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38年夏天,在卢沟桥的炮声唤醒华夏儿女筑成新的血肉长城刚刚一年之际,在与早已沦陷的东北紧紧相连的北平、天津以东,山海关、秦皇岛以西的的山川与大海之间,在波涛滚滚的滦河两岸的广阔沃野,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河北省东部地区的抗日风暴──举世瞩目、震惊中外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
宝塔山的呼唤
1937年7月7日,在标志抗日战争开始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天,革命圣地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鹿鸣”(李运昌的化名)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文章饱蘸悲愤的笔墨,介绍了与东北唇齿相依的冀东地区失陷的情况与现状,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伪军对冀东人民的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表达了不甘屈辱的冀东人民迫切要求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急切心情和强烈愿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好河山陷落,西屏京津、东扼辽沈,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冀东地区成了欲吞并中国的日军进一步侵略的目标。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华北门户洞开;几个月后,随着热河的失陷,长城抗战的失利和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被日本侵略魔爪染指的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了所谓的“非武装区”。 1935年冬天,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悍然把冀东22县置于日寇卵翼之下。从此,饱经日军侵略磨难的冀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军和汉奸狼狈为奸,实行黑暗统治,在冀东各地推行奴化教育,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当时,日军纵容一批日韩浪人几乎跑遍了冀东的穷乡僻壤,在大小城镇到处开设洋行、白面馆和妓院、赌场,疯狂地毒害、麻痹人民群众,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不少被海洛因毒害致死的尸体倒毙街头陋巷,来不及收走的竟被野狗吞噬,污血到处流淌,令人惨不忍睹……
时至鹿鸣的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之际,深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影响和感染的冀东人民业已忍无可忍,时刻准备与日寇和汉奸进行决死斗争。
英雄的冀东人民富有反抗侵略的斗争传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4天,唐山开滦矿业产业工会就分别致电蒋介石、张学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大难当头,民死无日,凡有血气,孰不痛心。诸君受国民重托,际此国家兴亡之秋,断脰流血,责无旁贷;一时政见,纵有分歧,而救国救民之心,当无二致。本会谨代表唐山数千工人,为全国灾黎及被难同胞,恳请各方化除成见,共挽危局。”“我全体工人,誓作先驱,除此丑类,为民族争生存!”两天后,林西矿工会也以毅然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工友数千众,甘作前驱舍身杀敌,誓死不作高丽后尘”。一时间,冀东各地民众、团体、学校等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誓死救国的决心,迅速形成抗日救国高潮。1933年春天,长城抗战爆发,冀东人民成了抵抗日军的抗日部队有力的后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3周年之际,由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人发起建立的京东民众御侮救亡总会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乡间成立。1934年冬天,冀东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燕山深处拉开帷幕,兴隆县黄花川孙家杖子村农民孙永勤率众举行抗日起义,建立了“民众军”;转年5月,这支队伍发展到约5000人,在一些共产党人的鼎力协助下,改编成“抗日救国军”,坚持浴血奋战到1935年5月在遵化县山区被围歼止。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坚持武装斗争长达一年半之久,在河北与热河交界地区留下了深刻影响。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冀东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处在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武装抗日风暴。冀东地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故乡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党的活动和组织。东北沦陷后,中共河北省委在乐亭建立了京东特委,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回到家乡出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继而担任京东特委书记,为发动和领导冀东抗日斗争做了很多工作。1935年春天,李葆华调省委工作,京东特委的工作改由组织部长王平陆(时隔不久改任新建立的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主持。次年春天,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冀东巡视工作,在古冶召集京东特委会议,改组了京东特委,决定由多年坚持在冀东城乡从事革命斗争和抗日活动的李运昌担任特委书记。在此前后,活动在冀东各地的共产党人为开展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举行了玉田暴动、迁安暴动等武装斗争,建立了一些抗日组织,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为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1937年5月,李运昌作为中共冀东地区代表赴革命圣地延安,出席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冀东的情况非常关注,在听取李运昌关于冀东的情况和工作汇报之后,让他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文。这就产生了七七事变爆发那天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的署名“鹿鸣”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在谋划建立华北敌后战场时,把目光盯向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冀东,特别是冀热边区的山地。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举行游击战争”,从而确定了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洛川会议结束后,负责北方局领导工作的刘少奇,指示被派到天津组建敌后河北省委的李运昌(任书记)速回冀东,出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不久,刘少奇和彭真等同志在山西太原附近的抗日前线,令后来担任了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苏梅,带领原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李润民和营长孔庆同,秘密去冀东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为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培训军事干部。敌后河北省委建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冀东抗日起义,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上。继李运昌去冀东山区和改任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的王平陆等同志加紧开展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之后,河北省委又派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胡锡奎到冀东北宁铁路以南地区任京东特委书记,以加强冀东平原地区的暴动组织领导工作。同时,省委还责成军事部长林铁在天津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武装起义准备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李运昌和胡锡奎一起在滦县多余屯主持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以李运昌为会长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了以王平陆为司令员的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准备立即在冀热边区的山地尝试开展游击战。时隔不久,为发动冀东武装抗日作出卓越贡献的王平陆,在率领第一支队的战士夜袭迁安、青龙交界处的一个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境”警防所时,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1938年2月9日,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发出电报,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具体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他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做充分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意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迅速派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领部队开辟了以斋堂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挺进冀东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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