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八） 公布原子弹受害劳工的遭遇
来源：作者：关捷   2016-09-01 09:16:42

张文彬无言，他没有在这里听到发自良心的对和平的祈愿。日本政府不去教育国民正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原因，反而去过分地渲染原子弹之果，为什么不说说这两颗原子弹怎么来的？这样的做法，等于把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颠倒过来，害人的变成了被害。当国民以战争在蒙蔽中确认了自己是受害者而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战争的发动者，那么，所谓祈祷“和平”就是祈祷新的战争。

那天，面对日本记者，张文彬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你们只顾想着自己是受害者，怎么就不采访你们加害别人的事情？我不只是被爆者，我还是一名受害劳工。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这段历史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我的亲身经历就证明了这段历史。 ”

1999年８月31日，作为中国受害劳工的张文彬正式在新潟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和加害企业。

2004年３月26日，张一宪以受害家属名义参加新潟劳工案开庭。新潟地方法院宣布，判处日本政府和新潟港运公司向11名“二战”中国劳工每人赔偿800万日元。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确认定日本政府对在“二战”期间绑架中国劳工服苦役负有责任。由于日本政府表示不服，31日已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此案最后结果有待裁定。

这年的12月31日，张文彬老人去世，享年84岁。他没有看到胜诉的那一天。

童增的调查显示，70多年前，有将近4万中国青壮年被日本军人抓到日本，他们像奴隶一样做着苦工。许多人被折磨客死他乡，还有人因反抗、逃亡、暴动，被残酷杀害。

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资料显示， 1943年至1945年，共有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强制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在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童增在调查“慰安妇”的同时，开始对中国劳工进行全面调查。
 

掳日劳工赵宗仁，三次赴日出庭作证

第一位接受调查的，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赵宗仁。赵老家住北京昌平西小营。他是当年被鬼子抓到日本北海道的中国劳工。1993年夏天的一日，赵宗仁发现一张《文摘周报》，上面刊登了童增的“万言书”。郁积了50多年的悲愤，赵宗仁感到现在可以吐出来了。他流着眼泪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位童老师。”他儿子在一旁听了，说：“别着急，爸，我很快就能找到他，这报纸上面不是说他在国家老龄委工作吗？好办。我马上去查他的电话号。”

很快，儿子查到了童增的办公电话。赵宗仁试着打了过去，童增热情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认识您我很高兴，赵老，我请您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赵宗仁来到了老龄委，他看到了表情凝重的童增。“童老师呀，您的主张太好了，我们是要他们赔偿，不能就这样完了。我们这些劳工，就像当年的黑奴一样，牛马不如哇！”“是呀，赵大爷，我们不能这样就完了。您呀，这样，抓紧找那些当年的工友，写索赔材料。写好了，寄给日本大使馆。”“好，我听您的。”

接着，赵宗仁向童增讲了自己被掳到日本的悲惨遭遇。

罪证—

1944年八月十五那天， 14岁的赵宗仁正在街上找工作，忽听有人说昌平县里招修城墙的人。家里太穷了，中秋节还不知怎样过呢。听到这一消息，他高兴极了。他从西小营一直跑到县城。到了那里，鬼子就端着刺刀上来了。就这样，他和146名同乡被押到天津塘沽。

7天之后，他们被押到日本北海道的置户町。到了这时，他才知道，他们要为北海道野村矿业公司置户矿业所做劳工。工作就是无休止地搬石头、筛沙子、搬运发电厂材料。噩梦开始了。每天早上，他们要被日本监工用一根绳子拴到腰间，然后，像牵狗那样牵到工地，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酸臭的馒头。晚上回来，200多人睡在一间木板房里，猪圈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