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礼锡
来源：炎黄春秋   2019-06-27 14:07:22

　　王礼锡1934年3月于伦敦

　　王礼锡(左)和胡秋原(右)赴苏联途中

　　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

　　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

　　志在求仁仁自得，才堪率众众佥同。

　　湘江此日新传捷，誓扫倭奴以报功。

　　上面这首诗，是1939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各界追悼爱国诗人王礼锡大会上朗诵的。王礼锡1939年7月率作家战地访问团，在中条山进行战地访问中患病，送洛阳医治无效逝世。葬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长眠龙门西山已经6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王礼锡其人其事，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个别文化界人士写文纪念，他的后裔也曾到洛阳垅墓树碑，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及爱国主义精神，仍鲜为人们所了解。为此，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写成此文，对他作简要介绍。

　　一

　　王礼锡，江西安福县人，字庶三，生于1901年3月。7岁丧父，自幼从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就是他童年的作品之一。

　　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登高，校长以秋景为题命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赞叹不已。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作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他25岁执教于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时，已写有新、旧体诗千余首，并选编成诗集《困学集》。

　　大革命时期，因景仰三民主义，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媚上取宠。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使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逃出了虎口。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四省;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疯狂地向上海发动进攻。王礼锡这时在上海奋力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头一天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在《淞沪抗战号外》上，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2月7日，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人，联络一批作家、学者，在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淞沪停战后，王礼锡将他的《战时日记》，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十九路军和群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记述了日军破坏我国经济、文化设施及居民房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还记述了政府的对日妥协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这本《战时日记》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

　　二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任职时，他向陈铭枢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这个建议得到陈的认可。神州国光社原来是一家以出版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为主的出版、经营单位，自王礼锡接任主编后，即改变为以出版社会科学、进步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书籍为主。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在外国文学方面，出版了鲁迅主编的《文艺丛书》，其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没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书籍。这些带有革命色彩和进步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多数出版社不愿或不敢出版的。

　　创办《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王礼锡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提出“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作忠实的介绍;革命文学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品一样的登载。”在第二期，他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对中国社会展开探讨与研究。他在《论战》的《前言》中指出：“现在是……正需要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该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试解。”《论战》第一辑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当年这场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当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由于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神州社的出版物被查禁;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发行分所均被查封。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权在福建成立。王礼锡于当年11月回国，参与起草了《人民权利宣言》、《政府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不久，“闽变”失败，他又被迫逃亡伦敦。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次会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任执行委员。这个时期，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内战不应再有，外来的侵略必须抵抗”;“中国没有所谓‘赤色恐怖’，外国的侵略，不能以‘消灭赤色恐怖’为借口。”

　　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原料，使一些生铁、钢板搁置在码头，迫使日本货船驶离港口。

　　四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搞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共命运。

　　1938年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全英援华抗日运动总会主席高兰士、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著名作家贾克生等人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席了宴会。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前往参加。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

　　现在血泊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我要归去了，

　　归去赶上中国的春。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

　　在重庆，他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蒋介石听后，“唔”了一声，对此未表示可否。王礼锡在回答蒋“为何要急于奔走前线”问题时，动情地说：我是要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地位来工作。“为了号召国际的正义……我想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

　　这次会见后，国民政府授予王礼锡“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衔。国民外交协会增选王礼锡为常务理事。稍后，以孙科为院长的立法院又选他为立法委员。

　　1939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当年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中弹炸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

　　五

　　1939年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他们是王礼锡、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李辉英、陈晓南、张周、方殷。经周恩来在会前的推荐，理事会决定由王礼锡任团长，宋之的任副团长。访问团的成员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他们郑重嘱咐：“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走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绵薄。”

　　1939年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并致词。6月18日访问团离开重庆到西安，在一次欢迎访问团的茶会上，一位国民党党部官员竟然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唱赞歌，并且还恶意地责问访问团：“你们文化人为什么不丢下笔杆、拿起枪杆来?为什么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王礼锡当即回答：“抗战需要枪炮，也需要笔杆。语言的子弹，能打穿敌人的面具和灵魂。这敌人包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日寇和汉奸出于恐惧自然要我们放下笔杆。不知这位先生为何也要我们放下笔杆?这位先生责难我们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我们写的都是揭露、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歌颂同胞抗战的作品，这位先生竟把它们看成对内，不是把自己划在敌人一边了吗?至于说到希特勒，我到过德国，耳闻目睹希特勒驱逐残杀犹太人的暴行。希特勒的理论是：日耳曼民族不能混有‘低劣’的犹太人的血……想不到现在竟有人与希特勒攀起同种来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希特勒的信徒已悄悄溜走了。

　　1939年7月13日至25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停留12天。其间他们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其他将领及部队官兵;参加了洛阳新闻界的招待会;到伤兵医院慰问了为抗击日寇而受伤致残的官兵。鉴于卫立煌统率部队在中条山一带抗击着五个师团九路进攻的日军，而且节节胜利，王礼锡代表访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干城”的绿色锦旗赠送给卫立煌。卫立煌在答辞中说：“卫国抗战，本是我军人天职。诸位隆重的盛意，我实在不敢当……诸位每一杆笔可抵10万兵，14杆笔将抵140万兵。这140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支雄厚的力量。”这是戎马半生的将领对作家访问团的赞誉。

　　六

　　7月25日，王礼锡率作家访问团由渑池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战地。当他看到波澜壮阔、浪涛滚滚的黄河，不禁思绪翻腾，诗如泉涌，写下了《黄河南岸速写》、《渡河》两首诗。

　　在中条山，团员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冒着同敌人遭遇的危险，访问村民，访问战壕中的战士，访问游击队员，他们搜集了许多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寄往国内外多种报刊。

　　在晋南，他听说民间有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叫“红枪会”，拥有10万之众，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内瓦他曾参加过世界农民反侵略协会的筹备会，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民反侵略的组织。他打算把“红枪会”吸收进去。因此他和访问团专程去参加了绛县90余村“红枪会”的骨干会议。王礼锡热情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及全国抗战形势，希望他们参加国际反侵略农民协会。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欢呼。

　　在前线访问的日日夜夜中，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常常工作到深夜。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顾不得休息，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酷似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中，痛快地洗起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发冷，躺在床上，头脑阵阵昏眩。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军医诊治，当时诊断为感冒，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访问团决定将他护送至洛阳治疗。

　　他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十分严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8月31日，洛阳各界代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主持大会，访问团副团长、剧作家宋之的致悼词。

　　当年秋、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吉安、香港及国外一些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中央日报》、《抗战文艺》及国内外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王礼锡逝世的消息和悼念诗文。

　　王礼锡一生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有诗集《市声草》、《去国草》;诗评《李长吉评传》、《南北朝诗论》;论文、随笔《中国社会史论战(4)》、《战时日记》、《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译著有《家族论》(与胡秋原合译)、《世界经济体系》(与王亚南合译)。他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