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九一八事变”祸首板垣征四郎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余戈   2016-08-02 11:09:32

甲级战犯   板垣征四郎

有一种说法，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倪征燠、梅汝璈的主要责任在于“拿下”三个人，将其送上断头台，此三人就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为何不包括地位更高的东条英机？因为东条是对美开战的首相，美国人不会放过他；而板垣等三人的主要罪行是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实施南京大屠杀，如果不能让他们伏法，按倪征燠的说法，将“无颜见江东父老”。

“高级参谋”并非闲员

在此三人中，板垣无疑应该列为祸首，因为他是密谋、实施“九一八事变”，及制造伪满洲国的第一责任人，其时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只是他的帮手。关于这些，在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所编的《板垣征四郎》一书中，以很多直接亲历者的证言表述得很清楚。该书曾于1988年由长春文史委员会翻译印行。

板垣在日本号称“中国通”，其在中国活动的资历几乎无人可比。他于1904年10月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后两个月，即以第2师团第4联队步兵小队长身份参加日俄战争，在奉天郊外红土岭会战中腿部负伤。伤愈后，主动要求到中国驻屯部队服役，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任职。1908年回国晋升步兵中队长，又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于1916年被参谋本部派赴云南昆明，在发动讨袁“护国起义”、宣布云南独立的蔡锷、唐继尧部当顾问。1919年7月，又转调当时驻扎在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任参谋，并与同在该队任参谋的石原莞尔建立起终身友谊。1921年板垣回国晋升步兵大队长，次年调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并兼陆大教官，获得在中央机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会。1924年再度来到中国，任北京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与武官本庄繁建立起最初的个人关系。1927年回国任参谋本部部员，不久派赴关东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任参谋，参加了当年6月日军首次出兵山东青岛的侵略行动。1928年3月，板垣出任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长。任职仅一年零两个月，就发生了由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此次行动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关东军抛弃张作霖、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落空），为消除负面影响，河本承担责任退出现役，但他借推荐继任者的优先权，提议由板垣接任其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职务，同时推荐石原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均被参谋本部采纳。本来，参谋本部任命板垣为第33联队长，即考虑到该联队拟定于1928年“渡满”驻扎东北，而在中国久经历练的板垣，早已成为公认的最佳人选。此时河本推荐板垣，即有让板垣在更重要位置继承其未遂之志，在满洲“大干一番”的用心。

从以上履历来看，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已经5度出入中国，在中国逗留时间长达18个年头。日本陆军中素有三大“中国通”的说法，而板垣征四郎的资历，要比另两位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强得多。

不熟悉日军编制的读者，不了解“高级参谋”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以为是像中国军队高级司令部的“部附”一样的闲职。实际上，在日军的军级司令部里，在参谋长之下就是高级参谋，相当于副参谋长，直接管辖、指导着作战主任参谋及其他作战、情报、通信、兵站等业务参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关东军司令部成立了临时作战指挥所，根据石原莞尔的提议，板垣成了参谋部主任并兼任总务课、情报课课长，把原由“关东厅”承担的政策、外交事务也统管起来。而石原本人则独揽作战、兵站、铁路、通信诸业务，成为板垣的第一助手。

关于板垣、石原在密谋、制造“九一八事变”中的地位作用，日本方面后来也有过争议，大多数不知情的人把石原抬得很高，因为号称“日本大脑”的石原从1929年起即就“满蒙问题”提出了基本战略构想。但参与其事的其他人均认为，具体到事变过程中，石原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出了主意，但板垣主导着整个行动；并非如传说的那样，石原指挥着板垣干具体事。比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就说：“石原确实是头脑清楚罕见的英才，在事变的每个阶段中，起草重要方针及作战计划方面都做了很大贡献，但正是因为有板垣那种豪放的度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石原才能做出那些事绩。所以，石原也佩服板垣，全力以赴地辅佐和协助高级参谋板垣”；并概括说，“卓越的石原构想、板垣的渊博才干乃是解决问题的动力”。

阴谋之夜的大胆狂徒

“九一八事变”，无疑最早是由板垣与石原两个人谋划的，二人先做了分工：板垣留在奉天直接指挥行动，先是爆破柳条湖附近铁路（由今田新太郎负责），而后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而石原留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在事发后操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立即向全军下达出动、攻击命令”，将事态扩大。据载，9月18日晚11时许，当奉天的电报发到旅顺时，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参谋都急匆匆穿着便装赶到参谋长三宅光治官邸开会，只有石原一个人一身戎装而来，其他人先是对其在紧急时刻的应变能力和军人意识表示钦佩，但很快就猜到石原是早就穿好军装在等着这一刻。至19日凌晨2时，在石原极力鼓噪下，本庄终于下令关东军主力出动增援奉天方面。

笔者以为，认定密谋的始作俑者是板垣、石原二人这一史实，并非为关东军乃至日本军部开脱责任；而正显示出当时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有贼心，无贼胆”，既贪婪又虚弱的政治本质。因为日本有日俄战争后“三国还辽”之旧痛，虽然自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起即决心“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但顾忌西方列强压力特别是北方的宿敌苏联，担心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姑屯事件”即为一例。按片仓衷的说法，此时占据日本中央高层的是“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对此板垣和石原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以把事做成为目标，也不愿让参谋部乃至关东军背上“搞阴谋”的坏名声，而采取二人密谋先斩后奏，而后凭借出现的有利局面推动关东军行动、并一步步地牵着中央走的办法。如果事情办砸了，二人就准备效法河本大作，以个人接受处罚来为关东军开脱。这种搞法，也给日本中央高层提供了观望形势的回旋余地，搞成了就予以追认并推波助澜；搞砸了就牺牲掉几个替罪羊。但对素有“抱负”和“志向”的陆军少壮精英板垣和石原来说，投身于这种政治赌博而担当相应责任，正是实现“理想”、成就“功业”的途径。

19日午前11时许，当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及步兵第30联队从旅顺前移至奉天时，在火车站站台上迎接他们的是板垣及其率领的几个奇怪角色：奉天特务机关助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及东北讲武堂的教官矢崎、须田、江崎等人。在板垣之外，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正式任命的参谋，却都在右肩上佩戴着参谋军官专有的参谋绦——按日军规定这是违法的。片仓等人马上明白这是18日晚为便于指挥作战，由板垣准许的。按日军规定，指挥部队行动时若无上级正式命令，至少应有参谋在现场下令。可见，花谷、今田等几人正是板垣在18日晚行动中的心腹骨干。片仓回忆起来，在稍早的前几天，花谷喝醉酒后曾夸口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时间，两天内占领南满让你们看看！”显然就指的是眼前发生的态势。

后来在东京审判时，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板垣在宣誓供述书中交代，当晚他仅是“同意”部队指挥官的决心，由岛本中佐指挥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增援石虎台中队攻击北大营，平田大佐指挥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并向本庄报告。但板垣所说向本庄报告已是19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进驻奉天时，这时日军早已经占领了奉天城。板垣说，自己的报告“完全合乎军司令官的意图而被批准”。后来花谷正在其回忆录中直接挑明了，就是板垣以“代理军司令官”名义对岛本大队长下达了攻击命令。

但是，板垣也坦承自己断然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外交机关处理事态的请求。可能很多读者不知道，后来被人们热议的“不抵抗主义”这个词，是9月18日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经请示张学良后向第7旅下达的命令中即采用的正式表述。18日夜，在奉天的东北当局法律顾问赵欣伯（后附逆任伪奉天市长、伪立法院长等职）据此多次向日领馆交涉，说：“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赵的这一申述与板垣数次打电话沟通。板垣狡辩说：中国正规军向日军挑战，军事行动尚未停止，第7旅仍在向我攻击，想要进行外交交涉是不可能的。这是东北军的惯用伎俩，是企图缓兵的苦肉计。况且，赵欣伯是一介文官，在军事方面毫无权柄，他有啥资格交涉停战？林久治郎只好闭嘴了。

在占领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前移之后，就意味着要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来承担此后行动的责任了，至少他要站在前台做个“偶人”。以本庄的老谋深算，显然心里早已洞悉一切，但毫无责怪板垣、石原先斩后奏的意思，已追认了其第一步行动。但现在轮到他来为后面的行动承责，他和军部与政府高层一样，也需要掂量一番再谨慎下赌注，在相对稳妥的情况下，与板垣、石原协力演好“双簧”。而此时，片仓、新井、武田、中野等几个主要参谋，已经在私下嘀咕之后，由“他俩（指板垣和石原）背着我们搞策划想要抢头功”的猜疑和抱怨中走出来，开始明确“从整体的立场来看，我们如果不支援板垣和石原，他们将成为第二个河本大作，而要死无葬身之地”，而“这对国家的百年大计没有好处，形势将成为中央的姑息敷衍见解和消极主义的牺牲品”。从而统一思想，“现在应当不顾面子去协助他们”。于是，整个关东军司令部开始帮着把板垣、石原导演的这场戏演下去。

“九一八事变”板垣有“五功”

如果说“九一八”之夜的行动是板垣的“第一功”，在日军顺利占领奉天、长春、营口等地后，推动本庄继续扩大事态下令出兵吉林，是其“第二功”。据片仓衷记述，当时中央掣肘关东军行动的指示陆续不断地传来，主要是19日傍晚接到了若槻内阁会议决定的“事件不扩大方针”电报，本庄和三宅及板垣以下诸参谋集合在沈阳馆的司令部，在紧张气氛中研究对策。本庄此时犹豫拿不定主意，参谋长三宅先后两次向其动议继续出兵，均未获批准。这可急坏了板垣、石原，因为若不继续扩大事态，他们密谋挑起的这起事变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最后以外交交涉处理，则占领整个东北的企图就将落空。这时，石原授意片仓建议三宅，并获得其同意，全体参谋一起进入本庄司令官室，先由情报参谋新井说明吉林方面的情况，而后由石原从作战以及全般计划方面说明向吉林出兵的必要性，最后由板垣向本庄建议：“我军此时必须坚决按计划行事。”

在此过程中，本庄仍在盘算着没有插话，但心情急切的板垣突然冒失地补了一句“都说我军在犹豫不决”，这刺激到了本庄逡巡不定的心态，惹得他变了脸色，板着脸反问道：“你在说什么？”而后，本庄斥令石原等人退下，而与三宅、板垣三人展开讨论，“特别是和板垣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反复争论”。这时，性格急躁又脆弱的石原向片仓抱怨起来：“片仓！作战工作由你来承担吧。”流露出要撂挑子的激愤情绪，在室内踱来踱去之后，竟倒头大睡起来。据片仓记述，“可是板垣却连续坚持几个小时，说服和敦促军司令官下定决心，终于促使关东军向独特的方向发展下去。”21日凌晨3时，本庄终于同意向吉林出兵，并向多门二郎指挥的第2师团下达命令。

板垣的“第四功”，就是亲自前往海伦会见并说服马占山（“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马为黑龙江省代主席，打出抗日旗号）归顺。在出兵吉林之后，日本中央对于再向黑龙江出兵极为谨慎，生怕引起苏联干涉，于是对关东军加强了节制。在此情况下，关东军决定稍作收敛，由汉奸张海鹏率伪军打头阵，但在嫩江遭遇到马占山部抵抗，嫩江桥被炸。为了迅速修复大桥，恢复来自黑龙江方面的物资供应，也为下一步武力进攻做准备，板垣说服了本庄和三宅，将日军步兵4个大队、炮兵5个中队，调由第2师团步兵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指挥，向马占山军发起攻击，同时掩护修复江桥。

但马占山部的抵抗异常激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6日，鉴于形势危急，关东军命令第2师团追加兵力，以步兵7个大队、炮兵7个中队，部署新的进攻。此时，日军参谋总长金谷顾虑苏联出兵干预难以收场，屡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对作战行动提出种种限制。此举让本庄以“跨海到国外负有重任”的军司令官的“统帅权”受到侵犯而愠怒，亲笔致函参谋本部表示不惜辞职的激愤情绪，“敬希另选能人”。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为此极为愤慨，经板垣同意、三宅裁决后，向参谋本部致电呈报了幕僚意见以示抗议，与中央打起了“电报战”。

此时，日军拟定由汉奸张景惠主政黑龙江，张因手里无兵难以对付马占山，最终未敢进驻齐齐哈尔。而关东军兵力也已用到了极限，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中央当局产生了从齐齐哈尔撤兵的意向，又与关东军意见形成对立。此时，苏联已开始利用中东铁路理事会秘密活动，唆使外蒙威胁呼伦贝尔；而日本政府仍态度暧昧中。马占山窥察到这些迹象，以在海伦、宾县成立吉林政府之举，对抗关东军扶持的吉林伪政府，令关东军一筹莫展。至11月末，马占山部下徐宝珍部为夺回齐齐哈尔，从台安镇出发开始西进。此期间一直在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石原，命令第2师团一部在洮南附近待机，并派援兵第8师团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两个大队为后备队。日军方面派出的汉奸英顺前往齐齐哈尔就职，但当地治安维持会和商民团体不欢迎。在此情势下，关东军被迫决定对马占山采取怀柔政策，即让马占山向日军谢罪，交出军权给张景惠，但请马出任黑龙江省警备司令。

板垣对此异常积极，网罗汉奸头面人物张景惠、赵仲仁、韩云阶、谢介石等人与马占山斡旋，达成初步意向。而后与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前往海伦会见马占山。经板垣说服，马占山于12月10日从海伦出发来到呼兰，与松浦镇和张景惠会面。1932年1月4日，伪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张景惠就任伪省长，马占山任伪警备司令（未通电）。片仓曾吹捧板垣说，“对马占山的工作，是板垣当机立断的行动，确实是一次深入虎穴、获得虎子的壮举”。

板垣的“第五功”，即亲自设计操持成立了伪满洲国。在这方面，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出场，成为板垣的主要助手。此前，土肥原为“中村大尉事件”（东北军兴安屯垦军关玉衡部秘密处决日谍中村震太郎等4人）交涉案件等回日本汇报，在返程途中闻讯，于9月18日在汉城与朝鲜总督宇垣及朝鲜军司令部沟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联络事变后出兵策应事）后，匆匆赶回奉天的。11月11日，土肥原精心策划在天津制造暴动，乘乱将溥仪秘密转移至旅顺，安置在旅顺大和旅馆，由预备役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照料，除其侧近人员和板垣一个人之外，断绝与外界联系，以等待“建国”方案出台。

关于伪满的“建国”方案，板垣于9月22日即建议三宅开始研究，成员为三宅、板垣、土肥原、石原和片仓5人。板垣主张按照以前与石原曾研究的占领方案实施（即对满洲实行殖民主义）；土肥原提议在满蒙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五族共和国；石原未固执于板垣的占领方案，但提出了建立独立政权的设想。又通报了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沟通后，建川提出的树立一个能够支持日本的政权的方案；片仓大致同意石原的方案。最后，达成的结论是，在目前形势下，先搞一个容易实现又能够收到实际效果的方案。经汇报，本庄表示同意，并补充说“现在把张学良请回来，和他谈日满亲善已是绝不可能，况且会留下后患”。

会后，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一个接受我国之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前清废帝溥仪为首领的中国政权”。要点为，建立亲日政权，国防、外交由日本掌握，虽然较板垣所提占领方案有所让步，但含有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割裂开来的意思。

10月2日，三宅召集土肥原、板垣、石原、竹下、片仓，再次审议由石原起草的《解决满蒙问题案》，确立“满蒙为在我保护下之独立国家”的方针，从前案仅着眼维护日本“既得利益”的层面，升级为打出“建设新满蒙”的口号。方案中甚至加入“万一日本政府不接受关东军的方针，在满军人自愿暂时脱离日本国籍，亦要为达到目的而挺进”的措辞，表达了极为强硬的态度。

10月3日，片仓遵照板垣、石原的指示起草了《关东军司令部公告》，就达成的“建国”方案宣称：“以此为确立东洋永远和平之方策，乃系实施于中外亦受欢迎之皇道”。公告发布后，在全世界和日本国内均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谴责这是“军侵犯外交权；干预政治”；但该公告却使日本国民的情绪达到了狂热状态。据花谷正回忆，此时为了“打破政府方面的懦弱”，关东军竟于8日轰炸了锦州。石原亲自驾驶小型飞机，向锦州的东北军营房投下小型炸弹。此举虽然军事价值不大，却可以刺激并试探国际联盟的反应。本庄在发布公告之初曾“杞忧不已”，观察形势后又说“这样做就对了”。结果日本中央当局也表示同意，反过来促使陆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

1932年1月，鉴于关东军在锦州驱逐了张学良东北军，而黑龙江方面剿杀了丁超、李杜义勇军，整个东北地区军事镇压行动已告一段落，关东军与汉奸实力派人物也已勾兑。为了对“建国”方案及其他问题进行协商，日本中央指令关东军派“板垣或石原”晋京，关东军决定派板垣前往。板垣回国后，向陆军大臣荒木汇报了关东军对建立满洲“新国家”的坚定态度。11日破例地由天皇裕仁召见和“垂询”。13日，板垣手捧着天皇经参谋总长金谷转赐给关东军的“敕语”返回奉天。

遵照本庄命令，板垣于1月29日前往旅顺与溥仪会面，意在了解其对于出任“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溥仪接受关东军提出的建立“新国家”方案，也接受担当首领。但基于讨价还价的心理，表示要坚持复辟满清做皇帝。这显然不是关东军所能接受的，板垣不耐烦地退了出来。马上找来追随溥仪的郑孝胥的儿子郑垂，直截了当地问道：“溥仪打算拒绝出任新国家的元首吗？”深知溥仪心理的郑垂大吃一惊，怕溥仪的矫情搅黄了汉奸们的前程，答：“他可能是在出仕之前谈一下希望和意见吧。”看透了溥仪心思的板垣不想再啰嗦了，说：“如此说来，他是答应出任新国家的元首了？我可以复命了。”说罢头也不回地告辞了。

3月6日，板垣再度来到鞍山汤岗子与溥仪会面。溥仪在由板垣早已和幕僚们研究、自己拟定的《溥仪•本庄交换公文》上签字。在这“约法三章”式的卖国契约中，明确了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内向指导”、国防和治安委托日本、日本官吏的任免、铁路及其他协定的基础。

9日午后3时，日伪在长春举行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就任典礼。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以下，板垣、花谷等幕僚，第2师团长多门、代理奉天总领事森岛、“关东厅”长官山岗、满铁总裁内田等出席。伪满的五色旗升起，东北大地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