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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广州儿童剧团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3-27 11:04:27

黄惠贞

  编者按:黄惠贞是桂平一家医院的护士,寡居,是一位爱国妇女。她是在剧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把一双儿女先后送到剧团的。她对剧团坚定的信赖,给团员们很大的鼓舞。她善良、坚强,像关心她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着剧团的每一个人。她的子女管她叫阿姑,于是,她也就成了整个剧团的阿姑。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团员们的尊敬。

  1938年我带着儿女去广西桂平医院工作。1940年7月初,广州儿童剧团到桂平演出。有一天,剧团的孩子抬着他们的团长谈星来我们医院看病,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们的团长为谈大哥。在和孩子们接触中,我觉得他们非常团结友爱,对人有礼貌,更难得的是他们年纪虽小,但对抗日救亡的意志非常坚决,能分清敌我,而且知识也很丰富。我对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年我的小女儿刚小学毕业,为了培养孩子,我和几位进步的朋友商量后,把小女儿送到广州儿童剧团,改名殷虹。后来,我的小儿子小学毕业后,我也把他送到了剧团,改名汀肇。

  1940年底我离开了桂平去桂林工作,剧团不久也离开了桂平去南宁,一直以来谈大哥都与我有联系。他在被捕前曾到桂林,到过桂林师范学院看我,那知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943年底,儿童剧团全体被捕的消息,我是从那些新参加剧团不久,后来被释放的同志那里知道的。他们回到桂林说,我的儿子汀肇入狱后就病了。他们还说,国民党反动派允许孩子家长把孩子领出来。作为一个母亲的我,当时思想非常复杂、矛盾。后来经过再三考虑,理智终于克服了感情,我决意让孩子们团结在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更好地锻炼他们。我不相信反动派胆敢把这一群热心抗日的孩子杀光。经过三个月后,汀肇从曲江儿童教养院给我来了信。他说:他和志坚、夏云、宁燕被送到儿教院,谈大哥嘱我把他们4人接回桂林安置。为了慎重起见,我往曲江之前,曾托朋友替我找些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系的人写介绍信,以备必要时用。

  由于小女殷虹和叶里(志坚哥)、谭明、路琪、丁文、方凌已被反动派送往湖南衡阳集中营,所以我先到国民党七战区政治处找上了一个头子。他一见我就说我和汀肇一个样,一定是汀肇母亲,叫我带他回家好好教育。我说,我是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现在物价天天上涨,生活发生困难,因此同意孩子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现在还都是个孩子,想不到竟弄成这样。我还说,在衡阳的孩子都是我的亲友,要求一起给予带回桂林。结果他只同意把在儿教院的带回。这个头子还说,这些孩子们很厉害,我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告密信,都说他们是小八路。后来我找到儿教院时,院方认为孩子们是政治处送来的政治犯小八路,不能随便放走,恐怕将来政治处要人时难以交代,必须政治处有条子来才可以放人。后来我又往七战区某报社,找一个记者,他告诉我这案子是由一个单位主办,他写介绍信叫我直接往曲江孝悌路励群小学校三楼找人。我上楼一看,才明白原来是一个特务机关。他们一听说是儿教院不放人,就非常暴躁地说,这是秘密不能写条子,儿教院将他们作为街上捡来的孩子不就可以了吗?还怪儿教院不与他们合作。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在我面前承认了他们做了不可告人的坏事。就这样拖了几天,终于由那个记者叫他们打电话通知儿教院放人。但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院方要我找人担保才放人走。这回真把我难倒了,因为我在曲江熟人不多,而且要担保的又是“小政治犯”,在当时白色恐怖当中是不容易找到人的。又经过几天的考虑,我才硬着头皮去找我的老朋友陈炎冰的弟弟。他是在一中学教书,我从未和他见过面,幸喜他一口答应了。使我终于能把汀肇、志坚、宁燕领了出来。可惜夏云的家长不同意我把她带走,她继续留在了儿教院。想不到我们离开不久她就病死了。本来她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把她折磨死了。

  我在曲江逗留将近20天,当时谈大哥和一些比较大的孩子仍在狱中,我买了些鸡蛋和其他东西叫汀肇、志坚送去了。

  回桂林后,按谈大哥的指示,我把志坚送往一书店工作,打算暑假后送他和汀肇去读书;宁燕是南宁人,她姑母在桂林,我就把她送了过去。

  回桂林不久知道殷虹他们在衡阳集中营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他们都病倒了。当时田汉同志在桂林,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曾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寄给他们。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日军大举南下,桂林疏散了,我就把志坚接回来与他一起逃往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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