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最后之日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3-31 10:25:27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关于这一天的情况，很感谢李以庄给找到了一篇我所写的文章：《广州最后之日》，读了以后，连这篇文章什么时候所写的、发表在什么刊物，我自己也记忆不起来了。为了让今天的青年知道广州过去有这么一场悲剧，就把这篇短文附在后面，作为“广州十月”的结尾吧：

　　10月19日上午，我打给汉口郭社长的电报上还写着：“社长一部暂撤梧州，此间尚安，报决维持至最后一瞬。”

　　但是，就在这一天下午，在我托一个朋友带到香港去的一封信上，我却只能这样写了：

　　“看模样，广州的失陷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当局好象早已决心放弃这个中国仅有的富庶的城市了。警察无秩序地在驱逐市民，在仓皇地逃避了的市民后面，他们就从容地收拾了他们剩下的东西！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整个广州象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我贪馋地想多看一眼这使我留恋了十个月的城市。”

　　这天晚上，广州文抗会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还照常开会，还到了近百的青年。我心里想，一个礼拜乃至10天，总还可以支持吧，看了改了版的10月20日的报纸大样，带着夸示的心情再校读了一遍特派战地记者草明和胡危舟的战地通讯，回宿舍去睡了。自从日军南犯以来，特派记者到前线去的只有《救亡日报》一家，草明、胡危舟和欧阳山三位从前线带回的文稿，也是在广州报纸上发表的最初的战地通讯。

　　像患了急病又无人过问的病人一样，20日清晨广州的形势又急变了，报纸的印刷、发送都发生了问题，同业《国华报》、《越华报》、《环球报》都宣告自动停刊了。我们开了一次留粤社友的紧急工作人员会议，决定了另觅印刷所继续出版，并且立刻动员将这一天无法邮递和发行的报纸无代价地分送给了西濠口、黄沙车站一带的“难民”。 　　

　　10点半，《中山日报》的唐遂九兄打电话给我，说情势紧急，敌人已经过增城了，我想弄清楚这消息是否可靠，打电话去问省政府的黄祖耀，但是打一个小时也打不通。接着，《申报》的陈赓雅兄从香港来，说要上前线去看一看，我们还设法使他能够乘蒲风、许介诸位当晚上要到增城去的车子。广州的谣言一旬来实在太厉害了，所以对于增城失守的消息，谁也不敢也不愿相信。

　　写了21日的社论，我直率地表示了一切愿意留守在广州的市民的愿望，我说：“假使当局认为广州需要守，可以守的话，那就应该给愿意留在广州，愿意参加保卫广州工作的人们与市民以一定的办法，至少，也该使他们以能够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当局要维持广州的秩序，假使说广州已经不能守，不必守，那么也应该明白表示，使几十万市民能够及早离开，能够及早毁弃一切可以资敌的财物！”哪知道连这意见也没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了。

　　正午，一切消息隔绝，闷慌了，我到战区民众动员会去打听一下，遇见了钟天心先生、谌小岑先生，他们还很镇定地布置办公室的桌椅，姜君宸兄伏在桌上写一个计划草案。门口，成群的青年在探问参加服务队的手续，谁也没有一点惊惶的样子，我安了心，将增城失守的消息去问钟天心先生，他坚决地说：这是不会有的事情。

　　再到财厅前去走了一转，关门休业的比前两天多了，但是照常营业的也不少。我买了一些日用必需的东西，这，也就是在广州市街最后的散步了。

　　回到报馆，猝然的遇到了前天已离开广州的《新华日报》分馆的张尔华兄，衣服上血迹犹新，脚跛了，他们的船途中遇到轰炸，许多人受了伤，他的太太伤最重，满身是血，已经抬放在报馆营业部的那狭窄的走廊上了。接着，一下午尽是不吉利的消息，某某地方丢了，某某人失踪了，敌人离广州已经只有几十里……等等，中央社早已不发稿了，广州的晚报，一律停刊了，电讯断绝了，要发稿的时候，除开欧阳山兄的战地报告外，什么战事消息也没有，打电话问，什么地方都没有人接。没有消息，出什么报呢？再召集编辑部会议，决定了在21日之后，暂行停版。黯然地写了一篇“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我们是不能用捏造的消息来欺骗读者和敷衍自己的，我们的休刊只为了“无法获得正确的消息”！我们备函将暂时休刊的经过，报告了一年来热心地帮助了我们的五位本报的顾问。但是送信的听差回来说，大部分的机关，都已经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