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近二十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
“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
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足够实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蒋介石不会给他在任何军事上的支持,结果只会丢失东北领土和消耗自己的军事实力,
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张学良就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实,以公理为周旋。”所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张亦要求东北军主力力避冲实,退守锦州。在日军占领东三省期间,张学良严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挑起战端制造借口。
蒋介石的“不抵抗”,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据一九三三年的《大公报》报道:就在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热河之时,北平的侦缉队还在北大抓获了十五名共党分子,其罪名是非法进行抗日活动。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一直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他认为:南京政府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与日本人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于是就出现了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中国人抗日还违法的怪现象。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确系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他是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的消息。张学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是我的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中国,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张学良也是在一九三五年自己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才逐步认识到,蒋介石为了消弱东北军实力,命令他围剿红军却屡遭失败才走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中来。
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坚持东北抗战的唯一政党。在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第一线,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中流砥柱。纵观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都没有向中国共产党那样,在反侵略战争中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重任。
东北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截然不同的政策,毅然地冲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局势和应变措施。除向中央写出报告外,还发表了全国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份宣言—《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公开申明党的抗日主张。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可蒋介石仍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进攻。此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做出决议,揭露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欺骗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满洲;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下,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
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到义勇军之中,与抗日民众并肩战斗。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也不断到各地巡视,检查党对义勇军的领导。在对敌战斗的前线,许多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党陆续派杨靖宇、杨林等到南满、东满等地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武装,并先后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抗日义勇军一道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抗战的号召。满洲省委在事变第二天发出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呼吁:“伟大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进一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利益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东北掀起了抗日热潮。在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东北各级党团组织认真贯彻满洲省委关于“积极的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的指示,领导广大城乡民众开展了抗税、减租、抢粮、反对日本资本家克扣工资、破坏生产等各种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斗争。
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对义勇军的抗敌斗争十分重视。一九三一年十月,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成立的东北抗日救国会,它的宗旨和坚决抗战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救国会的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救国会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受党影响较深的爱国人士,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共产党或走上了与党合作的道路。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到义勇军和抗日第一线。
自党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创建开始,以义勇军为主体的群众自发的抗日斗争转向了自觉的、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的抗日斗争的道路。后来改称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为了东北战场上抗敌的主要力量,并与侵略者拼杀到最后,直至取得胜利。
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一九三三年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二月二十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统一了抗日军队的建制,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十一个军,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各部队在广袤的关东大地上,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同日伪军进行几千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他们运用各种手段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和“围剿”,动摇了侵略者的后方基地,牵制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支援),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英勇斗争,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一九三九年后,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部队对抗联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讨伐”。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秘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指战员壮烈牺牲。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零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广大官兵的意志没有被打垮,他们转移到深山密林,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伴星月而眠,食树皮野果充饥。抗联部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的方式,继续与敌周旋。一九四零年冬,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在东北党委会的领导下,抗联不断派出小分队到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袭扰敌人,顽强地坚持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联军随苏军反攻回到东北,完成了抗战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东北十四年的英勇斗争过程中,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为国捐躯,其中包括以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赵尚志、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雅臣、宋铁岩等为代表的一百多名抗联师以上干部。他们和广大抗联官兵在一起,缔造了伟大的“抗联精神”,这就是“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不畏险阻、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党在东北抗战中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在东北抗战中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远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熠熠闪光。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最初实践就是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还很难想象,在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东北义勇军抗日的?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的活动中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进行武装抗日,不过这种活动由于受共产国际影响,在东北展开的比较晚。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系在抗日的部队里并不公开,或者不公开出现,需要公开出现的,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可以公开的组织,如“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其武器装备主要是步枪、机枪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基本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东北抗日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率先领导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当地的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
十月初,曾任凤县县城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时间,辽宁省的抗日义勇军遍及各地。
十一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十二月末,共编成二十二路共七万余人。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其部队总数达五万余人。
二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二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
十一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五万人。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二十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五十万人。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五十八路、几十个支队约二十五万人。五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辽宁六十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钢屯)、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八月下旬,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十五万人。其中,吉林自卫军三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四月初,该部五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二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七万余人。中国国民救国军于三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六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五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该部于呼海路(呼兰—海伦)、齐克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
九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三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三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东北一百零三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一九三二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二十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十四万余人伤亡,四万余人投降、被俘,六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又转赴新疆;近五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十五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到一九三三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七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六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二万多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五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另千余人战斗至一九三八年冬。
吉林省义勇军六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有数千人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四零年。
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三、第六军和改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少部分战至一九四零年。热河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坚持长时间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一九四零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二万余次,毙伤俘日军五万余人、伪军六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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