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
来源：作者：刘生林   2018-03-19 17:11:13

　　一、字面含义说。

　　‘义勇’一词，古已有之。词典中对‘义勇’的解释是：为正义事业而勇于斗争的。对‘抗日义勇军’的解释是：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自愿组织起来的军队。

　　这种说法仅仅是解释了抗日义勇军的含义，并没有指出是谁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二、张学良起名说。

　　2010年6月11日，关雯心写的《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文称：

　　“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亲自写了前言，《条例》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大概就来源于此。”

　　2013年2月21日，陈演洛在《中国最早的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说：

　　“1929年10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内称：‘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国民或团体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兵、义勇军’。条例规定，名义上属个人者，定为国民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2013年6月29日，抚顺档案馆高群在《张学良主持制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登载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的全文，肯定了陈演洛的说法，并指出：“1929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制定的《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成立国民义勇军，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苏宣战，发动中东路战争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关于《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事，高群的这一段话说的比较准确。

　　由此可见，1929年10月15日由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颁布的这个《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是发动东北民众起来对付苏联入侵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苏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

　　三、锦州田树森起名说。

　　台湾文史专家赵尺子在《锦州义勇军发展概况》(《东北文献》第六十期-1972年台湾出版)一文中记载：“大约在1931年10月上旬，警务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在锦县北街福金升百货店内，邀集潜来锦县求取补给、枪支、弹药的若干抗日首领和代表，研讨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建议召开这一会议的是田树森、李毅夫、赵尺子三人。会议首先讨论抗日军称何名。各方提出者有十余种之多，最后采用田树森所提‘东北反日义勇军’一词。因为日俄战争时，田树森在哈尔滨熟闻义勇军一名之故。”

　　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是怎么回事呢?据邵雍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一文中记载：“1904年4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以抗击俄军。”

　　田树森提到的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一词，是当年日本人使用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俄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田树森把日本人抗俄的义勇军，变成‘东北反日义勇军’，这是绝大的讽刺。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最早使用‘东亚义勇军’一词的是日本人。最早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反日义勇军’的是田树森。

　　四、黄显声起名说。

　　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文记载：“1931年11月18日项青山处决了汉奸凌印青以后，黄显声、熊飞遂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黄显声仿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称，将各种名号的民众抗日武装统一命名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由此可见，将‘东北反日义勇军’改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人是黄显声。

　　五、朱庆瀾起名说。

　　赵洪刚、曹玉海撰写的《东北第一路抗日义勇军》一文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将领朱子桥(朱庆瀾)、高文彬、冯国安等多人至辽西和蒙边各县旗，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朱子桥同冯国安经锦州到清河门落脚，修函致王显廷。王得函后亲赴清河门，与朱子桥商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宜。朱子桥当即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冯国安为副司令。并发给他们盖有辽北蒙边宣撫专员行署印章的委任状。王显廷、冯国安接令后，当即返回黑山县白厂门，以王家大院为司令部，于1931年11月5日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

　　高文彬撰写的《参加辽西义勇军抗日经过》一文记载：“他们到达辽西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旬。”由此推断，朱庆瀾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下旬前后。即便是按照1931年11月5日王显廷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的时间来计算，也比任命项青山的1931年11月18日以后的某天早了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