城郊。母亲的一位职校学生用箩筐挑着姐姐和我逃上山，这一情景，现在我还清晰记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接到司法行政部电报，任命他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要他即速上任。他立即只身离湘北去。在母亲回上海之前，接到父亲来信，他已受命组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按法庭的组织结构，十一个同盟国每一国将派一位法官和一位检察官。父亲是王宠惠先生推荐给蒋介石的。当时让他挑选，当法官还是当检察官。一般人认为，法官的地位更高，但父亲的想法不同。他觉得，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必须向全世界揭露。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检察官的责任更重，所以他选择了检察官。同时，他推荐了清华的学弟梅汝璈先生任法官。梅先生曾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业精深，在多所大学任教，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但国际法庭法官一般需有在本国当法官的经历，于是父亲立即与他中学同学、时任新疆主要负责人的陶峙岳将军联系。陶将军非常理解形势的需要，通过有效的程序，梅汝璈先生很快被任命为新疆省的法官。这样，国际法庭的中国代表团基本组成，父亲被指定为第一负责人。 

1946年元旦父亲首次赴东京，筹备审理战犯事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1948年11月12日闭庭；1948年12月23日，七名日本甲级罪犯被执行绞刑，父亲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先生应邀参加见证。从筹备到落幕，几乎长达三年之久，父亲参加了这一正义审判的全过程，见证了这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向哲浚在法庭上发言

从下列数据可以看到东京审判之艰难。被起诉的甲级战犯28名；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12页；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人，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1213页。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父亲和梅法官以及他们的同事，肩负亿万父老的嘱托，面临重大的压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辱使命。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回顾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更可看到中国代表团的艰难处境。 

二次大战硝烟未散，冷战阴霾已起。1946年1月20日，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在国会发表题为《战后美国之劲敌》的演说，首创“冷战”之词；同年3月5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在美国发表演说，他说：“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挥。”尽管美英政府非常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出于冷战之需，他们对日本战犯采取了从宽的方针。早在1945年9月27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就在东京与日本天皇裕仁密谈，以后，天皇制得以保存，裕仁也被免于起诉。 

东京审判开始前后，蒋介石的主要精力放在打内战。东京审判开庭不久，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三十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并相继向华东、晋绥、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则采取“以德报怨”的方针，放弃战争赔偿的合理要求，也主张对日本天皇免于起诉。作为亚太地区最大受害者的中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数最少，前后总数只有十来位。而美国代表团中，首批工作班子就有三十八人；苏联代表团则多达七十人。当时政府拨的经费也很少，与中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曾听父亲说过，各国检察官轮流设工作宴会招待同僚。由于经费拮据，他几次用自己的薪水举行工作宴会。到东京审判结束前后，蒋介石节节溃败。分别于1948年9月12日、11月6日和11月29日开始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使蒋介石元气大伤，更无暇关注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结束后，父亲乘船回国，带了两大箱资料，包括数以百计的审判记录、书稿文件到南京述职，竟无人过问。这些宝贵历史资料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 

尽管处境艰难，父亲和梅汝璈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事，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渊博深厚的法学素养，夜以继日，恪尽职守。他们的贡献应当铭记史册。 

东京审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诉和辩论；第二阶段是量刑判决。按照英美法系，第一阶段又分四步：检方起诉举证；被告方辩护、反证；检方被告方互辩；检方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这一阶段从开庭至1948年4月16日，长达两年。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中国检察官首先提出了十一名罪大恶极甲级战犯的名单。包括法西斯元凶东条英机，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主凶谷寿夫等。除谷寿夫作为乙级战犯移送至南京法庭受审、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已自杀外，其余均列入二十八名甲级战犯之列。其次，国际法庭采纳中国检察官的意见，起诉日本战犯自1928年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暗杀中国华北政府首脑张作霖开始。检查组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大量人证物证和正气凛然又机智巧妙的当庭辩论，将南京大屠杀中日寇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昭示于世人；将极其狡猾的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批驳得体无完肤，终于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最近不少回忆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有所披露，例如倪征?先生法庭上智斗土肥原，刘子健、吴学义先生从日本档案中寻找罪证，高文彬先生发现两个日本兵杀人比赛的照片，等等。我看到一份日文法庭记录的片断，仅1946年8月27日的庭审记录，就记录了父亲十次举证发言，列举了许多电文、文件和他向有关人员的讯问，涉及土肥原策划伪“满洲国”的罪行，包括胁迫溥仪从天津经大连到奉天、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声讨”张学良等，这里不多赘述。 

量刑和判决阶段虽然为时不长，却至关重要。梅汝璈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庭开庭前夕梅法官争座次的惊世之举，不仅捍卫了民族尊严，也为中国以后位列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夯实了基础；最终，通过他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在最后表决中以六比五的微弱多数，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绞刑。公理与正义得到了彰显！ 

东京审判是留有遗憾的。由于前述冷战背景的干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签署各种战争文件的天皇没有触动；有些甲级战犯的量刑偏轻；还有不少战犯逃脱了审判。特别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被美国包庇了。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父亲曾和美国检察官莫罗和萨顿到中国许多地方调查，萨顿在法庭上已经指控日本细菌特种部队的罪行，莫罗还撰写了著名的《莫罗报告》。令父亲不解的是，法庭并未追踪下去，而莫罗回东京不久就被调离工作。后来才知道，美国为攫取细菌战技术资料和研究成果，以交出资料为条件，将原731部队的军官全部赦免。  

父亲回国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甚至为我们全家买好从上海到广州及从广州到台湾的机票，要父亲尽快赴任，父亲都拒绝了。他已看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决心留在上海，回到他喜爱的教育岗位。1949年2月，他愉快接受了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前身)和东吴大学的聘请，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5月25日父亲和全家在上海迎接解放。 

解放后不久，父亲作为旧政府官员，到华东军政委员会登记。没想到，负责登记的解放军干部竟是父亲在上海法院的下属韩述之同志。韩是地下党员，对父亲的人品学识非常推崇。他对父亲热情接待和慰问，使父亲又惊又喜。接着，父亲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转到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以后又调到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即今日的上海财经大学)工作，1965年于上海财经学院退休，时任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 

直到“文革”之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但是梅汝璈先生却被错划为“右派”。父亲在上海法院的同事、地下党员韩述之和王容海同志也被错划为“右派”。解放初王曾任高院办公室主任、刑庭庭长。他的女儿就是近年来为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法庭起诉的王选女士。 

“文革”刚结束，已到垂暮之年的父亲被奇迹般地激活了。他策杖上街，观看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证；多次接待司法和新闻界朋友，解答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198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发生一系列丑恶言论和行径，包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出现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等等。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义正辞严的谈话，痛斥日本右翼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他还积极配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介绍东京审判的许多情况。来访人员对父亲的谈话进行了摄像和录音，至今仍保留在纪念馆向观众放映的记录片中。1985年他对媒体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可惜对父亲来说，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得太迟了。1987年他病逝于上海，享年96岁。在他生命的后几十年，未能发挥法律上的专长，这是他的终生憾事。如果可能，他一定愿意将他的学识和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再作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