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号召和影响下,以及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一批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先后成立起来。
沈阳沦陷后,张学良考虑锦州是辽西重镇,是北宁、锦朝两条铁路的枢纽,关内外的交通咽喉,是保卫华北的屏障,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于1931年9月23日通电在锦州建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东北军政“两署”《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迁至锦州后,锦州便成为当时东北政治、军事中心,从而为锦州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祥地奠定了基础。
1931年9月27日,由中共地下党参与,由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东北军政界和爱国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在锦州主持锦州军政两署工作的黄显声被委任为救国会委员,辽宁公安骑兵总队长熊飞出任救国会常委兼军事部副部长;1932年4月26日,朱庆澜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5月,为避免国民党政府借口有碍于外交,对后援会破坏,改称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8月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将后援会迁至北平。为便于对东北义勇军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两个抗日领导机构于11月合署办公。“后援会”专主募集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军的作战,同时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由朱庆澜担任总司令。朱庆澜又派遣爱国人士朱霁青在辽西组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这些抗日救亡组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机构,对组建、领导、指挥抗日义勇军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此期间,中共北平、天津市委、奉天特委先后派出许多党团员到辽西乃至东北帮助民众组建抗日义勇军。据史料记载,当时“东北地方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共二千一百三十二名”在各地协助组建义勇军。
当时辽宁地区仅有辽西12个县没有沦陷。日军在9月19日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一连占领了辽宁和长春19个市县,紧接着就向吉林、黑龙江进犯。由于日军还没有那么多兵力同时侵犯辽西,黄显声紧紧抓住了历史留给辽西的机遇,积极发动辽西民众组建义勇军抗日。首先他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和地下党员刘澜波(原名刘玉田,时任黄显声的少校书记官)的协助下,于1931年9月26日在锦州两署所在地(原东北交通大学,现锦铁高中)主持召开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8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各县积极加强民众武装,并决定组建省公安骑兵总队,任命熊飞为总队长,准备迎击西犯日军。紧接着10月上旬,黄显声和熊飞在锦州北街福金生百货店内(现锦州市汉口街),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研究制定了组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最后由刘澜波整理成民众武装《编委方案》。
《编委方案》对辽西抗日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由辽宁省警务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据日本的《盛京时报》报道,《编委方案》规定:“率武装100人以上者,以上尉待之”;“率武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少校营长”;“率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团长”;“不满100人之部队,当俟与其他合并,俟达定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弹药由驻辽西东北军各旅垫拨。《编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使民间武装合法化,从此,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各路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爱国官兵、警察、开明士绅以及爱国绿林武装,甚至“出家”的僧人都纷纷参加义勇军。当时“一些赴北平的抗日志士,也介绍至锦州黄显声处,各方请缨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中心”。这些史料充分证明了义勇军抗日烽火首先从锦州点燃起来。黄显声因这一伟大的创举被世人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日寇也称:“义勇军的总指挥是张学良的四大天王之一的前奉天省公安局长黄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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