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黄道炫   2016-07-30 17:00:51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也完成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这种持久抵抗的链条得以形成、运转的原因何在？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表述：红军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则是基本任务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八路军）构成了中共持久抗战的“三驾马车”。
 

游击之路：从战术到政略游击战并非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国外早有游击战的成功案例，国内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共也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但在抗战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军事政治形势，游击战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成为战争史上独特的案例。而这种战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战争指导中不断摸索的结果。战争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并竭力强调游击战的方针。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平津相继陷落后，中日间一场大战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要求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如下：“（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中告诫彭与各方接洽时，“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 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华北战场还有大批中国正规军存在，此时强调游击战，更多在于突出中共武装的独立性，将中共武装的战场功能定位于侧翼配合。而随着战争的进行，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华北战场正面抵抗势难持久，游击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共在华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门，对游击战的判断已经逐渐向着战略方向提升。在1937年9月25日发出的一份指令中，毛泽东写道：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可见，就毛泽东的思考方向言，游击战不是零散局部的战斗行动，而是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游击战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还具有政略意义。

虽然毛泽东要求把游击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但对把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前方，多少还存在一些担忧。并且，1938年初毛泽东一直担忧日军会对西北有大动作，判断“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对西北一直持高度警戒，相应地对华北也无法放手。这时，他的决心最大限度的表达是：“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山西山地纵横，符合毛泽东实施山地游击战的要求，而其背靠陕甘，进可攻退可守，也让中共部队在局面全面恶化时，可有退路，这是此时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战略展开地区的主要考量。 1938年3月前后，毛泽东不断致电前方，反复提醒要保持八路军前后方的纽带关系，同时观察游击战作为一种战略的可能性，还没有下定决心投入主力开展大规模敌后游击战。3月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强调：“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他担心的关键问题在稍后的电文中说得更清楚：“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为数十万正规军能在华北一隅长期作战。” 不得已时将红军主力撤回黄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没有改变。24日，毛泽东提出：“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 29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有更明确指示：“依此时敌我情况，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贺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就在毛泽东不断提醒要保住后路，准备西撤时，中共试探性进入华北平原的武装力量出现出人意料的大发展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抉择。千载良机：从山地到平原 1938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中共造就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苏维埃时期，中共利用国民党内部争战在省际交界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抗战初期，良机再次出现。战前华北多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中，中日全面开战后，各政治军事力量剧烈洗牌。河北的宋哲元因为二十九军迅速溃败失去原有地位，山东的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华北平原两个大省出现政治塌陷。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缺乏在华北坚强防御的信心，兵力和准备不足，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正因此，日军在华北推进迅速，随着其兵锋越过华北平原南下，华北出现短暂的控制真空局面。而中共方面，由于毛泽东一开始就认识到应坚持游击战的方针，尽可能多地建立根据地、巩固自己、袭扰对手便一直是其努力的方向。本着遍地开花的原则，毛泽东在坚持把部队主力抑留山西，保持前方主力和陕甘后方联系，确保退路的同时，也分兵派出小股部队向冀中、冀东、冀南、豫北等地挺进，试探寻找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的机会。此着既在窥探形势，也是给主战略区山西建立环形的前出防护基地，即邓小平所谓“侦察式的活动”。八路军向河北试探性的进军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分兵发展成功的典型案例。1938年1月，陈再道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在冀南几乎没有其他正规武装背景下，东进纵队可谓独树一帜，对其他民间武装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很快吸收、改编金庆江、李景隆、邱庆福、刘磨头等大股民团、会匪武装，在二十几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由原来六个老连，发展至三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组建了五个军分区”。更让中共中央振奋的还有山东，日军进攻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估计到山东形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决定积极准备武装力量，适时打出自己的旗帜：“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伹徕山建立武装，是为中共在山东发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中心一环。在此前后，中共在沂蒙山、鲁西北、胶东地区相继展开一系列武装活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逐渐蓬勃兴起。山东“民气素来强悍，地方武装又多（鲁南滕县有十万支，菏泽有一万二千，临沂有一万八千），都是开展游击战争之有利条件。” 由于中共山东党抓住时机，迅速拉起武装，加之韩复榘被处决后山东政治的群龙无首，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约4万人，统编为7个支队和两个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 1938年4月，华北中共部队发展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这让一直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大大增强了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中共文件曾谈到，历史发展常常有一些不多见的历史先机，“当着历史先机已经出现，或许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周），但它能给予我们的，往往能使我们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用这个判断观察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平原获得的机遇，异常贴切。短短几个月内，用极少的人力、物力，在河北、山东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发展，这样的机会空前绝后，是中共日后得以在华北持续坚持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共取得成功迈出的最初却又至关重要的一步。对这段历史，中共后来曾总结道：“我们可以把敌后抗战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以坚决果敢的行动，长驱直入，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这一整个时期，我军处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 然而，中共获得的这些成果，由于来得太快、太轻松，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可以预估得到，日军在正面战场进攻告一段落后，必然会返身巩固后方，这对中共将形成巨大压力。同时，国民党方面经历初期的溃退后，受中共方面刺激，也准备重返河北等地，不可避免对中共继续发展构成挑战。要保持既有果实，让初期获得的机遇真正转化为继续发展的基础，亟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时制宜，对既有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38年4月上中旬，八路军出动以来一直和前方保持联系，不断发出指令的毛泽东出现罕见的长时间沉默。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成功，这场战役无论具体战绩如何，但当时对士气民心的振奋难以小视，也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中共方面对国民党中央走向投降的担忧。 4月21日，毛泽东终于与张闻天、刘少奇一起，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宣布：“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平原游击战的思路，可谓战略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 1938年5月，酝酿已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终于出炉。平原游击战的提出，可谓打通了中共持久抗战理论的任督二脉，从此持久抵抗的天地豁然开朗。毛泽东恰逢其时推出这两个文本，为全面游击战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持。平原游击战极大拓展了游击战的思路，打开了中共全面向敌后寻求生存发展之门。全民族抗日的号召、统一战线的旗帜、公开活动的条件以及华北真空局面的形成，主动出击，利用中共武装已经取得的先机，在华北大平原与日军乃至国民党敌后部队争夺生存空间，虽然前路多艰，仍值得放手一搏后来，中共在敌后生存实践中发现，平原游击战不像想象的那样艰难，时人谈道：“过去我们总以为平原和山地比，平原斗争一定尖锐，实际上今天山东的情形，还是铁道线最严重（包括平原地区和山地）。这里就可看出地理条件并不是主要的。” 在国际战争的背景下，国共日连环斗中的敌后生存，既是战略，更是政略，只有从这一层面予以全面理解，才能对敌后游击战作出更准确的把握。

游击战和根据地：看似彼此矛盾，实则相互支撑平原游击战的决策是大手笔，决胜千里之外，需要统帅的运筹帷幄。如何在日军进攻下，坚持华北敌后的抵抗与生存，是平原游击战决策必须解决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毛泽东站在总体战的高度，从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几个角度对此作了富有辩证色彩的回答。而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和上述两个文本的发表，在时间上连贯、集中，应该绝非偶然。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日军兵力的不足及异族入侵的事实，带来了控制的困难，使中国有了可乘之机，游击战的展开和坚持，这一点绝对不可忽略。不过，日军毕竟拥有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老百姓说：“日本人机枪大炮，八路军步枪汉阳造；日本枪声是‘不怕、不怕’，八路军枪声‘怕、怕’。”这种从连发和独发中听出的“不怕”和“怕”，形象显示了二者在装备上的真实差距。当日军军事优势非常明显时，要让其兵力不足的软肋充分暴露，不仅要坚持敌后抵抗，而且要持续有效，这需要高明的战略指导，中共和毛泽东为敌后找到的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三驾马车，就是克敌持久的抵抗链条。苏维埃时期建立的根据地尽管未能使中共避免挫败，但对中共发展壮大仍然起了无法低估的作用。鉴于此，抗战伊始，和游击战提出几乎同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即被强调。但和苏维埃时期不完全一样的是，中共此时已经拥有陕甘宁边区这一总后方，全国也处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共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为了自身的单纯存活，而有抵抗和生存发展的双重功能，但是，这样的生存发展又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地域占据原则上，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对日的阵地战，这是中共武装不可能也无力进行的。抗战根据地尤其是平原根据地前出到对手后方，它既是中共武装的前进阵地，又是游击战争的后方，还是贯彻中共党政军民总体战的基地，一身而担数任，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一般的理解中，游击战和根据地两个概念多少有点冲突，游击战强调“游”，不以占取地域为原则，战斗目标往往通过游动实现；根据地则重在“据”，所谓“依靠一地区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者”，需要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占领、管理和控制予以实现，要求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当然，这样表面的冲突对毛泽东不是难题。抗战时期，鉴于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和中日两国多种因素较量下形成的战争持久性质，战争形态犬牙交错，此即毛泽东所言：“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这里，整个的敌后战场以广大的大后方区域为内线，中共的根据地以陕甘宁后方为内线，各个根据地又相互为内线。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游击战和根据地，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日抵抗系列链条中的一环，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内线，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日抵抗后方构成相互支撑的关系。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既是后方，又没有后方。毛泽东谈道：“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当中共决心把主力投入敌后方游击战时，即需面对华北游击战场同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总后方脱离、进行无后方作战这一可能，在这种总体上无后方的状态下，根据地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局部后方。杨尚昆曾细数根据地的作用：“（一）坚持长期战争，驱逐敌人消灭敌人的依托；（二）生息与壮大革命武装的源泉；（三）发扬与培植民力，进行各种有利战争的建设保证最后胜利的基地；（四）与敌伪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堡垒；（五）维系敌后民心，提高全国人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灯塔。”有了根据地，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才有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控制才能发挥效力，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根据地从战略上说，其实是插入对手后方的楔子，既滋养、巩固自身，又破坏、扰乱对手，根据地的存在，不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触角，还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对其形成威胁。当时的文件说得很清楚：“民众失去了政府，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就象丧失了父母的孤儿，只好随人摆布。焚烧打杀，奸淫抢掠，任敌人硬来软去，随心所欲。但是，有游击队活跃的时候，民众不但有了行动的方向，而且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在这种情形之下，敌人即使占领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这一个地方的政权却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国民党敌后游击基本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缺乏党政军民的配合，缺乏坚固的根据地的建设，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当时中共判断：“友党友军最大与很难克服之困难，即政治之继续落后，与群众脱离，坚持敌后抗战一般办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设根据地。”中共的政治和理论高度及战略和政略结合下体现出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国民党均难望项背。

“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正规军是游击战队伍的核心中共的游击战，理论上当然应该是群众性的，事实上中共也一直向这一方向努力，但是，发动和武装民众，让民众具有游击的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李雪峰回忆，抗战初期，“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发动组织民众，但效果并不突出。”战争中，机会常常转瞬而逝，八路军出动后，要迅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以正规军分散投入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正规军的加入是作为战略的游击战能够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运作具体状况看，所有重要根据地的建立，都离不开正规军的帮助，大部分根据地更是由正规军直接缔造。游击战可以以动补拙，以巧击强，战术的灵活相对可以弥补部队的弱点，但游击队本身的素质仍然是游击战成功的要素。因此不少中共将领都对游击部队提出要求，彭雪枫总结为：“（一）指挥员机动性强，果敢决断，富有大无畏精神。（二）部队行军力强。（三）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饥寒。（四）能冒一般人所不能冒的危险艰难。（五）迅速、坚决、秘密。” 战争史上，很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恰为优中选优的精兵强将，因为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言，这样的任务都是超常的考验。一位参加过游击战的中共干部在日记中写道：“一连多天的夜行军，为了迎接‘红五月’，打完灵石车站，紧接着在黎明之前，我们又转移直到离平川四五十里的山里才休息。第二天黄昏又走，到天亮才驻扎下来，过了两天，又转移。不要说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就连我们战士，也是事后才知道我们的具体行动的。”长距离、高强度的游击行动，对战斗员提出很高的要求，战术层面上的游击战的开展，离开了正规军的坚强支持，很难想象。其实，即便到抗战中期，地方武装的素质仍然不容乐观：“区县武装政治认识模糊，不但没有为党为革命为群众利益而牺牲的奋斗目标，就是对日寇的仇视民族观念也很差。……违犯政策破坏群众纪律，如架票、劫路、打骂村长等现象，群众中间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说法。” 所谓“老八路”、“新八路”，实际分别指的就是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正由于此，抗战开始后，中共和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就把八路军出动的任务规定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解释：“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正规军在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客观看，毛泽东的解释有其战略上的前瞻性。由于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人数有限，仅三个师，这些有限的兵力如投入正面战场进行阵地抵抗，很可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已被消耗。况且，中共参战还牵涉到对国民党的信任问题，包括能力和诚意的信任，而游击战和发动群众是中共素来的强项，八路军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投入正面战场效能远为充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的确也是这样，由于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华北广泛开辟根据地，有效坚持了华北抗战，对中共的生存发展、相应地也对中国整体的抗战持久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游击战的发动和坚持离不开正规军，抗战之初，中共部队经过了“由正规军分散成许多游击军”的阶段；随着战争的进行，游击队也要逐渐转化为正规军，“这是游击队最光荣的前途”。但是，正规军的加入并不是要其打大仗，抗战开始之初，正规军主要任务是开辟根据地，为持久抗战培植基础。三五九旅政治干部王恩茂日记载，他率部到广灵、浑源开辟根据地时，具体任务有：（1）打击伪军，肃清汉奸，消灭土匪；（2）争取群众、宣传和教育群众；（3）扩大部队；（4）收集资财、筹款；（5）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政权；（6）破坏敌人交通。壮大部队和筹集资财是核心任务。抗战持久阶段，正规军进可袭扰和威慑日军，退可使游击队的党和政权、群众有武力依恃，有效支持根据地的控制。另外，正规军可以培植武装力量，充当游击部队的基干队伍，按照刘伯承的解释：“野战军和军分区兵团，原为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队，现分在下层，系去帮助组成和强化游击集团者，是因地方武装太弱不得已而采用的办法，在游击集团组成和有力时，则仍收回作本级干队机动或整训”；“在军事上，分队起侦察、防谍、箝制、疲敌、耗敌作用，干队起袭弱、机动、突击作用，实行合量的游击运动战。”可以说，终整个抗战，正规军都是敌后游击战的核心力量，只是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等弱点，高举生存智慧的大旗，赋予游击战以战略和政略的双重意义，主要不以战争，而以我之顽强生存，破坏、抑制对手的控制，达到对敌持久、削弱对手的目标。但在日军优势兵力包围下，如不具备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超常的生存能力，很可能就是以羊饲虎，绝非易事。真正让毛泽东放手一搏，将正规军投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在于他对中共军队的自信。中共武装具有将游击战打成政治经济社会总体战的能力。中共坚强的政治工作是游击战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彭雪枫谈道：“常遇到一些敌后抗战的朋友们说：‘我们的队伍化整为零倒容易，要是化零为整就不可能了。’那原故就在于不懂或者不愿进行政治工作。有一次某地方部队派出一个连，向敌人游击侦察时，全部一哄而散，不知所终了。这还不足以证明游击部队没有政治工作必会土崩瓦解的血的教训吗?” 恰切道出了中共部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关键性区别。抗战之初，为适应国共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共曾于短期内对部队结构做了一些调整，但政治委员制度很快恢复，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从未放松，王恩茂日记记有在部队中开展学习动员的程序：首先是会议动员，经过党支部大会、小组会、支委会、军人大会，传达到每一个人。接着发起竞赛运动，提出一个半月的竞赛条约，大家比着学，期间党员要领导、帮助学习，做学习模范。再是开展反对不愿学习的斗争，鼓励和斗争并进。为检验学习效果，还要有经常性的个别谈话和鉴定、测验。 这样成体系的教育、灌输、检查、促进制度，环环相扣，起码在程序上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对于分散的部队，中共尤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规定：“坚决保证每个战斗班排经常有1／3的党员” ；“小部队党的数量比一般的部队应该增加，最少要达到30%，最好能达到50%至80%。” 持续的党的建设和政治训练，风行草偃，的确使中共部队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曾经在报告中谈道：“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 他的这一说法，在王恩茂日记中得到验证，1939年1月在部队开展的一次测验中，战士平均得分92.5分，炊事员57分，党员90.6分，党的干部90分，测验结果，战士成绩最好，素质本应较高的党员干部反而不如一般战士。 战士水准的大幅度提高，弥补了一般军队的所谓短板，极大有助于部队整体政治水平的提升。通过政治教育，中共部队多了军人服从天性之外的自觉追随，尽管不是说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其所期望的政治觉悟，但团体意识、纪律观念、信仰追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灌输、提升，这是中共武装常可在困境中生存的关键，也是八路军分而不散的关键。党是军队的灵魂，军队是党的支持力量。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八路军进军华北，不仅造就了根据地，造就了武装，还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所谓游击战争的政略，所谓总体战，和这一点都密切相关。除了需要坚强的党和军队外，要和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展开游击战，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而民众的支持很大程度又来源于游击战争的成效：“游击战争是民众抗日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民众唯一的要求是积极的打击敌人，反对敌之野蛮的侵略来保卫自己，才能成群结队的去参加游击队。如果领导游击战争者忽视了这个要求，便失掉了游击战争的意义，便丧失了自己在民众中的信仰。我们记得发动的最初几天还没有打上敌人的时候，一般的民众终是采取疑心〔信〕参半、敬而远之的神情。一旦壮烈的战斗明朗了，民众不但变疑惧而亲近，且自动的携带武器蜂拥的来参加。” 游击战中民众的作用，在平原地区尤为明显。平原地区没有地形的怙恃，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生存困难大大增加。八路军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坚持生存，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获得另外一种依靠，此即前方将领所归纳、总结的“人山”。徐向前到河北不久即发现：“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正是有了民众的掩护，中共才获得活动的广大空间，关向应写道：“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事件：敌人有过两次在我兵团前二三里五六里的前面通过，没有发觉到我们，曾有一个团在敌人两个行进纵队中间行进，亦未被敌人发现，这是说明民族战争在平原上，在广大群众掩护下的特点。” 民众潜在的支持、人山造成的事实及中共对自身民众工作的重视和自信，在毛泽东作出展开全面游击战的决策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日军的统治状况也是中共可以开展总体战的重要背景。日军兵力不足造成了其后方的广大活动空间，保有交通线完成资源攫取成为日军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游击战和根据地针对的正是日军这一特点，无论是强调“游”的游击战和强调“据”的根据地都不主张正面撄日军之锋，而主张因势利导，灵活机动，保存力量，是战略和政略的结合。对此，黄敬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当敌要向我大‘扫荡’时，我要报复，使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次我反‘扫荡’即成功在此。……我不要过分夸张我之力量，使敌觉得坐不稳，使其再增加力（量）来。使敌觉得可以维持下去，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敌斗争至此就很好搞了。”当然，保存自身，不是单纯避战，不是游而不击，既要谨慎将事，又要针锋相对。必须承认，游击战常常体现为小部队的出击，部队分散，指挥员的决心十分重要，不是所有指挥员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准，各地报告都提到：“怕与敌人作武装斗争，避免与敌作武装斗争，不加强注意武装之发展与掌握，苟安满足现状的现象很严重”。因此，要真正发挥游击战争的作用，在持久消耗中不至流于苟安避战，必须反对逃跑主义，最佳的状态应如晋察冀军区提出的：“在斗争上，应是积极进攻的，但以不过分刺激敌人，不过分消耗自己力量（武装、地方为原则）。既要善于使用自己力量，积极打击敌人，又要善于积蓄与隐蔽自己力量。军事上不可过于突出，也不应单纯躲避。”但这种允执厥中的要求付诸实施尚需努力，前方和后方、上级和下级、战略与战术、军事和政治之间，不可避免存在难以完全消弭的种种紧张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成功完成持久作战的目标。无论山地还是平原，中共都顽强坚持，打破了日军完全占领的梦想，使其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中共的成功，正如时论指出的：“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巩固根据地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这种团结，就休想持久坚持根据地。固然没有军队则根据地不能存在，但如没有地方党政民的领导与配合，则根据地也无法存在。” 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难以有游击战的坚持，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看起来不无扞格，经过中共系统运作，却能相互咬合，互动互补，而党政军民的一体化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中共的这条道路不是一蹴而就，中间有不断摸索的过程，期间机遇的出现、把握及运用、创造，最能体现历史的生动和复杂。中共在持久生存中表现的智慧和能力，既源自一个革命党的积极进取要求，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高度和政党属性相关，还和毛泽东作为政党领袖的军政才能和实用指导密不可分。当中共在抗战中窥察形势、把握机遇、克服困难、一路曲折走向胜利的终点时，离夺取政权的另一个终点，已经并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