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坑村革命史略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3-27 11:35:57

武装自卫，建立民主政权

　　对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增城县委早有警惕，抓紧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运用革命的两手反击反革命的两手。1939年12月初，魏友相按照党的指示，在朱涵把原第11中队扩编为大队，挂名国民党63军随军杀敌第1大队。

　　1940年1月，大坑民众抗日自卫队成立，由王森（后任兰溪林场场长）担任中队长，张太经和张邱鉴担任副中队长。中队下辖三个小队：下坑小队由王福元任队长，竹坑小队由张邱鉴兼任队长，坑尾小队由张永春任队长。自卫队共60多人，拥有长、短枪及粉枪46枝，大刀一批。他们平时负责站岗、放哨，战时配合杀敌大队作战。此时，由魏友相统辖的地方武装抗日力量已发展到400余众，声势浩大，使敌伪军队都不敢贸然进犯。朱涵村成为当时增城的一块红色土地，增博沦陷区工委书记郭大同（建国后任广东省石化厅厅长）经常在此部署工作。同年，福和区署在朱涵成立，由魏友相兼任区长。

　　朱涵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无名小地，路人也不知其坐落何方，但就是在这个地方，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抗日活剧。1939年6月，一千多日军向增北山区扫荡，魏友相、钟钧衡率领主力中队抢占福和与大坑交界的大鱼头岭截击，与友军151师形成犄角之势，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击毙日军10余人。1940年，魏友相、钟钧衡率领主力中队在二龙乌石尾坳歼灭日军100余人，接着袭击福和观音堂，全歼敌军一个班。同年9月16日，在李东林的策划和指挥下，魏友相大队配合友军夜袭驻扎在官塘的井野联队队部，斩敌大队长以下官兵215人。

有杀敌大队的伟绩，也有竹坑人的功劳

　　在那战争年代，竹坑村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增博沦陷区党组织选择朱涵作为革命斗争的据点，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该村进步青年郑沃民与魏友相是同学，杀敌大队队部设在郑家靠得住。郑沃民不仅将自己的家变成郭大同、刘志远、李东林、钟若潮、罗良、钟钧衡等与魏友相联系和活动的据点，而且他本人当时以个人身份被聘任为国民党增城县党部书记长，并按李东林的指示，通过关系出任县政府司法科长和法院书记。郑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中共的一批同志。如1941年，国民党省党部密令增城县法院逮捕李东林，郑沃民即秘密派人通知和护送李到香港。李东林后来到马来西亚继续抗日，担任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副司令之职。

　　有党组织在竹坑，竹坑人就有了主心骨，一切听从党的召唤，义无反顾。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进攻派潭东洞。竹坑抗日自卫队受命开赴钟鼓坳。配合国民党一个连截击其中一路敌军，战斗从上午9时进行到下午4时，共打退敌人五次冲锋，消灭60多人，日军无法进入竹坑，便绕道腊布到共和圩扎营。当晚，日军在共和圩架柴烧尸，火光冲天，竹坑自卫队实施张富统策划的偷袭行动不成功，但他们不甘心空手而回，由张文新、张太坤去偷得日军两匹战马，牵到罗塘坳，由于不注意火光而被敌人发现，敌枪之下，张文新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张太坤亦受伤，但他仍忍住伤痛，坚持把战马牵回竹坑队部。事后，人们每问及张太坤被敌人打伤哪里，他总是掀开衣衫给人看，并说：“打到肚拨仔上。”从此他便得了“肚拨仔”的雅号。另外，王富兴同志也在白天的战斗中阵亡。

　　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既有真枪实弹的战斗，还有更多的特殊使命。竹坑人执行每一项特别任务时都表现得很出色。1940年“博罗事件”之后，国民党继续搜捕，追击博罗县委领导的陈文博大队。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钟若潮叫竹坑的党员王森同去正果竹园村。王森在王新民家住下，钟若潮去了罗浮山。到第三天晚上，钟带了40多名游击队回来，交王森带路转移到敌后活动，王森不辱使命，把他们安全地带到指定地点。同年5月，郭大同来到下塘村王福元家，请其弟王振华（儿童团员）送信到朱涵，王振华年少胆大，顺利地把信交给魏友相。党支部书记张继叔以卖烟为掩护，长期来往于增城、从化之间打探敌情和传递情报，做到万无一失。解放前夕，共产党员张太保为解放军带路到增城北门，为解放增城立了一功。

　　竹坑村作为增城最重要的革命老区，曾经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因事隔50多年之久，尚健在的革命老前辈极力回忆，提供以上一鳞半爪，予后来者景仰和学习，以策鸿鹄之志。

　　注：此文根据郭大同、刘志远、钟钧衡、李瑞其、王森、王国雄、张达祯等前辈的回忆记录，由驻村工作队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