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被浓浓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和伊犁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塔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以至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等于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还要多。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假道归来的抗日英雄们。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
1933年3月18日,新疆省政府关于抗日义勇军抵达新疆事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等电
从1933年12月起至1941年春止,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以及以后伪满洲国起义部队退入苏境后,都转道来到新疆。在国民政府安排和新疆省政府的挽留下,1934年10月,东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9个骑兵团、4个边卡大队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由于这些官兵及其家属子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思想比较活跃,因而给当时的新疆社会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全面抗战开始时,为了接收苏联的援助而紧急在新疆抢修西北国际大通道,在修筑道路和维护工作上,义勇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同时,义勇军官兵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和热情,在新疆的各项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新疆工程建设人员
这次大规模迁徙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分散进入苏联的义勇军,有部分留下来与苏联女人结了婚,现在在远东地区仍然有抗日义勇军的后人。在新疆,义勇军在当地成家的更多。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留在新疆的义勇军官兵部分找到了安定的职业。但一部分官兵在善于玩权术的盛世才统治下,命运十分悲惨。盛世才为控制、利用东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与收买利用的手段。据学者研究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到达新疆后,参与了盛世才打击政敌及维护新疆统一稳定的历次大小战役,在作战中伤亡的以及病老而死的,不过5000人,而十年来被盛世才捕杀的竟达10000多人。1944年盛世才离开新疆时,国民政府接收的新疆部队,计有骑兵10团、12团、16团、20团、38团、40团、46团、48团、4个边卡大队和通信队、工兵队、炮兵团、教导团。这些部队的官兵,在1934年盛世才整编时,东北抗日军占80%以上,到了1944年国民政府接收时,这些部队番号未变,但东北抗日军官兵只占20%左右,在个别部队占到50%左右,合起来东北抗日军官兵在部队中不过5000人。另外l0年间被淘汰下来的老弱残废的抗日军共约2000人,其中,有的在地方机关中当小职员,有的操体力劳动过活,更有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的。行政院参事李溥霖在1947年1月24日给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如笺函中有这么一段话:“前东北抗日军为保卫国家民族转战于东北,再战于新疆,又被虐杀于盛氏,死事之惨非文字所能形容,所遗老幼妇孺及昔年被迫逃亡之义民皆流落于迪化、兰州等地,生活艰苦,道路阻长,东归不得,极尽还乡之思。”这是一个国民党官员对义勇军官兵十余年生涯真实的概括。
1947年1月24日,行政院参事李溥霖致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如笺函
万里返乡
尽管历尽千辛万苦的义勇军老兵们一直思念着东北的故乡,但国民政府到1946年9月,才开始登记散居各地的义勇军老兵,准备资遣东北义民还乡。在善后救济总署登记造册的有:迪化6061人,兰州2488人,共8049人。为确保这项工作顺利开展,1947年4月15日由社会部主办,邀请交通、国防、审计各部及善后救济总署、卫生署、东北行辕等有关机关参加,组织成立了遣送委员会,并在迪化、哈密、酒泉、兰州、西安、徐州、南京等地设立遣送站。国民政府拨款40亿元作为遣送费用。1947年5月18日,迪化遣送站开始首批遣送,兰州一带义军也于6月1日开始向西安遣发。义勇军老兵们终于分批踏上了还乡之路。
1947年4月14日,社会部致善后救济总署代电
义勇军的返乡之路漫长而艰辛,他们乘车和步行结合,从新疆省会迪化到哈密,再从哈密经过甘肃省的肃州(即酒泉)到达兰州;从兰州转到陕西省的咸阳后,坐火车沿着陇海铁路线,经过西安、开封、洛阳到徐州,从徐州坐火车沿着津浦铁路线到南京,再转车沿着京沪铁路线到上海。在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后,义勇军老兵在上海坐轮船,穿过东海、黄海、渤海,到达东北的营口,终于再次登上了东北的土地。
义勇军万里返乡图
参与资遣工作的李溥霖在1947年7月29日给郑道如笺函中有描述该路途的一段话:“此次万里还乡,由天山以西越过三千里之沙漠戈壁,东入玉门,又经两千公里之长途而达全国中心之兰州,再由兰到陕乘陇海路火车到徐州,全体义民扶老挟幼,已因营养之极度欠缺而面黄肌瘦,罹于疾病,又因迢迢万余里之奔波,多衣不蔽体,或败絮满身,仍挂破棉衣,或露肉裸腹,无法行走,为状至惨。”可见路途之艰辛已达何种程度。
义勇军老兵从新疆返回东北前后有五批。第一批865人、第二批1608人,第三批280人、第四批1238人、第五批509人。超过14年的等待,他们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和返回家乡。最后一批还乡义勇军老兵是1947年9月19日到达东北的,这一天,恰好距九一八事变爆发,过去了整整十六个年头!
91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老兵返经上海赴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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