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是抗战胜利的法宝
来源：参考消息网 作者：彭玉龙   2016-07-21 16:18:48

战争的政治性质决定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凡是为了争取和保护民众利益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反之，就会遭到民众的反对。所谓民众利益，就是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而这种权益首先必须以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为根本依托。没有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众的一切权益都无从谈起。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更是一场争取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全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决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动员规模之广大，投入人数之众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共产党发挥高超组织才能

任何民众如果不进行动员和组织，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即便是与要灭亡自己种族的敌人进行对抗，没有深入的动员和统一的组织，也只能是自发地零星地与敌抗争，而不能形成整体的抗敌力量。

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始终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其中，落后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固然限制了中国御侮的能力，但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民众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始终不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与外敌抗争。

抗日战争条件下的民众动员，是一个如何把千百万民众发动起来，并吸引、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大问题。由于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一条单纯依靠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愿意发动和武装民众，因此，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严肃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站在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立场上，充分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战争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予无穷无尽的供给”，“只有最彻底地和最普遍地发动群众，才会使民族解放战争取得最彻底和最普遍的胜利”。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动员和组织民众。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民众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

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水平，不仅在敌后建党、建军、建政，而且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文化等团体，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亿万人民群众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组织动员体制，为实现宏大的总体性的和持久强韧的人民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为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伊始，就不失时机地分兵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各项政策，号召并组织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说服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八路军所到之处，严格遵守纪律，与群众打成一片，“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同时在战斗中力争多打胜仗，“向人民显示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从而提高了群众对八路军的信任，将其看成是“人民的军队”。八路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当时在中国考察和采访中看到：在“八路军敢于深入的地区，到处都有群众组织，他们组织了农民、学生、商人、妇女和儿童的抗日团体，而且正在引导年轻人参加游击队，年纪较大的人加入自卫队”。在华中敌后，新四军也“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为了动员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给广大劳苦民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且实行了精兵简政，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的局面，奠定了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

 民众土法抗战让日军恐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敌后战场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朱德曾经说过：“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争方略指引下，人民群众从青壮年、老人、妇女以至儿童，都被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人民群众一旦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抗日的积极性就空前高涨，聪明才智便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拿起各式各样的武器，依托高山密林、水网芦荡、平原地道、庄稼“青纱”，因地制宜，开展空前活跃的人民游击战争，创造出了边参加生产边监视日军，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信号通知附近军民作好战斗准备，随时进行联合作战的联防战法；依托村村相连、户户相通、能藏能打、能攻能守的各种地道，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进攻的地道战法；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如麻雀满天飞，造成敌人心理恐惧、坐立不安的麻雀战法；抓住日军外出活动规律，埋伏在碉堡附近，日军一出门便给以迎头痛击的“堵门”战法；埋伏在树林村边活捉敌零散人员的“捕捉”战法；日军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车轮”战法；同日军转圈子的“推磨”战法；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法；破坏和袭击敌人交通运输线、指挥通信、机场、工程设施、重要技术兵器、后方补给系统以及其他重要目标，瘫痪敌方交通，切断敌后方供应，使敌方机动、指挥失灵，削弱敌持续作战能力的破袭战法；四面包围敌人，断绝其外援和补给，困饿、瓦解敌人的围困战法；出没于港汊湖海的水上游击战法，等等。

在众多出奇制胜的战法中，尤以地雷战法最为大家熟知。地雷战是敌后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他们在斗争中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利用废铁、石头、陶瓷，甚至茶壶、饭碗、油瓶等，制成各种各样的土地雷。闻名全国的山东海阳县民兵爆破英雄赵守福、于化虎和女民兵孙玉敏曾制造出30多种地雷。从山区到平原，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敌后抗日军民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日军交通线上、据点周围，小河沟、大道旁、水缸下、门楣上，甚至日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凡是日军可能到达的地方，都埋上地雷，炸得敌人丧魂落魄，谈雷色变。晋察冀边区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率领的爆炸组，在1943年春季反“扫荡”中以冷枪射击和地雷阵相结合的战法，毙伤日军130多人，在秋季反“扫荡”中又创造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共毙伤日军300多人，炸毁汽车5辆。在抗日军民地雷战的打击下，骄横一时的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日军独立第3旅团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中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地雷的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在富有创造力的爱国军民手中，原始的大刀、长矛、梭镖和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有效的杀敌武器。日军在抗日根据地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日军”，哪里有日军，哪里就有抗日军民作战，他们在战法运用上之娴熟，几乎出神入化。其结果，使得敌军在农村根本找不到一个完全安全的地方。对此，侵华日军在《剿共指南》中写道：“中共的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战术，与民众一起进行顽强的战斗。也就是说，敌人的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还有层层的民兵及其拥护者。……形成难以分清敌军与民众、敌方和我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局面。”

 各民族协力筑起铜墙铁壁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最深厚基础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奉献和牺牲，使积贫积弱和矛盾重重的中国从沉睡中猛醒过来，奋起抵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以及一切爱国人士，都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抗战。

中国各少数民族包括北方的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云南的白族，贵州的布依族、土家族，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日救亡斗争。许多少数民族还直接组织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斗，威名远扬。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被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马本斋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表彰。回族英雄金方昌，17岁参加对日作战，1940年11月遭敌逮捕后，被敌残忍地挖掉一只眼睛，砍掉一只胳膊，至死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著名的抗日英雄陈翰章、周保中、李红光等，都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

台湾人民除在岛内坚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外，还直接奔赴大陆，参加对日作战。李友邦率领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即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英勇奋战在东南沿海；台湾新竹人邹洪，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军军长、第35集团军副总司令、粤桂边区总指挥等职，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台南人蔡啸在“赶走日寇，光复台湾”的思想主导下，投奔福建龙岩的闽南游击队，后来在新四军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香港、澳门同胞也始终站在抗战的前线。海外侨胞成立抗日救国“筹赈”、“救灾”、“筹饷”等组织，为抗战筹集大量的财力物力，更有许多侨胞直接回国参军参战。从地域上看，出现了真正的全国抗战。在前线，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在后方，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敌占区，各阶层的中国民众采取各种形式展开反对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斗争。

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论述：“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