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鸣崧纪念学校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3-27 14:35:40

　　该校办了4年（1941年9月－1945年8月），换了4个校长，此中也可看出这间学校的一斑。

　　第一任校长陈良烈，只当了9天，可算是最短命的校长了。原因是1941年9月开学之日，仪式非常隆重，伪省、市府的头面人物及日本特务机关头子矢崎少将都前来参加，董事长陈璧君自然“大驾光临”。陈到学校时，该校幼童军一律对她行童军礼。幼童军的行礼动作不同于一般的童子军。要双手同时举起放在额角两旁，双手的二指和中指叉开，这是开学前经过一星期的入学预备训练的。可是陈璧君见此礼十分不悦，又见所有的教职员都穿上白色西装衣裤，打上一条黑色的领带，夹道肃立迎接，更是不悦。9天以后，陈再来视察，召集全体教职员“训话”，指出两点：一是幼童军如此行礼，类似哈竖起两个耳朵，样甚难看，二是教师穿这样的制服，形同列队送殡，成何体统？就这样，陈良烈因触犯了“董事长”陈璧君，被一脚踢开了。

　　第二任校长是雷惠明，此人毕业于中大，为当时“糯米团”的成员。雷上任后，鉴于前任的教训，在应付陈璧君方面，有其一套圆滑手腕。所以有人笑他是陈璧君的契仔，雷也不以为耻。

　　有一次，汪精卫到广州要来校视察，当然忙坏了这个校长，他们临时搭起了纪念台，台上竖起两个高5米的曾、沈遗像，可是陈璧君不满意，认为这样会引起“汪主席”的伤心，要把纪念台拆除。雷惠明百依百顺，马上传令拆除。当汪逆来校时，汪的副官问雷惠明：“所有教师搜过身没有？”这样公然的侮辱，雷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是敷衍了事。

　　1944年9月，雷惠明因“另候任用”而去职了，原来是汪逆之女汪文珣刚从广东大学毕业，要来当校长。但这个刁蛮公主不任实职，只挂了一个名誉校长的虚衔，而让她的同学陈智来当校长。还任用另一个同学袁贤当教务主任，而汪德馨（汪逆的侄女）则当上了事务主任。不知何故陈智任职不到一个学期就离去了。接替校长职务的是一个名叫徐擎宇的旧官僚政官，徐只识饮酒、唱京戏，其他事务极少过问。

　　该校沿袭原国民党的所谓部颁宗旨，而且公开加上“为培养实现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与和平反共建国的人材”的词句作为办校宗旨。固定的活动是每天行升旗（汪伪的所谓国旗）礼，每星期一次总理（孙中山）纪念周，由校长或训育主任向全体师生作关于“中日亲善”与“汪主席言论”的讲述。

　　人员编制是校长以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处的主任，每个教学班设班主任，另有舍监、童军教练等。最特别的是设一个会计室主任，地位与三处主任平行，而且可以独立于校长之外。当时教务主任是陈延炘，训育主任李朝枢，事务主任吴璋，而独立于校长之外的会计室主任是汪逆的侄女汪涵辉。

　　该校初中部教师由学校聘请。国文教师莫任劬，英文教师黄坚，数学教师陈延炘，理化教师朱励强，生物教师孔昭勤，史地教师吕化松，美术劳作教师李焕光，音乐教师俞安斌，体育教师朱志成，童军教师李朝枢，军乐教师陈季年，日语教师江蓉，国语教师张德良，校医蒋某。

　　小学部教师是考试录取的。考试分初试（笔试），初试及格，再行复试。复试为现场教学，在女师附小（现仰忠街内）举行。每个参加复试的考生要上国语及算术各一课，被教者为女师附小学生。随堂有若干“大员”听课，作出评定。结果，在报考的300多人中，经过初试和复试，录取了小学部的教师共15名。

　　中学部设初中一年级3个班，小学部设1至6年级，每级两个班，共12个班。中、小学每个班招收学生50名。（小学班数是中学班数的4倍，有人称之为“小学附中”。）

　　中学部学生全部寄宿，实行童军管理。舍监人员，由被抽调到“青年干部训练班”（设在河南旧凤凰岗）受过短期训练（包括受日本军人训练）的部分教师担任。他们对学生实行体罚，如训斥、罚站以至禁闭、鞭打等。所有上下课、用膳、晚自修、熄灯、就寝、起床……等作息活动，均以号为令，任何人听到号声，须马上原地立正，号声完后，才能继续活动。

　　学生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可以回家度假，但离校时要把带回家的东西放在地上，让舍监检查过，才能出校。

　　课程安排是沿袭国民党时期的一套，所不同的是党义这一科，“汪主席言论”取代了国民党党义。校当局把汪逆发表过的演说、训话、谈话、文告、批示……等编成教材，强迫学生接受。学生在升级考试中，如果党义或日语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升级。

　　到1945年春，国际局势急转直下，汪伪政权朝不保夕，摇摇欲坠。同年8月，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彻底垮台，鸣崧纪念学校也随之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