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华南抗战（上）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左双文   2016-09-12 10:21:17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才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这时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一年时间。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这其中的关系怎样？得失如何？过去学界和一些回忆录中虽有提到，但还未见有人对此做专门的研究，一些回忆录的说法也稍嫌随意，本文拟根据近年新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介石日记》等史料，对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略作梳理。

一、 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

广东归附中央之后，先是黄慕松主政，余汉谋主军，因黄与余有师生关系，大致尚能协调。1937年3月黄因病去世，蒋先是考虑让宋子文接替，后来选中与广东关系颇深、祖籍中山的吴铁城（生于江西九江）出任，并认为吴、余之间较易协调。但吴在4月上任之后，军政之间纷歧不断。先是作为军事主将的余汉谋认为广东是他的地盘，要干预省政。据说吴铁城来粤之前，答应将民政厅长的位子交给余的亲信李煦寰，但结果却是由吴自兼，以后又直接以省主席名义委派郑丰为工业管理处处长，而不征求建设厅厅长徐景唐的同意，徐是余汉谋的把兄弟，原第四路军的参谋长。对吴这种做法，余汉谋自然十分不满。而实际上，关于广东各厅厅长及省府委员人选，是由吴铁城与蒋反复函电磋商后，由蒋确定任命名单，吴铁城未必完全做得了主。双方的分歧应该是闹到了蒋介石处，故5月30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明确告诉他：“关于建设厅与省营事业事，请兄勿加干涉。凡政治事，皆任省府负责主持，使粤省行政得上正轨。”而吴铁城大革命时期就是广州市公安局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任上海市长，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地位高出余汉谋许多，处事可能也有越界之处。1938年3月4日，蒋介石又专门打电报给吴铁城，让其“推重余汉谋军事权责”：“广东军管区司令与动员委员会事，现情如何？凡军事有关事项，最好由兄自动推重幄奇（余汉谋字——引者注）权理，以使指挥统一，免致延宕，授人纷歧之口实。”军政之间总要蒋介石亲自出面协调，既是蒋介石的烦心之处，但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蒋介石所乐见的，对于广东这种地方势力一直较为强势的地方，军政完全协调，可能反而不能有效的掌控与牵制。但军政纷歧造成广东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当时即有人讥讽广东的政治是“一国三公”，“军事为余汉谋，庸弱无能，亦因彼之地位非来自功绩而因缘坐大。……政治之吴铁城纨绔挥霍，但知纵乐，长上海市时，以数千万建辉煌之市政府而不作国防工事，即以鉴其妄。财政厅兼市长为曾养甫，勇而无谋，乱而无纪，任意为之，无所顾忌。……三面激荡，各不合作，互相掣肘”。王世杰也听孙科告诉他，“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亦不睦，有三头政治之称”。到1939年1月，李汉魂回粤接任省主席，吴铁城还满腹酸涩地对李说：“我治粤期中，错在‘委曲求全’这四字。我所任命的百余名县长中，真正是我认可的只有12人。”

1938年3月初，蒋介石得到日寇将以8个师团进攻闽粤的情报，对其真实性，蒋曾掂量“倭寇调八个师攻闽粤消息是否可能”，怀疑“敌派八个师袭厦攻粤之报似为空气作用，以其无此军队也”。但在9日仍下令让余汉谋破坏粤东的公路：“据报敌军动员八个师，在厦门登陆，进攻广东。预料其主力不在沿海一路。务希将潮汕梅县通广州各公路之路基根本破坏，并派定专员，分路负责，彻底实施，必使敌之战车不能活动。对于增援兵力，正在筹备，叶邓各军兵员之补充，务希加紧办理，兵器已提前拨给矣。”蒋还将同样指示发给福建省主席陈仪，令其破坏“漳厦通赣粤各公路”。3月15日，蒋又指示破坏公路事暂缓：“前电各公路根本破坏一节，请先定计划准备一切，至破坏日期，另行电达，此时暂不实施，如何计划，盼复。”其后，因余汉谋提出为阻断日军在华南登陆后的交通，考虑破坏广九铁路的建议，蒋又指示何应钦对此加以研究。

接到蒋关于广东防卫的有关指示后，广东省当局有所行动，第4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往翁源，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备用。余汉谋也遵照蒋介石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第7号防御作战计划，在广州失陷前半年发至各军军部，各部大体上按照该计划执行，分别占据阵地，构筑工事，准备作战。第4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从香港采购了大量钢铁、水泥，分拨各阵地。但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又发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改变战略，将原准备侵粤的部队调至长江地区作战。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来。

6月7日，蒋介石又电告余汉谋，日军有可能进攻华南：“据报倭决增兵华南，由海丰惠来等处登陆，请注意。”蒋并问余汉谋，防守广东须增派多少兵力，指示其防务要点：“守备广东整个计划至少须增兵几何，希即详告，应以确保广九路与东江为计划之重心为要。”但其间反反复复，广东当局也渐呈疲态，加上其后武汉会战如火如荼，广东成为输出部队的省份，对日备战在客观上呈现出鄂重粤轻的局面。

抗战开始之后，广州屡遭日机轰炸，蒋介石对此也表示了关注，1938年6月6日还发出专电慰问：“敌机狂肆凶虐，对我广州市区商店民房，滥施轰炸，我同胞死伤枕藉，牺牲惨酷。南望粤垣，轸念曷极。如此奇痛深仇，举国同深发指，中正悲愤之忱，更非寻常慰问之词，所能达其万一。对于救护事宜，已饬悉心办理，中央必尽力设法增加广州之空防，誓歼寇敌。”为帮助广东抵御空袭，6月8日，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王正廷，催询广东托其代购高射机枪事：“粤省前托子文电兄代办高射机枪，已付定金七万余美元，阅时已久，货、款迄均无着，殊失信用。广州近日被敌轰炸惨酷，民众怨望更深，此事究竟如何，务盼严追即复。”6月17日，又电告余汉谋、吴铁城，即派宋子文到广东面商防空问题并致慰问，请广东方面予以接洽。但王正廷在美的活动颇不得要领，据宋子文报告，“儒堂（王正延）在美朝野间信用扫地，被人轻视……儒堂经手粤高机枪款，迄尚未还”。王正廷企图以国内通行的贿赂办法，在美国争取贷款。他让一些人为中国谋求贷款并为此付出大量活动经费，包括他私人的一位商人朋友，这个人在美国财政部进进出出请求贷款，并索取约25万元的费用，却未得到任何结果。美国财长摩根索曾对顾维钧说，“中国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寻求贷款将一分钱也得不到”。故不久国民政府将王正廷免职而代之以胡适。但广东购械之事也就如石沉大海，没了下文。接着是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未见蒋介石及有关当局再有助粤防空的更进一步的措施。

二、 设想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

抗战军兴，对于广东问题，蒋介石时有所及。随着日军侵略的日益加剧，究竟应以何处为战略纵深和战略后方，广东在整个战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到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夕，蒋介石作了如下的谋划与考虑。6月11日：“一、研究整个战略：甲、敌如正面攻汉时，应否固守；乙、粤、汉、陕三点以何者为重；丙、敌如粤、汉并攻，或先攻汉不攻粤，则我军应先固粤垣为要着。注意：一、战略既定先粤、次陕，则军队应速作部署、实施计划为要。”6月12日：“注意：一、根据地应粤、川并重，但以川为永久根据地；二、以后兵力之部署，应分川、陕、甘与湘、粤、赣。”在这个预案中，蒋一度将广东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重过陕、鄂，而大致以粤、川并重，四川第一。从广东所处的华南沿海的地理位置而言，作为预备战略基地，本来并无优势，蒋介石也有见及（见后文），此时所以将之纳入考虑范围，可能是因为靠近香港的特殊作用以及华南地区与英、美的特殊关系。在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高层的眼中，其一是广州作为海外物资进入国内的重要通道，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日军如果进攻华南，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截断中国的这一外援通道，截断广九线、粤汉线，进一步封锁中国，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其二是这一地区攸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重要殖民利益，在华南发动攻击，属于“南进”之重要步骤，势必对英、美在华南及东南亚的现有地位构成威胁，有可能引起英、美的积极干预，从而出现对中国抗战有利的国际形势。

蒋介石真正认为重要的，还是四川等西南地区。10月13日，日军进攻华南之初，蒋介石即提到：“敌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平汉、粤汉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 10月17日，蒋介石称：“抗战根据地本定于平汉与粤汉两路以西，非此不能作持久抗战之计。”而当武汉撤守时，蒋又明确宣示：“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无虞其缺乏。”

正是因为持这样一种态度，在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不断从广东调出部队支援其他战场。陈济棠时期广东军队约有15万人，余汉谋接任后，经整编压缩，还有超过10万之众。淞沪战起，蒋介石令从广东调兵，余汉谋即派副总司令香翰屏率巫剑虹第154师、叶肇第160师、谭邃第159师、邓龙光第156师、彭林生的教导旅，合计兵力5万余人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在参战中，这些部队损失严重。1938年春，余汉谋部获得相当补充，増编了2个师、2个独立旅，但都是新兵，没有实战经验。1938年5月，又有李汉魂第64军（辖陈公侠155师、彭林生187师）奉命调到河南兰封一带作战，武汉会战后期，再将王德全的156师调到湖北蒲圻作战。

在此之后，仍有若干蒋介石要求广东调兵到外省增援的记录：

1938年9月9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让其再调拨老兵4个团：“前方官兵死伤重大，叶肇部之补充更急，请兄再拨老兵四团，专为叶部补充之用，务希于10日内运到南昌，千祈勿误，盼复。”

9月24日，蒋介石又让余汉谋调出部队：“务请吾兄速抽调精良部队两师，至少亦须一师一旅，于本月底起运来汉，千祈勿误，盼立复。”

至10月初，日军已在攻粤途中，蒋介石还两次令余汉谋调部队支援武汉会战。10月4日，蒋介石限令余汉谋“务希加派一个师运汉增援，以为最后决胜之基础，无论如何，必须照派，并望于本周内全部出发，盼复。中正，支机鄂。”次日，余汉谋复电蒋介石，称广东部队先后奉调，数量已逾一半，广东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师支持汉口，将更感空虚，且日军已增兵厦门，广东若有疏失，将为全局之忧，请蒋准予免调。10日，蒋电余汉谋，还是令其调出部队：“最急，广州余主任幄奇兄。复电悉，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则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究抽何师，何时可到，盼复。蒋中正手令。蒸机鄂。”这次是用了“最急”、“手令”等极其加强的用语，蒋为劝说余汉谋同意调兵，措辞已有点急不择言了，随意许诺，连哄带唬。同时，它也反映了蒋介石不是完全按命令来强制指挥和调动地方实力派，还需运用技巧和手段。

当然，广州、武汉失守后，对于粤、湘、赣地区，蒋介石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将粤系部队全部归还建制，回援广东，并先后到长沙、衡山、韶关、桂林等地布置防务，做出种种安排。撤至粤北山区与敌对峙的中国军队，对敌具有重要的抵御、牵制作用，华南战区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撑点之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可与湘、鄂、赣，晋、豫、陕，以及苏、鲁、皖等其他若干战略支撑点一道，分担大西南陪都的防御压力，长期坚持、持久抵抗、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从而达到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