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和中共敌后工作
广州沦陷后,广州近郊以及番禺、增城、花县等地,人民群众拿起武器组织武装自卫,频频出击日军和伪军。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伍观淇率领的广东省第二游击区第四支队和禺北、花县武装群众7000多人于1938年10月27日在广州近郊江高阻击日军北犯的江高之战,历时12天,共击沉敌船30多艘,毙伤日军200多人,使日军嚣张气焰受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和增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1940年9月夜袭官塘敌营,毙敌286人;1944年2月突袭石滩伪警察所和联防队,俘伪军官兵50多人,缴枪50多支;1944年11月奇袭新塘火车站,消灭伪军一个连,俘日军站长阿南中佐。中共领导的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在顺德于1941年10月与来犯的伪军激战,毙敌300多人,俘敌100多人,取得以少胜多的西海大捷;1944年春在广州南郊沥滘,全歼伪联防大队,活捉作恶多端的汉奸、土匪“十老虎”中的“八虎”;不久又夜袭番禺新造,摧毁敌人重要据点;1944年至1945年,先后在市桥、湴湄,新造、七星岗等地的战斗,都取得胜利。还有第三党组织的番(禺)增(城)从(化)龙(门)民众抗日游击纵队以帽峰山为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经大小战斗10多次,毙日军军官9人、军曹9人、日军和伪军100多人,缴获长短枪50多支和物资一批。
广州市区的敌后工作,在广州沦陷后有了新的发展。沦陷前,广州的中共组织本已初具规模,党员达400多人。沦陷时大部分撤出。1941年,中共各方面组织陆续派人到广州敌占区开展工作,其中有粤南省委派来的,有东江纵队派来的,有珠江纵队派来的,有北江特委派来的。他们在市内利用各自关系建立联络点,设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等,还打入敌伪机关搜集情报。他们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注重群众工作,发展外围组织,如“游击之友”。1944年底,中共临时省委派陈翔南同志负责广州工作,统一领导党的敌后斗争,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
五、日伪统治和人民的苦难生活
日军在沦陷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视人命如草芥的法西斯统治。日军宪兵部的分部和分驻所遍布全市,杀人如麻。日军在穗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街头的标语却宣传“大东亚共荣”、“日中亲善”、“日中友好提携”等等,掩盖其罪恶。
在广州沦陷一个多月后成立的“广东治安维持会”,1940年5月成立的汪伪“广州市政府”以及各种番号的伪军,都是日军在广州统治的工具。他们极力帮助日军奴役人民,镇压人民;他们争权夺利,大肆攫取财物,大发国难财;他们还积极反共,围剿中共领导的游击队。
日伪统治下的广州,米珠薪桂,许多人失业无助,无法为生,街头常有饿殍,哀鸿遍野,瘟疫流行,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六、广州光复和人民失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给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要他指定广州的日军代表,接受华南抗日纵队曾生将军的命令。东纵负责人曾生、林平等即发出《东江纵队紧急命令》,要求:“我各部队长应立即动员全体军民,开入附近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维持治安,镇压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但是,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早在1945年8月11日就连续下了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等三道命令。同时抢先调派新一军赶到广州接管日军防区,又派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作为中国代表接受侵粤日军投降事宜。1945年9月16日,日军代表、南支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州正式向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签字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二方面军成立肃奸机构,肃奸工作与处理日本战犯同时进行。经过调查、审讯,田中久一和大汉奸“和平救国军司令”吕春荣等被判死刑,于1947年3月17日和1945年10月14日在广州执行枪决,人心大快。 广州光复,人民大众以为可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过和平生活。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民大众之愿,光复后的广州,国民党当局各路接收大员纷纷到穗,把接收变成“劫收”,不择手段争权夺利,贪污受贿盛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生计维艰,怨声载道,加上国民党当局违反民意,悍然发动内战,生灵涂炭,新的经济、政治危机因此迅速出现,一场革命暴风雨不可避免地要应运而生。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