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1941－1943：鼠疫围困的城市 　　
来源：北青网   2015-09-12 11:34:54

　　逃跑的死人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原住的十多户农民迁走。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进入隔离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死了。到隔离医院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而且还会开肠破肚地解剖。”（引自《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

　　然后是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建成了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40年代的常德，虽然被战争扰乱，但还是恬美的农业社会，人们重死人入土为安，有一整套丧葬文化。“人死饭桶开，不请自拢来”，哪家死人了，亲朋好友都会来吊孝，请道士做法事也要几天几夜。

　　“因此，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常德细菌战调查会留下了满大启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据满大启老人讲，共烧了309具尸体。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一哭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也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月的大流行时。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全家人就握着两个孩子的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抽搐死亡。

　　四更天时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己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找不到原来的地方了。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但死神是很难关得住的。1942年5月桃源县的一个叫李佑生的农民进城贩猪，看到城里到处死人，又打针又隔离，很害怕。连夜买了一根绳索，从城墙上越城而去，结果在家乡马鬃岭李家湾引起剧烈的肺鼠疫流行。肺鼠疫是人要接触患者即可被传染，而且死亡极快。5月10日到5月30日李家湾李氏家族及邻居先后死亡16人。

　　常德鼠疫失控，鼠疫在常德各县各乡剧烈流行起来。

　　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1945年，谭学华接待了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并准备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托马斯·H·莫罗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后，认为应该将此列入东京审判的内容，追究主导者的战争犯罪行为，他特地飞往中国调查，会见谭学华并收集证据。罗莫和谭学华谈过之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

　　但因为美国军方急欲获得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活人实验方面的情报，莫罗被调回国，另外由四任美国军方调查官接手调查。最终美国和日本细菌战犯做了交易，这段历史便被掩盖了下来。

　　中国受害城市、受害者的悲惨经历，从此被深埋了起来，不为人知。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等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发现当年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大佐的“业务日记”，才确定常德鼠疫是日军撒下的36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发。当时飞机携带了两只装有跳蚤的盒子，但因为大雾等使攻击条件不好而一侧的盒子没有打开，于是连盒子一起扔进了洞庭湖里，另一侧的盒子里的跳蚤全部撒在了常德城里。

　　常德攻击后日军士气高涨，认定跳蚤是最有效的细菌武器。日军岛村参谋提供了收集来的战报：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1998年，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法院经过8年的审讯，宣布中国原告方败诉，但承认中国受害方向法院提交的全部受害事实，其中认定常德（各县乡镇）的死亡数字为7643人。