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球同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华南地区开展民主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农工党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他忧国忧民,舍生忘死,把毕生精力献给爱国民主事业的崇高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胸怀坦荡,作风正派,为人热情的优秀品格铭刻在我心里。伯球同志在50多年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30年代初,他从日本回来,就成为第三党的领导干部。他抱着满腔热情,早年投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宣传团结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就与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云广英同志直接联系。他积极工作,不避艰险,配合共产党进行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初,伯球出任兴宁县长。其时,日寇侵犯华南,揭阳一部分和汕头等地区已先后沦陷,他按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在兴宁开展地区抗日救亡武装活动。我当时正在梅县一间中学教书,他找到我,约我一起到兴宁工作。到兴宁后,我被任为主任督学,李义容为警察局长,叶志良当警察队队长,李焕良、钟国辉两人担任县保安连连长,钟旭元任助理秘书,徐燕千为建设科长,张奠川为民政科长,三党同志10多人分别被安排到各个岗位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办了一个乡干班,学员大部分是乡干部,有部分是共青团员,共200人左右,编成一个大队,曾伟任该班大队长,我兼该班指导员,伯球同志兼任班主任,主要由曾和我负责工作。学员通过三个月培训,再回到乡村,乡干班为开展人民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人才。该班学习内容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抗日现阶段》、《论持久战》,朱德的《游击战争》等三本书。伯球同志十分关心班的工作,办班期间,他召开了一个农工党干部会议,梅县的陈伊林、陈晓凡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城郊伍屋召开的(是伯球的住所,伯球同志以后叫伍屋会议),从晚上开到天晓。伯球同志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题目是“广东抗日救亡形势和我们当前的任务”,讲得很好,分析了形势,指出兴宁、梅县地区很可能受到日寇的侵犯,组织武装,保卫兴宁很有必要,坚定了我们办班的信心。在会上他又提出搞武装一定要与中共配合,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学期间,我又去罗浮、石马视察地形、地势,为开展武装斗争作了准备。在兴宁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被地方的顽劣势力联合向国民党广东省府报告伯球同志为异党分子而被撤职了。 伯球同志当县长公正廉明,生活清苦,交班后连路费都没有。可他干劲很足,那时敌机经常轰炸兴宁县,他不顾个人安危,头顶敌机盘旋,置身视察路段炸毁情况,抢修公路,保障交通,维护人民生命财产。他任县长期间,即使财政困难,也准备拨出一部份款作为武装活动费用。 伯球同志很关心县政府干部的思想进步,白天工作忙,晚饭后,将县政府干部叫到一起,谈抗日形势,提高大家认识,要求大家进步,当时大家称他为“青年县长”。 伯球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坚持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一直鼓舞着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学习伯球同志的精神,充分发挥我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工作。 我和伯球相识,是1936年夏于广州,当时我因和陈柏麟、钟顺源等十几位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而被捕坐牢,伯球听说后即通过新任警察局长李洁之的关系营救了我们。从此我们两颗爱国之心开始相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