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1月28日，日军武装侵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击。市桥人民眼看富饶的东三省已为日军所吞并，关外同胞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深为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咸认为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怒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翌年“一·二八”事变后，市桥中小学师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义愤填膺，纷纷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呼喊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或组织小队伍在街头演出抗日活报剧。市桥米商蔡又成，头戴写有“毋忘九一八国耻”口号的水松通帽，身穿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中山装，上街头、跑茶楼、落轮渡，摇铃聚众，散发传单，或站在凳子上，面对百数十群众先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继而挥舞拳头演说，当说到东北同胞被日军蹂躏时涕泪交零，讲至十九路军英勇杀敌时慷慨激昂，振臂高呼。随即举起捐献箱，当众带头捐款，然后捧着箱子，向听众逐个募捐。群众每每引发抗日情绪，同仇敌忾，齐呼“抵制日货！”“把日本鬼赶出东北去！”并纷纷解囊捐输，支援前方抗日将士。 1932年农历三月廿三日为天后娘娘诞辰，市桥豪绅竟以追悼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牺牲的将士为名，大肆筹款打醮和演戏，从中中饱私囊。各界爱国人士对此极为不满。结果在醮棚上出现了一副暗喻的挽联，极力讽刺抨击大搞封建迷信而从中渔利的士绅，成为人们闲谈的笑话。一天，县长严博球到市桥视察。当汽车开入大北路，蔡又成又身穿写满抗日口号的衣帽，鸣锣聚众，拦车请愿，理直气壮地要求县长下令撤销打醮，将所募得的款项用来购粮购枪，以实际行动抗日。霎时，百姓围观，群情激动，严博球慑于民意难违，不得不责令士绅削减一台大戏的开支，移作抗日经费。 二、抗战初期的救亡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热血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纷纷起来抗日。这时广州各界爱国人士，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市桥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生谢炳窝等，亦回市桥与乡中青年黎普濂等共同组织“怒潮社”，后改称为“青年抗日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抗会有会员30多人。会员中多是黎姓和谢姓青年，由他们与黎氏宗族的父老磋商，将青抗会设在黎地基大夫祠。他们开办民众夜校，学员大都是青年店员、小贩和妇女共二百多人，均是免费入学。夜校除教文化外，主要是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等。他们还公演抗日宣传剧《马伯计》，很受群众欢迎。为了募捐寒衣，支援前方抗日战士，他们常在黎家祠堂、大夫祠、主帅庙门口等进行义演筹款，甚得各界人士好评。 抗战初期，市桥还成立了“番禺文化界抗日同志会”等组织。他们都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文抗会王子服、王镜西（后参加吴勤领导的俊杰抗日同志社任沙头分社社长，1941年牺牲）等还创办了《呐喊》周刊，文章都是痛陈亡国之苦，呼唤民众起来抗日，号召商店抵制日货。 青抗会、文抗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经常组织队伍在市桥或到新造、南村、板桥、沙湾、沙头、蔡边等镇村宣传，也常得到一些乡村的主动邀请。每次下乡，群众都积极支持，扶老携幼前来观看演出。 三、南村阻击战 1938年10月21日，广州不战而陷。番禺县长利树宗亦无影无踪，逃之夭夭。11月28日晨，日军100多人分乘汽艇数艘，在市头登陆，占领山岗，窥视南村，企图由此攻占市桥。当地民众呼喊不绝。邻近各乡闻讯，纷纷携带武器，奔赴南村支援作战。市桥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尤其青抗会、文抗会的一些会员，他们自发地不约而同地拿起枪支或是大刀长矛，纷纷赶往南村投入战斗。市桥商人蔡又成，手握长枪，身佩短剑，腰系手榴弹，与东沙归侨黄子炎，汇同市桥、沙头部分群众一起奔赴战场，在南村七星岗附近摆开阵势与日军对峙。 日军占据山丘，凭借地形，居高临下，据险顽抗。抗日民众武装逾千人，宛如筑起一道铜墙，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堵截于七星岗的几个山丘，互相展开激战。双方相持既久，为鼓舞我方坚持杀敌斗志，南村、市头的妇孺，将一箩箩、一篮篮的饭菜、番薯送至路边，凡前来参战杀敌者，不论何乡百姓均可进食。他们还将伤员用担架送往或背至后方治疗。 战斗持续至下午，各乡来支援战斗的人越来越多，密集的枪声和呼喊冲杀之声震撼田野，日军被陷于重重围困之中，不能进退，为了 摆脱困境，竟出动飞机数架，向抗日民众武装低空轮番扫射。在战斗中，蔡又成、黄子炎英勇杀敌，不幸被敌机子弹击中，光荣牺牲。抗日民众武装誓为死难同胞报仇，拼命杀敌，越战越勇，毙伤日军多人。时近黄昏，日军深恐晚上被抗日民众武装乘机抄袭，便在日机狂轰滥炸的配合下，边战边退回汽艇，溜回广州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