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抗战史研究的检视与评述
来源：《江海学刊》2015年第4期 作者：张宪文   2016-07-29 16:02:33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规模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战后，自1945年至1985年，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存在重大的分歧，相互否认对方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是抗战研究的重要转折时期。学术界开始充分认识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作用和贡献。1995年，海峡两岸对抗战的认识逐步达成共识，关于抗战的学术研究，也逐步趋于繁荣。为了深化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我们必须进一步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和社会大变动。

关键词：日本侵华/民族战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社会大变动

1986年，国家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重点研究项目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战争研究”课题，可是没有人申请。规划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研究员在南京开会时，动员我认领这个题目，我答应了。他说，可以资助您5万元经费。我说，太多了，写一本书哪里需要这么多钱，三、四万元就够了，否则朋友会笑话的。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万元户”时代，5万元就等于5个万元户。最后，国家规划办批准了3万5千元经费。这笔钱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由于这是一个大型项目，一个人在短期内无力完成，因而我组织了由年轻学者参与的学术团队，开始改变过去对抗日战争不实事求是的观念，运用民族战争的思想，在课题中全面反映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共同抗战的历程，于1991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延到2001年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该书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虽然该书完稿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指导思想、史料运用、学术观点，都是比较科学的，真实地反映了全面抗战的历程。以今天的认识来观察，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谨的、尊重历史的学术著作。在2015年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该书作一些修改、补充，予以再版，在学术上仍然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回顾抗战研究历程，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抗战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下的抗战研究，时间大约自1949年至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各政党团体团结抗敌的结果。战争胜利后的主题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建设新中国。可是，国共两党在建什么国、如何建国、能否建成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以致很快由政治分歧、矛盾激化，再次转入内战。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对待国共两党曾经团结抗日的认识上，产生了极为对立的观点。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趁抗战抢占地盘，发展自己力量；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施不抵抗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丢失大片国土；国民党发表何应钦撰写的小册子《谁领导了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以及蒋纬国编著的《抗日御侮》，绝口不提共产党抗日。虽然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进行了上千次的大型战斗，而国民党只谈正面战场；共产党则强调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人民战争”，大力宣传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强调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战场的主体作用。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战争认识的严重分歧，对两岸学术界和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学者们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研究著作，如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梁敬錞著《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和《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等，影响最大的有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但也主要是论述正面战场。大陆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档案，均未开放。如共产党的军事档案，收藏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9年，我们为撰写渡江战役方面的研究著作，赴该院查阅军事档案，被拒之门外。国民政府的军事档案，则全部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该档案至1980年代中期才开放使用)。这一时期，有一些口述史料出版，如专讲中共军事斗争的《星火燎原》系列，以及涉及国民政府军事活动的“政协文史资料”，还有一些讲述抗日根据地的小册子等。历史教材中，基本上没有正面战场，顶多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以后的许多重大战役，虽然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国民党官兵浴血抗敌、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还是值得纪念的。这方面的内容在教材中销声匿迹。学生们对正面战场的历史认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有个豫湘桂大溃退，一溃千里。实际上豫、湘、桂是三个省，哪有三个省的大战役，它仅仅是连续作战而已。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地位突出起来。一些青年学生，只知道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影视片对他们的影响甚大，如《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等。

从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研究抗日战争的论著极少。1961年出版的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1956年教育部提出的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材，由一批著名学者合著，其内容较何干之、胡华编的两部中国革命史有较大进步，但实际上其学术体系包括第三卷抗日战争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史思路和框架，却被批评为“国民党家谱”。“文革”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两位教授合著，其内容仍然无法摆脱革命史学体系和观点。当时，中国学术界没有真正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虽然曾经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或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很多，但他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却是片面的或模糊不清的。

第二阶段，是初步开放阶段，时间自1985年至2005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阶段是对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点，不仅研究者逐渐多起来，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有很大进步。

转折点的重要推动者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历史陈列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1984年，胡乔木指出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的历史陈列不能只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而应将国民党抗战和正面战场内容加进去，以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同时，还要求在宛平县卢沟桥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是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制定了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改革方案。笔者也有幸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讨论。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研究。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布了一个文件，其中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文件同时指出，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

胡乔木的决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一文件精神，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北京和全国若干主要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各地研讨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说共产党领导，一说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不一而足。笔者在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学术报告。事后得知在讨论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还抗战呢?这反映出1984年至1986年是处在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对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

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价和判断。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长期以来被陈伯达等戴上了几顶大帽子：“人民公敌”、“国贼”，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等。也是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对蒋介石才慢慢地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才逐渐地“由鬼变回人”，若干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地摘掉。

大约在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坚持抗战八年，它的经济战略如何?希望学者们研究。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该校的教授们曾到南京搜集史料，编著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研究》。

在这一转折时期，1984年作者与陈谦平教授利用原始军事档案，写出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反映正面战场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开始编写大陆第一部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各次重大战役的专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自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何理著《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刘大年主编的《民族复兴的枢纽》等。作者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于80年代末写出了初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汪伪和伪满史，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敌后财政经济史和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均成就斐然，成果发表和出版很多，并在学术观点上有了很大改进，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档案史料的开放使用和编纂，都有很大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献材料，也陆续编辑出版。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大陆有31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是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可是，在1995年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大陆主管部门某位领导批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多了，说“宏观失控”，要求各出版社清理。一时间，一批待出版的抗战项目纷纷下马，其中包括作者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此书最后延至2001年才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的曲折，并不奇怪，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反复和逐步接受的过程。这一反复再次削弱了正面战场的研究，报纸杂志和电视荧屏，又只报道敌后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第三阶段，是思想全面开放，抗日战争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时间为2005年至今。

经过1995年的反复，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并未消沉下去，而是有所拓展。这一时间，各地开展了日军暴行史的调查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日军侵华罪行史的研究，先后设立了近百个课题组织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研究、强掳劳工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慰安妇”研究等。21世纪初期，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战损失的调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5年9月，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肯定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在研究日本侵华和纪念抗日战争的相关活动中，有两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首次国家公祭仪式，这对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追思遇难同胞、捍卫人类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二是中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在抗战中殉国的烈士名单，不仅有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官兵将领。这一做法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民族战争，为国家民族付出生命的国共两党的烈士，都值得我们纪念。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和俄罗斯将联合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国有关省市也在筹备举行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据了解，学术界将有一大批抗战史的著作出版问世。台湾将出版两百多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推出8卷本的中国抗战史，团结出版社将出版步平等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大型丛书21卷。前述由笔者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将修订再版。为揭露日本侵华历史罪行，我们联合各地高校、档案馆、抗战纪念馆的学者，编纂了《日本侵华图志》25卷。该书收入日本侵华罪行照片达25000张，全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历史罪行。这种图文并茂历史图书的编纂出版，显示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载体认识的转变。

我们可以预料，2015年以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契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将掀起新的高潮。

抗日战争的研究，从战后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和海峡两岸政治形势的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历程，终于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制约，逐步走向繁荣。研究成果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在众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两岸历史学者基本达成一致。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观察，军事史、战争史、抗战经济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较深入、广泛。但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尚待拓展研究和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把它公开视为国策。对此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这一政策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战争中只有后方安定了，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问题是“安内”指的对象是谁和如何“安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蒋介石是采取消灭异己力量的办法，达到安内的目的。这个异己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与蒋介石持不同政见、立场的国民党内外的军政势力。在日本强敌面前，蒋介石不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敌，而是企图消灭异己力量，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日本的侵略，这从政治战略上说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

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现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显示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团结抗战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国民政府控制下不同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抗战的旗帜下，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如川军、桂军等军事力量，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这些都表现了蒋介石政治战略的变化和进步。

在军事战略方面，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即“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方针与中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向国民党军委会提出的持久作战原则以及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民党的方针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共产党的方针较完整、全面、科学。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其本质仍是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远远达不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保卫国土的目的。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是保守的、消极防御性的，但是总体上说，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对蒋介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问题，应如何认识?蒋介石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对日政策和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谋求通过谈判以求解决冲突，从而未进行真正的抵抗准备。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上升为不抵抗“主义”，而且从战争行动上也给人以不抵抗的判断。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其他部队实施不抵抗的文件。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丢失了东北大片国土，蒋介石因此受到国人的普遍批评、谴责、抗议，他是无法辩解的。

研究蒋介石的不抵抗问题，首先应该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当时，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种对比形势的改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军事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不讲求军事策略，调动力量与敌人进行拼死斗争；二是不作任何准备，在敌人面前不作任何抵抗；三是实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妥协政策，实施以达到消灭敌人为目标的战略性撤退，在运动转移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正确战略方针，是应该实行这种战略性的撤退。

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作战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仅仅是书面上的构想，并未实施和部署。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周密细致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因此，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军队不抵抗或软弱的抵抗或不战而退。观察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方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必须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即“敌强我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蒋介石戴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可是缺乏战争准备和未组织有计划有成效的战略撤退或转移，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战争初期，反蒋的群众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呼声不断涌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蒋介石软弱的抗日政策的反弹。

总之，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甚至加上“主义”的帽子，应当从中国面临的国情和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而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战争中期之后，蒋介石逐步转向积极的抗战态度，从多个方面积极备战、迎战。

第二，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

我们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中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中国人民积极组织抵抗角度进行的研究多，出版的著述也多，研究队伍也较庞大。然而，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侵华罪行，揭露与研究甚少。事实上，随着战争的进展，日军不仅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而且犯下了种种残暴罪行，诸如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对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南京实施极端残暴的大屠杀，在华北等地实行“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财富进行掠夺和破坏，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等等。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侵华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在这种形势下，加强日本侵华罪行历史的研究，揭露其真实面貌，显得日益紧迫。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匮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关部门应该引起关注。日本罪行历史的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二十年前国内只出版了约200万字的史料，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南京地区组织了约百余人的研究团队和翻译人员，花了十年时间，远赴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搜集史料，掌握了英、日、法、德、俄、意、西班牙及中文约5000万字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出版了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尽管日本右翼不断抵赖，这4000万字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

第三，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抗日军事史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关注不够。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譬如：

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巨大变化。其一是大规模战争、遍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和不断爆发的各种严重瘟疫，造成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的自然流动是正常现象，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却造成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的被动迁徙。当时有短距离的城市向乡村或山区流动，这种情况多属暂时的逃亡或投亲靠友。可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大沿海地区各省人口向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大规模流动，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和文化财产，使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破坏。许多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战争也打乱了教育事业正常的教学秩序。华北、华东地区众多的大学、中等学校和文化事业机关，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甚至边远农村，在简陋的校舍环境中，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下，被踏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大后方、沦陷区、敌后解放区、上海孤岛以及日据台湾等。在日占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统治政策。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居乐业，各种灾难不断降临，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分化、人格变形，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大多数人，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保卫祖国，奋不顾身，直至献出生命，为国捐躯，表现了高尚的爱国精神。也有的人，面临强敌，为保存自己，不惜卖国求荣，充当了汉奸；也有的人，大敌当前，不惜采取软弱逃避的态度，置国家与民族危难于不顾，更多的人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感到无能为力，采取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态度。在西南西北大后方，不少人在努力支援抗日战争，为保卫国家民族作贡献。但是也有人生活依旧，早上进茶馆，晚上入澡堂。有人形容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形色色的思想，侵蚀着中国人民，不断地改变着优秀的中华文明。

日本侵华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