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第一年的政略与战略
来源：《读书》2015年第9期 作者：王奇生   2016-08-02 14:57:15

抗战八年中，第一年无疑最艰辛，也最为关键。这一年间，不仅日方对华的军事进攻最为猛烈，中方的军事抵抗最为壮烈，尤为重要的是，中日战争的大局与走势，在这一年内已基本落定。就日方而言，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显已破产；就中方而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抵抗已稳定大局，共产党战后战场与抗日根据地正着手开辟与建设。两国三方的互动结果，已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持久性、艰巨性乃至最终结局。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今天一般人乃至历史学家看来，抗战作为一场持久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局。然而，若回到这场战争的起点，并一步步地追踪历史行动者当时的处境与心境，以及他们每一步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及其行动方略，我们当深切感觉到，历史并非那么必然地、坚定地、一往直前地走向如我们所知的最后结局。战争本是一场敌我双方步步推进的互动博弈。战争中的一方往往是知己而不太知彼，在对敌方的战略与策略茫然无知或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要做出准确的预判与应对，并非易事。在博弈过程中，双方都会根据对方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直到双方局势逐渐明朗化以前，谁也无法预料最终的结局。在战争过程中，除了双方的博弈，还有国际、国内各方因素的介入。这些因素均可能影响战争的走向与最终结局。虽然如此，这场战争的主体，大体抗战第一年的政略与战略是两国三方（国、共、日）。亦因为此，分析两国三方的战略与政略之互动，对了解这场战争的缘起与大势，不无意义。

日本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有计划策动的，太平洋战争更是基于国家的正式决定而开始的，而“卢沟桥事变”由一个小规模冲突发展成为一场大战，则是一个典型的逐步升级过程。

日本在“满洲国”建立后，转向开展华北分离活动。日本在华北扶植成立“自治”政权后，中日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多。而在此类地方层级的纠纷与交涉中，往往是日方表现出强硬态度，中方最终不得不让步。于是在日本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要态度强硬，中方就会屈服。这种固定模式不但忽视了中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还导致日方内部形成了“中国很软弱”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成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对华强硬论的基础。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日中之间积郁已久的对立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也并不是说“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两国间的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日本在天皇之下，缺乏一个具有最高权威、能够一以贯之驾驭全局的统帅。日本政府与军方步调并非一致，军方又有陆军与海军、中央与现地的分野乃至对立，政军两方各自为政，导致政略与战略经常脱节。有证据表明，日方确曾有为避免事态扩大而做出过努力。但日本政府未能做出强力决策来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外相广田弘毅没有抑制军部的力量。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政府是以偶发事故来对待并试图解决这场武装冲突的。而当事者的陆军内部，则形成了两大势力。扩大派企图把“卢沟桥事变”作为与南京政府全面战争的起点，由此一次性解决中国问题；不扩大派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苏联，为了准备对苏战争，应该专心经营“满洲国”，与南京政府的冲突徒耗日本国力，应当尽力避免。七月九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确定了向北平及天津方面出兵的方案，但遭到了内阁会议的否决。次日，传来了中国中央军正在北上的消息。这一消息，让扩大派的主战论抬头。在扩大派来看，事件的扩大化已经不可避免，现在也正是与南京政府一决雌雄，一次性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时机。最终，陆军决定派兵。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推测日本此次的目标是“使华北独立化”，并断言日本“ 志在不战而屈”。出乎日方意料的是，针对日方“不战而屈”的惯用手段，蒋介石却没有采取“九一八”以来惯常的消极应对。他当即思量“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七月九日即决定“积极运兵北进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事”。蒋介石的谋略是，以积极备战的姿态使日本有所顾忌，进而抑制日本的野心，以谋求和平解决。于是迅速动员六师兵力北运保定增援。应该说，运兵北上最初是蒋介石向日方表示“不屈”的一种谋略姿态。事后观之，蒋介石的这一招不仅没有令强势的对手知难而退，反而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又考虑使出新招：高调发表“告国民书”。“告国民书”于二十日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的形式发表，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宣言书名义上是告国民，实则警告日本，意在“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蒋在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运用之妙，“非常心所能知”。当时南京政府高层不少人反对立即抗战，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主张能忍即忍，担心发表“告国民书”会引发战争扩大化，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称：“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宣言书语气之强硬，与宣战书相去不远。但其得意的“攻心之道”，并没有抑制日本的野心，不过对内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蒋介石意识到，宣言书一发，不能再作回旋之想，只有一意应战。

大体言之，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虽然玩的是两招“攻心”战，其应对还是积极的。蒋介石内心虽然觉得抗战的准备尚需三五年，但鉴于国内抗战的情绪已如火如荼，若政府再有任何忍让，必为民意所不容。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卢案开始之初如无派兵北上之决心，或派而不速，则今日之政府地位，不仅进退失措而且内外夹攻，不知乱至如何境地矣。”因此，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之后采取的两大举措，无论派兵北上，还是高调宣言，均有内外兼施的意图，而实际效果，则明显内重于外。

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作为最高统帅，蒋介石深知在平津沦陷后已无退路：“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在蒋介石的思虑中，外战与内战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对内战的巨大隐忧是将蒋介石逼上对日抗战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战后蒋纬国著文称，淞沪抗战是乃父顾虑日军沿平汉路南下，有意将日军的进攻方向引向上海，迫使其主攻路径由南北轴改为东西轴，因在长江下游作战比在华北作战对国军更为有利，且可强迫日本和中国全面开战。不过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很难看出他有主动将战场引向上海的迹象。平津沦陷后，蒋介石预测日军的下一目标是进攻察哈尔，南进的可能性不大。八月七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海军从汉口撤走，推测“是其对长江有避免作战之意乎”。翌日，又断言“是表示其不在长江之意多”。他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蒋介石显然没有预料到，日本驻汉口及长江各埠海军的撤退，正是进攻上海的前奏。八月十日，蒋介石还在揣测“倭寇战略，其必先攻察绥后再南下”。直到十一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海军舰队集中沪市，且有八大运输舰到沪，才决心封锁吴淞口。从这一过程看，很难认为上海战事是蒋介石主动引敌南下的战略所致。据日本学者研究，当日本陆军尚着眼于华北时，海军方面即有将战火扩大到华东和华南的企图。上海的战事，无疑是日本海军方面主动挑起的。日方的战略是想通过华北与上海的两面攻势，在短期内迅速摧毁中方的抗战力量。当时美国《纽约时报》认为，两线作战其实不利于日本。后来史家也因此产生同样的判断，并推测是蒋主动引敌入沪。其本相其实是日方太蔑视其对手，以为一击即可使中国屈服。

在华北方面，日军投入了共计八个师团的重兵，但打击中国军队的战略目的并没有实现，转攻上海后，更遭到了中方的猛烈反击。历经三月攻占上海只意味着日军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摧毁蒋介石抗战意志的战略目标却失败了。对日本来说，这一矛盾的结果，既带来新的作战需求，也刺激其进一步行动：华北作战带来了上海作战，上海作战又催生出了攻占南京之战。日本开始将战争称作“北支事变”，上海交战一段时间后才改称“支那事变”，意味着中日冲突从华北逐步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在战略上犯了很多错误，最明显的是逐次使用兵力；其次是没有主攻方向，在华北、华中平分兵力；三是华北、华中没有战略协同。日本方面其实缺乏一个全盘作战的概念，是一步一步被拖进战争泥潭的。

早在战前，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事一开，必为长期战争，并预有持久抗战的方略。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就指出：“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蒋介石在抗战前四年的这一讲话，大体描绘了八年全面抗战的战略要领。据翁文灏记，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蒋介石曾面告他两点：一、对日抗战，必久战方能唤醒各国，共起相争，而得胜利；二、长期抗战，必须坚守西部。这两点大体表达了蒋介石持久抗战的基本战略。

因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今人比蒋介石的同代人当更能了解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集中表达了他在对日“和”、“战”问题上的思虑，概括其要点有三：一是日本侵略野心漫无止境，非妥协所能解决；二是对日妥协，势必引发内乱；三是中日问题的解决，唯有引起国际干涉，而要国际同情，必先自起抗战。

即使在上海、南京沦陷后，蒋介石仍对战局大势充满乐观：“此后敌人前进愈难，而我军应之较易，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如此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对于败亡与降存的选择，蒋介石坚持“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恢复主权之机也”。对于外战与内战的关系，蒋介石认为“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故“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蒋介石的这些政略与战略之分析，今日读来似平淡无奇，必须置于当时极端艰危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体会其苦心孤诣。今人对抗战八年并最终胜利之结局视为理所当然，然若回到抗战初期的历史现场，考虑到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实力与政治组织能力的巨大差距，当时无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对抗战前途抱持乐观者其实并不多。开战未逾六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包头、太原、济南、青岛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国人中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普遍。每一波沦陷都在国人中引发一波强烈的悲观与主和声浪。在军事失利乃至溃败的形势下，悲观与主和，大体符合一般人的常情与常态。笔者细致梳理相关史料后发现，抗战初期，虽然大众媒体一直充溢着积极抗战的言论，而私下里，主和比主战其实更具普遍性。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妥协、求和在道德层面被赋予了强烈的负面意涵，公开主和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主和的声音大多在私下场合或私密性日记中表达。加之抗战最终以“战”取胜，当年那些曾经主“和”的人，战后回忆时一般也不再承认自己曾经主“和”过。学人中，除胡适一度极力主和为众所周知外，另如蒋梦麟、周炳琳亦倾向于忍痛求和，陈寅恪与吴宓谈“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蒋廷黻和陈之迈甚至对汪精卫的主和“艳电”私下表示同情与共鸣等，均可于私密性史料中见之。政界精英中倾向于妥协者更为普遍。国民政府高层除汪精卫外，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王宠惠、居正、于右任、陈立夫、阎锡山、徐永昌、陈布雷、魏道明等，均力主求和，或倾向妥协。上海、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在日记中颇为感慨地说：“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公开主和者其实尚有限，更多的是隐性主和者。因多数主和者不敢公开表达，只有中共与桂系首脑是“毫无隐饰”的主战派，“此外越负重责者越口是心非”，很少有“真知灼见而敢于发表意见者”。在徐永昌眼中，很多人主战是“口是心非”。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战败无罪，言和有罪”，所以有人是假装“不屈”以“取巧悦人”。在抗战初期的国府高层，蒋介石其实相当孤立，只因他是最高领袖并乾纲独断，文武大员们虽不认同也不得不服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向日本“求和”之路。二十九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和平通电（艳电）。依常理，向敌国谋和当低调且秘密进行，而汪精卫却高调宣示，实属反常。合理的解释，当是汪氏判断，求和是多数“民心”所向，是国府高层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自以为挺身而出，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积极响应。数天后（一月四日），他致函孔祥熙，将他的想法明确说了出来：

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在汪精卫看来，既然人人意中所想而口中不敢出，唯有他出来公开提议，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汪精卫的想法，也并非毫无依据。据当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描述，艳电传到重庆后，政学界精英对汪电的反应，其实不乏同情与共鸣者，并非一边倒的义正词严加以谴责。因为“大家”心里对抗战前途多不抱信心。

过去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汪、蒋两人，忽视了当时的整个和、战大局，漠视了更大人群的和、战主张。一九三九年六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务秘书的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

战争之持久，端在战意之坚决，能忍一切之痛苦，悉力以赴，百折不屈者，必能得最后之胜利。蒋先生于此似有真实之认识，深切之了解，故其气概准备，一以无前之勇气，以完成一切事业，而绝无犹豫。……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王子壮对蒋、汪两人的论断，与史实基本吻合。在王子壮看来，汪精卫恰是一般有知识的文武大员之代表，而蒋介石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从抗战初期国府高层的倾向看，妥协求和的可能性非常大。当多数文武大员们丧失信心时，几乎是蒋介石一人在独立撑持。尤其是沪宁沦陷前后，主和声势之强烈，若非蒋介石坚毅力拒，抗战的结局也可能是另一形态。

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思虑是基本一致的。今人看来，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几乎毫无疑义，且认为当时人也当作如是观。其实这只是一种“后见之明”。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这个时点上撰写《论持久战》，表明是针对国人中的“亡国论”与“速胜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前者，后者并不多。毛泽东对这场战争为何是持久战，为何会最后胜利，进行了系统阐释，大体从中日两国的国情、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未来演变的可能性予以分析，特别强调这场战争于中国方面的正义性，能唤起国内的团结与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援助，以及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等。蒋介石的看法与毛泽东大体相合，但他没有从理论高度如毛泽东一样予以深入系统的阐述。哲学家冯契回忆读《论持久战》的感受：“《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除了理论思辨，毛泽东对抗战军事之战略战术的论述与卓见，更非蒋介石所及。毛泽东强调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以中国军队的技术条件，无论是防御还是攻击，阵地战“一般都不能执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是针对淞沪战役而言。淞沪战役是八年全面抗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阵地战，历时三月，国军伤亡三十三万，完全是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就政略而言，淞沪抗战对鼓舞国内民心，赢得国际同情，收效巨大，但从战略上看，则有失算。在毛泽东看来，整个抗日战争，中国不应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因为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必须勇敢地放弃土地，利用地广和兵多两大长处，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兵力，对付敌人局部的劣势，各个击破，最终使全局转为优势。毛泽东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中采用的正是这一战略。毛泽东认为，“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只能占领城市和大路，无数乡村和小路仍是中国的。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领了广大乡村，我们就包围了敌人，可以依靠广大乡村打持久战，从而决定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就中共而言，能在华北地区顺利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抗日根据地，除了其惯有的主观因素外，亦有其他一些机遇与有利条件。自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中央其实一直未能很好地控制华北。抗战初期，日本从华北分兵华东，形成两线作战，且以上海为主战场，其后又因徐州、武汉会战而将华北部分兵力南调，导致华北兵力一度空虚，从而为中共在华北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后来日军兵力虽有回调，并从日本国内补充兵力来华北，但中共在华北已经立足。在抗战初期阶段，日军大大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视中共游击力量为“残兵”、“土匪”，直接援用之前在东北的剿匪经验来对付中共。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陆军，一般士兵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几乎完全是以对苏军的常规战斗为中心的，在组织上、训练上都不具备反游击战的经验与能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军难以适应中共的游击战，只能在与中共的较量中实地积累反游击经验。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军真正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对游击战的教育训练，已经是太平洋战争中由攻转守，在华北也日趋被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