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来源：思想潮 作者：张宪文   2016-07-26 11:01:10

两三年前，我们曾打算写一部《中国抗日作战史》，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是，一经着手，就深感写一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我们改变计划，决定先写一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然后创造条件，进一步研究整个中国战场。这是我们的心愿，能否实现还很难说。我们没有当过兵，更未打过仗，研究战史，犹如纸上谈兵，出笑话，说外行话，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国统区、正面战场的研究，也包括对敌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尤其是如何看待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地位、作用和政策变化；如何正确认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各次战役和广大官兵的抗日积极性。

抗日战争的成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也关系着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的安危。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各民族人民，尤其是国共两党应当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御外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企图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并吞、排除异己势力。这一错误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抗日反蒋的怒潮。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要南下灭亡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东北作为踏板去进攻苏联。1935年下半年，日本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行动，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也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特别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走私，损害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关税、盐税、统税收入日益减少。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对日政策方面，在一系列双边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方针，要求日本“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害中国之统一”“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同时表示，要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在谈判无结果时，将采取武装抵抗，开始改变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外交妥协方针。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报告和次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宣言，都显露了内外政策变化的征兆，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与共产党接触。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开始走上抗战的道路。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抵抗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做了一定的准备。它整理财政、实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这些措施虽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但也使国民经济在1936年达到较高水平和较为稳定的状态，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整编军队，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作战，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经完成。1936年修建了鲁、豫、苏、浙等地的国防工事，还打算修筑苏、浙、闽、粤的海防工程。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至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达10万公里。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办了21个重工业厂矿，都与国防有关，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内陆省区。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本谈判，意图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则积极调整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所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电示宋哲元“星夜赶筑”工事，“如限完成”。还计划组织保定会战，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主任，就近指挥。同时，电令何应钦迅速由四川返回南京，主持战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指出“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8月23日，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25日又指出，“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正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抗日问题的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本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接着，“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正确政策，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迅速实现。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为两党承认和遵守的共同纲领，政治上和组织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均无任何约束力。国共两党实行了党外合作，双方执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没有给共产党以两党间的平等地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就不断给共产党以种种限制，秘密下达指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1937年11月，蒋介石根据国民党特种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密示对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对策。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由抗战初期的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错误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加强了反共宣传，蒋介石密饬军委会政治部取缔《八路军军政杂志》，密令严格取缔各地宣传共产主义。 同时，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先后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显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政策，一直坚持反共立场。然而，这种防共、限共、坚持反共的政策，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的、强烈的、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剿共”政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采取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后来，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逼蒋抗日。到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目的是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面前，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伟大政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诱降，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导致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日的态度由积极逐渐消极下来。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企图以退让、妥协来求得日本停止武装进攻。但是，也应看到，国民党对谈判是有条件的，即不与汪精卫合流；不承认伪满、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双方的军事态势。这一妥协政策，满足不了日本强烈的侵略欲望。日本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而控制全中国，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国民党虽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国共合作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消极抗战与不抗战，仍有区别。日本诱降，国民党在谈判中采取了有条件的妥协政策。不能把这种妥协政策与汪精卫的汉奸政策混为一谈。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过去，我们曾经把这两个战场简单地称作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从军事战略上考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称作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好。这两个战场的出现，是中国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抗战为主；敌后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等武装力量抗战为主。在敌后战场未开辟前，八路军在华北，在晋北、晋东各战役中，主要位于战役的侧翼和正面；后来才开辟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也于1938年底宣布成立冀察与苏鲁两个游击战区，“期于敌前敌后不断打击敌人”。不过，他们留在敌后的军队，并未去抗击和牵制日军，而是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有的后来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当了伪军。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敌后战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着日本的大量兵力，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钳制、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失败得也将更惨。毛泽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但是，“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两个战场配合得较好的时期。它不仅有战争指导上的配合，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在战略上也是相互配合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与此同时，战役上的相互配合，在华北战场更是不乏其例。显然，那种轻视两个战场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是不恰当的。

我们应当把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在抗日战争一定时期内表现的消极抗战思想和政策，与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精神区别开来。国民党确有一部分军队在抗战时期表现腐败，贪生怕死。如防守津浦路北段和平汉线北段的韩复榘、刘峙所属部队的溃败，是人所共知的。抗战后期，国民党主要当权者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造成部队战斗力不强，军官经商、走私、吃空饷等腐败现象，十分严重。

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虽然由于战略指导的错误，致使许多战役最后都失败了，但国民党官兵的作战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不仅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平津、淞沪、晋北、晋东、鲁南和保卫武汉诸战役中，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上高、长沙、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和军事指挥无能，以第五、八、九、四共4个战区的兵力，未能阻挡住日军十几个师团的进攻，这不能不认为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错误。但是不可否认，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如衡阳会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中国守军第10军先后与四个半师团的日军激战47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仍然存在着国民党嫡系和杂牌军的宗派矛盾，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作战。过去曾经割据一方的某些地方军事实力派，也奔赴抗日疆场。川军第22集团军所属第122师，在山东滕县与日军矶谷师团主力血战两昼夜，师长王铭章以下多数阵亡。张自忠、庞炳勋捐弃前嫌，密切配合作战，在山东临沂地区给日本王牌军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以重大打击。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凡是进行了英勇斗争的军队和在战斗中牺牲的官兵，都应该受到崇敬和纪念。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亦应给予公允的评价。

（三）

毛泽东正确地提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他还预见了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我之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敌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战略的速决战，这是由它的国情所决定的。而我国在第一、二阶段，应当采取战略防御中的战役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以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实现第三阶段中的战略反攻战。在具体的作战形式上，两个战场应有所不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弱小，故而敌后战场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正面战场，因为国土辽阔，中国军队有一定的实力，应实行以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

但是，国民党当局未能很好地运用这一作战方针。虽然他们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部队作战也很英勇，但未能取得很好的战役效果。他们采取了以阵地战为主的消极防御方针，缺乏主动的、灵活的战略方针和战役作战计划，因而在战略上、战术上犯了错误，在战斗中经常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调动了诸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精锐部队，投入70个师的兵力，约占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会战虽然拖住敌人3个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但在上海这个河港交错、无险可守的狭小三角地带，集中这么多军队与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消耗战，遭受惨重牺牲，这显然是失策的。而对杭州湾这一重要侧背地区，疏于防守，仅以少数兵力守备，给敌人造成有利的突破口，这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重大失误。当战局十分不利时，亦不能及时组织有效的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坚固的三道国防工事，完全失却效用。南京保卫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背水作战，战前无严密的作战部署，战后无有秩序的撤退计划，特别是让日军攻占芜湖，切断了南京守军西撤的道路，这反映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指挥失当。再如著名的忻口战役，打的是激烈的阵地战，与敌人相持20余天，双方伤亡惨重，暂时阻止了敌人对太原的进攻。但当敌人由河北石家庄攻下山西东大门娘子关时，忻口的继续作战就失掉了战略意义。

消极防御作战的典型事例是花园口的黄河决堤。这一行动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由徐州沿陇海线西进，而后切断平汉路，占领中原重镇武汉的企图。但是，日军改变进攻路线，溯长江西上，并经大别山迁回包抄武汉，仍然实现了他们攻取武汉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决堤，其政治上造成的被动和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严重损害，超过了军事上取得的暂时利益。

当然，国民政府也进行过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得较好的战役，如台儿庄战役等。但是，这种战役毕竟不多。在战略防御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消极防御作战。

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在军事上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国内各种矛盾在发展，军事战略逐渐陷于被动。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在转化中，中国方面的有利因素上升。如果国民党采取正确的政略、战略方针，可以缩短相持阶段的进程，改变战争局势，加快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

可是，国民党政略上的错误，严重地影响和支配着军事战略。所谓抗日战争的政略，其中心点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级、各政党，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略错误，集中一点是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抗战，坚持反共政策。政略上的错误，必然导致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在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略错误在继续发展，反共活动不断增加，军事摩擦连续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军事战略上的保守思想加强了。他们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以彻底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远东战局不断发生变化，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主要当权者进一步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以准备将来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因此，在相持阶段，尤其是抗战后期，中国军队虽然仍在顽强抵御日军发动的一些军事进攻，但由于上层军事当局战略思想的错误，致使各次战役均陷于失败。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战争胜利的根据和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战。正面战场的官兵，也为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克尽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