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中何以壮大？
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黄道炫   2016-07-31 16:04:10

“持久战”并非由毛泽东最早提出

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但这其实并非是他的首创,蒋百里、陈诚，包括蒋介石，1935年前后都阐述过这个问题。陈诚在庐山训练的演讲中，比较详细地讲过对日持久。庐山训练编的教材里，专门有一个章节，比较中日军力、资源各方面情况，也得出要打持久战的结论。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甚至远在云南的龙云1937年5月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说，抗战“要持久、如熬干粥似的、非熬到胜过敌人不可”。检索一下《申报》可以发现，仅仅1937年8到10月，谈到对日持久的就有100多条，当时，打持久战基本已成共识。

中共方面，1936年毛泽东和朱德在跟外国记者谈话的时候，也都阐述过持久战的方针。当时，战胜日本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投降的选择，即使有人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出来。打持久战成了唯一可以想象的选择。

抗战爆发后，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中国不会亡”。这里体现了国人一个低调的意愿，就是“不会亡”。

李宗仁、陈诚提出的持久战概念，跟毛泽东的有所不同，毛的《论持久战》，在持久的论述上更加完整、更加上升到理论高度。最关键的还是毛提出了一个达成持久的现实道路，这可能要比持久战本身更重要一些。陈诚他们谈的多是为什么会是持久战，而毛更多讲我们怎么去持久。

而且毛在《论持久战》一文里还强调了必胜的信念。在当时战争连续遭遇挫败的形势下，需要这样一种鼓舞人的目标。

平原游击战，是中共破釜沉舟之举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1938年5月份提出来的。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因为毛泽东从1937年底已经开始思考对日持久战略的论述，他有意识地指示做军事理论研究的郭化若收集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书，包括德国鲁登道夫写的《总体战》等等。

我在了解中共决策的脉络时，发现1938年4月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此之前毛跟前方通常每天都有几封电文来往，多的时候有十几封。但从1938年3月31号，一直到4月20号出现了20天的电文真空期(当然中间可能也有零散的来往，但目前包括《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院编的那套《八路军文献》里都没有看到)。

20天以后，毛第一封发出的电文是《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平原游击战的决策不容易，这对毛做出《论持久战》的整体论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此前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山地游击战基本就是围绕山西展开。他还特别强调要留下从山西撤回延安的后路。每一次跟前方布置，都会强调后路问题，反复反复说。而平原游击战等于把整个中共的网撒到了平原地区。

这个就无所谓后路不后路了，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决策对于中共来说是关键性的。如果共产党当时局限于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华北平原没有大的作为，那对全局的掌控，对于整个中日战争走向的掌控，将非常有限。

我想，毛在那20天真空期，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山地游击战转到平原游击战的策略，主要是华北行动意外的收获。毛一直坚持山地游击战，并强调要有一个后方联系，这是一个谨慎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但是中共又是一个宏图大略的，有企图心的政党，它也一直在窥察时机。

以山西为中心，中共派出小部队前出到察绥、冀中、豫北等方向活动，寻找机会，也是给山西建立前进阵地。这些部队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当时在河北地区，日本人迅速南下，29军和中央军被迫过了黄河，基本上这里既没有中央的部队，也没有地方的部队，日本的部队很少，成了一个统治真空地带。再加上此时呼吁抗日的民军蜂起，派往冀中的陈再道东进纵队进来后，几个月之内从500人发展到几万人，创造了奇迹。这个发展对于中共的刺激比较大。

到1938年4月，中共已经有了十二万武装在华北地区，还有广大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怎么对待?日本人如果在前方达到战略目标，肯定要返身巩固后方，中共要是继续坚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在华北平原没有更大规模的重视和投入，那意外获得的战略先机就有可能失去。

当然，要是把主力继续投向华北平原，就要承受失去后方，被日军包饺子的危险。这个决策要下决心，想办法，不好做。最后，毛作出了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同时也推出了《论持久战》等文本，这些文本解决了如何在敌后持久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进行平原游击战的问题。

国共的差异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事实上，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1937年底也已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的建议，蒋介石也随即通令各集团军加强游击战，并在中共帮助下开设“游击队干部训练班”。但蒋与毛对游击战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蒋需要面对全国战场，游击战只是他的选项之一。他也只是从军事上去理解游击战。比如将正规军化身为游击队放到敌后，利用不愿离开本土的地方部队打游击，这都是蒋在抗战初期对游击战的部署。

毛就不一样了，他很清楚中共的优势和实力，所以毛对游击战可以说是全神贯注。游击战是他的唯一选项。

另外，最大的不同，毛是把游击战作为一个总体战去理解，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总动员。这在相当程度上跟毛和蒋在政治认知上的不同有关，蒋是一个军事出身的、以军事为主导的人，而毛则更为全面。总体战的思路，正是解决如何在敌后持久的锁钥。

中共打游击战，首先强调一定要有根据地。当然国军也有根据地。但是国军的根据地是什么概念?

这个部队原来在什么地方，就待在什么地方。但是中共是一个高度讲求效率的政党，毛是一个挺进型的人物，他们会给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开辟、建立新的根据地。

比如王恩茂的日记里就讲到游击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组织动员民众起来抗日，然后收税、征兵，打汉奸。他用一整套手段，把这个地方给控制起来，自己也能发展壮大。

他们反复强调民众是最好的掩护，冀中发明了一个词汇：“人山”，意思是，没有山地，支持你的民众可以像山地一样成为屏障和掩护。

另外，对于部队政治上的改造和控制，共产党做得非常成功。游击队不是一个单纯作战的部队，而是被有效组织起来，不断进行政治训练。聂荣臻曾形容游击队“分而不散”，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灌输和教育，和拧成一股绳的集体主义理念在起作用。

还有一点，根据地的维持开辟都是以正规军为基础进行的，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坚持游击战的主力恰恰是正规军，共产党通过正规军的出动，滚雪球一样发展，通过这些部队，再去训练、影响新编部队，所以他的部队很快就能正规化。

中共的根据地尤其是平原根据地前出到对手后方，既是中共武装的前进阵地，又是游击战争的后方，还是贯彻中共党政军民总体战的基地，一身而担数任。

国军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师以下取消政工机构，党在军队里面的工作大大削弱。抗战时期有部分的恢复，但也远远不像中共那样严密。抗战初期中共也一度取消政委制，但很快就恢复了。因为中共深知，这是共产党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关键之所在。

40年代初，中共规定，部队首长的勤务兵都要由党挑选，不能由首长自己决定，而且特别申明，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属于党，不属于哪个个人。

所以中共的游击队策略与根据地、正规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点也很有意思，我们不断在持久战、游击战、根据地这几个话题里游走，这和中共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有关系。中共的策略里，你能看到一个系统性思维在里面，很典型的是辩证法。

共产党从这个角度说，是很西方化的政党。马克思代表的思辩逻辑确实要高过于中国传统的朴素、单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差异。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大，要面对很多理论上的驳议，但仅就我们看到的中共的叙述逻辑和行事方式言，不是传统的中国思维可以笼盖的。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提到“游动的根据地”，其实这也是中共统合性思维的一个表现。根据地本来是要固定的，强调“据”，怎样和“游”混到一起，毛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一个是指，根据地可以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地理位置会变，但是人不会变，组织不会变，军队不会变。

第二个是随着日本人的动而动，这就是毛在红军时期讲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游击方针。后来在执行中更强调各个根据地相互之间的配合，因为日本兵力有限，当他针对一个地区扫荡的时候，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就要对他实行进攻，打他的后方、侧翼，使他始终有一个后顾之忧，不能长期停留一个地区。

抗战期间，游击战对中共来说，更多是政略，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这里面的复杂性，国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国军与共军的进取心完全不一样

国军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有很多坚持到了最后，只是没有发展而已。比如山东国军的部队一直活下来了，但人员、地盘在不断减少。冀鲁豫地区(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也是这样的，1943年有3万多国军，到1945年的时候还剩下2万多。

但冀鲁豫地区的共军，1943年是3万人左右，到了1945年发展到20万人。一个萎缩，一个飞速发展，完全不一样。国军在华北地区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第一目标是存活，存活就是不打仗。共产党不断想的则是怎么发展，进取心完全不一样。

前面也提到，为什么毛会想到打平原游击战，他不放过任何一切机会，他知道很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就去拼，这一拼，就拼出一片天地来。如果毛1938年没有做出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后面一切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了。

其实1938年陈诚曾经向蒋建议，派30个正规师到华北去打游击。这是我在国史馆看档案看到的，没有抄下来，一直是我心中的痛。这个计划非常大胆，如果被蒋接受，华北真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当时蒋介石很难派出30个正规师，他还要留守武汉，蒋不会做这种破釜沉舟的事。如果蒋当时直接退到四川，派30个师到华北，局面还真是难说。可见陈诚是有战略眼光的。

当时在敌后战场，国共摩擦从一开始就有，一直到最后，这是毫无疑问的。国民党指责中共，从政权的合法性角度讲，有他的根据。但是中共也有中共的道理，抗日是最大的任务，怎么能够充分发挥力量呢?中共有进取心，国民党缺乏进取心。中共占一个地盘，就会想怎么去扩大、动员民众、发展军队、建立巩固扩大根据地。

巩固、扩大需要资源，需要资源就要发展，比如扩大一分军队，就需要多一份供给，多一份供给就需要取得更大的地盘，这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

所以共军发展，以致和国军冲突，有时还真不是刻意的，追求发展的动能导致他需要去向周边地区扩展，膨胀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会和该地区的国军发生利益冲突。共产党的正规军对付留在华北的政府方面那些地方部队，有如上驷对下驷，优势明显。

大陆和台湾国史馆的档案里，都有中共高层给地方约束的相关电文，尤其在1938、1939年还比较强调统一战线的时候，这样的文件更多，让前方部队不要跟国军闹得太僵，适当控制自己。

1939年围绕着河北问题，当时何应钦、周恩来、朱德等人有一次谈判。周恩来提出一点，他说国共之间的关系要搞好，不光是我们要控制自己，你们国军也要行动起来，表现出力量。

周恩来的潜台词就是，你如果强了，我怎么能打你呢?大家都强起来了，抵抗日本人不是很好吗?问题是你现在太弱，吃你太容易了，想不吃都难。周恩来讲的是心里话。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

抗战中毛和前方将领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差异，毛强调游击战，前方将领会强调运动战，所谓运动中的游击战，游击中的运动战。毛泽东也说到过不反对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但毛更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代表了毛作为中共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者，对全局，对整个中共利益的考量。前方将领则是就战场论战场，两者的思路和背景不一样。

百团大战对于彭德怀而言，大致还是秉持了前方将领的思路。毛当然了解这种思路，而且华北的壮大，彭德怀功不可没。所以，毛在百团大战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如果毛跟彭德怀打电报，说你不能打，那彭德怀绝对不能打。

共产党铁的纪律不是其他政党可以想象的。但是毛当时采取了暧昧的态度，既不赞成，也不干预，不留文字，几年之后才回头说这件事。这中间是很复杂的。

毛的判断是我要集聚力量，能不打则不打，抗战是持久的事业，需要各种力量的结合包括国际力量的参与。前方将领的判断是，我有力量，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时游击队有一句话“友军打仗，我们只游而不击”。这句话现在也流传很广，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游而不击”当然不对，不过看当时的文件包括公开出版的冀鲁豫的党史资料，确实可以看到诸如“不刺激日本人”这样的表述，从字面上似乎可以印证一些说法。这里面的关键，是要进入历史的情境中，理解当时的环境和逻辑。

首先，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那国民党在敌后难道就很积极吗，说实在的，真的看不出来。当然，初期日军在敌后的进攻方向确实以国军为主，不过，到40年代后，中共的根据地越来越受到日军的压迫。这时候，恐怕不是共产党“游而不击”了。

其次，敌后游击战，战当然必需，但更主要的是生存。我在写地道战的一篇文章里说：“在这样一场多方较量的国际战争中，生存就有机会，生存就是对对手方的威胁，生存本身就是一种韧性的抵抗。”

在敌后，能够生存下来，发展自身，本身也是对抗战的贡献。抗战相持阶段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把抗战胜利最后的希望都放在国际上。这个时候作战可能就不是第一要义，生存下来才是最关键的。

再次，游击战常常体现为小部队的出击，部队分散，指挥员的决心十分重要，不是所有指挥员都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准，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另外，随着持久的进行，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在“游”和“击”之间，前方和后方、上级和下级、战略与战术、军事和政治之间的纠葛也越来越复杂，这都是探讨敌后游击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到1945年10月，抗战结束不久，中共的兵力已从最早的三四万，发展到了120万，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持续努力的结果。抗战初期大概4万人，1938年中期发展到十几万人，1940年又发展了十多万，1942年、1943年敌后被日军扫荡，减少十来万。从1943年下半年日军的豫湘桂战役开始，中共迅速发展，到了1944年底有70来万人。到1945年抗战结束，迅速增长到120万。

如果没有当初的破釜沉舟，没有大规模挺进华北平原，整个局面就会不一样。从整个抗战乃至中共发展的历史看，共产党在危机时刻，政策的灵活性会被最大限度地激发，这是他表现得最有活力的时候。国民革命是如此，抗战是如此，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本文来自黄道炫研究员接受腾讯文化采访时的部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