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群“两边倒”的行为,不久被其心腹师爷辛敬堂走漏消息。因辛是个大烟鬼,整天躺在烟床上和各方面来访李的伪军头子或“大天二”高谈阔论,天南地北、货源、武器等等无所不谈,多说话便走了咀,把李和中统、军统联系情况,也都泄漏出来。这个秘密当然逃不过汪伪的耳目。南京伪府即令李辅群到南京,由汪精卫亲自接见,“勉慰有加”,当面将“两鸡”改称“塱溪”将军。并升为“国府”中将参赞,实则削去其兵权,李表面装成受宠若惊,内心非常反感。返市桥后,即和我商量,准备率部反正。我即将此情况向军统上级请示,电复“必须填重行事”,乃决定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十五夜,将所部集中九江,强渡封锁线至沙坪镇听命。但紧接着上级又来指示说:“反正一事立即停止。俟包天放前来面示一切,免至牵一发动全身,立即加强整训。待总反攻时作为内应,反正之事暂且不提”。在此期间,我曾奉到军统局制裁汪妻陈璧君的指示。陈璧君是李辅群的“契妈”,他们的关系密切,陈在广州时常来市桥“群园”逗留(这座建筑华丽堂皇的别墅,是李用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建筑起来的)。“上级指示”如遇陈再来市桥时,立即将其击毙,并派宋有权作为执行人前来。我经过周密的考虑,将宋改名“李权”参加李之卫士队内,以便见机行事。后又接电示:“设法生擒陈逆”。这是一个大难题,虽经我们绞尽脑汁,也难想到办法。一则捉到陈璧君,押送“中央”要通过敌伪严密防范的封锁线,谈何容易,另则此事又不能给李辅群知道。如果强制执行,必然弄巧反拙,“任务”始终没有完成。
四、为虎作伥自食其果
一九四五年秋,日军宣布投降。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执行蒋介石命令,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特委任李辅群为“珠江先遣军总指挥”兼任第一纵队司令(李得了这个职位可能是战区调查室主任郑鹤影亲向余汉谋保荐的。听说还送了一份厚礼),刘文楷(作者)为副司令(后代司令)。抗战胜利前夕,军统任务较为繁忙,我就将第一纵队全权交给独立支队长祁治代拆代行;并由李起用原李福林参谋长刘某为指挥部参谋长,以南、番、顺各县的前“护沙”总队改编为三个支队,一个独立支队,支队长为李福、辛景熊,罗某、祁治等人。汪伪军第三十师(即李之前身第四十旅扩编的)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朱全(薄鎏)、副司令包天放,仍驻防东莞一带。这个摇身一变,由汉奸成为“先遣军总指挥”的李辅群,把所部改编就绪后,一面同共产党领导的“东纵”、“珠纵”部队争夺地盘,抢劫日军的武器财产,一面遵照余汉谋密令,抽调一、二两个支队,妄图消灭驻防中、顺等县交界的共产党郑少康部队。余汉谋、李辅群等以为行动诡秘,可以一举功成,结果反被素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游击队迎头痛击,伤亡惨重。李部从此谈虎色变,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未几,蒋介石指挥的第十三军石觉部待命由广州北上,须补充兵源,以便扩大实力来和共产党八路军抢夺抗日战争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经石觉报告蒋介石批准,遂将“珠江先遣军”所属的二个纵队中的除部份老、弱、病、残遣散回乡外,少壮者共约八百人拨给十三军补充整训(后接我的老同事、原十三军第四师师长振骆韶来信说,这些补充给我们的“老广”弟兄,在候船北上期间,几乎全部逃走了)。
以上就是我接受“军统头子”戴笠命令潜入敌占区策反汪伪李辅群的经过。日寇投降不久,广东省高等法院曾审讯汉奸陈桐,他是李辅群的兵工厂厂长,我设在市桥的电台,能长期开展工作,是靠他帮助的。听说他将被判死刑,我因和电台台长刘耀坤到法院作证,陈得免一死。而我暴露了“军统”“身份”,违犯了纪律,被处罚判刑两年。至于李辅群的下场,已由历史作出严正裁决,不再赘述。
(东山区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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