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抗日斗争的作用
来源：论文网，作者： 孔令波    2018-03-17 17:13:32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开始陆续成立，东北抗日战场呈现出新的高涨形势。与此同时东北义勇军在挫败敌人“大讨伐”中，不断发展，频繁作战，顽强斗争，对促进东北抗日斗争大好形势的到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抗日武装统一战线蓬勃发展，创造联合作战的大好局面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为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提供极好机会，“在反满抗日的名义下，实现了大同团结，联合起来对抗警备机关”。创造了抗联与义勇军联合作战的大好局面。由于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发展，1936年有众多义勇军正式加入抗联序列，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共8 000余人。这是东北义勇军质变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义勇军主要有：东北抗日联合救国军左子元部被抗联第1军9月改编为第11独立师，共400余人;同月，抗日军高维国部被改编为第13独立师，共200余人;抗日军于万利部被改编为游击大队，共200余人。抗联2军于3月把延吉地区部分反日山林队编入第1师;救国军史忠恒部被编入第2师;抗日义勇军6个中队被编入第3师，共约千人。抗联3军在西征和北进活动中，收编大量义勇军，第2师第2团在珠河铁道北收编小股义勇军共300人，在木兰县蒙古山收编反日山林队，扩编为第6师6团;将九江队改编为第7师;将考凤林部改编为第8师;在原第3军游击连的基础上吸收部分义勇军编为第9师。3军改编义勇军队伍共4 500余人。抗联第7军将义勇军东海胜部改编为第5团，将宝山、东胜、好胜、中山、天君、永远、庄稼人等改编为第6、7、8团，共300余人。救国军谢文东部于9月被正式改编为抗联第8军，共1 000余人。义勇军祁致中部于3月被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共400余人。

　　义勇军除加入抗联序列外，其余大多数都参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与抗联共同作战，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新的高潮。这种联合作战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组织联合指挥部，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除以前已组织的联合指挥部外，1936年成立新的联合指挥部。如1936年春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3师，与创江南等义勇军成立路南指挥部，选赵尚志为指挥。参加统一战线的义勇军1 000余人与人民革命军共同作战，取得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的胜利，在路南重新开创抗日斗争大好局面。二是虽临时组织，但统一行动。为攻占一些重要城镇据点，由抗联部队牵头，组织附近义勇军参加战斗，这方面的战例是很多的，如8月17日，抗联第2军6师曾联合附近义勇军九战、万顺、万军、李司令等共3 000余人，猛攻抚松县城，连续激战两昼夜。三是义勇军经常与抗联部队一起活动，参加“反讨伐”战斗。这是义勇军参加统一战线所经常采用的形式，现以抗联1军为例， 1936年春日伪军进行东边道“大讨伐”时，1军各师经常与义勇军协同“反讨伐”。2月17日，1军6团联合青山、西来好200人，在辑安高廉河与伪骑兵连战斗，打退敌人进攻。22日，6团联合张果长部100人，在通化上龙头，与伪步兵连战斗，毙伤10余人。3月9日，1军2师师长曹国安联合双胜等共400人，在桦甸青眼沟与伪混9旅12团1营激战4小时，给伪军很大打击。3月27日，1军1师师长程斌联合压东洋300人，在桓仁车轮沟与伪军步兵1团机枪连战斗3小时。这种共同活动，联合“反讨伐”的战斗是很多的，特别是在秋冬季“反讨伐”中更是常见。四是义勇军接受抗联的指导。有些义勇军不能经常和抗联一起活动，便千方百计找到抗联，请求给予帮助和指导。如活动在辽东地区的阎生堂为坚持抗日斗争，决心直接与抗联接触，他率部突破层层险阻，辗转2个多月到达通化附近山区，终于见到杨靖宇。杨靖宇向他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情况，讲明党的抗日主张和策略。阎生堂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抗日决心更加坚定，按他的要求，杨靖宇送他许多书报，并派老唐到阎部帮助开展抗日斗争。后来在老唐的帮助下，阎部打了不少胜仗。义勇军王凤阁部也曾得到杨靖宇派员的帮助，使王部更好地坚持斗争。

　　敌人对抗联与义勇军的联合非常恐慌。伪第四军管区参谋长李文龙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距哈尔滨40里就有匪，我军不知何时就遭匪害。思想匪保护人民，政治匪反满抗日。最近倾向，无论思想匪、抗日匪和土匪都变成抗日匪，匪贼战线渐互相联络统一形式。伊等在同一目的下，受同一指挥者，直接间接指令，各占据地盘，缴收税金，而取其各种补充”。

　　二、频繁活动，震撼日伪殖民统治

　　1936年义勇军虽人数有所减少，但活动仍频繁，据敌人统计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动3.6万余次，150万人次，其中至少二分之一属于义勇军的活动。据统计义勇军共进行3000余次战斗，毙伤俘日军1000余人、伪军400余人、伪警1000余人。义勇军的活动和战斗，扰得敌人惊恐不安。如1月9日《大同报》报道：“匪数甚伙，以其临近青山险凌可依之故，尤其不易剿除，兵力众寡之殊，而匪人熟悉道路，行动敏捷，尤国军望尘莫及”。2月16日又报道：“数讨，此清彼伏。秋季江河结冰，匪屡思披猖，东西出没无常，近大股匪，匪势甚众，友军守备队大批出动，以兹援助。”8月16日报道：“残匪多如牛毛，溃而复聚。”9月6日报道：“高粱茂盛期匪棱竄不欲”。特别是抗日武装与群众结合更使敌人忧心重重。10月20日报道：“此讨彼鼠，兼匪之巧妙宣传，无智农民群起盲从如斯地带，讨伐日军亦受极大牺牲”，“有时明知有匪，而人民密而不报，一般民众对战死、伤者(指日伪军)很少同情。”由于敌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在“人迹罕见之山中，两个月全住帐篷中，与严寒相战，一个部队30人与200人战斗14—15个小时，大多数死和伤”。

　　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的活动确实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植田，一上任就感到：“日本第一线将兵冒酷寒炎热险阻艰苦，有几多贵重牺牲”。于是急呼：“尤宜先确定根本之治安问题”、“立国以治安为先决”，日伪当局为稳定殖民统治，费尽心机，采取许多措施。1.所谓谋求“建立持久的治安对策”。关东军制定了从康德3年(1936年)4月至康德6年3月止的三年计划——《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伪军政部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这个计划以三江、滨江、吉林、间岛以及奉天、安东两省的一部作为重点，进行肃正。其项目包括伪警察机构的巩固和整备(分散配备日本警察官，划区设置，提高警察素质，改善警察装备等);治安设施(警备通信网、警备公路、集团部落等);治标工作(扩充情报网，搜索潜伏匪贼及通匪者、讨伐等);治本工作(取缔与收缴民间枪支，彻底普及保甲制，严格户口，除掉匪徒滋生根源等);思想对策，教化工作;实业振兴工作。2.为断绝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与群众联系，强行建立集团部落，“使一切食料物品，不能代为接济”。日伪为此花费巨大，滨江省用170万元，间岛省300万元。据不完全统计至年底已建集团部落2 000个。同时，在全满普遍推行保甲制，户口调查，发所谓良民证，实行保甲连坐，以所谓根绝匪源。3.实行警备统治，将县治安队共18 000人移交伪军政部，在统一集权下，充实治安力量，参加日伪军“大讨伐”。4.将抗日武装活跃地区划为特别治安区。如5月将双城、阿城、宾县、珠河、五常划为特别治安区，在帽儿山设办事处，并拨款70万元。11月在通化成立北部东边道治安工作委员会，大力进行肃正工作东边道治安工作委员会，大力进行肃正工作。5.各地经常开会研究治安问题并不断派军政要人视察督战。如2月3日，召开军管区司令会议;2月8日，伪军第五军管区顾问细木繁由承德去朝阳巡视伪混成第25旅;同日，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吉兴到农安督查。3月8日，奉天协和会开会讨论治安对策，伪第一军管区参谋长满良到会报告治安形势。4月3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于芷山到各地督战。6月12日，伪奉天省召开安、奉、宽地区清匪会议。7月20日，伪滨江省召开各县县长和参事官会议，讨论治安问题;23日，安东省集训各村村长。8月初伪吉林省召开保甲联络会议。10月12日，吉兴到敦化督讨;17日伪三江军管区司令李毓久去依兰督讨。12月12日，伪三江省召开全省参事官会议;同日，伪承德军管区司令王静修到各地督查;17日伪第六军管区召开治安工作会议。6.进行“大讨伐”。从9月开始进行北部东边道九县“大讨伐”，全满日伪军警全部出动，历时半年。敌人虽下这么大的力气仍未能达到彻底根除抗日武装的目的，各地义勇军仍继续坚持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