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2018-04-02 16:23:07

　　大约是12月8日的黄昏，震荡全城的机关枪声和炮声响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半个天边。也是这天的晚上，我和刘坚被派往下关看守封用的船只，看样子在做好撤退过江的准备。可是两天后又被调回后方驻地，而且接到通知，要各人买备便服，准备必要时躲入难民区。11日，再接到紧急通知，凡愿意乘船渡江撤退的，立即报名，等候出发。我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决不临阵退缩。

　　12月12日整天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晚饭后，我和刘坚被派到中山路旁观察情况。下午五时左右，突然看到一些杂乱的队伍慌张地沿着中山路向挹江门急速奔跑。我们意识到战局已出现险恶的变化，迅即回去汇报情况。可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接到通知，要立即到太平门“突围”。这真是晴天霹雳!可是沿那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突”了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也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后方办事处人员已无影无踪，无从联系查问(事后根据当时率领后方人员行动的师部副官处处长梁岱的忆述，是日下午五时左右，他接到师长李江的紧急电话通知，师部已奉令向太平门“突围”，着他迅即率领后方官兵集合在驻地中山路的路旁，等候队伍经过会合。当时，在电话中听到的只是这么简短的几句，一句话也来不及问便中断了。他即率领大家在指定的地点等候，但见到的尽是狂奔的杂乱队伍挤满了整条中山路，完全看不见本师的官兵。他判断已无法联系，仗着自己熟悉南京的地形，立即率领官兵于7时左右跑到太平门。可是整个太平门却堵塞着沙包等城防工事障碍物，仅能容个人单身进出，而城门外已挤满了人。他知道出城无望，最后，便决定独自找人用脚绑在城墙上吊下出城)。

　　我们这些后方人员多是没有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的;加以身上没有武器，手上没有地图，不知怎样去“突围”。而政训处处长凌仲冕，自从部队开到前线以来，即在八三军军部随同军长邓龙光行动，政训处的工作由秘书邓飞鹏主持。在这紧急的关头，官兵们群龙无首，更加惊恐惶惑(原来凌仲冕也在“突围”中和邓龙光失掉联络，他忍受不住那些夺路奔逃的散兵们的喝骂，感到没有气力冲出城门，便带同卫士转身躲入难民区)。我们集合去到中山路，见到的都是溃退的杂乱队伍。看不见师属的官兵，因而只得跟着汹涌的人群，朝着挹江门快步前进。可是临近挹江门，负责守备的三六师却不断地向天空开枪喝阻，说什么奉令堵截，不得临阵退缩，不准出门渡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们说，这是奉令“突围”，仍然枉费唇舌。有人提议用武力冲出去，但大家心里明白，用轻武器突破城防工事，是自取灭亡。所以没有人同意。这时听到政训处几位同事私语着准备躲人难民区。我则想着要设法跟上队伍，拼命也要冲出去，不做难民。但在行走着的人群中，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茫然不知所措，只好随着人流挤动。尚好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广东口音，都是走向太平门，我的情绪才稍为镇静。

　　走了两个多钟头，总算到达太平门了。太平门的门前已挤满了人，水泄不通。我费劲地挤，又过了一个多钟头才挤到太平门口。本来城门长、宽、高各约四米，城防工事的沙包等障碍物已被先头部队拆除。这么宽广的城门，纵然是排成四路纵队行进，也可以迅速通过。可是现在争先逃命，互不相让，变成阻塞。有些人丢弃了武器、辎重、器材、行李后才冲出去;有些人被挤倒在地活生生被踩死;有些在挣扎呼救。真是惨不忍睹。事后听人说，有的人在生死不得的时候，迫得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弄到其他人也同归于尽。

　　城门通道骤然隆起几十公分高的物堆和人堆，我是被挤在人群的中央，两边没有借以倚靠的着力点，身躯更摇摆欲坠。好不容易挤到距城门口外只有半米多远的地方。那些冲出了城门的人聚集在城门外的空地上喘气，个别人在抽烟。可是我两腿却深陷在人堆和物堆中，无力自拔。由于高出地面几十公分，我的头部差点触着城门顶，身躯几乎难以自支。我呼救和挣扎，也无济于事，只是眼巴巴望着靠墙边的人挨着墙边一个个出了城门。这时，一个被我踩踏着的战友用软弱无力的手掌推、打着我的两腿，我也预感到快要和他遭到同一的命运。我意识到，只要倾倒下去，后面的人踩上一脚，那就宣告我的生命就此完结(事后，几位爬出城墙转到下关但因无法过江而迫得折返南京躲入难民区的同事告诉我：13日晨早，他们是踩着几十公分高的尸体才通过挹江门进城的。那天晚上人踩死人的惨剧，岂独出现在太平门)。

　　冲出城门外的战友大喝大骂，企图劝说大家镇静下来，有秩序地依次出城，不要争先不让弄到同归于尽。可是谁也不听不理。这时有两个军官商谈如何威吓嘈乱的人群使之平静下来的办法。跟着“啪啪……”一连串驳壳枪子弹打在城门外的墙顶上，枪声果然吓住了你推我挤的人群。我趁机使劲地拔腿跃身，象跳水似的迅即从几十公分高的人堆、物堆滑溜下去，溜出那半米多远的城门。后面好几个人也和我一样溜出去。感谢那一连串的驳壳枪声，给予我们第二次生命。

　　侥幸溜出城门，可是身上的小包袱已被挤掉，真是仅以身免。我疲乏无力地行到大家身旁坐下来喘气。在坐的虽全是广东官兵，但没有一个相识的，举目无亲。我向他们打听退却的方向，谁也无法答复。事后，据收容队的营长林诗学回忆说，他曾接到“突围”的简单命令，指定向太平门“突围”，第一天经汤山到句容，第二天经大茅山到天王寺，第三天到宁国集中。可是这样的命令，也许只匆匆下达给带兵官，其余的官兵未必知道。因而我虽然多方查问也得不到答复，这是毫不奇怪的。

　　过了片刻，人们纷纷出发，我也本能地跟着他们走，不再查问去什么地方。我感到唯一的生路是紧跟着他们行动，同生死、共患难，不管谁负责统率、指挥;我绝不能掉队。跟着他们摸黑沿着公路行进。听说，这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

　　三 途中的战斗

　　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出了太平门后经过休息、整理，多多少少还保持原来的建制和指挥，因而，逐渐已不再是杂乱的人群，而是稍有秩序的挨次沿着公路前进的队伍。公路面上每隔一米左右便堆着小小的白米堆，标志着地下埋藏着地雷。地雷是当前的主要敌情。“小心地雷!”大家顺次传送这个口信。一路上凝神注视着那些米堆，小心谨慎地移动着缓慢的步伐，互相关心。广东话把大家拧在一起了。

　　13日早上天亮后不久，我们通过紫金山山脚直走向对面的小山坡。突然，那山坡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丢那妈，冲呀”!“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大家都争先向着枪声响的山坡上冲上去。我十分兴奋，赤手空拳也跟着大伙冲上去。敌人很快被我们击溃了，枪声也很快停止。我惊奇地询问右侧的一位战士，是不是就这么容易打一个胜仗?突然，从后头飞来的枪弹声代替了回答。“呼”的一声，一颗步枪弹从我的左耳边掠过去，顿时我失掉听觉。只见人们相继扑倒躲避，原来一架敌机已在距我几百米远的左前方扔下两枚炸弹。我本能地迅即扑倒在一个小土堆上，突然一连串机关枪弹竟从后方射到我头部右侧几公分远的土坡上，飞沙扑面刺痛。我伏倒着不敢动。及至敌人的枪声转移，我慌忙跟着人们飞快跃过一米多远的山坡岭口，奔下坡背，脱离了敌人的射程。这时，战友们神态自如地缓步行进，纵情谈笑，好象刚才并没有经历一场险恶的战斗。我受到他们轻松情绪的感染，也惊魂稍定。听到他们谈论分析，敌人掌握了我们“突围”情况，布下“诱敌之计”，用少数兵力在对面的山坡顶上吸引我们冲上去后即绕后撤退，把我们引进在紫金山山腰布下的火网里。按常识，凡是穿棉大衣、佩短枪的都是军官，正是敌人的特别射手的目标。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兵”，竟穿上左臂佩着“南京卫戍司令部通行证”黄色大臂章的棉大衣、跟随战友们在战场狂奔猛冲。我痛恨自己无知，可能有的战友已做了我的替死鬼。因而马上丢掉棉大衣才跟着继续前进。事后知道，那天在那个地方，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战斗。由于我们不掌握敌情，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和战斗计划，竟接连多次上敌人的当，惨遭重大的牺牲。一五九师副师长罗策群，就是在那里身先士卒而壮烈牺牲。

　　由于经历一次战斗和长途行军，队伍已越行越稀疏，有些人已各走各的路。整天在田洞和山岭小路行进，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13日的黄昏前，我跟着一群散兵走到紧靠公路的山坡小田洞。看见躺着几具尸体，几个广东伤兵在呻吟。一个伤兵用绝望的眼光望着我，哀求我给他加一枪，让他彻底解除痛苦。我没有带枪，也不忍那样干，便飞快向前跑了。我意识到刚才这里发生过战斗，警惕地留意着敌情。忽然看见一群战士正在扼守着前面公路的隘口，阻击着敌人的二辆战车。我手中没有武器，无法参与战斗，便趁着敌人的战车被阻击不能前进的时机，跟着几个战友迅速穿越公路，到不远的田基防空洞里，睡了一夜。后来在收容队听到林诗学谈及当晚的战斗情况得知，他在这里曾指挥队伍与敌人激烈战斗，但因众寡悬殊，迫得后退九华山。我由于一步之差，穿越公路就和他走着不同的方向。

　　四 流浪与徬徨

　　14日晨早，大雾迷濛，不辨方向。敌人战车不断地在公路疾驶。差不多中午我们才能走出防空洞。昨天的人流已看不见了，只偶尔见到几个散兵。靠近公路的村庄，已被敌人烧光，有的还在冒烟，屋内外躺着无人掩埋的老百姓的尸体。我和两个散兵在远离公路的田野小路徘徊，到一户人家讨饭，想不到一个中年男子竟拿着大木棍驱逐我们，边追边骂：“国家养兵，用在一朝，你们丧失国土，做可耻的逃兵，还有面皮来讨饭!”骂得我们羞惭无地自容。

　　徬徨了大半天，疲、饿实在无法支持，看到公路上没有敌人来往，便冒险走到靠近公路一幢烧了半截房子的人家讨饭。一位慈祥的老大娘出来递给我们每人一大块饭焦，并叫我们放心吃个饱。可是因饥饿过度引起反胃打嗝，一点也吃不下。只得捧着那些饭焦，道谢而去，边行边食。将近黄昏，我们走到一个离公路颇远的大村庄打听情况。一个面带病容的中年男子，竟“好心肠”劝我们赶快化装为难民，脱下军服，换上便服，好一点的内衣也要“换”掉，胶鞋换对破烂布鞋，那个勤务兵替营长背带的鹤绒被，“换”上了七、八斤重的旧棉胎。换了就要我们迅即离开，以免他们受累。

　　15日中午大雾消散后，我们三个人走出防空洞。公路两旁所看到的尽是烧掉的店户和老百姓尸体，看不见一个人影。下午两点多钟，见到一个化装难民的广东部队的长伕，知道他取道前头的丹阳县宝堰镇转往芜湖。我感到：徬徨了三天仍然离不开句容县境，现在他既然探听去丹阳的路向，我决计跟着他走。那两个散兵不同意，各走各的路。

　　大概走了两个多钟头，路经句容县属周下隍村。我向老百姓查问去宝堰镇的路向，顺口讨饭。一个中年男子热情地接待我们到他家里吃饱一顿三天来没有吃过的正式饭菜。他告诉我们说，宝堰离这里只十多华里，虽未遭敌人骚扰，但也是沦陷区，并不安全，且已是黄昏，劝我们在他家暂宿一晚，明早再动程。接着带我们到一间草屋休息。不久，又带同他的爸爸、哥哥来和我们攀谈。他看出我不是难民，而且肯定是广东军官，并坦率告诉我，他是本村甲长胡恒心，父亲名胡荣贵。家里有田地二、三百亩。近来，他多次和广东部队打交道，觉得军纪比其他部队好。这几天来他接待过不少过境的广东散兵吃饭。他的父亲摇头叹息，对我们极表同情，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坦率讲明我的身份。他们父子都认为，宝堰和邻近的地方皆非安全地区，前往芜湖要越省过县，情况不明，不独艰苦难行，且旅途险阻，因而劝我们留下暂住，等待“布告安民”才帮助我们回家。我感到自己走投无路，难得有人相留，只好感谢并同意权且安身，随即把收藏的金戒指和十元钞票交他们保管，表示对他们深信不疑。同行的长伕则决定独自前往芜湖。

　　落难他乡，心情不安。我每天习惯地到村边的地塘(晒谷场)遥望公路的动静。苦恼无聊时则低声唱《流亡三部曲》。12月30日下午两点多钟，一个过路的中年男子告诉我一个消息：广东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和一五六师师长李江在墓东村收容散兵，并准备今晚拔队出发。我把这情况告诉胡老伯，他听了后，随即安排我食晚饭，把代藏的东西交还给我，由胡恒心带我急步前去归队。

　　我们匆匆赶到墓东，队伍已开始出发。我报到后编入司令部随同行动。这时才知道：负责收容的是六十六军军部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镳，不是军长叶肇，也不是师长李江(归队后才知道：叶肇出了太平门即弃甲曳兵，化装难民，逃往上海，几个月后才南返广东。可是他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竟到处作报告，夸耀他的“英雄战绩”;师长李江则不执行率部突围的命令，带同几个卫士潜去挹江门，因无法出城，乃转到附近的城墙下由卫士用脚绑编绳把他吊出城，随后在下关混过江)。我被收容归队，正象孤雁归群，何等高兴!后来我经常为胡老伯一家的安全而担心。抗战胜利后，我通过宝堰邮局和他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无事才如释重负。

　　五 收容与归队

　　我被编入收容队司令部随同郭永镳行动。时间虽短，但了解的情况却不少。

　　郭永镳原是六十六军参谋处上校处长，不是带兵官。“突围”出城后，13日到达句容县九华山脚墓东村。那时，在这里一带流浪的队伍虽然多是广东人，但散乱混杂，无人率领。有些带兵官如叶肇之流只顾个人保命，对部属“六亲不认”，或者避而不见，见而不理。当时，郭永镳是个幕僚，但他看到这些广东子弟流离转徙，人地生疏，徬徨无主，便自告奋勇，决定在九华山山脚的入口墓东村设站收容。这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第一，句容县属靠近南京，是沦陷区。既有汉奸、敌谍活动，又有土匪出没，更有散兵游勇结伙抢劫;第二，那些散兵除了绝大部份是广东队伍外，还有蒋介石的王牌军教导总队和宪兵等等，因不断补充增加，同一单位的官兵也有互不认识，情况不了解就难于统率;第三，句容是富饶之地，有些地方未遭敌人侵扰，短期给养虽不成问题，但每天得付出一笔偌大的开支。有些军官纵然身上有点现款，要动员他拿出来可不是易事，且涓滴之水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可是郭永镳却大胆地整理这个烂摊子，担负起收容的责任。我曾私下问他何来这个胆量，他说：估计“突围”出城的军官，总会有携带现款的军需;否则，到时再设法解决，不能对散兵们坐视不理，见死不救的。

　　12月14日，在墓东设站收容。那是九华山山村的入口处。是晚，郭永镳随即率队伍进入山村，分散居住。一五九师的营附林诗学率领建制较完整的一个连留在墓东，派便衣扼守山坳。几天后，除留下便衣步哨监视山坳外，也一并调入山村驻扎。

　　这时，一五九师四七五旅九五二团上校团长何全标、一五九师四七五旅少将旅长林伟俦也先后经过墓东，遇见林诗学得知办理收容情况，也进入山村会合。林伟俦在突围时脚部受轻伤，他另设旅部率领何全标等随同行动，协助策划。收容的工作始终是郭永镳独负全部责任。几天后，果然有一位六十六军军部少尉军需翁永年带着万元以上的现款前来报到(另一位军需也带来少量现款，已忘其姓名)。这样，不独给养问题解决，还可以替官兵购买化装的便衣。我和收容队的官兵每谈到这个问题，莫不佩服郭永镳真的料事如神。

　　从12月14日起至30日止前后十七天，共收容官兵约一千三百多人，共有枪枝约三、四百支，但轻重机枪极少。全体官兵分为三个营建制。其编配及主要人员姓名如下：

　　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郭永镳(原六十六军参谋处处长，归还建制后不久，升为该军少将参谋处长)

　　政训员 李益三(原一五六师政训处上尉科员。)

　　军需 翁永年(原六十六军军部少尉军需，归还建制后升上尉军需。)

　　军医 ××和尚大师(忘记姓名。他不愿在沦陷区做顺民，随收容队出走。擅长医疗跌打创伤，热情为伤员医治。抵广东后，听说由郭介绍入南华寺。)

　　第一营营长 林诗学(原一五九师上尉营附)。

　　营附 李植生(原一五九师上尉军械员)。

　　第二营营长 崔直行(原一六○师上尉连长)。

　　营附 ×××(原一六○师军官)

　　第三营营长 谭廷光(原一五六师少校团附)

　　营附 文耀华(原一五六师上尉营政训员)

　　特务排排长 ×××(忘记姓名)

　　12月30日吃过晚饭后，队伍由墓东开拔出发。沿路经漂水、漂阳、朗溪、广德等县属的大茅山脚、马家、天王寺等地。

　　为了避过敌人，只能夜间行军，白天宿营。行军时不走交通要道，要绕过敌人的哨岗，穿越公路。沿途老百姓热情地协助解决侦查敌情、给养、宿营等问题。经过大茅山等三个土匪山头时，郭永镳派员和他们联系，做说服工作。大茅山的土匪势力大，郭永镳特派第三营营长谭廷光上山，会见了他们的周大哥(另有二哥、三哥)。这次说服工作很有成效，周大哥深受感动，拍胸发誓要保证我们安全通过，还亲自下山向郭永镳表示敬意和派人带路。郭永镳赠送几支长短枪做回礼，鼓励他们拿去打鬼子，并请对后来的散兵给予指引通过。谭廷光曾对我说，他单身上茅山时没有说出姓名、职衔;可是周大哥出迎时却连声称呼他谭团附。从这点可以判断，我们的官兵有的因走投无路已落草为寇了。其他两股土匪也同样保证我们安全通过，并派人带路送到下一站。

　　出发后四、五天在马家宿营时据报，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附近活动。但因过境时间匆促，查不到那支游击队的驻地，无从派员与他们联系。

　　1月8日左右，路经广德县属某地宿营时听到当地乡长说，最近广德县城只有一、二百敌人，公路沿线的守备力也薄弱。郭永镳立即邀请林伟俦、何全标等到司令部会商即晚进攻广德。林伟俦语重心长地对郭说：“参座!我们的队伍是刚刚收容的散兵，武器弹药也简陋缺乏，没有什么战斗力，且不了解敌情，恐怕没有进攻取胜的把握。你能率领这些收容人员安全脱险归队，你的功劳也实在不少了。”林伟俦这么一说，其他的人也附议，郭永镳便打消了收复广德的计划。

　　行军所经的沦陷地区，到处都看见惨遭敌人烧、杀、奸淫、掳掠的景象。老百姓深感国土沦亡的惨痛，对我们这些“突围”后幸存的官兵倍加同情、帮助。我们“突围”后多是只身逃出虎口，收容集结后虽解决两餐，但没有军饷，衣衫褴褛。郭永镳对官兵进行严格的纪律教育，再三指出：要取得老百姓的同情协助才能归队。因而官兵能守纪律。从沦陷区到脱险后的一个多月长途行军，没有发生过违纪事件。在沦陷区某地宿营时，我曾看见一个老大娘送一双旧布鞋给站岗的士兵，那士兵却再三解释因为没有钱买而不敢收下。

　　旧历12月正是严寒的季节。从收容到脱险这段期间，晚上每个人都蜷缩在禾草堆里睡觉，士兵们把这叫做“金针菜炆鲩鱼”。由于没有洗澡，又没有衣服更换，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园胖饱满的虱子。白天对着太阳或围着炉火捉虱子，一次捉到一、二百只的是常事。

　　六 重归旧建制

　　大约行了十个晚上，于1938年1月10日左右脱险抵达安徽省宁国县的苏村、姚村。那是第四军(军长欧震)的防地，驻有一个中队的游击队负责警备。再步行三天取道绩溪等地开往薛岳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的徽州。在那里休息四、五天，即取道屯溪前往江西省弋阳县，等候乘火车赴湖南醴陵。在那里也休息四、五天。各营、连利用时间与司令部结账。在醴陵休息两天后，全体官兵举行聚餐，欢庆归队，并拍照留作纪念。随即由各师派员接收，归还建制。时是2月下旬。

　　刚抵达我军的警备前线，林伟俦即单独离队赴武汉。听说当时适值召开高级将领重要军事会议，蒋介石特地通知他也参加，并对他当面表扬一番。

　　刚抵达徽州，郭永镳即着我往电报局拍电报给广州余汉谋，报告率领“突围”部队壹千余人安全脱险概况。但发电人却署林伟俦的名字。我很惊奇，郭满不在乎地解释说：“我只是一个幕僚，不是带兵官，林伟俦是少将旅长，假如用我的名字向上报告，林伟俦便是‘失责’。我和林伟俦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现在同在六十六军工作。将来，林伟俦有前途，那我也有前途，何必计较用谁的名字发电报的问题。”说罢还露出悠闲的微笑。

　　我们每一个被收容脱险归队的官兵，对郭永镳负起收容责任的魄力永远感佩于心。所以，一到达醴陵，三个营长和军官们即集款购买一面镜屏，记述收容经过，以收容队全体官兵的名义，送给郭永镳借表感激之情，并永留纪念。

　　四十六年前往事，多已淡忘。幸得远处海南的当年旧友、现在任广州市参事室研究员的林诗学君几度来函补充核对，本文才得以写成。谨附志数言，以示对林君的感谢。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